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又叫侵犯行为，是指“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语言行为，是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高桦，1997；章志光，1996)。攻击行为是儿童期易被观察到的一种外显行为，在儿童各种问题行为中十分普遍。攻击行为对儿童人格、品德和行为塑造起关键作用，是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攻击与当前和日后可能出现更糟糕的发展结果相联系，使儿童发展出更多外化问题、内化问题，以及学业不良等(Chen et al., 2018)。儿童期的攻击行为可预测未来消极影响(纪林芹等，2012)。
对儿童生命早期攻击的研究显示，婴儿期就出现身体攻击，会说话后出现言语攻击(纪林芹，张文新，2007)。儿童在2岁左右表现出争抢玩具等行为；4岁时达到高峰；5岁以后开始下降，这是由于成人注意尽可能地抑制这种行为并积极帮助儿童发展合作、分享等亲社会行为(刘儒德，2007)。大多数儿童进入小学阶段，攻击行为总体频率发生下降(Arsenio & Overton, 2004; Campbell et al., 2010)。但攻击的形式和功能较之前发生明显变化。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年龄在10~12岁之间，正处于青春期过渡阶段，叛逆行为尚未发展出来，其行为具有可塑性，因此及早对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攻击行为进行干预和纠正，有助于促使儿童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基本环境，家庭因素对儿童攻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Brown III, 2002；刘培洁，2019)。研究发现，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会提高儿童攻击发生率(Danzig et al., 2015)。父母监控水平提高，儿童攻击的可能性会下降(屈智勇，邹泓，2009)。亲子关系也被广泛考察。黄彦等人(2016)认为亲子依恋对儿童问题行为具有独立的负向预测作用。攻击与不安全型依恋有关(Critchfield et al., 2007; Groh et al., 2014)。和谐亲子关系一定程度可抑制或缓解问题行为产生(刘莉等，2014)。家庭环境方面的研究将家庭中不正常关系和不适应行为与儿童参与同伴攻击和欺凌行为联系起来(Donna & Amy, 2014)。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冲突越多，孩子的攻击性行为也越多(刘建榕，2003；Feld, 2015)。父母关系紧张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更多攻击性行为(Lissuzzo, 2005；王秀珍，2006)。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家庭儿童由于父母一方缺失，承受来自家庭环境的压力，他们更有可能产生问题行为。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孩子攻击发生率明显高于核心家庭孩子(余毅震等，2005)。单亲家庭儿童比完整家庭儿童表现出更多行为问题(李晓芳，杨淑红，王敏娜，2005)。最近研究发现，影响单亲家庭儿童负面行为的是单亲父母对孩子的责任(韩晓燕，2005；王世军，2002)。如果父母一方缺席，另一方仍可保证家庭功能完整，则家庭因素对孩子的影响与完整家庭相比无实质区别。
家庭功能是指为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六个维度：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Miller et al., 2000)。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系统运作状况、家庭成员关系以及家庭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指标，能深刻解释家庭与儿童问题行为的深层次关系(李兰芳，王丽娟，2014；赵陵波，2016)。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儿童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发展和维持高度相关。功能失调的家庭功能与儿童适应不良呈正相关，而积极的家庭功能与儿童更少的问题行为相关(Ma et al., 2013; Elgar et al., 2003；王英杰等，2021；王雪云等，2015)。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减少攻击行为产生；有问题行为或学习障碍的儿童，其家庭功能通常也存在问题(辛自强，池丽萍，2003)。家庭功能发挥的有效性是评估良好家庭环境的重要指标(张婷婷，杨子珺，2021)，本研究期望通过探讨家庭功能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为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攻击行为的发生发展找到环境依据，并为攻击行为的早期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指当内外环境要求超出个人资源时，个体所采取的认知或行为策略(Lazarus, 1993)。个体的应对方式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黄希庭等，2000)。积极应对预测更多积极行为，而消极应对往往伴随着问题行为(方永慈，2019)。道奇(Dodge)认为，人际之间的攻击行为取决于对冲突事件的认知，儿童攻击行为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采用了消极的应对方式(王璐，2017；樊鑫等，2013)。儿童心理发展水平决定着自控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遇到挫折和与同伴发生摩擦时易采取攻击这种简单应对方式来处理。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应对问题的方式会逐步向多样化发展，应对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刘丽，姚梅玲，2006)。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正处于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或者是转折期。皮亚杰指出11~12岁是形式运算阶段的初期，此阶段儿童正处于自我沉思的观点采择向第三者的观点采择过渡。其特征决定了该年龄段的孩子在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高于低年级学生，应对方式也相对成熟。国外学者Sandler等人(1995)对年长儿童的研究表明，采用问题趋向应对的儿童母亲报告了他们的孩子更好的心理适应。国内的研究指出问题趋向应对方式可以克服其他应对方式的消极作用而对学前儿童行为问题起主要作用。问题趋向应对能较好地发挥处理问题的作用，使儿童能在压力情境下及时改变困境，消除心理紧张，减少行为问题的产生(王玲凤，2007)。本文涉及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应对方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通过各年级在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比较，初步探索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应对方式发展规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不同应对方式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并为儿童攻击行为的早期干预提供新方向。
