1. 引言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和军事家。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硕儒之一。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成为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高峰人物。在其庞大的心学体系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于古于今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思想提出的背景，内涵及其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2. 知行合一提出的背景
2.1. 时代背景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1意思是明朝乱“乱”在“文盛实衰”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所以必须提出“知行合一”来医治文盛实衰、知行脱节，只知不行的时弊。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种求知的功夫实际上就是只会读书记诵、章句训诂，而不注重实事实功，造成空疏谬妄、支离牵滞的极端腐朽的社会风气。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种种弊端，这时都明显地暴露出来，失去了对人的说服力。
步入中叶的明王朝，社会矛盾尤为突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赋税和地租的加重使得民不聊生。明朝为了维持统治秩序，便加大统治力度，对人民进行专横残暴的压迫。处于这种环境下的人民为反抗明王朝的压迫多次发动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明王朝内部皇室与藩王、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不仅威胁着当时的统治，也猛烈地冲击着道德伦理纲常。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说：“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是人己见，莫肯相下求正[1] (p10)。”为了挽救明朝的危机，王阳明带兵平定藩王的叛乱，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反明武装。但是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消除人民的反抗，还是需要通过教育，铲除人们内心的叛逆与不守本分的心理，而教育要比镇压更为艰难，正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2] (p121)。”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破心中贼的办法。那就是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
2.2. 理论前提
知行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知行问题最早的论述出自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说命书》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2于知行关系的问题，历史上众多学者都进行了讨论。有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与行”3；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主张知必见于行[3] (P139)”；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4知行问题是一个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上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社会的治乱更替。在这个时期，王阳明在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批判的同时，充分吸收继承了陆象山的心学，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的学说：“知行合一支说， 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实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5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于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6“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7阳明试图通过对这种知行分隔行为的批判，来纠正当时社会上“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弊”6的情况。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3. 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的“知”是指良知。在此他继承了孟子有关良知的思想。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4] (P287)。”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是指人生来就有的道德。他认为小孩之所以孝敬其父母、尊敬其长辈，不是后天学习到的，而是先天就带有的。此外，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所谓心外无善，而这也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所在。王阳明继承这一思想，提出了良知说。并指出，良知是一种绝对善的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他认为，自己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把自己心中的良知推广到各种事物上，那么各种事物就也有天理了。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5] (P54)。”“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5] (P54)。”这些旨在论证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即是道。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中的“行”是指对良知的实践以及对道德的体会和实践。他说：“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6] (P208)。”实实在在去做某件事就是实践。阳明的心学是从对程朱“心理为二”的批判开始的。王阳明在批判程朱学派把“心”和“理”分别独立开来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心学主张，即所谓“心即理”，在此基础上产生他的“致良知”说。良知是指“知”，是主体的人格理想或道德理念，而“致良知”就是推广和扩充自己的良知，也就是“行”。“行”是依据主体的理念理想而有的具体行为，是良知本体的外在显露。黄宗羲曾指出，在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中，“致”字即是“行”字。8“致良知”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知与行的统一。正是因为“良知”为“知”，“致”才有“行”之义。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因此，在晚年提出“致良知”的宗旨之后，王阳明不仅没有放弃知行合一的说法，而且常常强调良知本身就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
王阳明在论知与行的时候总是强调知、行不能分作两件，因为这样不仅在理论上否认了知行的相互渗透，而且在实践上把“本是一个工夫”的知行割裂了。王阳明强调知行不能“分开两截做”，他说：“圣学只是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7] (P41)。”因此，知行在王阳明看来没有顺序上的差别，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行合一”从本质上讲就是道德实践论。由此不难看出，“知行合一”说与他晚年所提出的“致良知”说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4. 知行合一的深远意义
儒学作为中国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的积淀、丰富和发展，对于后世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的现实行为已经与传统的道德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如何用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现代的问题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难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可以为我们沟通传统理论和现代实践架起一道桥梁。
王阳明曾认为真正的道德理论是以道德实践的完成来判定的，“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念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8] (P171)。”如果没有道德实践，那么道德理论就沦为了空谈。并且道德不是单纯的一种知识，“道德的进路与知识的进路是两条不同的进路[9] (P34)”。道德修养的水平并不会随着知识的丰富而提高，但是知识的探求可以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向前发展，当然道德知识的提高也需要人们进一步付诸实践。王阳明所要做的不是穷尽天下之理，而是以道德实践为其理论的最终目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个由知善到行善的过程，要求人们将自己的伦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从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当今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将自己的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方法。现代人所缺乏的并不是道德知识，我们缺乏的是将道德知识落实到实践的具体行为。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要将其体现在我们的实际行为之中。这个社会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点滴的小事，把自己的道德认知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扭转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病态风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于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沟通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架起了一道桥梁。
NOTES
1《传习录》下，页961。
2方克立认为，《说命中》是伪《古文尚书》中的一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命题不可能出现在商朝以及西周时期，这个命题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他认为这个命题最迟不会晚于东晋。详见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
3《论语·里人第四》。
4《荀子·儒效第八》。
5《答周冲书五通》。
6《传习录》上。
7《答友人问》。
8《明儒学案》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