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分析我国这两项重大的发展战略，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促进农村居民这一主体的发展上实现了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模式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它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在乡村层级与“乡村振兴”结合的具体表现。
“社区教育”一词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Deway)对社区教育进行研究，提出了社区教育这一概念，即“学校是社会的基础”，打破了传统的学校理念，提倡学校作为社区的基本雏形和社区生活的缩影 [1]。学习型社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努力不可分割。1992年OECD在瑞典召开学习型社区会议，把学习型社区问题置于国际公共议程上。此后，学习型社区被欧洲各国提上日程，学习型社区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我国的社区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99年国务院转批教育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整形计划》，推动了我国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在2001年的《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中定义社区教育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自2001年以来，教育部先后确定了四批共有114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国内外社区教育发展方式各异，形成了丰富的社区教育模式。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已有百年历史，吴锋、魏伟(2004)梳理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历史并重点关注了其根据社区居民需要提供服务的特点 [2]；瑞典的学习圈模式同样历史悠久，徐湘荷，谭春芳(2007)强调了学习圈模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并指出了该模式学费低廉、学习目标灵活和学习方法简单的优越性 [3]；刘佩芸，孟凡君(2012)则探究了日本社区教育的特点，日本社区教育参与主体较多，资源利用效率和行政管理水平较低 [4]。国内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也有一些实践。关颖(2001)研究了社区教育可以获得的各类资源并分析了社区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的各类优势 [5]。厉以贤(2007)则分析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展望了我国社区教育未来的发展 [6]。沈光辉、陈晓蔚(2015)基于学习型社会视野明确了社区教育的内涵本质、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 [7]。张晓容(2020)则从实践与发展角度，提出了构建学习型社区需要从观念、资金、制度和方法四个角度切入，并尝试拓展主题、覆盖更大的区域和人群 [8]。现有研究对于社区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的研究虽然也随着实践发展一同进步，但与城市社区教育相比仍是比较落后。因此，本文对比分析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发展经验，并结合目前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障碍，提出了建立多方参与的学习型社区模式。
2.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为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2.1. 教育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为学习型农村社区指明发展目标
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强调“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乡风文明”要求提高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促进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提升，实现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目前乡村地区常住人口约49,83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5.3%，这部分人口的教育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发展需要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人才集聚为前提，而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人均收入都远低于城镇区域，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乡村地区居民人均占有的教育资源相较于城镇居民十分贫瘠，因此，完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建设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教育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上达成了一致，要求农村地区完善教育体系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
2.2. 经济实力提升为学习型农村社区提供基础保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2011年至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我国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43,670亿元；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比上年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6,902元，增长11.2%。随着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的完成，广大的农村地区已基本能够实现温饱，会逐渐产生追求更高的精神文明的需求。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2011~2020 GDP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图1. 2011~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多年的经济增长与成效显著的脱贫攻坚行动，基本保障了普遍意义上国民的基础生活需求，也为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前提。
2.3. 日趋完善的教育体制为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经验支撑
我国目前教育状况的特点是覆盖面广、结构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4%。
Table 1. 2013~2020 number of middle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China
表1. 2013~2020年我国中、高等学校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中、高等级学校数量在2013~2020年中呈增长趋势，增长的各级学校数量以及其后丰富的教育资源代表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完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积累的丰富教育经验与教育资源等，能够为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障碍因素
我国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迅猛，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教育基础较差，我国农村地区进行学习型社区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
