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认识主体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 [1]。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西方学者对其研究的起步较早，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2001)、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04)、菲利克斯·格罗斯(2003)以及曼纽尔·卡斯特(2004)等人，从不同层面对国家认同问题作了深入论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主要从国家认同的起源与内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等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李成明(2018)、吕越(2018)、薛洁(2020)等学者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了国家认同构建的问题，刘莹(2016)、周少青(2017)等人则以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为案例对国家认同构建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双语政策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学习并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政策，是多民族国家应对多语共存现象的基本策略。新加坡是学界双语研究的典型对象，自1965年独立建国后确定英语为共同语，把种族母语作为第二语文并开展强制性双语学习，逐渐形成了“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状况。新加坡本国的著名学者周清海(1998)、郭振羽(1985)、吴元华(2008)等人，在相关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双语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和客观问题。目前我国对新加坡双语政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双语政策的历史演变梳理、中新双语政策比较分析等方面，在新加坡双语政策和国家认同的二者结合分析上，学界新近成果主要有王维华(2017)、李文博(2019)等人的文章，但客观来说仍然相对匮乏。本文紧扣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制度认同三个维度，从新加坡双语政策多元种族渊源、政策动态调整中及其实践成效等层面入手，发掘双语政策推动国家认同构建的具体机制及其对我国的价值启示。
2. 种族多元：新加坡双语政策生成的历史溯源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双语国家，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存在显著特殊性，即以国际语言为第一语文、以民族母语为第二语文，这一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自身的多元种族历史和特殊语境下的政治利益纷争。
2.1. 种族历史构成双语政策建树的问题域
现代新加坡没有拥有主权的“土著”，因而呈现为无强势主导性的多元种族和语言特征。历史上的新加坡一直不是拥有固定人口的定居地，1819年被英属东印度公司购买后开始了被殖民化进程，移民才大量涌入并形成新加坡的三大种族：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形成了英文、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四大源流教育并存发展的教育传统。四大源流教育拥有各自不同的教育语言和培养体系，拥有不同的族群归属和语言服务对象。在新加坡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大力推行英文教育，打压其他种族的母语教育，因此虽然不同源流的教育共时并存，但它们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语言教育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人才培养、种族矛盾、社会撕裂等许多现实问题。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时不得不严谨考虑国家的教育语言问题，因为无论单独以哪一种族的语言作为国语，都将引起其他种族的不满，从而影响种族和谐和国家稳定。而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有效化解了这一潜在威胁，它使得民众从种族性的局部认同逐渐转向建立在英语基础上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超乎各族利益之上，统一的公共话语促进了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人们能首先承认“我是新加坡人”，然后才承认“是华族人或马来人或印度族人” [2]。这样的语言政策有效减弱和化解了新加坡种族矛盾，促进了国家意识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构建。
2.2. 政治纷争造就双语政策的落地生根
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夹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博弈的中间，在动荡的东南亚政治关系中处境维艰。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开始着手处理多元种族分化造成的族群分裂及暴力活动，李光耀当选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开始推动马来文作为共同语、其它语言共存的双语政策，并在1963年与马来西亚合并，印尼对此坚决反对并持敌对态度。随着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独立，种族关系紧张和冲突更加频繁，国内的马来人顾虑独立后自身地位下降，从而对当局保持怀疑甚至对抗态度，马来族与华族、与印度族以及印度族与华族之间互不信任，使得族群矛盾日益尖锐。再加上国外各种势力的干涉，族群矛盾时刻有发展成族群斗争的危险，严重影响了新加坡的团结和稳定。而基于殖民政府在华文、马来文、印度文学校都强制推行过英文教育的历史经验，英语在当时可以被多元种族所共同接受，这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选择英语为法定共同语言的原因。
另一方面，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的高层多拥有深厚的英文教育背景，而新加坡的多语混杂局面给执政党带来了沟通困难，开展竞选演讲等政治活动时往往受到语言的限制。当时林清祥等亲共人士则熟练掌握了各种方言，在政治宣传上如鱼得水 [3]。因此，人民行动党积极推动英语作为共同语，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各个族群团结，为新加坡创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在选举中争得了语言上的主动权，增进了执政党与选民的直接互动，削弱党内的亲共势力并削弱反对党的民众基础，进而促进执政局面的稳定和政治认同的增强。
3. 文化认同：新加坡双语政策实施的平等与调整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形式之一，即民众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于国家内部形象的建构形成统一且清晰的认知。新加坡始终坚持教育平等、语言平等的宗旨，在语言实践中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反思，平衡和发展英语和各种族母语的文化关系，从而促进构建国家认同。
