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纵观西方哲学中关于人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等若干发展阶段。对“人”这一核心问题的探究，始终是哲学发展脉络中的焦点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思想家，基于各自的时代语境给出了形态各异的解答，这些答案无不镌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堪称其所处时代精神的凝练与精华。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正是在广泛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既承载着思想史的厚重积淀，又突破了既往认知的局限，最终形成了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结晶。
1.1. 古希腊哲学中人的发现
古希腊时代是西方哲学的起源，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古希腊哲学，其中都蕴含着对“人”的朴素思考，孕育着早期人学思想的萌芽。如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就说到：“奇异的事物虽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1]
在古希腊时期，社会生产力尚处于低级阶段，人们的认知尚未达到洞悉自然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自然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民对立的”[2]。古希腊人因生产力低下依赖自然，生存为核心矛盾，遂将现实期盼寄于精神领域，构建起承载其对生存自由与掌控自身命运之渴望的庞大神话“神祇”体系，从中可见他们对“人”的最初思索。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已然变得过于空中楼阁。于是古希腊的先哲们推动人学思考从神话的精神领域转向现实世界，早期哲学家将对人的探索放入自然框架中，趋向自然本体论：泰勒斯以“水”为万物及人的本原，初步确立人在现实中的重要性；赫拉克里特以“火”为本体，提出支配万物与人的“逻各斯”，凸显人受其制约又可借理性把握的辩证关系，实现本体论突破；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则提供了以人为核心的认知方法论[3]。这些思想虽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并关注现实，具开创性与朴素性，但因始于对自然的中性好奇，依赖直觉而非逻辑，对人的理解仍囿于主观经验，存在局限性。
与以往不同，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标志着古希腊哲学对人的思考从客观自然转向主观精神，主张从主观意识中确立自我存在，以内心尺度规范外部世界，通过追求真理、知行统一实现至善。柏拉图继承并强调人的理性，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认为唯有通过理性认识“理念世界”方能获得真知。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同样突出理性的重要性，视其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及人最好、最愉快生活的体现[4]。
总体而言，古希腊先哲对人的探索实现了从“天堂”到“人间”的转变，但在将人拉回感性世界的同时，也陷入片面理性的局限，以超感性、神秘之物遮蔽了人的真实意蕴。
1.2. 中世纪晚期人的觉醒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教会的腐败为思想解放提供契机。哲学与神学冲突显现，伴随近代文化萌芽及人的精神变革，西欧出现追求现世快乐生活的倾向[5]。人们识破了教会借追求真理、解放精神之名行禁欲、蒙昧之实，以压抑人、禁锢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虚伪性。因基督教神学内部人神对峙随社会经济发展愈发凸显，社会对教会和封建统治的不满加剧。在宗教与世俗文化、封建蒙昧与自然科学的冲突中，人们重新审视人的问题，西欧由此掀起思想文化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但丁作为先驱喊出人的口号，其《神曲》在肯定人的价值与世俗欢乐的同时，隐喻冲破宗教束缚，激励人们转向尘世探索自身；彼特拉克、薄伽丘承其思想，在文学领域探讨人性与现实生活，反对禁欲主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则在艺术领域展现人体之美与人性深度，最终“人”在“人神”之战中胜出。
此后，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科学进步推动人学研究拓展至自然和社会领域，聚焦人的自由与解放。培根、笛卡尔作为近代理性人学先驱，分别开创经验论感性人学与唯理论理性人学。
1.3. 德国古典哲学中人的探赜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巅峰阶段，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且关键的理论滋养。黑格尔以思辨逻辑构建的理性人学，与费尔巴哈立足感性直观的人本学，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继承的核心思想资源，二者的理论成果与内在局限，共同推动马克思实现了人学思想的根本性变革。
1) 黑格尔绝对精神下的理性的人
黑格尔作为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秉持启蒙主义的“自由”与“理性”精神，将德国古典哲学推向巅峰。他以“先于人”且“高于人”的“绝对精神”构建起思辨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原则，它虽源于人，却成了统摄人的终极力量。他将人的本质精神化，把自我意识视为人的本质，实则剥夺了人的真正本质。
黑格尔在其代表作《精神现象学》中充分肯定了劳动在人的自由意志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曾指出：“因此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6]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劳动终究是抽象的精神活动，他将劳动理解为外化、对象化，理解为异化及对异化的扬弃，这些思想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却仍局限于抽象的思维与精神运动范畴。如此一来，在黑格尔绝对精神框架下，具有理性的人最终淹没在绝对精神之中。
尽管黑格尔的理性人学存在将人抽象化、精神化的局限，但他的辩证思维与劳动观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关于异化与扬弃、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思想，打破了以往哲学对人的静态理解，为马克思从实践视角把握人的本质、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资源。
2)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在费尔巴哈人本学诞生之前，“人”仅是黑格尔“绝对意识”或“绝对精神”的变形，哲学家所理解的“人”并非自然存在的形态，仍未彻底摆脱宗教的余影。费尔巴哈说道，“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的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7]面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将人消融于绝对精神的困境，费尔巴哈以“颠倒黑格尔哲学”为己任，将哲学的关注点从抽象的精神世界拉回现实的感性世界，创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人本学。他明确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质上是宗教神学中“上帝”的理性化变形，二者都是脱离现实人的抽象存在，因此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破除这种思辨迷信，回归人的真实存在。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为逻辑起点，明确将自然界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确立为哲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坚决否定超自然精神实体的存在，主张从人的感性存在与自然属性出发理解人自身。他突破了黑格尔将人抽象化为“绝对精神”衍生物的思辨框架，强调人是“肉体与灵魂相统一”的感性存在，其本质体现为“类存在”——即人与人之间基于爱与友情的共同性联系。在对宗教的批判中，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的类本质的抽象投射与对象化，主张通过还原宗教的人本学根源，将被异化的人的本质归还于人自身，从而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
