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8年9月11日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8月30日确定的60%。与利率近乎为0的欧洲发达国家相比，阿根廷目前高居世界榜首。实际上，阿根廷的利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且震荡显著。1979年至2018年阿根廷利率平均为61.35%，在1990年3月曾达到惊人的1389.88%；2002年4月达同年最高91.19%，而23个月后降至史上最低1.2%。
调整基准利率是政府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尤其表现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2016年阿根廷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曾将利率上调至38%。2018年，阿根廷央行在上调利率后重申继续采取包括干预外汇市场在内的一切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执行目标是15%，然而5月通货膨胀率已达26.3%，高于4月的25.5%。最终，阿根廷央行未能实现2018年的执行目标。
今日因超高利率引人注目的阿根廷，其经济增速曾处于世界前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气候温和资源富足，劳动力素质良好，民族独立政局稳定，赋予了阿根廷人民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粮食、牛肉和矿产大量出口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城市建设迅速，1900年人均GDP达到了美国和英国的一半。百年后，虽然阿根廷仍是拉丁美洲的经济大国，2017年人均GDP达10,398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俨然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1970到2017年间有18年实际人均GDP出现负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扩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阿根廷经济疲软，使其始终在国际体系的半边缘徘徊、难以挤进发达国家行列？本文尝试选取从1979年至2018年5月阿根廷出现利率震荡和超高利率的时段，分析其历史和政策背景。选择从超高利率的角度切入，原因有二：1) 超高利率能直观地反映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和压力；2) 利率调整的频率高于对GDP、GNP或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更有利于发现短促的问题。目前获得的阿根廷利率数据始于1979年3月(74.75%)。通过对相关因素的归纳总结以解释该问题，并引出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2. 八十年代：失去的十年
1980至1988年间，阿根廷利率维持较高水平：最低为51.61% (1980年9月)，最高为397.45% (1985年5月)，平均为139.43%。如图1所示，该时段利率浮动趋势反复，可知政府长期无法有效缓解高通货膨胀。
1982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方面缘于70年代政治统治和管理方面的失败——庇隆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带来庞大的财政赤字、更迭频繁的政府疯狂印发钞票、军政府为维护统治大举外债，以至于到危机爆发前外债总量达到GDP总量的51.96% [1]。原本宽松的国际银团贷款(辛迪加贷款)在美国基准利率上调和美元升值后，使面临外债到期的阿根廷举步维艰。“马岛战争”告负后，军政府在国内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还政于民”，留给阿方辛总统的是“利息都付不起”的巨额外债。
作者制图，数据来源：阿根廷中央银行。
Figure 1. Fluctuation of interest rate in Argentina (1980~1988)
图1. 阿根廷利率浮动(1980~1988)
另一方面，1976~1982年经济开放政策的失败无疑给阿根廷经济雪上加霜。1976年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奥斯中断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开放进程，取而代之的是降低关税、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和实行固定汇率制。他抨击保护国内工业发展的干预政策，鼓吹在世界市场中参与自由竞争，实际上是以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作为行动指南。所以，该开放模式被学者视作1880~1930年期间依附性农牧业产品出口模式的翻版 [2]。在短时间内，高利率和高汇率的政策确实让国内市场获得了一批外国投资，但这些投资没有流向生产建设而是用于投机 [3]。低关税政策引进的商品冲垮了大量的国内企业，它们无力偿还贷款导致私人银行纷纷倒闭。金融体系的崩溃最终造成经济危机。
1983年12月阿方辛上台执政，利率有所下降，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冲突使利率从次年3月开始逐渐走高。期间，财务部长胡安·索罗依列向IMF作出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承诺以寻求妥协。1985年5月，利率达到该时段最高397.45%。阿方辛政府被迫在6月启动了“奥斯特拉尔计划”(Austral)，将货币单位“比索”改为“奥斯特拉尔”，实施价格冻结和货币紧缩。8月通货膨胀率由6月的30%降至3.1% [4]，利率也大幅下跌。到1987年，阿根廷经济得以重振，但奥斯特拉尔计划逐渐失灵——阿方辛政府无法对财政或贸易体制开展更广泛的改革，因为上层人物为争取支持必然要避免结构性改革 [5]。同时，不明朗的经济形势加剧了党派斗争，极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1987年通货膨胀率回升，利率也从3月开始显著提高。
