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冲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摘要: 为考察亲子冲突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探讨联结感是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应对方式的调节，本研究采用亲子冲突量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自杀人际需求量表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重庆市中学共3821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亲子冲突、联结感、自杀意念和应对方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亲子冲突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2) 联结感在亲子冲突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在亲子冲突通过联结感影响自杀意念的模型中，应对方式在这一模型的直接路径和中介路径的前后段均起调节作用，且三条路径都在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更为显著。因此，亲子冲突和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explore whether connectedness mediates this relationship, and if coping styles moderate the mediating proces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a total of 3821 students from several middle schools in Chongqing using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Scale, 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 Suicidal 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 and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nectedness, suicidal ideation, and coping styl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ne another. Additionally, parent-child conflict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ro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2) Connectednes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3) Coping styles moderated the direct and mediated paths of the model in which parent-child conflict affected suicidal ideation through connectedness, and all three paths were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level of coping styles was lower. Therefore, there is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1. 引言

全球范围内，青少年自杀已经演变成一个极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遍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全球青少年健康问题》报告，10至19岁的青少年中，抑郁症是导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自杀则是15至19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在中国，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每五名中学生中就有一名曾有过自杀念头，占总样本量的20%，超过16%的学生有过轻生想法，而计划过自杀的学生占6.5%。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自杀行为通常会经过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尝试三个过程。自杀意念可以定义为个体在思维层面或认知上产生的一种倾向于终止生命的意愿和想法(Bonner & Rich, 1987)，它体现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深层次质疑或绝望情绪，是自杀行为产生的早期重要心理活动，并且能够有效预测自杀行为的出现(Beck et al., 1990)。家庭本应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港湾，但有时却可能成为引发青少年轻生念头的风险因素。因此，研究家庭中可能对青少年自杀意念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对于预防和干预自杀行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1. 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的关系

亲子冲突指的是亲子双方在行为、情绪和观点上出现的分歧(Laursen & Collins, 1994)，这种分歧可以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来表现(Yau & Smetana, 1996)。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由于生理和认知上的变化导致他们追求自主和个性化，与父母产生冲突行为会明显增多。家庭系统理论认为，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子女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冲突的亲子关系则容易让子女形成负面的心理认知，对其心理健康有消极作用。此外，基于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框架，当个体的实际经历与其内心预期出现偏差时，往往会体验到强烈的心理压力与困扰(张杰，2005)。这种压力可能源于个体对现实与期望之间差异的感知，从而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现实中与父母发生冲突，而内心又渴望获得父母的支持、理解和关爱时，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差异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青少年自杀的风险。赵建彬等在其研究中指出，亲子冲突对青少年的自杀意愿具有直接影响(赵建彬，陶建蓉，2019)。一项元分析结果也显示，亲子冲突是导致非自杀性自伤的关键因素之一(徐雪芡，胡珍玉，2022)，而后者又是自杀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亲子冲突是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Arria et al., 2009; Brouillard et al., 2017)，家庭冲突能够正向预测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Eslava et al., 2023)。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H1：亲子冲突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

1.2. 联结感作为中介变量

联结感(Connectedness)指的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建立起的联系和内在感受，同时也可以表示个体对于工作、爱好或任何赋予其生命意义的活动的依恋(Klonsky & May, 2015)，它体现了个体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是个体社会互动和情感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依恋理论(Mikulincer & Shaver, 2012)，儿童在与其主要照顾者的互动基础上形成依恋类型，与父母的消极互动，如亲子冲突，被认为是不安全依恋类型的风险因素。从文化背景来看，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着晚辈对长辈谦顺的伦理取向(Deutsch, 2006)，这类文化取向在部分家庭的代际互动中仍有一定影响，使得部分青少年在亲子冲突中更易选择妥协退让，进而导致负面情绪的压抑与累积，引发心理困扰。这种亲子间的疏离和冲突以及自身的心理困扰可能会让孩子们觉得不值得拥有一段稳固的关系(Yan et al., 2018)。而与父母建立健康关系的孩子更有可能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形成积极的期望。在一项对山西省初高中学生的研究中发现，亲子冲突与学校联结感呈显著负相关，且学校联结感减弱了亲子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困扰的负面影响(Wang & Chen, 2022)。关于联结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一项元分析从家校社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特别强调了青少年与成年人，尤其是与父母的联结对降低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有益影响(Whitlock et al., 2014)，因为与成年人的紧密联系通常会增强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的求助意愿。Arango等(2018)通过6个月的追踪研究也发现，联结感对受欺凌青少年的抑郁和自杀意念有保护作用。国内的一些研究揭示了学校联结感的缺失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王建平等，2021)，高社会联结感能够有效地抑制心理痛苦对自杀尝试的危险作用(吴才智等，2020)。

