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唯有以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细致研读为基础，对其社会科学观念的重新解读才具备学理依据，在此之上开展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方能彰显理论价值。研究并非从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视角解读马克思，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以此为出发点梳理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思路。这一研究取向对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关键的基础性意义，而开展相关深度研究，需先明确两个核心前提。
2.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关研究的核心抓手，既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整体上厘清马克思社会科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也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重要影响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体系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回应传统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议题，具体探讨马克思对“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以及“人类能否掌握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知识”两大关键问题的解答；其二，探析该社会科学观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影响，明确其在当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研究需明确的两个基本前提为：第一，马克思确有成型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体系，并非研究者的主观臆断；第二，对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性把握与系统性解读，具备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针对这两个前提，可从逻辑与历史两个维度逐一展开回应与论证。
若从逻辑层面展开梳理，首要前提是明确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双重属性：其不仅具有真实的理论存在形态，更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三大路径中批判理论的关键思想基石。尽管马克思与孔德都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理论起点，二者的研究思路却泾渭分明：孔德的核心贡献在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研究领域，孔德首次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研究，提出社会学(社会物理学)作为实证科学，主张通过观察、实验、比较等方法，建立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使社会科学“真正走上科学化道路”；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科学的本质是批判，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强调“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应服务于人类解放。马克思明确将科学视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指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体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同时强调科学进步是“永无止境的”，是人类理论进步的核心体现。所以说到底，马克思其实开辟了社会科学哲学的批判路径，后来的批判主义就是顺着这条路径开展相关研究的。其社会科学的解释方式，曾是科学哲学的前沿研究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的研究重心不再局限于不同解释方式的差异辨析，而是转向探索打破方法论二元对立的路径，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恰好能为这一研究提供独特的理论立场与思想滋养。
这两个基本前提很明确：一是马克思确实拥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并非我们主观臆断；二是对这一思想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和解读，是具备实际意义的。针对这两点，我们先从逻辑维度做了回应，接下来再从历史维度进一步说明。
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其实并没有专门去探讨社会科学哲学相关问题，事实上他也没写过专门论述科学的著作，这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社会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都密切相关。在马克思所处的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知仅零散体现在各类著作当中，但这并不削弱其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马克思提出的诸多重要论断——诸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均鲜明彰显出整体论与实践论的思想内核，而这两大思想内核恰恰构成了当代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议题。更为关键的是，经由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哲学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发展进路，更是我们阐释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锐利理论武器，同时亦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根本性理论根基。
3.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焦点，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本研究正是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
在国外，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比如达里尔·格雷泽等人主编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2007) [1]，就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影响；罗伯特·毕夏普在《社会科学哲学：导论》(2007) [2]中，为了阐释“批判社会科学”这一特殊立场，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批判理论就源于马克思对社会实在的基础性批判；吉尔德·德兰逖的《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1996) [3]，不仅梳理了马克思社会科学观念的成熟过程，还概述了其基础观念，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是“从矛盾到危机再到冲突，最后引致社会变革的运动”。此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哈贝马斯、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也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1941) [4]中，既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又在与实证主义的对比中论述了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基础观念。还有科恩的《卡尔·马克思和社会科学的消亡》[5]、郑镇相的《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和实践》(2000) [6]、马丁·霍利斯的《社会科学哲学》(1994) [7]等一系列著作，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马克思社会科学观念的认识，也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尽管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但也浮现出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马克思本人未严格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其‘一门科学’思想要求以实践为基础划清社会科学哲学边界”，那我们该怎么精准划清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边界，进而明确它的核心意义呢？其次，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带着点实证主义的特质，又藏着诠释学的基本精神，他是怎么做到对二者的超越，而非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最后，像个体论与整体论、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这类社会科学哲学的传统议题，都需要从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思想里寻找更深刻的答案。总体而言，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存在割裂化的问题：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进行机械分割，将哲学视为世界观依据，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剖析，将科学社会主义视为哲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理论结论；另一方面，将马克思思想体系笼统冠以“科学”之名，却未对其展开深入的学理剖析与内涵阐释。尽管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既有遗留的理论难题与新涌现的现实议题交织缠绕，问题域愈发复杂。由此观之，对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展开系统性研究，便凸显出极强的紧迫性与重要的理论价值。