3.1. 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方面都提升巨大，但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地区的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况。表2展示了我国2013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提升，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Table 2. 2013~2020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表2. 2013~2020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要先满足自身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之后，才会追求之后的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农村居民的低可支配收入既从物质上限制了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也从人们的主观需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继续教育的想法，经济基础差是农村地区学习型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
3.2. 农村地区居民学习意愿不足
根据表3，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2013年到2020年间一直在增长，可能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2020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一直比较稳定，但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一直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除城乡之间的差距外，学习意愿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也对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异有重要影响。
Table 3. 2013~2020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ducatio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表3. 2013~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农村地区学习型社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老人、妇女等具有闲暇时间的人群，但这部分人群的学习意愿普遍较弱。首先，这些农村居民一般具有稳定的生活，而且没有急切的自我提升的需求，对他们来讲，学习的吸引力远远低于打牌、聊天等娱乐活动。其次，对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讲，继续学习与外出务工在时间上具有冲突，对比两者的收益，农村居民更多会选择外出务工。选择外出务工可能是出于短视，忽视了居民自身和未来能从终身学习上获得的收益，更有可能是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最后，由于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频繁，这些挫伤居民学习积极性的思想极其容易在农村居民之间互相传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农村居民学习意愿不足的问题。
3.3. 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教育资源既包含书本、计算机等物资资源，也包含教师以及组织人员等人力资源，这两类资源在农村地区都是稀缺资源。物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可以通过政府引导购买或者外地主体捐赠等方式进行幕布，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决，人力资源是更加棘手的问题。城镇本身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大于农村，教师以及组织管理人员也包含在内。有能力的教师以及组织人员往往会被更加具有发展前景的大型城市吸引，难以长久的地在偏远地区任教，这使得贫困地区的教师资源稀少且质量不高。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问题十分严峻。
4. 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建设经验借鉴
国外的社区教育起步早、模式丰富，美国社区学院、瑞典的学习圈和日本的社区教育三种模式较为典型，对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借鉴意义。
4.1. 国外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借鉴
4.1.1. 美国社区教育模式
美国的社区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廉.哈珀提出并创建了美国第一所社区学院至今，美国社区学院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美国社区学院承担了包括转学、补救以及成人继续教育在内的多项任务，是美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区学院面对的是社区各方、各界的立体式的教育需求，因此，社区学院普遍具有职业技术教育、补偿教育、社区教育、大学转学教育和普通教育五大职能[9]。
美国社区学院以服务社区为主要宗旨，积极吸纳当地人才并促进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首先，因为美国社区学院时刻关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社区学院会从教育服务角度出发、按社区需要及时更新与扩展教育内容，所以美国社区学院的专业范围极广，从航天技术、计算机到服装裁剪、化妆理发应有尽有，部分社区学院的专业设置更是能够上百。其次，美国社区学院会聘请当地工厂、企业甚至政府工作人员来担任学院顾问，因为这些专业人员熟知本地的行业状况以及当地的人才需求，使得社区学院的教育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相连，有利于学院学生与社区的长期发展。最后，美国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立法保障了社区学院的政府经费来源，《高职教育促进法》、《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案》和《职业教育法》等规定了各级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财政拨款 [10]，因此，美国社区学院的学费一般是公立大学的50%~60%，具有价廉利学的特点 [9]；此外，通过学士转学课程计划，达不到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可以先在社区学院修完课程并拿到副学士学位，再申请转入大学进行深入学习。美国社区学院从学费低廉以及进入门槛较低两个方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除美国社区学院以外，宗教团体、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以及社区卫生机构、福利机构等也会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与培训活动，它们是美国社区教育的重要补充。
4.1.2. 日本社区教育模式
日本社区教育的主体十分多样，公民馆外、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青年之家、少年自然之家、妇女会馆、综合社会教育设施、市民会馆、文化馆都会为日本居民提供社区教育，其中，公民馆是日本独有的社会教育综合设施，也是社区教育的典型代表 [9]。
日本社区教育以社区内全体成员为服务对象，建立社区教育法律法规并与企业开展合作。首先，日本社区教育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内的全体成员，所以社区教育的方式十分多样，除开普遍的讲课、演讲、座谈等，还有关爱弱势群体的福利活动，宣传地方文化的活动。其次，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社区教育，1947年文部省通过了《关于公民馆的设置》，公民馆在日本开始建立并快速发展。1949年日本政府颁布《社会教育法》，对社会教育的“总则”、“社会教育委员”、“社会教育团体的关系”、“公民馆”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随后《图书馆法》和《博物馆法》相继颁布，与《社区教育法》并称“社区教育三法”，奠定了日本社区教育的法律基础。最后，公民馆与企业进行互动合作，公民馆会为企业提供各种活动的设施、场地甚至人才，企业则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根据自身的能力支持公民馆的发展，这种“产学联合”的模式既丰富了公民馆的经费来源与活动内容，也能够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日本政府始终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立法保障经费推动社区教育发展。为鼓励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力支持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教育设施的建设。除了增加预算，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地方分权运动的开展，地方终身教育更多地依赖地方财政税收，日本政府特别开设了“地方终身学习振兴补助金”，保护和支持地方的终身学习事业 [11]。
4.1.3. 瑞典学习圈模式