1989年至1990年7月，阿根廷利率出现两次震荡，如图2所示。第一个利率顶点(1207.98%)出现在1989年5月。此时阿根廷财政赤字已达5.39亿奥斯特拉尔，比去年同期增长3.7倍 [6]。物价飞涨，人民的工资虽名义上增加，但实际购买力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加上1987至1988年间连续发生的三次军人哗变，使得阿方辛提前5个月下台，于1989年7月8日将政权移交右翼“正义党”领袖梅内姆，后者在选举中就将自己塑造成激进的改革者。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7月至11月阿根廷利率明显下降，且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研究所(INDEC)公布的数据，同期通货膨胀率维持在3600%以上，远高于阿方辛执政期，如表1所示。那么，央行为何不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实际上，此处通货膨胀率是INDEC使用奥斯特拉尔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来计算的，并非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而是阿根廷货币的贬值程度。这说明梅内姆政府试图辅以降低利率推动货币贬值，旨在快速减少财政赤字、刺激出口贸易以增加外汇储备。为保证社会稳定，政府除调整工资外还以税收为筹码与企业界达成协定，大幅度降低并冻结大众必需消费品的价格。此时实际通货膨胀率由6月的200%以上降至11月的5.6% [7]。虽然短时间内物价得到控制，但随着政府经济团队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人民对稳定汇率的承诺失去信心。1989年12月上任的经济部长埃尔曼·冈萨雷斯致力于更为激进的经济自由化，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外汇市场。然而，经济将完全“美元化”的传言以及外汇储备的下降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2月利率升至670.21%。
作者制图，数据来源：阿根廷中央银行。
Figure 2. Fluctuation of interest rate in Argentina (1989~1990/7)
图2. 阿根廷利率浮动(1989~1990/7)
Table 1. Inflation rate in Argentina (1989/5~1990/4)
表1. 阿根廷通货膨胀率(1989/5~1990/4)
作者制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研究所。
面对银行挤兑的威胁，冈萨雷斯在1990年初实施“Bonex计划”，要求商业银行将100万奥斯特拉尔以上的定期存款全部转换为以美元计价的十年期债券，试图利用中期外债取代大部分公共部门短期的国内债务。然而，流通性和偿债能力的急剧下降使得经济萧条愈加严重，不仅难以稳定汇率，而且使阿根廷遭遇到外部的严峻考验——IMF暂停发放3个月前承诺的资金、华盛顿方面发声认为阿根廷尚未做好加入“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的准备。截至1990年3月，阿根廷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已贬值20262.8%，而利率达史上最高1389.88%。冈萨雷斯被迫采取更强劲的财政政策手段：出口税增加5%、增值税提高至13%并覆盖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暂停向公共设施的承包商付款，大规模取消或重组公有制企业等。这一系列举措的确缓解了恶性通货膨胀，甚至使公有制企业获得少量的经营盈余，但大幅削减政府支出严重打击了公共事业如教育和司法系统的稳定性，频现职工罢工等社会问题。
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运动威胁着梅内姆政府的统治，前任总统阿方辛甚至警告政府，其拒绝政治谈判、试图拉拢最高法院和提议与国会合作的行为是独裁主义抬头的迹象。梅内姆对此反驳称，阿根廷人民会选择立场，而“梅内姆体系”(Menemismo)将取代过时的庇隆主义。在对国会的公开演讲中，梅内姆呼吁自由市场的目标是建立“以人为本、体面和高效的资本主义”。这使得他颇受商界、尤其是私人企业家的支持，后者甚至敦促总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向议会施加压力，以推动市场化改革。于是，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拉丁美洲，梅内姆及其继承者对阿根廷展开了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利率也因经济形势发生显著的变化，留给政治经济学者的是新自由主义对阿根廷经济功过的迷思与争鸣。
3. 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功过
阿根廷80年代的超高利率以1991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利率224.31%收尾，至2001年10月间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利率为9.69%)，说明90年代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明显得到了控制。这主要得益于两点：首先是第三任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于1991年4月实施的“兑换计划”，其实质是一种货币局制度——以中央银行储备为保证，承诺1万奥特斯拉尔等于1美元。随后国会通过了禁止中央银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印发货币的法案。固定汇率、禁止随意增发货币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同时在客观上扩大了国家的信用度和开放度，使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阿根廷 [8]。