4. 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方法论研究主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探究其社会科学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剖析他的统一科学观，再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哲学做对比，进而凸显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恰恰是我们突破当下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困境的希望所在。我们要学会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去解读西方社会科学哲学，而非被西方的理论框架牵着鼻子走。
4.1.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确立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将“社会”界定为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具体历史存在，而非抽象的理性共同体，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社会关系趋于纯粹化、普遍化，为社会科学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经济规律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推动社会科学从哲学思辨转向经验研究。社会知识的普遍性是历史的、相对的，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才能形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吉尔德·德兰逖指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社会科学从思辨哲学转向对现实生产关系的分析，为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其《资本论》及其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文本，也是现代社会科学批判传统的源头“社会变革由生产方式的演变所驱动。当生产力水平攀升至临界阈值，既有生产方式便难以在现有社会形态中维系。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生产方式，势必会触及自身的发展边界，而这一特质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危机必然性的制度体系。”该观点对马克思社会科学思想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是较为公允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德·德兰逖并未深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内涵，尤其忽视了“现实的人”“人的历史性”等核心概念。这一局限导致他的论述仅能止步于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传统表达范畴，无法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对传统本体观的变革与意义。
4.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仍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理论关联？这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原著去探寻答案。
此外，“熟知”并不等同于“真正理解”。我们之所以对其感到熟悉，源于在历史上，科学方法论曾一度被当作科学哲学的同义表述，而对科学方法的阐释，更多是为了划定科学的边界、阐明“科学本身的本质”。然而，此类认知完全囿于西方科学哲学的思维范式，根本无从彰显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理解”与“解释”之争的内在逻辑进路。鉴此，我们对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剖析，必须紧密结合其社会概念的理论内涵，以及他对“人的解放”这一核心议题的持续关切。从本质上而言，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进一步印证其植根于实践本体论的“建构–批判”本质，明确“理解”与“解释”的从属地位。马克思的经验方法基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既看到经验事实的肯定面，更把握其蕴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这得益于辩证法对经验事实的辩证分析。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非对社会现象的单纯“解释”，也非对意义的纯粹“理解”，而是通过实践介入实现“建构”与“批判”的辩证统一，即通过建构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批判暴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4.3. 马克思的科学统一观：自然和社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的科学，是同一个说法。”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体现，打破了传统哲学中自然与人、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从而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的统一科学观：自然和社会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用来划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两个独立对象。
但若是孤立解读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忽略其核心理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难以真正把握马克思对科学的本质认知，甚至可能得出“马克思没有社会科学哲学”的错误结论。事实上，马克思将科学视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力量，将其归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这一认知本质上是把自然科学本身纳入了社会生产的范畴。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学的社会属性使其必然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而社会科学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必须以自然科学的技术、资源、生态等维度为研究对象，二者无法机械割裂。这一理论认知对整体理解社会科学方法论、把握马克思的科学观，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4.4.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比较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家保罗·罗思在其编纂的《社会科学哲学》一书中指出：“我们如今所涉足的这一领域边界模糊，各类争论与问题相互交织缠绕。”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研究持续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的社会科学哲学仍处于理论积累阶段，远未实现突破性的理论进展。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哲学除具备前文提及的理论突破点外，还具有一个核心优势：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并非如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所强调的以客观性与普遍性为界定准则，而是将理性的内在运动规律、人的自我实现程度视作判定一种社会知识是否属于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据。要破解这一核心命题，就必须围绕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方法论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理论逻辑及核心议题，并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的比较分析。
4.5.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对科学概念的扩展
传统认知中的“科学”仅指向自然科学，人们也习惯于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判所有科学乃至知识形态，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必然性。但当自然科学的评判标准逐步延伸至社会领域及人的研究范畴后，我们愈发意识到，难以像传统科学认知那样，清晰界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由此，便出现了“自然–社会科学”“社会–自然科学”等诸多不同表述。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社会及自身认知的不断深化，“科学”的概念也在持续调整。这种概念上的修正，不仅是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是人类对科学的认知不断提升与升华的产物。
马克思以“感性活动的人”为逻辑起点，将实践确立为社会关系的存在论根基，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实践生成性与历史变革性，同时结合生产方式解读科学本质，这些论述极大地拓展了学界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边界。这一维度，同样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重要议题。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核心在于通过探寻其社会科学观念的生成与演进脉络、剖析其统一科学观，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哲学展开系统性对比分析，进而凸显马克思社会科学哲学的独特理论价值。这一理论价值正是学界突破当前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困境的关键，能够助力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解读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摆脱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筑牢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