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北京市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常见的选择城市之一,2001年~2006年期间,北京市外来农民工人数基本上保持在300万人左右。2005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57.3万人,比2000年增加101.2万人。北京市农民工从业范围主要为建筑(翟振武,侯佳伟,2010)、住宿、餐饮、制造及居民服务业,年龄集中在15~49岁的劳动、婚恋、子女养育适龄人群,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5%。其中处于25~49岁生育年龄高峰的农民工人数比例达到75%以上,几乎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的子女。在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部分农民工的子女还在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这部分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问题尤其值得社会关注。而儿童、青少年所接收的教育和所遭遇的生活事件与心理成长和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心理状况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自尊问题,同时,自尊状况与儿童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生活环境是否适合青少年的成长主要通过生活事件来体现。目前我国还没有对民工青少年子女自尊与生活事件关系的相关研究和文献。因此,本研究对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男、女性青少年的自尊状况和所受的生活事件进行了解;并分别对自尊和生活事件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中的状况进行探索和比较;了解影响自尊的生活事件状况。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基于知情同意并签字的原则进行单纯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并对纳入对象进行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配对。研究对象来源于2010年~2013年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学校的13~18岁青少年学生,能正确理解并客观回答资料内容,共计420人,其中男性组和女性组分别为210人,平均年龄15.6 ± 2.4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基本信息调查表
内容包括青少年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母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氛围等情况。
2.2.2.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版(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条目1、2、4、6、7、8正向记分(韩向前等,2005),很不符合记1分、不符合记2分、符合记3分、非常符合记4分;条目3、5、9、10反向计分,很不符合记4分、不符合记3分、符合记2分、非常符合记1分;SES总分为10个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SES各条目与总分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4811,分半信度为0.9593,重测信度为0.7816,与Zung’s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04和0.523(王萍等,1998)。
2.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
ASLEC用于测量青少年及其家庭过去12个月内所发生的事件,该量表由2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陈述了一个生活事件。ASLEC根据事件是否发生及对受试者本人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记分,如该事件未发生,记分为0;如该事件发生过,根据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程度,分为没有、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分别记分为1、2、3、4、5分。ASLEC条目经过聚类分析为以下因子:人际关系因子(包括条目1、2、4、15、25),学习压力因子(包括条目3、9、16、18、22),受惩罚因子(包括条目17、18、19、20、21、23、24),丧失因子(包括条目12、13、14),健康适应因子(5、8、11、27),以及其他(包括条目6、7、23、24)。ASLEC条目、因子和总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试者所受到的生活事件越多和受到的伤害越重。该量表各条目事件刺激量与总刺激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2412~0.5662,平均相关系数为0.4461,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492,分半信度为0.8809,重测条目平均相关系数为0.4961,总刺激量重测相关系数为0.6861 (刘贤臣等,1997)。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研究人员向各参与的学校、学生以及家长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双方协商并达成一致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研究人员并向对方说明该资料所收集内容永久保密,并签署书面同意和保证书。数据采用EXCEL表格录入,双人核对、根据量表记分标准量化记分后录入。每份资料中,家庭经济状况、性别、年龄任何一个项目信息缺失,或SES和ASLEC有任何一个条目回答信息缺失,均不对该研究对象资料纳入统计分析。研究数据用统计软件SPSS19.0分析。分析方法为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关系分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为防止具体信息的丢失,本研究逐步回归因变量为自尊量表各条目,自变量为年龄和青少年生活事件各条目。本研究检验标准为P < 0.05。
3. 结果
