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西方话语体系里，“文明”常被建构为“野蛮”的对立面，强调世俗化的人类进步与自我发展。然而，马克思文明观则强调人的主体性回归，并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与共同发展。“今天，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1]。马克思文明观在理论上阐释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更高阶段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可能性，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提供指引。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所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既继承了马克思文明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又实践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彰显着马克思文明观的当代价值。
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批判
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伴相生的，资本和技术作为现代化的两个核心要素，必然成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首要对象。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资本逻辑统摄着资本主义文明并催生“文明悖论”。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使其从解放的潜能异化为资本权力规训劳动的强制性手段。
2.1. 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在于资本逻辑催化人的劳动置换“死的物”而变为生产资料的源泉[2]。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展开对资本的批判，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暂时性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3], p. 644)。这表明资本具有拜物教性质，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的虚幻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劳动者看似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拥有比奴隶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把劳动力卖给谁的自由，是虚假的形式上的自由，人身依附关系被雇佣劳动所取代，资本对人的剥削只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形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者为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资本家付给劳动者一定的工资作为报酬。由此，在雇佣劳动制度的遮蔽下，资本采取了“合理”的存在形式。
其次，资本是一种增殖运动。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4], p. 269)。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二律背反，即资本主义在以其文明的一面摆脱封建主义蒙昧的同时，也使一切都服务于“资本–利润”的增殖逻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资本对自身增殖的盲目追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使得自然界由“人的无机身体”变成了纯粹的“有用物”；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在资本逐利性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化为商品关系。货币和资本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这种物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疏离和信任缺失，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冷漠和功利，造成“道德上的缺失”，这种冷冰冰的社会关系并非真正的文明。从文明的多样性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相伴而生。资本在开辟世界市场、推动普遍交往的同时，极力主张文明的趋同，破坏了文明多样性。
最后，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 p. 707)。资本的循环、积累过程并非孤立于经济领域，而是与社会关系、政治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紧密相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权力，它不仅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劳动的组织形式，还间接地塑造了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经济上，资本作为社会权力的体现，其运作机制加深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不仅体现在直接的雇佣关系上，更体现在劳动者无法掌控自己劳动产品的命运上。政治上，资本的社会权力进一步派生出了政治权力，随着资本的积累与集中，拥有大量资本的阶级逐渐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权力，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等，有利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与发展。最后，文化也从精神家园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场域。资本通过一套精密的意识形态隐蔽机制，构建了一种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功能在于驯化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其在文化认同中消解对资本逻辑的反抗，从而实现深层的精神主导。
2.2. 对技术的批判
技术的发展支配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一种现代社会技术文明。马克思肯定了技术文明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这一文明背后的人与技术、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异化。
首先，技术文明是技术支配人的一种文明形态。“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5], p. 776)。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技术文明的重要载体，却在其实践中陷入“文明的悖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经济利润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而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这种价值秩序的颠倒，加剧了社会剥削与压迫。同时，在技术文明的浪潮中，人类逐渐失去了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和追求，不再关注内心的真实需求和情感世界，而是被外部世界的物质诱惑和技术便利所牵引。因此，技术不再仅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控制支配人、控制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
其次，技术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生存风险。“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5], p. 776)。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而来的不是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反而是资本家凭借技术优势对工人阶级更大程度地剥削。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被进一步异化，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机器”，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更加隐匿化。此外，技术的发展取代了一些传统岗位，出现脑力劳动需求增多和体力劳动需求减少的趋势，对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工人就会面临生存风险。
最后，技术消解了人的个性。技术文明将人纳入到了一个可计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可以被量化、被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6], p. 679)。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活动对工人的技能水平和聪明才智的要求日益降低，工人只需要像机器一样从事准确、重复的动作，导致其能力“片面化”与“畸形化”。人逐渐成为数量上的“抽象的同一”，人的个性特征逐渐被技术磨灭，技术在这里不是解放了人，而是把人简单化和功能化了。
3. 马克思文明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马克思文明观起源于19世纪，其形成不仅广泛吸纳了卢梭、傅里叶、摩尔根等思想家的文明思想精髓，更建立在深刻批判与理性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面，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另一方面，他也尖锐指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成了一种统治力量，这种物的统治导致了人的异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进而衍生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等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概念。一种关乎全人类发展的文明形态的出现成为必然，其必将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3.1. 超越理念窠臼，彰显实践本质
马克思文明观强调文明的实践本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语境中文明是一种理念范畴的超越。在资本主义文明语境中，文明往往被简化或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抽象、静态的概念范畴，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状态、文化成就或道德标准，是某种理想化、普遍化的存在。这种界定忽略了文明的实践本质和历史性，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脱离具体社会实践而独立存在的理念。而在马克思的文明观中，文明并非孤立地概念化存在，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化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觉察到文明的进步无法依靠理性的自我完善，而是要到实践中去解释和发展人类文明。马克思文明观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非文明的概念或定义，而是指引人类文明扬弃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探寻其迈向新形态的根本动力与实践方案。“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 p. 166)。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不是一个静态的“乌托邦”，而是动态的、现实的实践过程。
3.2. 超越少数专属，高扬人民立场
马克思文明观强调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少数人的文明的超越。马克思认为，文明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文明由现实的人创造并服务于现实的个人。而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统治阶级所追求的仅仅只是本阶级的利益，而非共同体内多数“现实的人”的普遍利益。在“资本的文明”中，“现实的人”成为少数特权阶级对多数人压榨和剥削的工具。文明的出现使得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人们被物质利益所迷惑变得更加虚伪和冷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始终受制于物质生产的必然性领域，他因而提出以“自由王国”为名的文明构想。这一构想旨在以人的主体地位取代资本的支配地位，将人从异己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言：“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既就开始了”[8]。资本增殖的逻辑，直接导致了工人用于自由发展与文明涵养的时间被压缩，个体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也因此沦为幻象。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理论回应，标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指向。
3.3. 超越资本逻辑，展现多元愿景
马克思文明观强调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是对“资本中心论”的有效超越。不可置否，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的流动与扩张创造出世界历史，但这种交往以资本为中心，受资本的支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对其他文明的包容并促使文明趋向统一，这一趋势对多元文明的存续构成了挑战。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 p. 404)。马克思文明观与两极对立的剥削阶级文明理论彻底决裂，主张不应将任何一种文明模式视为绝对优越或普遍适用，而是应尊重并学习各种文明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强调文明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6], p. 730)。马克思对历史单线论的反对，直接否定了“资本中心论”所暗含的“所有文明都必须经历同一模式”的宿命论，彰显文明多元发展立场。
4. 马克思文明观的当代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开创新的文明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践指向。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所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具体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资本主义文明为镜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为趋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有效超越，彰显了马克思文明观的当代价值。