尽管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局限，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但其对人的理解仍停留在抽象的感性直观层面，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未能揭示人的本质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生成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强调，为马克思突破唯心主义人学困境、确立唯物主义人学立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发，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中介。
2.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
恩格斯曾言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8]。可见，“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体现了马克思在批判现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概括并提炼出“现实的人”、“物质生产”和“历史发展”的思想进程。这一进程经历了从“现实的人”到“现实的个人”，最后到“社会的个人”的发展路径。
2.1. 现实的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进入《莱茵报》担任编辑。当时的他深受黑格尔国家观与法哲学的影响，秉持着“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观点。在报社工作期间，他广泛触及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基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关注，马克思积极为人们的思想自由呐喊，同时坚定地维护贫困民众的物质利益。然而没过多久，林木盗窃案让马克思首次直面现实中的物质利益关系，一种关于国家与法的“苦恼的疑问”悄然萌生。这一疑问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引发了深刻的内在冲突，而正是这场冲突，成为了推动其哲学研究转向的重要契机。
总之，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初步发展和哲学研究主体转变的关键阶段。此时他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影响，思想带有思辨唯心主义色彩。但随着深入社会现实、接触物质利益，马克思开始从关注“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世界观也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显露“新唯物主义”特质。
马克思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而“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9], p. 2)。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展开初步批判，进而从“现实的人”这一视角出发，着手批判现代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构成的“抽象的二元论”的致思路径。最终，通过辨析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本质差异，他踏上了一条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工具、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理论探索之路。政治解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因而无法彻底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人类解放则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其目标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将人类从一切社会压迫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这正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前提与保障。而人类解放要依靠什么力量，马克思回答：“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10], p. 214)这一阶段，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聚焦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展开研究，深入阐释了人的解放所具备的力量及其实现途径。
依托费尔巴哈“现实的人”这一概念，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王权、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划分展开批判性分析，进而揭示出“现代国家”“市民社会”与“现实的人”之间的本质关联。这一发现催生了他的理论探索方向：以“现实的人”为根基剖析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此前已察觉到费尔巴哈过度强调自然属性、却对政治方面关注不足的局限，因此他在借助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批判黑格尔“抽象的人”的同时，也运用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对费尔巴哈所界定的“现实的人”中蕴含的“自然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马克思眼中，“现实的人”因具体的私利而显露出作为个体存在的“市民”所特有的属性；“真正的人”则因抽象的高尚而体现出作为类存在的“公民”所具有的普遍性。由此，“现实的人”虽具体、现实却带有虚伪性，“真正的人”虽理想、高尚却不免虚幻——这两种形态的“人”都必须经过改造，方能获得新生。由此，马克思论述了“人的解放”的两个根本目标：“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0], p. 189)
2.2. 现实的个人
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洞察到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的存在，他认识到，唯有对市民社会加以剖析，才能窥见人的真实面貌。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 p. 32)，于是，在总结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是这一初步探索的理论结晶。这部手稿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在于：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生产结构及其国民经济学，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极具新意与思想内涵的概念，由此厘清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本质”问题。这一认识让马克思明确，“现实的人”的“自然性”终究不等同于“社会性”，并以此为起点，开启了用客观现实的物质生产取代思辨抽象的精神逻辑的历史进程。劳动是人类证明自身类存在、实现类本质的基本方式，但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劳动必然异化，阻碍人本质的实现。马克思由此初步提出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其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关键在于扬弃私有财产，通过建立无阶级、无私有产权、无政府的社会，实现人的本质复归与自由全面发展。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深入探索人的解放与本质，思考转向唯物史观并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此时他对人本质的理解虽受费尔巴哈影响、沿用其哲学概念，但二者“类本质”内涵有别：费尔巴哈将其归结为心理和精神因素，且固定化、抽象化；马克思则倾向唯物主义，强调劳动是人类生命活动，认为劳动既是人的类本质，也是其实现方式。这表明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学雏形渐成。
