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文化延续至今一直被视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此，青少年研究者历来关注家庭因素在塑造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大量研究探讨了家庭物理环境、家庭结构、教养方式等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邓林园，李蓓蕾，武永新，许睿，靳佩佩，2018；张光珍，梁淼，梁宗保，2021)。但是，家庭仪式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文化理念的承载途径，其功能则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家庭仪式指由多个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具有重复性、象征化的仪式性活动(Fiese, Tomcho, Douglas, Josephs, Poltrock, & Baker, 2002)。Wolin和Bennett (1984)将家庭仪式分为模式互动、家庭传统与家庭庆典三种类型。与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有所不同，家庭仪式往往与家庭文化塑造和家庭价值传承有关，表现为家风家训和家庭内习俗与礼仪(Denham, 2003)。考虑到仪式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塑造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如缪学超，2020)，本研究试图探讨家庭仪式是否影响着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以及亲子关系在其间的可能作用。
亲社会倾向一直被视为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构成。持有亲社会倾向的青少年表现出较高的自尊、积极的健康心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杨莹，寇彧，2015)。家庭是个体在生命早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仪式很早即可影响着婴幼儿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作为仪式的一种特殊类型，家庭仪式中蕴含着家庭(或家族)的文化观念、社会规范、道德训诫等内容，仪式主题往往以亲社会倾向作为主导。经常开展家庭仪式的家庭，能够将这些亲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有效地传递给子代(Fiese, Tomcho, Douglas, Josephs, Poltrock, & Baker, 2002; Crespo, Kielpikowski, Pryor, & Jose, 2011)，由此很可能塑造子代的亲社会倾向。因此，有理由假定，家庭仪式与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呈正向关系。
在开展家庭仪式过程中，仪式参与成员之间往往会进行高度的互动，这有可能促使青少年形成高质量的亲子依恋。亲子依恋反映的是个体与抚养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状态(张珊珊，鞠睿，李亚林，王晓庄，2021)。家庭仪式为青少年与父母和长辈的高度互动提供了机会，且家庭仪式的重复性也促进了这一互动过程的持续性和关系深度。在参与家庭仪式过程中，青少年能够在温暖、和谐的环境中习得各种社会知识和人际交往技能，宣泄自己的压力和消极情绪，获得各种情感抚慰和社会支持，这种积极的人际体验能够促进青少年与父母和长辈的亲子依恋。因此，家庭仪式作为互动媒介有可能促进长辈与子代间的亲子依恋。而高质量的亲子依恋为儿童和青少年探索外界未知世界提供了安全港，激发了他们探索外部世界的动力和信心，提升了他们的社会联结感(Schneider, Atkinson, & Tardif, 2001)。高质量的亲子依恋还能够加强青少年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他们对家庭外他人的信任(靳义君，2019；叶宝娟，周秀秀，雷希，杨强，2020)，促使他们以积极的视角和心态与他人展开互动。不仅如此，高质量的亲子依恋还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人际压力(王中会，蔺秀云，2018)，有助于保持和发展其亲社会倾向。因此，有理由假定，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亲社会倾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515名高中生参加本研究，删除无效问卷10份，得到有效问卷505份。其中男性209名，女性296名。
2.2. 研究材料
2.2.1. 家庭仪式问卷
采用Fiese和Kline (1993)编制，吴明证等(2021)修订的家庭仪式问卷中文版。修订后的问卷包括49道题项，测量参与7种典型家庭仪式(如晚餐仪式、年度庆典、传统节日等)的7种特征(如参与频率、情感投入、象征性等)。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家庭仪式的参与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2.2.2. 亲子依恋问卷
采用李霓霓、张卫、李董平、麦玉娇、王晶晶和邢文利(2009)编制的亲子依恋问卷。共13道题项，包含亲子信任、亲子沟通和亲子疏离3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达标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亲子依恋的安全性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3. 亲社会倾向量表
采用Carlo和Randall (2002)编制，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2007)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共26道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亲社会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
2.3. 方法
采用SPSS 25.0和PROCESS插件(Hayes, 2018)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原始题目进行因素分析，共析出18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24.7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零阶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家庭仪式与亲子依恋、亲社会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与亲社会倾向呈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s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零阶相关分析结果
注：*, p < 0.05; **, p < 0.01。性别：男 = 1，女 = 2。