整体而言，自杀三阶段理论认为自杀想法的产生通常始于个体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经常是由生活中的负面事件触发，例如亲子冲突。个体在经历痛苦时，会与其所感受到的联结感进行抗争。当个体所承受的痛苦超出了联结感所能提供的保护作用时，自杀意念便有可能形成。自杀人际理论指出，人际冲突导致的归属感缺失和累赘感让青少年心理痛苦，成为他们自杀的最根本原因(van Heeringen & Mann, 2014)，而联结感与这里的归属感和累赘感几乎有着一致的概念(Klonsky et al., 2016)。也就是说，孩子跟父母发生冲突时就会感受到巨大情绪压力和痛苦，这种压力和痛苦在个体无法承受时就会产生低联结感，觉得自己不被他人需要，也不被他人接受，自我认同和价值感降低，从而增加他们的自杀风险。结合上述理论与研究可推断，亲子冲突可能会通过联结感影响青少年自杀意念。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联结感在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应对方式作为调节变量

尽管亲子冲突可能通过间接途径对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会因人而异。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倾向于采用以情绪为核心的消极应对方式，这可能会阻碍个体形成适应性健康行为，并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曲晓艳，2020)，因此可以认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保护因素。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认知和行为上努力减少压力和消极情绪所造成的对自身负面影响的过程，该过程可以是一种策略手段，也可以体现在内在情绪上(黄希庭等，2000)。吴漫旋等(2021)的研究表明，家庭归属感对于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它也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自杀意念与应对策略、防御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张浚哲等，2011；Lee et al., 2010)。应对方式可能直接影响自杀意念的产生，也可能作为中介或调节因素发挥作用。在针对中学生自杀意念的研究中发现，有自杀意念的个体更可能采用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或消极的应对策略(Stratta et al., 2014)。Wan等(2020)也发现，有高频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生活中更多采用了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自杀产生的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例如回避)的青少年相比，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的青少年能更有效地面对挑战。有研究表明，问题解决、寻求支持的积极应对方式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呈负相关；忍耐、发泄及幻想否认的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黎润新，陈建梅，2016；Zhang et al., 2011)。一项研究揭示，将问题解决置于核心的应对方式显著地减少了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风险，而相比之下，逃避型的应对方式则显著提升了自杀行为的发生几率(Bahamón et al., 2020)。进一步地，当面临压力情境时，那些不擅长解决问题的青少年，相较于其他同龄人，更易滋生自杀的念头(Grover et al., 2009)。因此可以推断，采用问题解决等积极应对方式的青少年能够更好地面对亲子冲突发生后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青少年则更容易在经历亲子冲突这个压力事件后产生自杀意念。而当前还没有学者探讨过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联结感和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应对方式是否能够作为潜在的保护性因素，对亲子冲突与自杀意念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应对方式能够在亲子冲突影响自杀意念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上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探究亲子冲突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为识别青少年潜在自杀风险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今后自杀干预和预防工作提供启发。

Figure 1. Fundamental research hypotheses

图1. 研究基本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施测程序

研究选取重庆市几所中学初一至初三及高一、高二学生。参与学生在学校安排的时间内，按照班级到计算机房完成测试。每一轮测试都有主试在场提供指导并维持测试秩序。初始收集的数据共计4623份，在剔除回答不完整以及未通过测谎题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821份，有效率为82.65%。其中初一1016人(26.6%)，初二1030人(27.0%)，初三631人(16.5%)，高一523人(13.7%)，高二621人(16.3%)。由于学校对学生信息的保护措施非常严格，本研究仅获取到了年级的数据，这一限制导致研究未能对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深入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冲突

采用董奇和林崇德(2011)对《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标准化测验简介》中的亲子冲突分量表进行修订的版本。该量表共三个题项，包括身体冲突(例如肢体拉扯、推搡、踢打等行为)、言语冲突(如辱骂、讽刺、争吵等)和情绪对立(如故意忽视、瞪眼等)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制，0分代表“从不发生”，4分代表“总是发生”，量表得分的高低反映了亲子间冲突的强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达到了0.84，显示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 联结感

选用自杀人际需求量表中的归属受挫分量表进行评估。国内学者已经对该量表进行了本土化的翻译和修订工作(李晓敏等，2015)，并在多个国内群体中验证了其适用性。该量表共有9道题，如“我感到与他人失去联系”，采用7点记分(1 = “完全不正确”，7 = “完全正确”)。总分越高代表个体归属受挫越少，与他人的联结越深。归属受挫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3. 自杀意念