3.1. 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SES和ASLEC得分
表1显示了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SES和ASLEC得分。从统计结果来看,SES得分在男、女性组分别为27.2 ± 2.3和27.2 ± 2.5,得分在两组之间没有差异(F = 0.008, P = 0.929);ASLEC得分中,受惩罚因子(F = 39.621, P = 0.000)、健康适应因子(F = 5.566, P = 0.019)、其他(F = 40.650, P = 0.000)和总分(F = 10.955, P = 0.000)得分在男、女性组之间有差异,均呈现男性组得分高于女性组(P < 0.05)。
3.2. 男性组SES条目与年龄和ASLEC条目逐步回归分析
表2显示了男性组SES条目与年龄和ASLEC条目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与“遭父母打骂”(t = 3.322, P = 0.001)和“考试失败或不理想”(t = 2.298, P = 0.023)呈负相关(β = −0.224, −0,155),该变量变化的7.3% (adj.R2 = 0.073, F = 9.075, P = 0.000)可以归因于这两个生活事件。“感到自己有许多好品质”和“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t = 2.863, P = 0.005)呈负相关(β = −0.196),该变量变化的3.4% (adj.R2 = 0.034, F = 8.196, P = 0.005)可以从该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其他生活事件”(t = 2.564, P = 0.011)呈负相关(β = −0.176),该变量变化的2.6% (adj.R2 = 0.026, F = 6.574, P = 0.011)可以通过其他生活事件得到解释。“认为自己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与“被盗或丢失东西”(t = 4.394, P = 0.000)、“与老师关系紧张”(t = 2.367, P = 0.026)、“当众丢面子”(t = 2.094, P = 0.037)、“遭父母打骂”(t = 2.034, P = 0.043)呈负相关(β = −0.309, −0.163, −0.153, −0.149),该变量变化的12.0% (adj.R2 = 0.120, F = 7.998, P = 0.000)可以通过这4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与“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t = 2.665, P = 0.008)和“被盗或丢失东西”(t = 2.187, P = 0.030)呈负相关(β = −0.184, −0.151),该变量变化的3.9% (adj.R2 = 0.039, F = 5.163, P = 0.006)可以通过这2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对自己持肯定态度”和“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t = 2.342, P = 0.020),“意外惊吓、事故”(t = 2.359, P = 0.019),以及“家庭内部有矛盾”(t = 2.204, P = 0.029)呈负相关(β = −0.166, −0.164, −0.156),该变量变化的6.0% (adj.R2 = 0.060, F = 5.364, P = 0.001)可以通过这3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总的来说对自己满意”与“升学压力”(t = 2.431, P = 0.016)呈负相关(β = −0.167),该变量变化的2.3% (adj.R2 = 0.023, F = 5.909, P = 0.016)可以通过这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希望自己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与“受人歧视冷遇”(t = 2.123, P = 0.035),“不喜欢上学”(t = 2.946, P = 0.004),“学习负担重”(t = 2.374,

Table 1. The mean scores of SES and ASLEC
表1. SES及ASLEC得分(
)

Table 2.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tems of SES and items of ASLEC and age in boys
表2. 男性组SES条目与ASLEC条目和年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P = 0.019),“亲友患急重病”(t = 2.993, P = 0.003),以及“意外惊吓、事故”(t = 2.101, P = 0.037)呈负相关(β = −0.149, −0.213, −0.177, −0.207, −0.145),该变量变化的10.2% (adj.R2 = 0.102, F = 5.680, P = 0.000)可以通过这5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确实时常感到自己毫无用处”与“受人歧视冷遇”(t = 2.007, P = 0.046),“与老师关系紧张”(t = 2.428, P = 0.016),以及“预期的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t = 3.196, P = 0.002)呈负相关(β = −0.143, −0.171, −0.222),该变量变化的7.1% (adj.R2 = 0.071, F = 6.288, P = 0.000)可以通过这3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和“与老师关系紧张”(t = 2.396, P = 0.017)和“预期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t = 2.013, P = 0.045)呈负相关(β = −0.167, −0.141),该变量变化的2.9% (adj.R2 = 0.029, F = 4.112, P = 0.018)可以通过这2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
3.3. 女性组SES条目与年龄和ASLEC条目逐步回归分析
