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CNNIC, 2025)。作为网络使用的活跃群体，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其中不乏过度依赖、冲动使用等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现象。多项研究表明，青少年PIU不仅与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还可能对其学业表现、人际关系及整体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影响(Aboujaoude, 2010; Li et al., 2023)。国外一项校内研究显示，约24.5%的青少年存在PIU问题，且拥有个人电子设备的青少年PIU风险更高(Shanthi et al., 2024)。同样国内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也证实，PIU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较高普遍性，且其发展轨迹呈现动态变化特征(Zhang et al., 2025)。这些研究共同表明，青少年PIU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影响青少年网络使用的诸多因素中，家庭环境扮演着关键角色。家庭作为个体发展的首要微系统，其互动质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发展(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研究表明，负面的家庭互动，如亲子冲突，与青少年PIU显著正相关(Chen et al., 2024; Özaslan et al., 2022)。亲子冲突不仅阻碍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还可能引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促使青少年转向网络世界以寻求情感补偿与逃避(Wang et al., 2021)。此外，父母的行为模式亦对青少年网络使用具有榜样与规范作用。近年来，“父母低头行为”(parental phubbing)愈发普遍，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而忽视子女的现象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这种行为可能向青少年传递“电子设备优先于家庭互动”的信号，削弱亲子间的情感联结，进而影响青少年自身的网络使用态度与行为。
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系统的核心要素，可能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积极的亲子关系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情感安全与支持，助力其培养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策略；反之，亲子关系疏离或存在冲突，则可能加剧青少年的情绪困扰与行为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质量不仅与青少年PIU直接相关(Wang et al., 2018)，还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抑郁情绪(Chen et al., 2024)或自我控制能力(Kim et al., 2017)，间接作用于其网络使用行为。因此，探讨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PIU之间的中介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家庭动态如何塑造青少年的网络行为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并非单一静态的模式，而是可能随时间推移与环境变化发生动态转变。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的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可划分为“正常使用”“网络依赖”与“网络成瘾”等不同类别，且个体在这些类别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Zhang et al., 2025)。针对现在青少年网络使用现状来说，即便青少年已出现问题性网络使用，仍可通过家庭、学校等外部支持系统的有效干预实现行为改善(Chen et al., 2024)。此外，不同性质的网络活动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与熟悉的人进行即时通讯可能促进人际关系质量的提升，而与陌生人的聊天互动或单纯娱乐性的网络使用，则可能对现实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Blais et al., 2008)。这进一步说明，理解青少年网络使用问题需结合其具体使用内容、家庭背景及心理状态进行多维度的综合考察。
综上所述，父母低头行为可能通过侵蚀亲子关系质量，进而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尤其是增加PIU的风险。然而，目前较少有研究直接探讨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关系与青少年PIU之间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中介模型，探讨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PIU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家庭干预与青少年网络健康教育提供实证依据与理论参考，旨在揭示父母低头行为影响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内在机制，为优化父母教养行为、改善亲子关系、预防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策略。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取H市某所普通公立中学高一、高二学生为调查对象，学校生源主要来自所在城区的工薪及普通市民家庭。排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73份。其中，男生283人(49.4%)，女生290人(50.6%)；高一年级128人(22.3%)，高二年级445人(77.7%)。
2.2. 研究工具
2.2.1. 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量表
采用姜永志等人编制的《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量表》(姜永志等，2017)，其用于评估儿童青少年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行为状况。该量表共16个题项，由社会功能受损、戒断症状、耐受性提高和社交抚慰四个维度组成。采用5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2 = “基本不符合”，3 = “不确定”，4 = “比较符合”，5 = “完全符合”。问卷无方向计分，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的均分，得分越高，则表明过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的倾向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
2.2.2.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Buchanan等(1991)编制的《亲子关系问卷》进行测量。该问卷包含两个分量表，分别用于评估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各设9个项目，均采用5点计分法，从1 (完全不符合)到5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亲子关系质量越好。原量表中，父亲分量表的α系数为0.918，母亲分量表的α系数为0.914。