3.1. 语言平等是双语政策秉持的宗旨理念
基于复杂的种族与政治背景，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平等原则在政治场域中的坚持和运用。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选举大会上声明自身是一个主张平等的政党，并且要求各种族平等，以及各种族的教育和语言平等 [3]。在语言教育理念上，新加坡政府始终把语言平等、教育平等看做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四种语文源流学校的发展机会是绝对均等的，政府对要设立哪种语文源流学校，是完全视人民的需求来决定，在政府心目中，各种语言教育的价值是一样的，各种语文学校是完全平等的。”( [4], pp. 54-55)在语言教育实践中，新加坡政府始终强调四大语言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强制推行英语教育的同时，坚持母语学校的教育培养和正常发展，并且根据后来母语发展势弱的情况，主动调低母语学习难度来保留母语的使用和传承。可见，新加坡政府的双语教育政策始终贯彻了语言平等宗旨，关怀各民族母语的感情和祖先文化的传承，尊重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坚持每种语言的存在价值，在避免语言霸权的前提下照顾不同种族的文化情绪，在平等意义上促进了多元种族和谐和国家认同构建。
3.2. 从华语运动看双语政策实践的动态调整
新加坡双语政策是国家治理的有力手段，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政府始终务实地照顾民众的语言文化意愿，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思想，依据语言发展趋势弹性地调整政策。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政策在新加坡推行以后，政策在统一国家认同的同时，也直接造成了母语教育不足和种族文化衰落的弊病。而要平衡好国家和各民族的利益，占总人口75%的华人的文化诉求自然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
为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民族特性和华人文化认同，新加坡政府1979年起开始大力推广华语运动，保留九所华语特选中学，重视华语的教育和发展。具体来看，新加坡华语运动分两大阶段，1979~1989年推行的华语运动偏重于用华语取代方言，使中国普通话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这对华族内部团结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以来，政府适时调整华语政策，华语运动的对象转向不说华语的华人，运动口号从“少讲方言”转为“认识文化”，以期达到华人讲华语、认同华族文化的目的。李光耀曾总结：“没有任何政策像华文教育那样经过这么多次的调整与改革，自1979年以来，我们在教育制度上做了六次检讨，其中四次直接针对华文科的教学改革。” [5] 1979年教育体制变革和华语运动的推行、1999年和2011年《母语教育检讨报告书》中对华语政策的反思，都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华人群体和传统文化的重视，华语运动与双语政策下华文教育相互配合，在实践中权衡和调整双语政策，动态协调各族利益和文化诉求，实现了英语与母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良性平衡。
4. 制度认同：新加坡双语政策实践的现实成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政府在共同语问题上并没有从某一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以英语为共同语的双语政策不仅维护了种族平等与和谐，而且发挥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治体制认同的强大辅助功用，在实践进程中取得了不可比拟的现实成效。
4.1. 经济社会进步是双语政策的目标指向
新加坡双语政策对新加坡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帮助，助力其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为了优化市场环境和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尝试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扩大开放，引入外资来带动经济发展，顺势以国家政策的方式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作为全民族的共同用语。“只有英语才可以帮助新加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存工具。”( [4], p. 324)随着对英语的教育和使用，新加坡引入外资规模和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迅速跻身于现代化发达国家之列。另一方面，双语政策的实施还提高了国家教育质量，帮助培养全能型人才。在强制英语学习的环境中，国民可以轻松地直接吸收丰富的国际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有助于国家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在向第三产业的转型时期，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新加坡走向国际化奠定基础。
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也成为新加坡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相较于其他国家，双语教育的存在使新加坡的商务沟通更为便利，尤其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后，新加坡大力投资和拓展中国市场，也引起了新加坡对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的热潮。伴随1979年华语运动的开始，政府持续加强对华语的教育投资和支持力度，逐渐使华语发展为第二语言，培养出大批精通英汉双语的国际型人才。与时俱进的双语政策适应了不同时代的要求，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政治体制的认同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4.2. 政治体制认同是双语政策的题中之义
政治体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双语政策一直是新加坡培养公民政治认同、促进公民全面发展的措施之一，而公民全面发展与政治认同是双向互构的关系。首先，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提高了新加坡基础教育和社会文化水平，居民的官方语言识字率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双语甚至多语，从而培养了国民全面发展的国际化视野。其次，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双语文化学习者，以中立性语言作为法定行政语言，在此基础上学习掌握母语，有利于增加民众对各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培养互相理解、沟通融合的民族共情环境，同时有利于提高民众在国内外各种平台中的竞争力，在求学深造、就业晋升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促进了国民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沿着“价值实现认同–教育政策认同–政治体制认同”的认同塑造逻辑，双语教育契合了民众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达成民众对政府施策和国家治理的同意，在多元复杂社会中培养起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提高民族融合度与社会和谐度。