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在“破”与“立”相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物质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揭示了现实的人的“实物存在”及其“社会关系”本质：“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1]然而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人”已经不是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了，马克思在感受市民生活和经过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当然不会和费尔巴哈一样醉心于自然，而是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人及其本质。
此后，马克思在评论了施蒂纳、剖析了李斯特之后认识到，必须有一种“新唯物主义”，1845年春天，一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 p. 65)出现了，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直观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没有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发展人的能动性却忽视感性活动，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人学观点，揭示其在人学问题上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为人学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其次，马克思重新定义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要从实践的角度去研究人，不仅要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还要看到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 p. 58)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神圣家族》后的合著，为论战性著作。他们以犀利语言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哲学，阐明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见解的对立，彻底清算先前哲学信仰，首次较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人学思想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是其人学思想的核心，马克思认为其存在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及唯物史观的前提。书中描绘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生活过程，指出从现实前提和物质实践出发，人类生存发展需开展三种不可或缺的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满足各种需要、人类繁殖。因此“生命的生产”，不论是劳动生产自身生命，还是生育生产他人生命，既体现自然关系，也体现社会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自然的个人、社会的个人、实践的个人和历史的个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包括生产力高度发达、变革旧生产方式与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旧式分工建立共同体、大力发展教育、加强普遍交往、推进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同时，人的解放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复归。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探究人的现实本质——即在劳动中拥有自由、在人际关系中拥有自由，并实现全面发展，而通过解放实现复归，本质上就是对这些要求的满足[13]。解放是实现人的本质的重要途径，它致力于促使属人的事物从人的对立面回归人本身，让劳动、自由、实践、发展等属于人的本质属性，不再以异化的状态与人对立，而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实现真正的回归。
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主体已完成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世界观上也逐步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开始运用科学理论分析社会问题与人的问题。而随着马克思后续研究的深入，对“人”的意蕴的阐释也在不断走向具体化与科学化。
2.3. 社会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在哲学层面可以有力回应“抽象的个人”，但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笔下的“原子化的孤立个人”，却显露出应对的局限性。因此，当马克思从哲学创新的语境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并对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的科学成果进行总结时，他将原本侧重于历史科学建构的“现实的个人”进一步深化，推进到了经济学实证意义上的“社会的个人”这一具体语境中。而“社会的个人”的关注点，在于探究物质生产所呈现的特殊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理论延续性。马克思在《导言》中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9], p. 683)，这显然是对他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业已完成的理论工作的一种交代。不过，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现实的人”不仅要在哲学层面上与“抽象的人”划清界限，更要在本质上区别于18世纪市民社会理论家所主张的“自然的人”，并由此彰显出“社会的人”的根本特征。由此，马克思批判了18世纪市民社会理论家在“个人”观上的两种根本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二是政治人假设。它们在本质上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是缺乏历史性。市民社会理论家只把这种“单个孤立的人”当成“历史的起点”，却没意识到这种人本身其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偏差，觉得“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9], p. 684)；二是它忽视了社会性。市民社会理论家只看到了现代市民社会里单个人好像摆脱了自然联系，却没注意到现代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看起来好像是单个孤立的，但实际上，每个个体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马克思语境中，“社会的个人”有两层含义：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社会的个人”包含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这类“社会的个人”本质上仍处于创造自身社会生活条件的进程中，而非从既有的社会条件出发展开社会生活；他们属于市民社会范畴，受市民社会基本原则的制约，因此仅属于初级意义上、具有虚假性的“社会的个人”；其二，是指“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中的个体，这种“社会的个人”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构成了高级意义上、具有真实性的“社会的个人”，是与“真正的共同体”相联结的“有个性的个人”。