目前多是将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分开来探讨与攻击行为的关系，鲜有将其整合在一起的研究。家庭功能对于个体成长是重要的外在环境因素，应对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家庭功能完善有助于儿童积极应对方式的形成(杜红梅，冯维，2007)。基于此，本研究将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探讨这两大系统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程度，了解儿童攻击行为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 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早期干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方便取样，对深圳市某小学4~6年级共708名学生进行施测，经筛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69份。被试年龄10~13岁之间，其中四年级221人，平均年龄10.73岁；五年级225人，平均年龄11.69岁；六年级223人，平均年龄12.77岁。男生336人，女生333人。非独生子女者437例，占65.3%。父母非离异者578例，占86.3%。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主。被试分布情况详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ubject distribution
表1. 被试分布情况统计表
2.2. 研究工具
攻击量表(Aggression Question, AQ)。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量表(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量表共29个项目，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4个维度。该量表采用5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越强。此量表在攻击性测量中表现出很好的信效度。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它以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为基础进行编制，包括60个项目，7个分量表。分别为：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量表得分越低，反映家庭功能越好。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2。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该量表在国外应对方式量表基础上，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量表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最终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信效度均较理想。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量表施测过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现场施测，时间为30分钟。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后，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χ2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与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的差异性检验
3.1.1. 不同性别学生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性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2)显示，除学生在攻击行为量表中的身体攻击因子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以及攻击行为量表中其他各因子均分和攻击总均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生在攻击行为量表中的身体攻击因子均分显著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该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采用身体攻击。
Table 2.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表2. 性别差异检验
注：**p < 0.01，*p < 0.05。
3.1.2. 是否独生子女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性检验
鉴于独生子女组的样本量为232人，随机抽取非独生子女样本232人进行两组之间在攻击行为、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上的差异性检验。经χ2检验，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在性别和年级的分布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3)显示，非独生子女在攻击行为量表中的愤怒因子均分、敌对因子均分以及攻击总均分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非独生子女的攻击情绪更为严重。
Table 3. Difference test between only-child and non-only-child
表3. 是否独生子女的差异检验
注：**p < 0.01，*p < 0.05。
3.1.3. 父母是否离异子女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性检验
鉴于父母离异子女组的样本量为91人，随机抽取非父母离异子女样本91人进行两组之间在攻击行为、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上的差异性检验。经χ2检验，父母离异子女组与非父母离异子女组在性别和年级的分布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4)显示，父母离异子女和非离异子女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父母离异子女家庭功能各因子均分及总功能均分显著高于非父母离异子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非父母离异子女的家庭功能比父母离异子女的家庭功能发挥的好；父母离异子女积极应对因子均分显著低于非父母离异子女，而消极应对因子均分显著高于非父母离异子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父母离异子女较非父母离异子女更少使用积极应对，更多使用消极应对；父母离异子女在攻击行为量表中各因子均分及攻击总均分均显著高于非父母离异子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父母离异子女愤怒因子均分显著高于非父母离异子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表明离异子女的攻击情绪更为严重，愤怒情绪尤甚。
Table 4. Difference test between single-parent children and non-single-parent children
表4. 是否离异子女的差异检验
注：**p < 0.01，*p < 0.05。
3.1.4. 不同年级组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性检验
表5显示不同年级组之间在攻击行为、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这三个量表各维度上的方差分析结果。其中家庭功能中的“情感介入”因子、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因子以及攻击行为中的“口头攻击”因子、“敌对”因子、“愤怒”因子和攻击总分均显示出了组间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5. Results an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grade groups in each dimension