瑞典的学习圈是其民众学习与交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距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第一个瑞典学习圈由奥斯卡·奥尔森于1902年创立，瑞典《成人教育法》对“成人学习圈”所做的定义是：“一群朋友在有计划的基础上对预先规定的科目和课题进行共同学习。”学习圈通常由5~10人组成，小规模的学习活动保证了每个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参与者可以相互讨论、报告最近学习的内容 [12]。
瑞典的学习圈模式以成本低、自由度高以及与学校区分度高为主要特点。首先，瑞典的学习圈成本较低体现在学习地点与学习资源上，学习圈的地点选择灵活，多数由参与者提供场所，而且学习圈的学习资料大多数也是通过图书馆借阅；此外，各级政府也会对学习圈提供财政补贴。其次，瑞典学习圈重视自由与平等，交流的主题不受限制，参与者自己决定“学什么”，并鼓励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寻找同伴组成学习圈；学习圈里的平等体现在不会在学习圈内的身份上进行区分等级，每个学员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最后，为了将学习圈与学校进行最大程度的区分，瑞典学习圈模式会创造自己的专业术语，避免引起参与者在过去的学习生涯中的出现过的抵触情绪，保护参与者的学习热情。
学习圈不是政府的隶属单位，是自发的、民主的组织，但各级政府会对瑞典的成人教育委员会、学习协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拨款，这些组织会通过资金分配、课程设计以及技术支持组织与管理学习圈的发展 [13]。
美国社区学院充分利用扎根社区的优势，为社区成员提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实用性强。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对社区学院提供了包含政策、资金和法律在内的多层保障，最大程度地完善了社区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与自身国情相结合，在资金、立法以及政策方面对社区教育进行了保障，其多元化的社区教育供给主体与学习方式，使民众拥有更多的选择。瑞典的学习圈模式符合其国情，政府的参与度较低，以参与者意愿为主，民众的认可度高，参与度高，但是瑞典学习圈模式对于民众本身的素质、学习热情以及知识水平的要求较高，也需要具有组织能力的领导者。
以上三种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有一些共同之处：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立法保障与政府拨款支持社区教育活动；从实际出发，根据该国国民的个人素质、居民分布情况等选择合适的组织模式与教育内容。
4.2. 我国学习型社区模式实践
随着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我国在建设学习型社区方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尝试，这些实践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融合了本土化的中国国情。
4.2.1. 江苏省社区教育实践
江苏省在社区教育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将社区教育纳入了社会教育的大框架。2009年，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成立，紧紧围绕“全覆盖、强内涵、创特色、惠民生”的发展思路，全面服务“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模式。江苏省全省创建了多所老年学校，并且打造了覆盖全省、服务各类人群的网络学习资源平台——江苏学习在线 [14]。
2012年江苏省政府作出了以江苏开放大学为载体推进终身教育模式构建的重大决策。江苏开放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省人民政府主办、具有本科办学权和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新型高等学校，它的前身是江苏广播大学，积攒了几十年的教育经验、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覆盖城乡的远程高等教育办学体系，能够较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随后，江苏省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各级项目，以项目化管理的方式推进社区教育的发展。在省级和市级分别开展了不同的社区教育项目，如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教育服务三农高水平基地”，省社指中心、江苏开放大学组织开展的“学习苑”、游学、养教联动、名师工作室、学习体验基地等，扬州市则在区域内组织开展了社区教育富民行动“五个一批”创建工作 [15]。
江苏省的社区教育以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和坚实的教育基础为支撑，以各级政府的重视为保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实践。
4.2.2. 浙江省的农村社区教育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具有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并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了有效利用，能为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提供更好的参考。桐庐县的学习型农村社区以当地实际为基础，完善了四级协同培育机制，并通过成校孵化培育学习共同体，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
四级协同培育机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级由县社区教育领导小组负责顶层设计；第二级是由县教育局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县社区学院负责制定县域计划；第三级则是由乡镇街道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成人学校由乡镇分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成校校长负责制定乡镇、街道计划；最后一级是由社区、村分管领导、成教干部、“学共体”核心人物组成，具体负责“学共体”的活动开展 [16]。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兴趣自觉自愿参与，并且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与使用学习资源，参与者之间互学互教，使学习资源在多向互动中迅速增长。桐庐县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培育农村成人学共体：第一种是成校利用学校师资、资源、场地、经费等优势，由校长或教师担任学共体负责人，自主培育新的学共体；第二种则是通过培养领袖人物和核心成员、开发课程、制定活动计划和制度章程辅助培育示范性学共体，使其在区域内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第三种是成校与已经存在的学共体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培育紧密型学共体。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制度和组织方式上具有创新性，值得作为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学习对象参考。
4.2.3. 海南“候鸟型”社区教育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它针对去海南过冬的“候鸟”人群开展，并且海南省探索创新了由“政府统筹、社区主办、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社区教育模式 [17]。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的发展重视顶层设计、创新领导组织、汇集“候鸟型”人才并重视发挥示范作用。首先，出台的《海南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为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的社区教育工作明确了目标、任务和措施。其次，在省、市、县各级设立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任命教育部门领导担任社区教育中心主任并以乡镇分管领导为市、县社区教育领导组成员细化了社区教育各级的领导组织，是全省社区教育工作的坚实基础。再次，吸纳“候鸟”人才、组织人员业务培训并鼓励各地教育从业人员参与为海南提供了社区教育重要的人才队伍保障。最后，重点建设一批深受居民欢迎的“候鸟型”社区教育学校和品牌课程，使它们发挥示范作用，从而缓解各地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
海南的“候鸟型”社区教育集聚极具特色，是中国社区教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重要实践，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式值得学习，而且出现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也值得纳入以后社区教育发展的考虑。
5.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模式构建及其实施路径
借鉴国内外学习型社区建设模式，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构建多方参与的学习型农村社区模式及其实施路径。
5.1.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的模式构建