5. 双语教育政策推动国家认同构建的中国思考
新加坡双语政策经过半世纪的变革调整，形成了契合本国发展需求的语言教育体系，并在政策实施中不断生成和构建国家认同，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细化包容性教育设计、基于需要进行动态调整等方面，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5.1. 认同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举措。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在差异与共识中坚持“多元一体”，是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习得与使用，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具有了语言保障，也使各族人民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注重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有效避免“母语失语”的功能性单语危机。
共同语言是统一民族共同体的最基础因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备的文化素养。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同胞在掌握本民族特色语言的同时，不断加强汉语教育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我国自2001年起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从汉民族共同语升级为国家通用语言，同时肯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二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民汉合校教育的学校体制改革、汉语为主的教学用语变更、学前双语教育的大力发展等 [6]，从教育上搭建起民族交流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交融与国家认同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抓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环境” [7]。通过双语教育系统地学习和推广民族团结教育，强化语言教育中的国家认同构建，推动共同体意识深刻入融入双语教育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语言文化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推动培养和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之举。
5.2. 因材施教：塑造细化包容的教育设计
客观来说，新加坡民众从小学习掌握两门语言，这对思维转换还是日常运用都带来一定困难，为此新加坡1979年开始实施“新教育体制”，秉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采取教育分流措施，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和态度，安排不同的语言学习课程，逐步使英语从强制性的教学科目变成首要性的第一语文，但保留了将英文能力作为分流的主要标准。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分流是双语政策推行的产物，并且从小学一直贯穿到大学，让学生按兴趣爱好接受适当的教育方式，使个人潜力在不同等级的教育环境中得到充分培养，从而获取教育收益的最大化。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流教育体制，在各级考试发挥着分流作用之后，通常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和成熟的培养体系 [8]。民族双语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教育模式，更应注重开展过程的因材施教，关注不同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心理要求，通过双语培养其语言素质与文化视野，而不仅仅是升级遴选的工具。
诚然，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与我国情况有着很大不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在注重主体素质不同而因材施教的同时，更应关注横向地域上的因地制宜。不同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民族双语教学中不能搞“一刀切”。各民族要从本地教育特点出发，依托在校学生课程，结合地方课程特点，加强对双语教育规模和条件的建设保障，优化对双语教材与课程计划的设计研究，在实践探索中形成对双语教育体系的全面认知和革新，逐步形成契合各民族特色与需求的双语教育发展模式。
5.3. 与时俱进：基于现实需要的动态调整
在双语政策制定时，新加坡不仅考虑到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且照顾各民族的母语感情和传统文化。新加坡1987年建立了“英语第一、母语第二”双语模式，此后多次发起了以华语为核心的改革，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意志。在双语政策实施中，新加坡教育部经常进行检讨和反思，不断对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革，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教育分流制度的调整。层层分流的精英教育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充足多样的人才资源，但也造成了阶层流动固化、学生负担过重的弊端。21世纪以来，新加坡教育部逐渐减少考核、淡化考试，直至宣布将在2021年底前取消分流。正如李光耀曾指出，双语政策是服务国家利益和政府管理的实用工具，政府需要对语言政策进行规划和定位，并依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4], p. 325)。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自我反思的务实精神，这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启示，即实用性是双语教育的关键。双语政策应基于现实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听取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各主体反馈，时刻关注双语政策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作出动态调整，在培养方案、科目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大胆革新，勇于实践，寻求既合乎民族共同体需要又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双语教育方案，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