低利率的另一原因在于梅内姆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涵盖了贸易、国有企业和金融市场等关键领域。其主导的私有化被认为是拉美地区最为彻底的私有化——政府在短短4年内对包括国防、石油、金融等战略性行业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府企业进行了私有化 [9]，由此获得了上百亿美元的收入 [10]。此外，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也令人咋舌——阿根廷本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被本国私人企业和外资收购。自由化结构改革使得国家税收增加，人民实际收入得到恢复，消费信心也因此有所增长，而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利率的下降相辅相成。除了1995年受墨西哥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负增长外，90年代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形势表现积极。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阿根廷奇迹”被国际社会所知晓。
不过在“阿根廷奇迹”的背后是梅内姆政府的惊险尝试。如果企业或富裕阶层担忧政府无力维持固定汇率而纷纷将手中的奥斯特拉尔兑换成美元，那么留给阿根廷的只有空空如也的国库。迈阿密大学威廉·C·史密斯(William C. Smith)因此形象地比喻到，“卡瓦略计划是一场如扑克牌局般戏剧性的赌博” [7]。在这场赌局背后，是“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流行以及梅内姆和卡瓦略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梅内姆政府取消非关税壁垒、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甚至解散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机构等一系列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举措对于缓解阿根廷经济困境的效果值得肯定 [11]。但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类隐患在1995年墨西哥危机中已经初见端倪，为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1999年梅内姆第二届任期届满前后，阿根廷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进入21世纪的阿根廷，经济发展并没有国际社会所预期的那样复苏。国际市场环境的剧变(如俄罗斯危机)、梅内姆下台后遗留的巨额债务以及2000年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故辞职的政治危机增添了阿根廷经济的不安因素，资本外逃的现象加剧。金融市场的崩溃诱发了社会动荡，包括抗议政府的大规模骚乱和流血事件，短时间内数位总统因政局失控而被流水般更换……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开始走向没落的重要转折点，这场危机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种种弊端得到最为全面充分的暴露 [12]。危机也体现在利率的异常浮动上，2001年6月至2002年11月阿根廷利率出现过数次震荡，如图3所示。
2001年7月，德拉鲁阿政府实施“零财政赤字计划”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为了稳定投资者情绪、避免出现大规模挤兑而将利率调整到第一个峰值48.27%。2001年11月，IMF决定推迟向阿根廷拨付13亿美元的援助，投资人和民众信心受挫纷纷前去提款，银行面临挤兑威胁，中央银行将利率调至80.84%。杜阿尔德政府在2002年初放弃货币局制度，实行汇率浮动制使得比索理所当然地快速贬值，债务“比索化”和存款“比索化”引发社会各阶层不满，使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4月利率达91.19%。债务“比索化”指将阿根廷居民所欠银行10万美元以下的债务按1:1转换为比索，本质是将本国货币危机嫁祸给外资银行；存款“比索化”指将本国居民的美元储蓄转换为比索，本质是政府对本国居民财富的剥夺。阿根廷为争取外部援助所做出的这种经济调整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肯定，利率短暂在回落后又于2002年7月升至67.6%。
作者制图，数据来源：阿根廷中央银行。
Figure 3. Fluctuation of interest rate in Argentina (2001/6~2002/11)
图3. 阿根廷利率浮动(2001/6~2002/11)
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史无前例，潜伏期长且影响深远——从1998年12月开始，阿根廷GDP连续16个季度保持负增长。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引发了空前严重的民生问题。2002年底阿根廷失业率为20.8%，高达40.9%的通货膨胀率到2003年夏季才有所平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场危机正是缘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内在矛盾以及阿根廷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