采用夏朝云等(2002)开发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该量表是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贝克抑郁量表(BDI)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MPI)的基础上编制的，包含了26个条目，涉及乐观、睡眠、绝望和掩饰四个维度，每个条目采用“是”或“否”的二元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自杀意念越强。如果掩饰维度的分数超过4分，那么这份问卷就判定为无效。SIOSS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良好的信效度检验(夏朝云等，2012)。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4.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修订的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是在原有国外问卷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情(解亚宁，1998)。经过实证研究，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展现出了良好的信效度和适用性(方菁等，2018)，有两个分量表，共20个条目，采取4点计分(1 = “很不符合”，4 = “非常符合”)。典型题项如“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依靠他人解决问题”。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均显示出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为进一步揭示变量间的关系，采用PROCESS 3.5插件(Hayes, 2013)中的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鉴于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学生自评，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来检测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有10个因子的特征值超过了1，且首要因子对变异的解释度为20.77%，未达到40%的参考阈值。基于此，可以推断该研究的数据未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2.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Person’s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年级与应对方式、自杀意念存在显著相关，故后续的分析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亲子冲突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与联结感和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联结感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与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自杀意念与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ll variables (N = 382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N = 3821)

	M	SD	1	2	3	4	5
1年级	2.66	1.42	1
2亲子冲突	2.50	2.50	−0.02	1
3联结感	46.79	10.42	−0.03	−0.31^**	1
4应对方式	11.76	7.41	−0.09^**	−0.34^**	0.52^**	1
5自杀意念	5.63	4.92	0.12^**	0.41^**	−0.50^**	−0.48^**	1

注：^**p < 0.01。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采用SPSS中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选用模型59，在控制年级的情况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通过执行5000次样本抽取的Bootstrap分析，估计了中介及调节效应95%置信区间，并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验证理论假设模型。由表2可知，在控制了年级的情况下，亲子冲突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 = 0.44, t = 15.34, p < 0.001)，假设H1成立；亲子冲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联结感(β = −0.55, t = −8.66, p < 0.001)，联结感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 = −0.14, t = −18.82, p < 0.001)，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217, 0.282]，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成立，即联结感在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249，占总效应的比值为30.86%。

亲子冲突与应对方式的交互项正向预测联结感(β = 0.02, t = 2.77, p < 0.01)、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 = −0.01, t = −3.02, p < 0.01)，联结感与应对方式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 = 0.003, t = 3.58, p < 0.001)，这说明应对方式对于模型中三条路径的调节作用均显著，假设H3成立。图2为更直观化的数据结果。

Table 2. Test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联结感		0.54	0.29	395.44^***
	年级				0.10	1.00
	亲子冲突				−0.55	−8.66^***
	应对方式				0.68	32.72^***
	亲子冲突 × 应对方式				0.02	2.77^**
自杀意念		0.62	0.38	388.49^***
	年级				0.32	7.23^***
	亲子冲突				0.44	15.34^***
	联结感				−0.14	−18.82^***
	应对方式				−0.17	−16.13^***
	亲子冲突 × 应对方式				−0.01	−3.02^**
	联结感 × 应对方式				0.003	3.58^***

注：^***p < 0.001，^**p < 0.01，^*p < 0.05。

Figure 2.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以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应对方式进行高低分组。首先分析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与联结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图3)。当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亲子冲突对联结感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simple slope = −0.69, t = −10.10, p < 0.001)；而当应对方式水平较高时，亲子冲突对联结感的负向预测效应仍然显著(simple slope = −0.40, t = −4.26, p < 0.001)，但其预测强度较弱，这表明随着应对方式水平的提高，亲子冲突对联结感的预测效应减弱。

其次是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图4)，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亲子冲突会显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connectedness

图3. 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和联结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4.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uicide ideation

图4. 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5.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nectedness and suicide ideation

图5. 应对方式在联结感和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simple slope = 0.51, t = 16.29, p < 0.001)；在应对方式水平较高时，亲子冲突虽然对自杀意念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36, t = 8.30, p < 0.001)，但其预测能力较弱，表明随着应对方式水平的提高，削弱了亲子冲突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

最后，分析了应对方式在联结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效应(图5)。结果显示，当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联结感对自杀意念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simple slope = −0.16, t = −18.16, p < 0.001)；而在应对方式水平较高时，联结感虽然对自杀意念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simple slope = −0.12, t = −11.49, p < 0.001)，但其预测能力较弱，说明随着应对方式水平的提升，联结感对自杀意念的预测效应有所减弱。

4. 讨论

家庭环境因素在风险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对个体行为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Ji et al., 2017)。本研究在确认了亲子冲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亲子冲突是如何通过联结感这一中介变量，以及在不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下，对青少年自杀意念产生影响的。