表5. 不同年级组在各维度的得分结果与比较
注：**p < 0.01，*p < 0.05。
对不同年级组在方差检验中达到显著水平的几个因子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表6显示多重比较的结果。在家庭功能中的“情感介入”因子中，4年级的因子均分显著高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应对方式的“消极应对”因子中，4年级的因子均分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攻击行为的“口头攻击”因子中，4年级的因子均分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5年级的因子均分也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攻击行为的“敌对”因子中，5年级的因子均分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攻击行为的“愤怒”因子中，4年级的因子均分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5年级的因子均分也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均分，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攻击行为的总分中，4年级的因子总均分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总均分、5年级的因子总均分也显著低于6年级的因子总均分，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6.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grade groups
表6. 不同年级组的多重比较
注：**p < 0.01，*p < 0.05。
3.2.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3.2.1. 家庭功能与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表7)，家庭功能中的“问题解决”因子、“情感介入”因子和“行为控制”因子均与攻击行为中的“身体攻击”因子呈负相关关系，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家庭功能中的“沟通”因子及“情感反应”因子均与攻击行为中的“口头攻击”因子呈负相关关系，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家庭功能中的“问题解决”因子、“沟通”因子、“情感反应”因子、“情感介入”因子以及“行为控制”因子均与攻击行为中的“愤怒”因子呈负相关关系，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家庭功能中的“情感介入”因子以及“行为控制”因子均与攻击行为中的“敌对”因子呈负相关关系，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家庭功能中的“问题解决”因子、“沟通”因子、“情感反应”因子、“情感介入”因子以及“行为控制”因子均与攻击行为中的“攻击总分”呈负相关关系，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ing of various factors and total scor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ts factors
表7. 家庭功能各因子与攻击行为总分及其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注：**p < 0.01，*p < 0.05。
3.2.2. 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表8)，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因子与攻击行为中的“身体攻击”因子、“口头攻击”因子、“愤怒”因子、“敌对”因子及“攻击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0.35，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ping style of various factors and total scor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ts factors
表8. 应对方式各因子与攻击行为总分及其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注：**p < 0.01，*p < 0.05。
3.3.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攻击行为总分及其各因子为因变量，以家庭功能各因子和应对方式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探讨家庭功能和应对方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表9显示，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沟通”因子依序被纳入回归方程。消极应对与攻击行为总分呈正相关，沟通与攻击行为总分呈负相关。
表9显示，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因子、应对方式量表的“积极应对”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行为控制”因子依序被纳入回归方程。消极应对与身体攻击呈正相关，积极应对、行为控制与身体攻击呈负相关。
表9显示，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情感反应”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总的功能”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沟通”因子依序被纳入回归方程。消极应对、总的功能与口头攻击呈正相关，情感反应、沟通与口头攻击呈负相关。
表9显示，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因子、家庭功能量表的“问题解决”因子依序被纳入回归方程。消极应对与愤怒呈正相关，问题解决与愤怒呈负相关。
表9显示，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因子被纳入回归方程。消极应对与敌对呈正相关。
Table 9. Results of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ing coping styl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表9.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注：**p < 0.01，*p < 0.05。
4. 讨论
4.1. 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有关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性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家庭功能各因子与应对方式各因子均分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攻击行为中，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其原因可能是性别发展的差异问题，女生心理成熟比男生早，更善于使用关系攻击，男生则更常使用外显的攻击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Card et al., 2008；任小丹等，2014；赵文秀，2020)。除此之外，社会文化赋予男孩与女孩不同的性别期待，由此形成的压力引导出与个体社会性别角色认同相一致的行为模式。关系攻击被认为是更适合女生的社会同伴交往模式(Lemons & Parzinger, 2007)。