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内在矛盾包括货币局制度和对外资的依赖。货币局制度导致阿根廷货币被高估，使之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出口商品价格更为高昂，出口下降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短缺，最终不足以支撑货币信用 [13]。梅内姆领导的私有化运动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并利用外资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在客观上加深了阿根廷对外资(包括外债)的依赖。当私有化浪潮平息、俄罗斯危机发生后，加上IMF不合理的放款制度——90年代贷款的还款期集中在21世纪初、而2000年的援助条件对阿根廷政府来说过于苛刻，从而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内忧外患的恶性循环。阿根廷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体现在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梅内姆为了赢得更多选票以延长政治生涯，不仅在任期里放松了财政政策，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巨额收入用于扩张财政支出而非生产投资或偿还债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停滞不前 [14]。这一治理的失败导致1995年后阿根廷财政赤字重新出现且规模逐年扩大，直观表现为受世人诟病的阿根廷公共债务问题。萨阿总统在2001年底德拉鲁阿下台后宣布暂停偿还132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使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到2002年初阿根廷比索大幅度贬值，债务与GDP之比已飙升至166%，而大部分公共债务是由以外币计价的非居民持有 [15]。
总而言之，90年代前期的“阿根廷奇迹”是新自由主义造就的，外资的涌入使这个国家暂时脱离了困境，但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内在矛盾和政府治理能力缺失使阿根廷市场脆弱不堪，不利的外部因素更是雪上加霜。就这场危机对市场和民生的危害而言，政府责无旁贷。2003年两名平民在动乱中因警察武力致死，总统杜阿尔德呼吁提前选举，同年5月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总统。2007年，内斯托尔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接任总统一职。在“基什内尔王朝”统治的12年里，“基什内尔主义”政策让阿根廷经济从2001年经济危机中迅速复苏，使GDP在2003年至2007年间以8%~9%的速度增长，但也为未来阿根廷的经济失衡确立了背景。
4. 当前危机：债务与货币困境
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阿根廷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为4.59%)。基什内尔的经济政策使这一时段通货膨胀率保持在4%~12%，官方汇率稳定在3.36索尔兑1美元以下的水平，外汇储备有所增长。然而，经济复苏发生在资源分配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基什内尔对公共事业价格的控制措施扭曲了能源和交通等行业的价格，导致能源部门缺乏投资。阿根廷由此从能源净出口国变成了能源净进口国，国家外汇储备逐渐被消耗，使得2014年发生债务违约风波时，能源进口需求已成为阿根廷的财政负担 [16]。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阿根廷经济造成了一定威胁，政府资本账户出现赤字，但就资本外流问题而言，其不及政府高税率和外汇管制政策的影响大。在国际资本市场波动性和避险倾向的背景下，此时阿根廷的低债务水平和对外国资本流动依赖的有限性起到了积极的缓冲作用 [15]。不过，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时，阿根廷于2008年10月至2009年7月间明显提高了利率(平均为11.88%)以争取廉价融资，大量美元流入阿根廷。高回报债券激发了市场活力，同时也意味着巨额债务。2010年第二次债务重组没能妥善解决阿根廷的主权债务问题，美国法院立场发生转向，使得2014年阿根廷终于陷入了一场债务技术性违约困境——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阿根廷政府必须向NML资本管理公司等少数“钉子户”(holdout creditors)债权人履行全额支付责任，但阿根廷不愿对这部分债权人进行支付，且因技术问题而无法对其他债权人履行债务支付责任 [17]。债务违约困境限制了阿根廷在国际市场中的融资渠道，国内外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外流，国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大幅度提升，阿根廷政府被迫逐步提高利率以应对与比索贬值成对出现的通货膨胀。2014年至2018年5月阿根廷利率虽有小幅波动，但始终维持高态势。
阿根廷的债务困境再一次体现出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和避险倾向——当全球风险水平较低时，如阿根廷这类高风险但高回报的新兴市场吸引了国际资本涌入；但当投资者信心不足时新兴市场的风险就显得格外突出，国际资本会争相撤离新兴市场。另一方面，流入阿根廷市场的是债务性资本而非投资性资本，从跨国资本集团利用债务发行和重组的漏洞胁迫阿根廷的行为可以看出，债权人的目的并非投资而是投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债的阿根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追偿以国家主权为担保的主权债务不等于没有可操作性。
作者制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研究所；单位：百万美元。
Figure 4. Argentina’s trade balance (2014~2018/7)
图4. 阿根廷贸易差额(2014~2018/7)