4.1. 联结感的中介作用

本项研究揭示了联结感在亲子冲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说，一方面亲子冲突能够直接正向地预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这一结果也强化了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的应用，即当青少年与父母发生冲突的现实情况与他们主观上希望获得父母的理解和关爱的愿望相违背时，这种错位就会使青少年体验到巨大的压力，从而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比如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家庭冲突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风险(Yang et al., 2021)。一项综述研究指出，家庭内的冲突是区分有无自杀意念青少年的一个显著因素，这一发现适用于临床和非临床样本(Wagner et al., 2003)。另一方面亲子冲突也可以通过联结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青少年自杀意念。研究结论与Mann等(1999)提出的自杀应激–易感模型相吻合，表明易感因素(联结感)在应激源(亲子冲突)与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将这一结果解释为：亲子冲突会让子女体验到极大的压力和许多负面情绪，本应该无条件地关心爱护孩子的父母却让孩子感到痛苦，从而使他们产生低联结感和归属感，觉得自己不被他人接受，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降低，进而导致自杀意念增强。赵建彬和陶建蓉(2019)的研究也得出了与本研究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亲子冲突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归属感和累赘感作用于自杀意念的形成。这也警示我们，家长们应当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温馨和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并努力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帮助他们获得充分的联结感，这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4.2.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探讨了应对方式在亲子冲突影响自杀意念的直接路径和中介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亲子冲突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影响的直接效应和联结感的中介效应均受到了应对方式的调节，且这两种效应都在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应对方式可以缓冲亲子冲突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对于应对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来说，亲子冲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程度较弱。换句话说，即便青少年生活在亲子关系紧张的家庭环境中，如果他们具备较高的应对水平，就并不一定会引发自杀意念。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可能源于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减轻个人的压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心理品质，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何安明等，2022)。在面对问题时，青少年如果拥有多种解决方案，往往就不会将自杀视为唯一且不可避免的出路了。

除此以外，随着应对水平的增强，联结感的中介作用会逐渐减弱。一方面，高水平应对方式可以保护青少年因亲子冲突而产生低联结感，可能的原因是拥有高水平应对方式的青少年在冲突发生后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状态，他们不会因为在家庭中的一个压力事件来否定自己的全部，而是将压力事件视为是可控的，会尝试采取直接行动来规避压力源。因此，与父母发生冲突会让他们转向学校、社会寻求更多的支持，甚至还可能与学校、同伴和老师的联结感增强，因而就不会产生低联结感。这一发现也与压力应对理论一致(Carver & Vargas, 2011; Lazarus & Folkman, 1984)，该理论认为当青少年经历有压力的生活事件时，积极应对方式可以缓冲他们对问题行为的敏感性。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应对方式还可以保护那些已经有低联结感的青少年不会滋生自杀的想法。对那些已经有较低联结感的青少年来说，拥有高水平的应对方式会让他们把这种负面的自我感受看作是暂时的和可以解决的，也会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负面情绪，如寻求同伴支持、认知重构等，而不是以消极厌世的态度或者逃避的方式，因而就不会导致高水平的自杀意念。

4.3. 研究价值与局限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增进了对亲子冲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联性认识，并阐释了不同应对能力青少年群体中直接与间接效应的差异性。此外，本研究也为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压力不协调理论等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对自杀意念形成机制的探讨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自杀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研究强调了家庭环境对中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提示家长在处理亲子间的矛盾时应持更为审慎和认真的态度，注重家庭教育，营造积极健康的家庭氛围，并构建平等、相互尊重的亲子关系。家长应减少指责、冷战等消极应对方式，主动引导孩子学习情绪表达、矛盾分析等积极应对技巧，增加情感陪伴，帮助其梳理负面情绪，逐步提升应对能力。学校干预需打破“一刀切”模式，针对应对能力较低的青少年设计专门的抗逆力提升课程。具体可通过标准化量表筛选目标学生，开设问题情境应对技巧实操课堂，辅以一对一心理咨询和同伴互助小组，帮助学生掌握更多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最后，本研究提示学校、家庭、社会需协同发力，聚焦青少年应对能力的差异化提升。社会可搭建服务平台，整合心理资源，为家校提供专业培训，普及积极应对知识，引导青少年主动求助，形成三维干预体系，切实发挥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和问卷调查，尽管有主试的监督，但仍不能完全排除随意回答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对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二是本研究未考虑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交互影响。性别因素可能在亲子冲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结合已有文献，女孩更易因亲子冲突产生情绪内耗、累积负面情绪进而强化自杀意念，男孩则更倾向于压抑冲突相关情绪，长期压抑诱发自杀意念。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纳入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探讨其潜在的调节效应，从而在更细分的维度上验证模型的适用边界。三是亲子冲突的测量方法多种多样，本研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测量方式可能带来的影响。

5. 结论

1) 亲子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自杀意念；

2) 联结感在亲子冲突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 亲子冲突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影响的直接效应和联结感的中介效应均受到了应对方式的调节，且这两种效应都在应对方式水平较低时更为显著。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