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论溯源：贫困思想史演变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夙愿，也是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权利。早在马克思之前，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意识到“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受深重的苦难” [1]，即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马克思在承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等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生成了完整的贫困理论和反贫困理论。
(一) 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逻辑
对财富积累的现代性思考。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前史就已经提出了对社会财富增长的反思课题。归结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意味着人民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财富与贫困呈正相关，即社会财富的增长会缓解贫困痼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及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是现代世界致富的不二法门。资本生产的秘密在于借助雇佣劳动生产出新世界，创造丰厚的社会财富。劳动报酬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资本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以分工为手段创造财富，以此使财富惠及最下层人民，从而使社会“富国裕民”。在这种理论视野内，斯密承认了劳资关系具有合法性，从本质上讲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调节贫困。
关于把财富积累与国家、社会、人民相结合的整体性思考，西斯蒙第从经济运行的政治向度来探讨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他指出现代发展是一种“发展焦虑”，其具体指向为“是为人还是为物”。他致力于对财富积累的学理性分析，故“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 [2]。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认为过度的救济会不利于贫困的治理。
(二) 反贫困的法权式批判逻辑
对不平等所有权关系的批判。卢梭认为，贫困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不平等”。其一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其二是政治上或精神上的不平等，这将会带来剥削性的贫困问题。在这两种不平等的压力下，社会的财富分化会更为明显，并出现一种带有否定性质的“社会公约”。“你需要我，因为我富你穷。现在，让我们订这样一个协议：我允许你有为我干活的荣幸，条件是你把你手中仅剩下的那一点儿东西也给我，以酬谢我为了奴役你而付出的辛劳。” [3] 卢梭的所有权式的贫困审视机理是从自然主义的“应然预设”对贫困加以批判，强调通过法律、道德、习俗等规范私有财产对穷人的压迫，并未深入贫困问题本身，傅立叶、蒲鲁东回应了卢梭“文明进步与贫困生产的协同演进”思想。前者认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4]，并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强调在平等的社会化向度上消除阶级差别。后者认为所有权就是盗贼，主张以小生产者的平均化与普遍化生产取代资本大工业生产，进而消灭特权，废除奴隶制，实现权利平等与法律至上 [5]。但二者都没有真正进入到贫困的生成领域，没有真正破解产生贫困的私有制秘密，仅仅停留在表象批判，只是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
(三) 反贫困的哲学性考察逻辑
黑格尔对现代性贫困的哲学反思。“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 [6] 的提出，标志着黑格尔真正开启对现代社会贫困的哲学性反思。他进一步指出从“贫民”到“贱民”的转变，即贫困的市民不能“自食其力”且失去自尊、正义和正直的感情时，便沦落为“贱民”。
在黑格尔的视野中，解决贫困问题被还原为解决“贱民”情绪问题，但“贫困本身并不使人沦落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 [7]，由此“贱民问题”衍化成为哲学思辨的演进环节。在此种意义下，只是完成了反贫困在精神环节的抽象工作。一方面，他着力探讨市民社会的贫困起点。他认为贫困溯自社会关系，生成于市民社会由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重重之中。由此，黑格尔指出贫困溯源于市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特殊性的利己主义原则会导致动物式的本能膨胀，由此带来特定群体的匮乏和贫困。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通过社会援助以解决贫困的路径。“社会竭力从贫困和它的救济中去找出普遍物，并把它举办起来，使那种主观援助越来越成为没有必要。” [8] 与此同时，黑格尔认为解决贫困还需要同业内工会兼及海外殖民的有机补充。黑格尔假定贫困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失序与偏见的结构性缺陷，并将这种缺憾纳入更高的绝对精神，即国家层面来加以破解。究其本质，这只是将贫困本身纳入到观念运动，而非一种现实的批判行为，因此他也不可能真正化解贫困顽疾。
毋庸置疑，这三种反贫困逻辑，提供了对于贫困的最初理性反思，他们关于贫困的理论观点成为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体系的基础。但是无论是从财富生产理论的建构、对不平等所有权的批判抑或对贫困的“贱民”哲学性反思都未建立在批判资本的高度上来认识贫困机理，故而不能实现反贫困。马克思关于贫困的理论突破了经济和哲学分析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不仅从哲学与经济学双重维度阐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还从社会解放维度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解决路径，完成了对资本的扬弃。
2. 机理审视：马克思视野中的贫困
时代为理论之源，马克思以反贫困为批判内容，深度挖掘出反贫困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肃清了附着在“反贫困”之上，将其误解为一种高度晦暗且鲜明的操作方式的有失偏颇的“幻影”。马克思科学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衍生的原因与不断深化的历史趋势，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贫困成因、表现形式及解决路径，指出对资本加以批判才能完成反贫困的重任，他通过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洞察到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通过对资本内在原则的深入批判，最终完实现了对贫困的超越。
(一) 贫困的缘起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缘始于对国家行政的批判，逐渐转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开始直面物质利益问题，将穷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捍卫对象与研究立场。目睹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农民悲惨境遇与普鲁士专制腐朽统治的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从国家行政层面的腐败积极为农民辩护，如他提出了一种“利益悖论”：由于法律模糊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得枯枝、果实捡拾等传统习惯即成为一种“不明确的内容”，从而无法保障穷人的利益。他指出：“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 [9] 在他看来，国家不能不对个人的贫困负责。基于此，他开始探求贫困之根源，逐步形成了贫困以及反贫困的思想体系。他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历史进步论的超越性，更注重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反贫困实践的演进，以期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可能。
马克思察了贫困世界的三种矛盾样态。首先贫困具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表征形式。绝对贫困意指工人除自身的劳动能力之外，再没有别的可支配物。相对贫困则是指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与资本家所占有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其次，贫困还有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分，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显性贫困与隐性贫困，这是从贫困表现来谈。例如，马克思详细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既体现在饮食营养不足、居住条件恶劣、衣服破旧等物质生活上，又体现在精神萎靡和道德退化等精神文化方面。除此以外，从致贫可能而言还区分为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
(二) 贫困的成因
马克思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掩盖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论证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财产私人占有分析了贫困的缘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 [10] 换言之，资本、地租和劳动相分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伴随而来的异化劳动是工人阶级贫困之本源。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看到了“工人的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11] 的悲惨结局，他将其形象描述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 [12]。剩余价值也是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动力之源使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唯一来源是源源不断获取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13]。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根源还在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即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
