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结合的前提是契合，内在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归纳两者高度契合之表现，梳理高度契合之意义，对“第二个结合”的走深走实至关重要。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概述
恩格斯指出：“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2]在分析两者高度契合的表现和意义等延伸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准确领会研究对象的内涵要义，探究高度契合的内外在原因。
2.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内涵要义
“适合”“契合”和“结合”是表达不同程度关系、相互影响或联系的词汇。“适合”指的是事物之间相互适宜，符合特定的要求或条件。这种关系是较为表面的，只需要满足最基本的匹配要求即可称为“适合”。因此其适用范围也非常宽泛，所指代的事物关系也仅仅止步于相互协调，并没有深究其中种种。“契合”则含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指的是两者之间相互吻合，意气相投。这种关系是更加紧密和内在的，常常体现在思想、理念等方面，极具针对性。本文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就是“契合”的关系，因为两者内在、外在都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并不是“适合”能够达到的深层次关系。而“结合”强调的是将两个或多个事物合并、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这种关系是基于契合而产生的，如总书记所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只有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简言之，就是两者在内容、结构、特征、功能等方面存在内在相通之处。需要注意的是，依据矛盾的基本观点，事物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矛盾的对立面本身就是相互排斥又相互贯通的。但本文所研究的是两者高度契合的关系，着重强调了“高度”这一属性，即两者的契合是由点到面的，在对立面的每一个点上都能找到彼此契合的影子。
2.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经受理论与实践的检验，不断碰撞交织甚至相互结合，靠的不是偶然、将就，更不是生拼硬凑，而是两者高度契合性的结果。
从历史维度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理论曾一度风靡，无数有志青年上下求索，但始终未能求得民族命运的出路。唯有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应对新形势、解决新挑战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谋而合，最终扎根于中华大地。与之相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行”，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行？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故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是必然之义。
从理论本身分析，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初在时间、空间范畴中并不相关，在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两者对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追求是一致的。百余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在探寻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时，既不为藏诸名山，更不求流芳百世；他们只是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找寻一些普遍的规律，为人们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构建一个美好的蓝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是如此。“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论是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哲学观、道德观等，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对真理表达着强烈的渴求。
2.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两个结合”做好，才能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二者高度契合的关系不止于理论自身的要求，更是时代之唤。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理论，并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实现条件。但马克思主义想要在中国实现广泛的传播，就必须寻找生根发芽的土壤，否则就只是“空中楼阁”“象牙之塔”。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植于中华儿女内心的文化烙印，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与精神命脉，能够帮助马克思主义激发认同感，将理论落实到中国人的心中，实现“中国化”。同时，拥有了“根”的马克思主义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思想的持久作用，达到“化中国”的最终目的。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生发于古代中国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必然面临转向何方、如何转向等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中虽然包含大量历久弥新的真理，但不可否认具有落后、封建等思想存在。因此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鉴明其中的糟粕，放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对于曾经所摒弃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予以重新审视，发掘、转化他们的独特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逐渐适应现代化的场域并形成独特的中华场域，不断提高其影响力。
从当代中国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血脉与灵魂。一方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移，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亟需精神养料的滋养。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迸发的背景下，文化资源的比拼、社会认同的参差、意识形态的竞争都需要文化自信的底气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支撑。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所带来的理论智慧与精神力量，两者互相成就、成就时代也使他们的契合成为必然之举。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表现是多角度、多方位的。
3.1. 在内在特性维度上高度契合
3.1.1. 理论品格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高度契合。
自创立阶段起，马克思主义就充分彰显出开放的理论品格。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等则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视角也鲜明地体现了开放性。恩格斯曾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相反，它为更多真理的诞生铺就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状态，不断审视、批判自我，完善、丰富自我，最终超越理论本身。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漫长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因朝代更迭而割断血脉，反而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正是其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所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下，各民族消弭隔阂、凝聚共识，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包容性也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吸收与融合。从古代“佛教东传”到近代“西学东渐”，再到如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以侵略的姿态面对任何一种文化，始终秉承着海纳百川的气度与格局，尊重差异、博采众长，让各种优秀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美美与共。其实不止于开放包容这一点，中华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天下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博大情怀……两者在理论品格上闪耀着众多相似的光辉。