3.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aron和Kenny (1986)的方法分析了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表2)。研究发现，家庭仪式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β = 0.339, p < 0.001)和亲子依恋(β = 0.613, p < 0.001)。将亲子依恋纳入回归方程后，亲子依恋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β = 0.143, p < 0.01)，而家庭仪式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效应由0.339下降为0.251 (p < 0.001)，这表明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亲社会倾向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表2. 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采用PROCESS插件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对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图1)，家庭仪式的总效应量为0.339 (95% CI [0.209, 0.345])；其中，直接效应为0.251 (95% CI [0.120, 0.291])，间接效应为0.088 (95% CI [0.020, 0.155])，占总效应的25.96%。
注：**, p < 0.01; ***, p < 0.001。路径上数字代表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无中介参与的回归系数。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图1. 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图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家庭仪式对青少年亲社会倾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仪式与青少年的亲子依恋、亲社会倾向呈正向关系，且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家庭仪式促进了青少年的亲子依恋。亲子依恋一直被视为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积极因素，高质量的亲子依恋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较高的自尊、稳定的情绪和积极的人际关系，还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攻击、网络成瘾等消极(陈武，李董平，鲍振宙，闫昱文，周宗奎，2015)。因此，研究者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殷锦绣，蔺秀云，唐莹莹，张海琴，李晓莉，2020)、养育模式(闻明晶，滕树元，李璐，2021)、家庭功能(赖燕群，杨琪，牛更枫，黄宝珍，王瑞乐，2020)等家庭因素对亲子依恋的影响。本研究则表明，家庭仪式也可以作用重要途径以增进亲子依恋。由于家庭仪式往往聚集多个关系紧密的家庭的共同参与，与这些家庭因素相比，家庭仪式不仅能够发挥青少年所在家庭的依恋培育功能，还能发挥出其他家庭在促进亲子关系中的作用。例如，当亲子关系面临矛盾时，参与仪式的其他家庭能够在父母与青少年之间发挥缓冲和调解功能。当多个家庭一起共同开展家庭仪式时，也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创造亲密关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在家庭仪式的开展过程中，仪式本身所拥有的程序化的、重复性的活动能够促使仪式参与人员之间形成命运一体感，这也为促进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创造了机会。此外，家庭仪式的开展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青少年所在家庭的凝聚力、温暖感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能够有效地反映出青少年亲子依恋的质量。
本研究还发现，家庭仪式促进了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亲社会性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主题，高度的亲社会性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完善的重要指标。与其他家庭因素相比，家庭仪式将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本身即包含着亲社会性的内在底蕴。而家庭仪式的开展过程则将这种亲社会性通过程序化的、重复性的方式展示给青少年。在参与家庭仪式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协作为青少年在今后工作、生活中人际互动提供了良好模板。因此，如果说父母日常的教育活动更多涉及青少年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则家庭仪式可能有助于帮助家长完成家庭文化、社会规范、价值观和道德取向的塑造和代际传递功能。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理论方面支持了家庭仪式在促进青少年亲社会倾向发展中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家庭仪式能够增进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Crespo, Kielpikowski, Pryor, & Jose, 2011)，降低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抑郁与自杀倾向(Compañ, Moreno, Ruiz, & Pascual, 2002)。本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家庭仪式还能够促进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丰富了家庭仪式在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实践方面，本研究还为我们开展家庭仪式的应用实践提供了实证依据。目前，国内就家庭仪式如何影响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所揭示的家庭仪式对青少年亲社会倾向的促进作用，能够促使家长有意识地开展各类家庭仪式，将家庭仪式作为家庭教育媒介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本研究揭示了家庭仪式在青少年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解决。首先，本研究作为一项横向研究难以确定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家庭仪式的互动性这一特征提出了亲子依恋的中介机制并加以验证，也可能存在着其他可能性，例如拥有高质量亲子依恋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参与家庭仪式中，由此提升其亲社会倾向。其次，研究探讨了亲子依恋在家庭仪式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中介机制。家庭仪式具有重复性、互动性、象征性三方面的特征，未来研究可以从重复性、象征性等特征出发，探讨如自我控制(郭伟程，2020)、生命意义感(常保瑞，谢天，2018)在家庭仪式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三，探索家庭仪式与家庭其他因素对青少年亲社会倾向的交互影响。家庭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可能受到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例如，由于家庭仪式与传统习俗紧密相关，则与老人一起生活的直系家庭更有可能开展家庭仪式，由此提升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未来研究有必要对此展开探讨。
5. 结论
1) 家庭仪式与青少年亲子依恋和亲社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
2) 家庭仪式经由亲子依恋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其亲社会倾向。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失范的心理机制与提升方案研究”(18YJC710081)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