进一步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是致使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工业革命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道：“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14] 他从制度层面科学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困问题的现象和本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而要缓解贫困，则“是要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社会制度中，让劳动群众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进行生产” [15]。
(三) 贫困的破解路径
对资本批判的最基本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消灭贫困产生的根源，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消灭。资本家是生产资料和财富的所有者，资本越是积累，过剩工人形成的产业后备军数量就越庞大，资本有机构成逐渐上升从而导致经常性失业人口增多，工人越是失业就越是贫困，这就是所谓资本在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积累。而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机制，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从而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两方面的可能性。其一，就物质条件来说，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二，在阶级力量上，产生了和锻造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因其处于被剥削地位而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身肩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生，又因其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在生产实践中培养了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正是资产阶级锻炼和培育了他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16]。换言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贫困问题不断在社会内部“再生产”。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出要对社会进行整体性改造，肃清了共产主义与反贫困的本质关联。马克思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批判，指出要对社会整体性建制加以改造，而非停留在慈善体系、社会救济等简单的社会修复。他认为，全人类解放是人作为“类”的整体性解放，必须回到具体每个个体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让作为生产者的工人重新真正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才能开始充分的、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开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新纪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即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17]，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由此观之，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框架内无产阶级的贫困是一种制度性贫困。换言之，资本家利用经济杠杆、法律等制度依据为维护贫富分化的社会关系而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造成“工人越是努力地生产”，越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18] 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不可避免，唯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筑建起具有制度优势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才能真正铲除贫困产生的根基，而这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
3. 中国方案：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新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更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缩小城乡、区域性差距的贫困治理语境中，面对“年年扶贫年年贫”等现实脱嵌并总结四种反贫困理论矩阵的实践经验后，更加重视反贫困创新，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方略，带领人民共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实现了“中国化”反贫困理论的跃升。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机理的不断追问构成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薮。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在今天仍旧散发着真理性光辉，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反贫困斗争仍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明确发展是摆脱贫困的第一要义。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和资本主义贫困机理，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低下、发展不够充分与分配不均。实现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指向，马克思认为对社会整体加以改造才能化解现代性贫困 [20]，指认生产力的发展将是促使“不平等的痼疾”从人类历史舞台上消失，进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路径。在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上，党带领人民切实更进发展战略与战术的拓新，不断思考如何从“实现发展”、“实现高速发展”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下，坚持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注重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攀升。第二，建立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反贫困话语因其涵盖内容广泛丰富而具有碎片化特征，经由实践、理论和历史的检验，会演变出完整的体系化成果。以“七个坚持”为提纲挈领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我国长期反贫困实践形成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体系的提出，从实践意义上讲，延展了世界人民消弭贫困的思路和路径，深化了世界人民对于反贫困规律的认识，对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形成适合本国国情之反贫困道路起到了镜鉴作用；从理论意义上讲，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三重特征 [21]，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成熟，是践行话语权与领导权的双重象征，也是自信国之大者的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高度统一。
4. 结语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带有追求共同富裕的天然基因，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理论演变，正是对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的承继、深化及拓新，从根本上赓续了马克思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精神内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以整体和发展的眼光来考辩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旨在为未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反贫困实践提供镜鉴，提示我们既要有正视贫困的勇气，也要有战胜贫困的策略和决心。面对新时代反贫困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答卷人，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世界人民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22] 在后脱贫时代，要坚持在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破解“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跳出“贫困–反贫困–再贫困–再反贫困”的历史周期律，不断实现反贫困思想之守正创新，共赴共同富裕新征程，为构筑系统完备、具有科学逻辑的反贫困思想体系而接续奋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