事实上，正是基于“社会的个人”作为社会与历史产物这一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了两个著名观点：其一，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其二，认为当下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从这一认识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从生产力发展与人类发展相统一的维度，系统地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社会形态[14]。《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本质异化、价值被遮蔽以及发展畸形的现象，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人学思想从抽象到具体、再到现实的演进轨迹，也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
总之，马克思对人的探索轨迹清晰可见：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到实现对“现实的人”的超越，再到对“现实的个人”展开反思，最终落脚于“社会的个人”；而对人的意蕴的阐释，也遵循着从抽象到具体、再到现实的逻辑进路。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结晶，它构建起一个兼具现实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理论体系，更为人类实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3.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人学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资本逻辑全球化、技术异化普遍化、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以其批判性与前瞻性，为破解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展现出鲜明的当代价值。
1) 破解“新异化”困境：为数字时代的人的主体性辩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他人相异化。这一理论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解释力，尤其能剖析数字时代的“新异化”现象。
在平台经济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看似“自由”，实则被算法裹挟：劳动时间被精准切割，劳动强度被数据绑架，甚至“人的情感”也被异化为平台评分的工具。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直指这些现象的本质——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提醒我们警惕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合谋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为捍卫人的自主与尊严提供了批判武器。
2) 指引“全面发展”路径：回应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强调人摆脱分工的桎梏，在体力、智力、情感等方面充分发展。这一思想对破解当代人的“单向度”困境具有重要启示。
当代社会，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将人塑造成“工具化的零件”：程序员沦为代码的执行者，教师被应试指标捆绑，许多人在“效率至上”的竞争中丧失了对艺术、情感、精神世界的追求。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思想则倡导超越“职业标签”对人的限定，通过社会关系的丰富化摆脱原子化生存，通过劳动与休闲的平衡重建“人的完整性”。这为当代教育改革、职业伦理重塑提供了方向：教育不应只为“谋生”服务，而应培育“完整的人”；社会不应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应创造让人“诗意栖居”的空间。
3) 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为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根基
马克思人学思想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重要命题。他指出，人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这种“物质变换”既是人的生存基础，也要求人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一思想为破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关键思路。
工业文明以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导致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全球性危机。马克思的观点则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人既不能匍匐于自然，也不能凌驾于自然，而应在“合理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球倡导的“双碳”目标，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理论的实践，其核心正是恢复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尊重”，而非“主体性掠夺”。
4) 推动“社会关系”革新：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共同体危机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解放离不开社会关系的革新。这一思想对破解当代社会的“共同体瓦解”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技术的流动，却也加剧了社会撕裂：阶层固化让底层群体丧失上升通道，文化冲突让族群对立加剧。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提醒我们：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体成功”，更在于通过公平的制度设计构建“真实的共同体”。从社区互助到全球治理，从消除贫困到推进共同富裕，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重建人的社会关联”思想的实践——只有让每个人都能在公平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尊严与发展机会，才能实现“人的类存在”的真正意义。
4. 结语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其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以批判性思维审视现实、以历史性视野展望未来。它让我们在资本扩张中守住“人的尺度”，在技术狂飙中锚定“人的目的”，在生态危机中重建“人的责任”。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人学思想依然是照亮前路的重要灯塔——它指向的，始终是“使人成为人”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