造成如今阿根廷困境局面的还有因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而迅速贬值的货币。不论是否采用货币局制度，阿根廷比索和历史上的奥斯特拉尔都是弱势货币，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使得其信用主要基于外汇尤其是美元储备。然而，在当前国际市场中，以阿根廷的经济结构很难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也就意味着比索不够稳健。如图4所示，2014年至2018年7月，阿根廷贸易差额总体收缩，从2017年开始出现的贸易逆差存在扩大趋势。作为经济结构单一的农业大国，阿根廷出口的多为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其单位价值和重要程度远不及进口的中高级工业品。所以当比索贬值时，进口商品价格就变相上涨，给国内市场带来输入型通胀。而输入型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刺激资本外流，外汇储备被进一步削减，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此外，阿根廷政府长期忽视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及优化产业结构，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财政压力，试图以此满足社会福利和居民消费的需求，这种焚林而畋的做法只会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埋下定时炸弹。
5. 结语
回顾八十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功过以及当前阿根廷面临的债务与货币困境，不难看出这个富裕国家的经济实际上陷入了“债务危机–资本外流–重新借债–以债发展”的历史轮回，超高利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应对汇率下跌、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的调控手段，然而在阿根廷经济结构性问题面前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为什么跨国资本集团和国际组织坚持向债务危机频发、屡屡“赖账”的阿根廷发放贷款或提供援助？正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说，“如果债务国地域广大，又是西方商品的大宗进口国及许多西方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那么无论多么困难，债权国强烈希望把这些债务国留在金融结构内——谁都不愿意跟一个与世界经济脱离联系的债务国打交道” [18]。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阿根廷就是典型的半边缘国家。一方面不同于落后的边缘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仍为核心国家输送初级产品，并提供国内市场作为体系中的缓冲区。之所以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集团和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向阿根廷“伸出援手”，是因为他们要努力维系世界体系的稳定性和内部实力差距以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
这个基于世界市场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其最稳定的特征就是逐利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当前美国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政府固持己见，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吸引美元流回美国，制定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甚至不惜与往日的贸易伙伴反目成仇。美股表现积极，而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却在承受着汇率暴跌对国内市场的威胁。INDEC公布的最新数据，足以说明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总之，在当前不公平、不均衡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不彻底摒弃完全依赖型的经济结构，阿根廷难逃历史轮回。
这对于今日中国经济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产业结构方面，以宏观调控加快扶持本土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货币政策方面，保持币值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极为必要，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预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反对汇率工具化，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贸易结算方面，在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背景下关注外汇储备情况，充分发挥人民币加入SDR的积极意义，并逐步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规模；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既肯定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贡献，又要认清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固有矛盾和潜在危机，坚持深化对外开放格局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从而优化国际秩序的公平互利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