本研究结果显示，非独生子女在愤怒、敌对和攻击总分上的平均值均高于独生子女，与之前研究结果相近(刘霞，张跃兵，张国华，2019；张盈，2017)。因为相当多的中西方学者不断发现独生子女的成长优势，他们认为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和陪伴，拥有更亲密关系和更多资源，有更高安全感和自信。研究表明，家庭里孩子的数量与儿童攻击性行为有关，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往往存在更多的竞争与冲突。非独生子女不仅要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还要在家里与兄弟姐妹相处，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如争夺父母宠爱和关注，争夺资源或嫉妒等，这会促使非独生子女在愤怒、敌对和攻击总分的平均值均大于独生子女。此外，可以从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角度来进行解释。因为头胎是女儿，想要儿子，这种企图会使父母对待孩子时重视或喜爱程度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偏心和不公，造成手足间产生紧张关系导致冲突。所以非独生子女也会比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愤怒、敌对等攻击性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是否离异子女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上存在显著统计差异。与完整家庭相比，多数残缺家庭的家庭功能不健全。经历过父母婚姻变故的儿童倾向于选择较为消极的应对方式，且具有更高攻击性，表现在身体攻击、口头攻击、愤怒、敌意等方面。究其原因是父母离异破坏了儿童成长所必需的良好家庭氛围，父母角色缺席和不良情绪也影响了和谐的亲子关系，导致家庭功能出现问题。因此大多数儿童在最需要父母关爱的成长关键期，失去同龄人所享受的来自同一家庭父母的爱，体验到爱的缺失和各种社会压力，普遍有愤怒、丧失感和被遗弃感。相关调查结果显示，9~10岁年龄段的儿童面临家庭解体时会产生无助、迷茫、拒绝、失落感、愤怒等情绪，在顺从和抗拒的边缘徘徊；而11岁以上的学生会产生窘迫、羞耻和悲伤等情绪。在父母离异后的最初两年内，其子女在行为上的攻击性和冲动性极其强烈，并伴随焦虑、抵触、沮丧和依赖性变强等情绪和状态(苏君华，2021)。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在应对方式、攻击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统计差异。具体表现在年级越高，其消极应对、口头攻击和愤怒因子的分数也越高。在应对方式上，高年级无论在积极应对还是消极应对上的均分都高于中年级儿童，但积极应对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高年级阶段儿童随着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运用应对方式的形式增多。同时，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儿童更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这与其心理发展水平吻合。在口头攻击方面，随着年级增加，小学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从而更易采取口头表达的攻击。在愤怒因子上，伴随着高年级儿童行为控制能力的提高，其外显攻击行为有可能会转化成内在愤怒，因此导致了愤怒水平增高。
4.2. 家庭功能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小学中高年级儿童中，除家庭功能中的“角色”因子与“总的功能”因子外，其他家庭功能因子均与攻击行为总分及各因子呈负相关。进一步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中的一些因子对攻击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如“行为控制”对“身体攻击”的预测，家庭行为控制功能不良，父母对孩子行为严加控制或过度放纵、规则意识混乱或僵化，则其孩子越容易出现对他人的身体攻击。而“情感反应”、“总的功能”和“沟通”对“口头攻击”具有预测作用，家庭成员情感反应和沟通越好，以更合理方式表达内心需求和感受，情感交流顺畅，遇事友好协商，则出现口头攻击行为会大大减少。值得探讨的是口头攻击与家庭总功能呈现同方向变化关系，即家庭总功能越好，儿童表现口头攻击越多。研究结果出现矛盾，这需要以后进行进一步研究。此外，“问题解决”因子可以预测攻击中的愤怒，家庭成员间如果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孩子也会学习到积极有效的问题处理方式，愤怒情绪自然会少。最后是家庭功能中的“沟通”因子对攻击总分具有预测作用，如果家庭成员之间能够进行良好沟通，遇到问题、挫折或冲突时，家庭成员就可以得到更好支持和理解，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提高儿童的解决问题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提供有利的环境因素，因此便较少产生攻击行为。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功能对小学中高年级儿童的攻击行为具有影响作用， 我们可通过干预儿童的家庭功能进而干预儿童的攻击行为。
4.3. 应对方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消极应对可以预测攻击行为的总分及其所有因子，证实了Dodge的理论。研究表明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心智发育尚不完全，遇到问题缺乏现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易倾向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 而应对方式越消极，越容易产生攻击行为(景璐石等，2014)。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思维、认知均处于发展关键期，也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多鼓励和支持儿童，帮助他们正视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坦然面对压力或挫折，学习并采取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应对方式与小学中高年级儿童的攻击行为关系密切。改善并优化家庭功能和培养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减少儿童攻击性行为。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后续研究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具体来说，一方面本研究从横断研究角度探讨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对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未能进行深入的纵向研究。另一方面本研究被试来源于深圳市某小学，存在一定地域局限。未来研究需扩大样本范围，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5. 结论
1) 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采取身体攻击。
2) 非独生子女在攻击行为量表中的愤怒因子均分、敌对因子均分以及攻击总均分均高于独生子女。
3) 从小学4年级到6年级，儿童的消极应对、口头攻击和愤怒因子的分数相应增高。
4) 攻击行为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与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呈正高相关。家庭功能、应对方式对攻击行为具有预测作用。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