表3显示了女性组SES条目与年龄和ASLEC条目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与“受人歧视冷遇”(t = 4.664, P = 0.000),“当众丢面子”(t = 2.875, P = 0.005),“意外惊吓、事故”(t = 2.569, P = 0.011),“考试失败或不理想”(t = 2.642, P = 0.009),“遭父母打骂”(t = 3.005, P = 0.003),“预期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t = 2.432, P = 0.016),“生活习惯(如饮食、睡眠等)明显变化”(t = 2.255, P = 0.025)呈负相关(β = −0.361, −0.219, −0.181, −0.191, 0.228, −0.179, −0.164),该变量变化的22.1% (adj.R2 = 0.221, F = 7.922, P = 0.000)可以通过这7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感到自己有许多好品质”与“受人歧视冷遇”(t = 13.038, P = 0.000)呈负相关(β = −0.267),该变量变化的6.6% (adj.R2 = 0.066, F = 13.038, P = 0.000)可以通过这1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与“学习负担重”(t = 3.073, P = 0.002)呈负相关(β = −0.229),该变量变化的4.7% (adj.R2 = 0.047, F = 9.444, P = 0.002)可以通过这1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认为自己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和“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t = 2.909, P = 0.004)呈负相关(β = −0.218),该变量变化的4.2% (adj.R2 = 0.042, F = 8.460, P = 0.004)可以通过这1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与“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t = 2.372, P = 0.019)和“被人误会或错怪”(t = 2.159, P = 0.032)呈负相关(β = −0.181, −0.165),该变量变化的3.8%(adj.R2 = 0.038, F = 4.352, P = 0.014)可以通过这2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对自己持肯定态度”与“预期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t = 2.715, P = 0.007)和学习负担重(t = 2.492, P = 0.014)呈负相关(β = −0.210, −0.192),该变量变化的5.0% (adj.R2 = 0.050, F = 5.433, P = 0.005)可以通过这2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总的来说对自己满意”与“家庭内部有矛盾”(t = 2.477, P = 0.014)和“不喜欢上学”(t = 2.160, P = 0.032)呈负相关(β = −0.187, −0.163),该变量变化的6.2% (adj.R2 = 0.062, F = 6.657, P = 0.002)可以通过这2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希望自己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与“转学或休学”(t = 2.605, P = 0.010)呈负相关(β = −0.196),该变量变化的3.3% (adj.R2 = 0.033, F = 6.787, P = 0.010)可以通过这个生活事件得到解释。“确实时常感到毫无用处”与年龄(t = 2.093, P = 0.038)呈负相关(β = −0.158),该变量变化的1.9% (adj.R2 = 0.019, F = 4.379, P = 0.038)可以通过年龄得到解释。“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与年龄(t = 2.332, P = 0.021)呈负相关(β = −0.176),该变量变化的2.5% (adj.R2 = 0.025, F = 5.440, P = 0.021)可以通过年龄得到解释。
4. 讨论
4.1. 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自尊情况与所遭受的生活事件分析
本研究得出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男、女性组SES总分均为27.2,自尊程度在性别之间没有差异,与McDonald & McKinney(1994)、Bagley等(1997)和Moksnes等(2010)得出的男性组得分高于女性组结果不一致;可能与在我国特有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国青少年男性,尤其是民工男性子女青少年,自尊本身就比国外男性青少年低有关。按照得分为25~35为正常自尊范围来看,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学校的青少年自尊处于正常范围内,但处于正常自尊范围内较低的水平,同时,比Bagley等(1997)(男性(31.36 ± 5.13),女性(28.32 ± 5.49))和吴文丽(2014)(控制组(35.18 ± 3.01),成瘾组(29.05 ± 4.92))的研究结果显示的青少年SES总分低。本研究结果得出,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所有ASLEC得分高于王世嫘,赵洁(2013)和李敏(2014)研究的留守儿童和高中生的得分;同时,男性组ASLEC总分和健康适应、受惩罚和其他因子得分高于女性,与李茵(2013)的研究对象,男性大学生组,经受更多来自于受惩罚和其他因子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一致;说明除了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本来遭受了更多的

Table 3.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tems of SES and items of ASLEC and age in girls
表3. 女性组SES条目与ASLEC条目和年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生活事件及其影响之外,男性青少年的遭受的生活事件和影响更多,可能与周围环境和家庭对于男性青少年所给予的传统角色期望、要求和定位有关,同时与男性青少年在传统文化背景中,本身心理状态的易感性和脆弱性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青少年组与邓厚才等(2009)研究结果中的儿童青少年高血压实验组,都经受更多来自于健康适应和其他因子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的结果一致,可能与男性青少年更多运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防御机制、以及青少年男性的内分泌系统有关。
4.2. 青少年自尊与生活事件的归因比例关系分析