2.2.3.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低头行为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简称PPS，由Roberts和David提出，主要讨论的是伴侣低头行为，低头行为意指个体于人际相处或社交场所时，常忽略或冷落他人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的行为(Roberts & David, 2016)，总共9条目。本问卷采用其中七个正向题进行研究，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制。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Cronbach’s α系数为0.84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通过被试自我报告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前提取出的首个公因子特征值为9.686，对总变异量的解释率达27.674%，低于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开展后续分析。
3.2.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结果见表1，在网络使用的各维度中，青少年在“过度使用”维度上得分最高(M = 3.11, SD = 0.91)，“功能损害”(M = 2.40, SD = 0.71)与“戒断”(M = 2.30, SD = 1.01)维度得分相对较低，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亲子关系维度上，青少年与母亲的亲子关系得分(M = 3.81, SD = 0.89)高于与父亲的亲子关系得分(M = 3.35, SD = 0.99)，提示青少年感知到的母子亲密度整体高于父子亲密度。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父母低头行为与问题性网络使用总分(r = 0.138, p < 0.001)、与父母低头行为(r = −0.108, p = 0.010)及亲子关系(r = −0.124, p = 0.003)均呈显著相关。问题性网络使用总分与亲子关系呈显著负相关(r = −0.295, p < 0.001)，与父母低头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600, p < 0.001)。亲子关系与父母低头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 −0.234, p < 0.001)。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均为显著，且方向符合理论预期，为后续中介效应分析提供了基础。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ll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
|
M ± SD |
网络使用 |
过度使用 |
3.11 ± 0.91 |
功能损害 |
2.4 ± 0.71 |
戒断 |
2.3 ± 1.01 |
耐受性 |
2.7 ± 1.13 |
父母低头行为 |
|
2.22 ± 0.63 |
亲子关系 |
父亲 |
3.35 ± 0.99 |
母亲 |
3.81 ± 0.89 |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ll variables
表2.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1过度使用 |
- |
|
|
|
|
|
|
2戒断 |
0.513*** |
- |
|
|
|
|
|
3功能损害 |
0.567*** |
0.525*** |
- |
|
|
|
|
4耐受性 |
0.590*** |
0.556*** |
0.468*** |
- |
|
|
|
5父亲亲密度 |
−0.112** |
−0.117** |
−0.200*** |
−0.136*** |
- |
|
|
6母亲亲密度 |
−0.108* |
−0.124** |
−0.214*** |
−0.129** |
0.600*** |
- |
|
7父母低头行为 |
0.138*** |
0.124** |
0.187*** |
0.124** |
−0.234*** |
−0.295*** |
- |
注：***p <0.001，**p < 0.01，*p < 0.05，下同。
3.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Model 4)检验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模型图如图1所示。
首先检验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总效应。总效应模型拟合结果显示，父母低头行为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B = 0.207, SE = 0.047, t = 4.442, p < 0.001, 95% CI = [0.115, 0.298])，标准化回归系数β = 0.183 (p < 0.001)，说明父母低头行为越频繁，青少年出现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风险越高。以亲子关系为因变量，检验父母低头行为对中介变量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3。父母低头行为显著负向预测亲子关系(B = −0.394, SE = 0.054, t = −7.341, p < 0.001, 95% CI = [−0.500, −0.289])，标准化回归系数β = −0.294 (p < 0.001)，表明父母低头行为越频繁，亲子关系质量越差。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图1. 中介模型图
在纳入中介变量亲子关系后，检验父母低头行为对问题性网络使用的直接效应及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亲子关系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B = −0.136, SE = 0.036, t = −3.792, p < 0.001, 95% CI = [−0.206, −0.065])，标准化回归系数β = −0.161 (p < 0.001)。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54 (BootSE = 0.016, 95% BootCI = [0.025, 0.087])，置信区间未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分析效应占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6.09%。这表明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影响，部分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实现，即父母低头行为通过降低亲子关系质量，间接增加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风险。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表3. 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问题性网络使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中介路径 |
效应值 |
SE |
LLCI |
ULCI |
效应量 |
总效应 |
0.207 |
0.047 |
0.115 |
0.298 |
|
直接效应 |
0.153 |
0.048 |
0.059 |
0.247 |
73.91% |
中介效应 |
0.054 |
0.016 |
0.025 |
0.087 |
26.09% |
4. 讨论
4.1.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直接关联