3.1.2. 思维方式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高度契合。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首先强调的就是物质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批判继承，他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世界统一于物质，这就揭示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在内各种物质的共同本质。其次，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联系与发展。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个体，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同时，事物之间是发展、运动的，如果我们从静止的状态去认识事物，就会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再次，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对立统一、质变量变与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唯物辩证法能够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出发，把握问题本质，通过事物发展规律找到主要矛盾进而解决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辩证思维。首先，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世界的本原；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老子也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等观点。虽然他们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范畴，但已经具有唯物主义的最初形态，包括《史记》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能够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物质性理论相契合。其次，庄子在《齐物论》中表达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和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这与马克思主义中普遍联系的观点不谋而合。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哲学角度体现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殊途同归。再次，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包含了众多关于“不易”“变易”及其运动规律的论述，如“一阴一阳谓之道”就表达了事物都有相反相成、相互推移的阴阳两方面，“否极泰来”不仅揭示了矛盾的变通性还引导人们积极看待。细数古代文学著作，“福祸相依”“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与唯物辩证法遥相辉映的辩证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谓层出不穷。
3.2. 在精神气质维度上高度契合
3.2.1. 实践理念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观高度契合。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旧哲学的重要标志，对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只有在实践的劳动中，人的最根本的特性即人的社会性才得以存在。其次，马克思将社会生活的本质也归为实践。人与动物分离是实践所致，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是实践所致，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都依靠具有实践属性的人开展实践活动而产生。再次，实践是改造世界的根本且唯一途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没有实践，一切理论都是乌托邦。最后是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源于实践，唯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在反复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进而指导实践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古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关系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精神品质之一，关于知行观的讨论，在中华文化历史中始终方兴未艾。“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知而不行，犹无知也”，从先秦时期，孔子儒家学说就开始有意识地强调“行”并鼓励他的学生勇于实践。荀子继承发展其思想，认为“天官之当簿其类”，即人的一切知识都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接触，“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则点明“知”的目的便是落实“行”。宋元明清时期，知行关系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对知先行后、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熹强调了知行二者互相促进关系；王守仁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理论并将知行理解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但其中不乏唯心主义的性质。王夫之的出现则将知行学说提升到了最高境界，他指出“行”是“知”的源头并论述了“行”具有检验“知”正确与否的作用。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没有直接揭示出人或社会的本质在于实践，但两者并行不悖。
3.2.2. 道德观念方面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正己”等思想高度契合。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对道德的认识争议不断。马克思曾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要“废除宗教、道德”，但他又在著作中不断彰显出道德关怀，如关注被压迫工人阶级的处境等。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即道德应当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探讨道德问题离不开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起点。马克思将人放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进行考察，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多次运用“正义”“自由”等观点来阐述其道德观，说明他所追求的道德是建立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基础上的， 是共产主义社会背景下的。“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5]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的本性会随着后天教育与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以涵养自身德行。此外，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学经典思想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道德观念，体现了道德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虽然此处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略有不同，马克思将道德与道德提升完全诉诸经济基础的增长，儒家学说格外注重人的慎独，但两者都一致认为德行能够在后天得到提升并致力于寻求提升之道。而在群体、社会关系中，“商鞅立木”“季札赠剑”提倡的诚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彰显的仁礼文化，包括在对待外部世界交往中的“协和万邦”“兼善天下”……中华文化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为出发点，将仁、义、礼、智、信融入民族血脉，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这些优秀道德品质的身影其实都在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有所体现。
3.3. 在价值取向维度上高度契合
3.3.1. 政治理念方面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进一步指出，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个人”。虽然这一表述仍带有抽象性，但已经在历史规律的探寻中展现出人文关怀。马克思持续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境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对人的四种异化；在《资本论》中他揭露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状况，同时也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并逐渐形成“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再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民心向背决定国运兴衰。《尚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源头。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指执政者要合乎百姓的意志而为；孔子在《论语》中提及“民”五十余次，其“为政以德”的治国方针和富民、利民的思想都体现出对百姓的重视，具有“民本”学说之雏形；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和“仁政”中养民、教民的理念对后世“以人为本”的形成也有重要意义；荀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断更是巧妙地将民喻为水，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上述种种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更充分认识到民众对于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始终是出发点和归宿。近代以后更是如此。孙中山先生用“三民主义”表达了对人民地位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并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立为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亦然。足以见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执政为民、丹心爱民这一立场上心照不宣。
3.3.2. 社会理想方面