本研究得出SES条目4,“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男性青少年组该条目内容12%自我评价变化可以归因于生活事件:“被盗或丢失东西”、“与老师关系紧张”、“当众丢面子”和“遭父母打骂”,该条目内容特点自我评价的变化可由生活事件解释的百分比在男性青少年组中属于最大比例,说明男性青少年该条目自尊内容自我评价的变化容易受到来自于如丧失、受惩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同时,来自于人际关系、丧失和受惩罚领域的生活事件也极易影响到男性青少年,通过与同龄人比较和做事情的效果,进而进行自我形象的判断。在女性青少年组中,该条目内容自我特点评价的变化有4.2%可以归因于生活事件:“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该条目内容特点的自我评价变化归因于生活事件的比例在女性青少年组中排列第6,且低于5%,但研究结果显示,女性组中该条目内容的自我评价高低也来源于人际关系领域。在女性青少年组中,最大比例通过生活事件可以解释自尊变化的条目内容则是条目1,“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归因比例为22.1%,归因生活事件:“受人歧视冷遇”,“当众丢面子”,“意外惊吓、事故”,“考试失败或不理想”,“遭父母打骂”,“预期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生活习惯(如饮食、休息)明显变化”,能解释该自尊条目内容自我评价变化的22.1%;而男性青少年组中,该条目的归因比例为7.3%,在男性组中该归因比例排列第3,其相关的生活事件为“遭父母打骂”及“考试失败或不理想”。条目1内容的自我评价变化归因生活事件在男、女性中均有“遭父母打骂”和“考试失败或不理想”,说明缺乏来自于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学业成绩的不理想对民办民工子女学校的青少年自尊内容中的“有价值感”影响很大,可能与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有价值感体验通过与父母建立良好关系并得到恰当的认同,进而提高考试成绩来获得有关,与Blattner等(2013)的研究结果认为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帮助并提高青少年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结果一致;同时,青少年女性“有价值感”体验还受到来自于人际关系和健康适应方面如“受人歧视冷遇”、“当众丢面子”、“意外惊吓”、“预期评选落空”、“生活习惯变化”的影响,说明青少年女性自尊内容“有价值感”的自我评价更多来源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
本研究中,生活事件能解释的自尊内容自我评价变化比例在男性青少年中排列第二的是条目8,比例为10.2%,相关的生活事件为“受人歧视冷遇”、“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亲友患急、重病”、“意外惊吓、事故”;在女性青少年中,该条目内容自我评价变化生活事件能解释的比例为3.3%,相关生活事件为“转学或休学”;与男性青少年倾向于通过衡量自己的学业、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系统来评价自己是否应该赢得尊重,而女性青少年通过对学习及周围人际环境的把握和控制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赢得更多尊重有关。本研究中,女性自尊内容自我评价变化比例受到生活事件归因影响排列第二的是条目2,“我感到我有许多好品质”,该比例为6.6%,其相关生活事件为“受人歧视和冷遇”;男性青少年该条目的归因比例为3.4%,其相关生活事件为“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与女性青少年更多依赖于外界对自己的方式和态度,从而内化为自己的特征来评价自己的品质,而男性青少年则倾向于通过与他人的关系维持情况来评价自己的品质有关。
本研究中,男性青少年自尊内容自我评价变化可以归因于生活事件的百分比排在第四的是条目9,“我确实时常感到毫无用处”,其比例为7.1%,相关生活事件有:“受人歧视冷遇”、“与老师关系紧张”和“预期评选落空”;女性青少年中,该条目内容自我评价变化部分由年龄能解释的比例为1.9%;可能与男性青少年通过外化的社会关系模式来评价自己是否属于有用的人,而女性青少年则是从认知角度如,年龄越大越觉得自己无用,来评价自己有关。在女性青少年中,能通过生活事件解释的自尊内容自我评价部分变化的比例排在第三的是条目7,“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该比例为6.2%,相关生活事件为:“家庭内部有矛盾”和“不喜欢上学”;男性青少年该条目内容自我评价变化比例能通过生活事件解释的比例则为2.3%,相关生活事件为“升学压力”;与女性倾向于通过学业表现和归因家庭内部矛盾为自己的问题来评价自己是否令别人满意,男性则是仅仅通过学业表现来评价自己有关。
4.3. 青少年自尊受到生活事件影响程度分析
本研究中,通过偏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来评价生活事件对自尊具体条目内容自我评价变化影响的程度,有以下发现:绝对值大于0.2的生活事件在男性青少年中有:“被盗或丢失东西”、“遭父母打骂”、“不喜欢上学”、“预期评选落空”及“亲友患急、重病”;在女性青少年中有:“受人歧视冷遇”、“学习负担重”、“遭父母打骂”、“当众丢面子”、“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和“预期评选落空”;在男、女性均出现的生活事件有“遭父母打骂”和“预期评选落空”。本研究中,通过进入回归方程的生活事件的次数,可以看出进入2次及以上的生活事件,在男性青少年中有“遭父母打骂”、“受人歧视冷遇”、“被盗或丢失东西”、“与老师关系紧张”、“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及“预期评选落空”,在女性青少年中有“受人歧视冷遇”、“预期评选落空”、“学习负担重”和“年龄”;在男、女性中均有的生活事件为“预期评选落空”。表明在北京市民办民工子女学校的青少年自尊心的损害多来自于遭到父母的打骂,以及学校各项评选活动。
5. 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低水平,男性遭受更多的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生活事件对北京市民办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自尊的形成、发展和提升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同时,自尊内容受到生活事件的影响有性别差异;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自尊最常见的生活事件是“遭到父母打骂”和“预期评选落空”。因此,北京市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青少年自尊有待提升,有必要教会和加强青少年对生活事件的应对技巧;建议农民工父母学习子女教养的知识和方法,改良学校各项评选、评比活动激励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