从青少年数字生活的生态性特征而言，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已成为当代青少年网络行为的核心领域与首要媒介。即时通讯、社交互动、信息获取等高度依赖社交平台的功能，构成了青少年日常网络体验的核心内容与主要场景，其使用频率和沉浸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网络活动类型。因此，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使用行为进行系统性评估，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捕捉其网络交互的典型行为模式、情感依恋特征以及社会功能损害程度，本研究所采用的“问题性移动网络使用量表”对广义PIU的测量具备较高的生态效度与行为代表性(姜倩云等，2021)，理论维度结构涵盖“社会功能受损”“戒断症状”“耐受性提高”及“社交抚慰”四个核心维度与经典网络成瘾模型及广义PIU的核心诊断特征：行为失控、戒断反应、功能损害存在高度契合。尽管量表在行为指向性上聚焦于“移动社交网络”这一特定领域，但其所测量的心理行为构念(construct)与广义PIU的核心构念存在高度的结构重叠性(Aboujaoude, 2010; 陈友情等，2023)。这意味着，使用该量表的得分能够有效反映个体在网络使用中的情绪依赖倾向、自我控制能力缺失以及社会功能受损程度等核心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不同网络活动类型所共有的成瘾性心理内核。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呈显著正相关，且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IU，这与多数聚焦家庭数字环境的研究结论一致(Geurts et al., 2022)。作为青少年社会学习的首要榜样，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行为，本质上传递出的“网络线上交往更为重要”的隐性认知(姜倩云等，2021)。这种示范效应可能削弱青少年对网络使用的自我约束意识，降低其对网络依赖风险的认知水平，进而增加过度使用网络的可能性(朱颖，姜兆萍，2022)。此外，父母低头行为导致的亲子互动缺失，可能使青少年因现实情感支持不足而转向网络寻求慰藉，这一过程会进一步强化网络使用与情绪满足之间的联结(Badura et al., 2017; Hu et al., 2018)，最终提升PIU的发生风险，印证了“社会学习理论”中榜样行为对个体行为塑造的关键作用。
4.2. 父母低头行为对亲子关系的质量的影响
亲子互动是维系亲子关系的基石，当父母沉浸于电子设备而忽视子女时，子女容易产生被冷落的感受(Mansor et al., 2021)。这种情感忽视会直接拉大亲子间的心理距离。国内有学者指出，父母低头行为本质上属于人际忽视，会引发孩子的孤独感与被排斥感，阻碍安全型依恋的形成(刘幸娟，2022)。本研究中亲子关系得分的差异显示，尽管母子关系得分高于父子关系得分，但二者均受到低头行为的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该效应具有普遍性。低头行为通过双重路径削弱亲子关系，既直接减少了亲子间的深度交流，又通过降低父母的正念水平间接损害家庭亲密度。家庭亲密度的下降往往会引发亲子矛盾与情感疏离，进而进一步破坏亲子关系(陈颖娇，刘晶波，2025)。低头行为会直接破坏亲子沟通、诱发亲子冲突，导致家庭社会化过程受阻，这为上述作用路径提供了更具体的实证支撑。
4.3.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
本研究验证了亲子关系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路径，扮演了显著的中介角色。间接效应占比26.09%，且置信区间排除零值，这确证了中介路径成立。具体而言，父母低头行为首先侵蚀亲子关系，进而间接推高青少年网络成瘾风险。该机制既呼应了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家庭微系统互动质量深刻影响个体发展，也与多项实证证据相契合(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亲子关系质量越高，青少年PIU风险越低。高质量的亲子关系能为青少年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与安全依恋，帮助其培养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与自我控制能力，使其在面对现实压力或负面情绪时，更倾向于通过亲子沟通等健康方式解决问题，而非依赖网络逃避(Hu et al., 2018; Wong et al., 2020)。反之，疏离或冲突的亲子关系会导致青少年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自我调节能力发展受限，网络世界的即时反馈与情感慰藉便成为其弥补现实缺失的重要途径，最终陷入过度使用网络的困境(Hayixibayi et al., 2022; Toran et al., 2024)。
5. 建议
基于研究发现，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需形成多层面合力。父母当以身作则，主动减少低头行为，设立“家庭无手机时间”以专注沟通(Gong et al., 2022)。此举直接优化亲子互动，为构建积极关系奠定基础。家庭须以关系建设为核心，通过民主教养与共同活动强化情感支持，父亲尤应加强参与以增强亲子亲密度。紧密的亲子纽带自然需要外部协同，学校应搭建家校共育桥梁，通过课程提升学生网络素养，并指导父母掌握科学教养技巧。而家庭与学校的努力，亟需社会环境的支撑，通过传播健康理念、提供家庭支持资源并净化网络空间，从而系统性地减少青少年群体不良网络行为。
6.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
第一，研究测量工具选择所带来的局限性。量表的测量范围具有明显的特异性，未涵盖青少年群体中其他常见的问题性网络使用类型，如网络游戏成瘾、短视频过度沉迷、强迫性信息浏览及网络赌博等。此类网络活动具有独特的心理强化机制、行为表征与成瘾路径，与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心理行为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将研究结果推广至所有类型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时，需保持必要的学术审慎。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具综合性与包容性的PIU测量工具，或对不同性质的问题性网络活动进行分维度、分类型的实证考察，以更系统、细致地揭示家庭环境与各类青少年问题性网络行为之间的关联模式与作用机制。
第二，样本代表性不足且未控制重要人口学变量。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对象仅来源于一所城市公立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样本在区域、学校类型、学段及家庭文化经济背景上多样性有限，这限制了研究结论向农村地区、其他学段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群体的推广。本研究发现的显著中介路径，虽揭示了变量间存在的可靠关联模式，但其效应量可能受到未被控制的混杂因素影响。未来研究应着力扩大取样范围，覆盖多样化群体，并在研究设计之初即系统收集相关人口学信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甚至调节变量纳入分析，以更纯净地估计父母低头行为的作用路径，并检验模型在不同亚群体中的普适性。
第三，横断研究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尽管本研究基于理论构建并验证了中介模型，但横断数据无法确证父母低头行为、亲子关系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因果方向与时间序列。如青少年的问题性网络使用也可能引发父母的担忧与管理行为，进而影响亲子互动质量。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在多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并使用交叉滞后模型等分析方法，为变量间的因果推断提供更坚实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