4.1.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以资本主义文明为镜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弊端。因此，在当代，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西方现代化为镜鉴，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成功开创并实践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中心”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中心”。文明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相互成就。在资本主义文明语境下，一切都是围绕资本中心的逻辑运行的，人仅仅只是满足资本增殖需要的工具与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 p. 411)。马克思文明观以现实的人为文明主体，以人的生产活动为文明动力，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文明归属，“人民性”是其突出特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同样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遵循，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9]。在消除绝对贫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夯实民生保障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密切构筑“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在推进共同富裕上，中国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调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着力缩小贫富差距。“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蕴含的“人民中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中心”的有效超越。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协调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片面性”。在资本主义文明语境下，资本逻辑的本质追求在于利润最大化，这一导向不可避免地促使物质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之间出现了分割乃至对立的现象，进而导致了片面化和不可持续的发展风险。西方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是以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常常处于失衡状态。立足于马克思的理论，真正的普遍的人类文明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明体系，其不应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增长，而应是各领域、各方面都和谐共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确立的驾驭资本逻辑的所有制结构，极大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增强文化自信的价值引领、共商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共同构筑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图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片面性”内在矛盾的深刻扬弃。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和平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抗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其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 p. 297)。西方现代化的暴力性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抗性。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提法被正式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词汇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表明中国要走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殖民掠夺血腥之路，是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全新实践。作为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辟了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雅万高铁到蒙内铁路，从中老铁路到比雷埃夫斯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更带动了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国与国之间可以超越“丛林法则”走出一条“和合共生”的文明新路。
4.2.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
在当代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既是马克思文明观时代生命力与真理力量的集中体现，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精神根基与历史沃土，内生性驱动其发展并赋予其鲜明中国气派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给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卓越底气，其内蕴的独特治理智慧、政治理想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内源动力。
首先，马克思“自然复活”思想与中华“天人合一”智慧的深层契合给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深刻启迪。马克思文明观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下自然沦为“纯粹有用物”的异化状态，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并展望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实现“自然界的复活”。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应自然思想、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与人体统一思想、孟子的顺应天时思想等中国古代治理智慧，都与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相契合，给予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启示，使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有了遵循，彻底摆脱西方粗放型、破坏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就是将二者的自然观创造性结合与转化，为现代化服务的光辉典范。在“两山”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功证明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可以并行不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超越传统发展路径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其次，马克思“人的解放”命题与中华“民本仁政”思想的交融重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和谐”底色。马克思文明观的核心旨归是超越资本中心导致的阶级分化与人的片面发展，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者，国之根也”的民本思想始终要求国家在其政治实践中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蕴含的强调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民本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文明观对资本主义文明语境下“物本”思想的批判，也源于其赓续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智慧。马克思“人的解放”的彻底性，剔除了传统民本思想中可能存在的“治民”色彩，将其提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政治逻辑；这种结合在制度上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全链条落实，以及“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持续涵养，从而生发出一种追求整体福祉、趋向共同富裕的文明新特性。此外，传统“仁”与“礼”的文化基因，也为宏大的“人类解放”命题注入了强调责任伦理的中国温度。在处理外交关系上，中国始终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强调民族国家无论大小、发展水平高低，在国际交往中都是平等的主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革新，为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多元文明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4.3.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为趋向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伴随着文明形态的跃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21世纪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不仅展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和成功经验，更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尽管人类文明新形态距离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尚有一段距离，但其在现实的实践展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都已经趋向于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未来性。
其一，从现实的实践展开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多个维度践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理念。在人自身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文明形态将使人彻底摆脱剥削与压迫，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所展现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正是对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现实回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山论”、“双碳”目标等都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共产主义文明的契合性。在人类普遍交往程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逆全球化行为的有力反击，它深化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普遍交往，为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下，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和文明冲突无处不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遭遇现实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要开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途径以提升文明程度。中国式现代化所孕育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勾勒出一幅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为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加文明的新选择。
其二，从未来的发展方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具有“文化可塑力”并把握了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大势的文明新形态。“‘文化可塑力’是衡量一种文明形态是否具有‘未来性’的重要标准，因为它是关乎文化生命和‘新事物的诞生’的创造能力，是在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之间建立历史连续性的能力”[10]。资本主义文明囿于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逻辑丧失了“文化可塑性”和“未来性”，必然会为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也就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替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马克思所指出的继资本主义文明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始终坚持朝着共产主义文明形态迈进，并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向路，是一种兼具“可塑力”和“未来性”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路标。尽管人类文明新形态尚未完全达到马克思所筹划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高度，但其在现实的实践展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已经展现出了显著的趋同趋势。展望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继续朝着马克思所筹划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迈进，一个更加美好、公正、和谐、可持续的未来社会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