马克思主义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高度契合。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等现实问题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消灭剥削、解放人类最终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精神的极大提高的社会。在这里，人们从对人和物质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国家或团体间也没有战争对立，私有制、阶级、雇佣等都不复存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我们通过无产阶级运动推翻剥削和压迫，首先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这一阶段人们仍处于私有财产的异化下；但当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生产资料实现公共占有与分配时，就会迎来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从“亲仁善邻”到“博施济众”再到“老安少怀”，甚至道家主张的小国寡民、陶潜笔下神往的世外桃源，古人始终向往着和谐友善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就是人们共同的美好夙愿。《礼记》对“大同社会”进行了生动而具象地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细细解读我们能够发现，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中华儿女不仅渴望美好社会，也始终未曾停止追逐的脚步——孔子、孟子为实现“天下大同”而周游列国；墨子为推行“尚同”“兼爱”而奔走疾呼；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回荡于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述了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世界；孙中山也试图以“大同之治”振兴中华。时至今日，我们实现了小康梦和共同富裕，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不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追求上的志同道合。
4.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意义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离不开“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揭示。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4.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理论意义
4.1.1. 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发展基石
“第二个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了历史纵深，拓展了文化根基。想要进一步发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作用，就必须找寻并明确背后的理论基石。“‘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两个无法发生化学反应的物体，即使再亲密无间也永远无法产生新物质。因此，想要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相结合的后天行为，两者在先天属性上必须具有高度的契合相通性。从源头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契合的开放与包容让他们能够接纳彼此，契合的精神气质让他们相得益彰、走进彼此，契合的理想追求让他们共同为之奋斗。从结果看，我们党始终从全局视角看待问题、用长远眼光思考问题、以整体导向把握问题是唯物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思维的有机结合，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及对理论实践的创新、探索是实践观与知行观的有机结合……这些蕴含中华深厚底蕴与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概念与观点正是两者相结合、守正创新的光辉典范。当一个个契合的“点”逐渐被发现、结合为“线”和“面”，“第二个结合”也就随之诞生。总而言之，“契合”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石。
4.1.2.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6]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运用的主体是中国人民，运动的环境是中国国情。因此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人民群众接受它、获得情感的共鸣。如果单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舶来品”，那么极有可能在人们还未对它形成理性、全面认识之前，就先在心理层面将其否认，更不必说相结合的后续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高度契合则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如在翻译“社会主义”这一词汇时，《万国公报》将其译为“安民新学”，康有为、梁启超将其译为“人群之说”“人群主义”。这些带有民族形式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华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马克思主义快速掌握群众并转化为实际力量。时至今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古为今用，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规律演绎在中国大地之上，不断开辟中国意境。
4.1.3. 以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当代早已不同，曾经也一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面临何去何从的尴尬处境。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一方面，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人民性和开放性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能够在契合的过程中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不断鉴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中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全新阐释与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在充分挖掘活水源头、把握精髓要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以其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拓展、重构和超越。从“民本”到“民主”，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从“九州共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引领下不断创新探索、与时俱进，实现“思想解放”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4.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现实意义
4.2.1. 有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主体与客体或主体与主体在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一种文化具有主体性，则表明它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能力意识和创新意识，而这也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统一于两者的高度契合之中。第一，两者的高度契合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认同中国文化。当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检验，当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传统文化喜闻乐见的形式，文化便不再曲高和寡，越来越多人能够正确认识我国文化、丰富精神文化世界进而将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提高已经充分证明，广大人民不仅正确认识了文化本身，还对其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两者的高度契合让我们在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拥有展示自我风采的勇气和吸收他人长处的能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文化交流往来更加密切。如果没有坚实稳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认同，在交往过程中就会缺少底气和定力，甚至可能出现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而两者契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满足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也提高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让中华民族走向自强自信。第三，两者的高度契合让我们有超越自身、不断创新的文化基础和长远规划。文化主体性的最终阶段体现在是否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创新赋予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简单的模板延续和刻板的模板套用都不是其所要求的，而应是两者在契合的辩证统一中产生的全新的文化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明。
4.2.2. 有利于筑牢文化根基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需要动力，动力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精神等多层面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因此，想要实现复兴蓝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这就要求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关系。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也曾一度居于世界文明之潮头，由于近代闭关锁国等原因才走向衰落。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复兴之路才渐渐拉开序幕。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是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党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历史亦证明，两者契合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汇聚的思想共识更为广泛、凝聚的精神力量更为主动，是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因此，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与复杂多样的国内形势背景下，两者的高度契合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应挖掘更多契合相通之处进行有机结合，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多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