5.1.1.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学习型农村社区的保障机制需要关注包括法律、经费以及政策在内的多个方面。首先，建立健全保障学习型社区合法化、规范化的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意见是必要的，这不仅从制度上肯定了学习型社区的发展模式，更提供了一个政策性信号，能够吸引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社区建设。其次，关于学习型社区建设的经费问题，政府专项拨款可以为学习型社区的初期建设提供保障，但鉴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地域范围，我国学习型社区的长期发展必须寻求除政府以外的经费支持。向当地企业、各类公益事业组织寻求经济支持与合作是常规且有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离不开政府的严格监管和规范。完善的制度能够保障学习型社区的长期发展，可以预见的未来收益以及持续教育产生的外部性能促进多方主体积极参与，使得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主体能够延伸到企业、社会主体以及社区居民等，给学习型社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5.1.2. 寻求外部帮助
由于农村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较差以及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习型农村社区前期发展必定困难重重。政府向区域外有经验的社区教育主体寻求经验与技术支持，不仅在实践中对于促进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帮助，还能发挥示范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学习型农村社区的认可度，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我国有成效的社区教育实践既有城乡，又涵盖线上线下，它们的实践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可以避免重复犯错，而且它们的线上教育资源共享对于提升农村社区教育水平意义重大。
5.1.3. 因地制宜规划教育资源的优化利用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差异较大，而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发展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具体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方式。尤其是发展状况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推广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会更加艰难，需要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寻找可得的教育资源并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对农村地区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通过整合农村周边的教育资源实现。比如，农村周边的各学校的教学设施、教育课程与管理经验可以在建设学习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与学习型农村社区组织共享。此外，邀请各行业内的专业人员加入农村社区教育活动既能够进一步挖掘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也能够增加学习活动的实用性。
5.2. 我国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5.2.1. 多方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
建立健全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基础框架后，促进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通过减税、宣传等手段提高企业、公益组织、特殊人才等多方主体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的积极性，动员最多的力量。
首先，促进当地企业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经验说明这一主体的参与将为社区教育带来更大的活力。企业参与社区教育的“产学联合”模式建设是国内外已经有所实践的方式，它能够较大程度地将完成社区教育的居民吸纳进生产过程，将人力资本变现。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最大的难题就是当地居民的不理解、不参与，这会直接阻断学习型农村社区的发展进程，所以有一个能够实现知识向收入转化的渠道将会较大程度地激发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企业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因此“产学联合”是居民和企业的共赢。
其次，传统文化的传承人等特殊人才参与对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也有重要的作用。得益于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的地方文化十分丰富，当地居民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认可度很高，所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将居民对当地特色文化的认可向学习型农村社区转移，提升当地居民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5.2.2. 因地制宜创新推广手段与教育内容提高居民参与意愿
完成整体框架的构建后，应重点关注居民参与意愿不足的问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新推广手段与教育内容吸引居民参与。
首先是降低参与社区学习的成本，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尤其重要。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缺少稳定的经济支持，参与学习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还减少了他们参与劳动的收益。“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是指以目标群体达到指定要求为前提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18]，也是国内外针对贫困人口教育问题的有效方式，对农村地区居民的长效脱贫和素质提升有实际的意义。“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主要对象是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但教育作为脱贫以及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也与农村地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在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期，将参与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出勤率以及课程考核合格率作为现金转移支付的条件，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弱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抗拒心理。
其次是将农村居民纳入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进程中来。开展活动使社区居民参与选择与设计社区教育的主要地点和场所，让社区居民自己选择今后社区教育的内容。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过程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对于社区教育的认同感，因为通过居民共建得到的社区教育组织不再仅仅是外部要求，它体现了农村居民自己的意愿。
最后是“终身学习”的理念的传播。由于我国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基础较弱，在城市内开展社区教育都会出现居民参与率低的问题，更不用说农村地区。所以加入“终身学习”理念的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这能改变大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不认可“终身教育”理念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对农村居民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持学习型社区在农村的生命力。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学习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与对策研究”(XJK20AJG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