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时期上海市大学生社会支持、相对剥夺与焦虑抑郁关系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dur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摘要: 目的：调查研究上海市大学生在新一轮新冠肺炎防控封闭管理期间领悟社会支持、相对剥夺感对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情况。方法：基于整群抽样方法，于2022年5月21日至5月26日期间选取上海3所高校共计164人，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相对剥夺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于问卷星平台开展测量。结果：疫情封控期间的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得分偏高，且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家庭内支持对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相对剥夺感对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结论：应对疫情防控时期大学生出现的焦虑和抑郁情绪，相关管理者应引起重视，强化家校交流和互动，并及时对学生的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紧张感等进行心理疏导和积极干预。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new round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losed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164 students from 3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 from May 21 to May 26, 2022. The gAD-7, PHQ-9,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were used to carry out measurement on the Satellite questionnaire platform. Results: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containment period were high, and there were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Family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while relative depr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Conclusion: To deal with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levant administr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timely conduct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active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uncertainty and tension.

1. 新冠疫情下的心理相关研究综述

新冠疫情的肆虐不仅使各国经济陷入停滞和萧条，行业产业遭到严重破坏，也使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在社会各阶层蔓延 [1] [2] [3] [4] (何诚颖等，2020；Pfefferbaum B，2020；蔡昉，2021；Kumar A，2021)。故新冠疫情下的公众心理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热点，梳理中国知网心理学相关论文，可得出反复提及的高频词为“新冠肺炎”、“心理健康”、“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焦虑”、“心理干预”等。

许明星等发现在这一过程中，高疫情风险地区的民众心理相较低风险地区更加平和，并将这一现象称为“心理台风眼效应” [5] [6] (杨舒雯，2020；许明星等，2020)。苏斌原等利用症状自评量表对疫情电话求助者的心理状况进行测定，并依据结果将公众应对方式的变化归结为从恐慌到恢复的四大时期，转变成因为疫情和居家隔离 [7] (苏斌原等，2020)。

针对疫情防控下公民的心理状况，学界立足于公共卫生学科 [8] (杨芊等，2020)、心理学、人口学的多维视角展开调查研究。测定面向包括焦虑、抑郁、睡眠质量、自杀态度、应对方式、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方面。在年龄、户籍性质、职业、性别、学历层次、婚姻状况等定类指标上，上述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9] (冯正直等，2020)，不一而足。亦有学者独辟蹊径，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分布的角度出发，论证心理时空距离和新闻事件；疫情知识和传播媒介 [10] (王鑫鑫，2022)；以及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作为影响居民心理的重要变量 [11] [12] [13] (张放等，2020；唐燕儿等，2020；苏芳，2020)。

影响人群方面，公民心理问题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有上升。居民的焦虑状况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 [14] [15] (郑晨等，2020；田方圆，2020)，不同群体的心理问题存在相异性。主要表现为烦躁、苦闷、哀怨、焦虑等心理问题 [16] (付丽莎，2020)。疫区返乡人员呈现出焦虑、烦躁等心理特征；与大流行相关的压力源对女性群体产生了更为不利的影响 [17] (Almeida M, 2020)。医护及一线相关人员则有失眠、死亡恐惧、压抑等心理问题 [18] [19] (吴宗友等，2020；Ortiz-Calvo E，2022)；老年人易受到紧张、恐慌等不良情绪的影响(蒲城城等，2020)；青少年儿童，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恐惧感、不确定情绪和社会适应状况应引起重视 [20] [21] [22] (Imran N，2020；Liu J J，2020；缪华灵等，2021)；精神疾病患者在疫情期间更难以获取医疗救助 [23] (Yao H, 2020)。有学者据此情况，以情绪感受、认知判断和心理表征三个维度编制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 [24] (席居哲等，2020)，以测定对公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情况。

应对策略方面，基于应急管理、结构性理论、抵抗力科学等视角，优化体制机制，完善顶层设计 [25] (邓晰隆，2020)，构建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26] (Talevi D, 2020)；做好基层治理风险沟通 [27]，防范非正式社会支持风险(戴新月，2020)；对疫情丧亲者、亲临者、幸存者等进行心理援助 [28] (马辛，2021)，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29] (张世贵，2021)，做好大众防疫科普和心理疏导工作，开展在线心理健康服务，完善精神卫生保健服务 [30] (Moreno C, 2020)等措施在学界达成了普遍共识 [31] [32] [33] (席居哲等，2020；赵静波等，2020；张世贵，2020)。具体措施方面，应采取适度锻炼、专注阅读、积极暗示等方式 [34] (王健，2020)。

2. 大学生心理状况相关研究综述

成长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之下的大学生面临着学业、就业、家庭、人际等社会关系的考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35] (赵毓敏，2022)。网络成瘾 [36] (徐增鎏，2022)、儒家式应对思想 [37] (马建新等，2022)、思政教育 [38] (王珠，2020)等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均有重要联系。

在研究重点层面，学界亦高度关注新冠疫情防控下的大学生心理状况，学者利用自尊、人际关系、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社会支持、敌对、应激、睡眠质量、偏执、感恩、适应性、焦虑、事件影响等多维量表，得出当前大学生心理状况普遍收到消极影响，焦虑、抑郁、痛苦程度升高，网课教学效果一般等结论，应加以重点关注 [39] [40] [41] [42] (江瑞辰，2020；奥登，2020；郭佩佩等，2020；Essadek A，2020)。

在研究方法方面，元分析方法为当下热点，学界多以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 [43] (杨洋，2020)、田野调查等方式开展研究。

在研究指标方面，在性别、所学专业、民族 [44] (舒曼玲等，2021)、年龄、户籍性质、居住地 [45] (王振杰，2022)、独生子女等定类指标以及作息规律程度、线上教学满意度、考试紧张程度、家庭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家庭收入等定量指标上，大学生负面情绪呈现出明显差异性 [46] [47] [48] (陈功，2020；郭佩佩等，2021；金岳龙等，2021)。

应对措施方面，学界普遍认可积极引导大学生提高疫情认识，做好指导与帮扶工作，拓宽就业渠道 [49] (张人上，2020)，加强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家庭内外支持和疏导等举措 [49] [50] (张本钰，2020)。

3. 研究设计

3.1. 引言

已有文献利用自尊量表、领域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控制圈量表等对疫情下的大学生心理状况开展研究，而立足于经历疫情封控的当下，大学生面临着个人自由和集体话语的矛盾，不良舆情与主流价值的矛盾，萧条负面的封闭情绪和各类自组织守望相助的矛盾，故结合学界对社会支持和相对剥夺感对疫情封控状况下的负面情绪影响研究则相对匮乏的状况，本研究选取该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支持，家庭支持在疫情期间的不良情绪问题中起到了重要的弥合和纾解作用，故本文从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成因出发，旨在研究社会支持和相对剥夺感因素对大学生在疫情封控期间的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并给出相关建议和措施。

3.2. 研究对象

于2022年5月21日至5月26日期间，利用整群抽样方式，选取上海3所高校，利用问卷星线上问卷对在读大学生展开匿名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64份，回收率95.4%。其中，男性46人，女性118人；大一生8人，大二生7人，大三生7人，大四生8人，研一生80人，研二生33人，研三生20人，博士生1人；文史哲专业10人，理工农医专业70人，经济管理法律专业81人，艺术和教育专业3人；独生子女70人，非独生子女94人。所有研究对象在填写问卷前已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3.3. 研究工具

1) 自编《学生基础信息表》，收集条目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类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经历封校。

2) 采用Robort Spitzer编制的《抑郁筛查量表(PHQ-9)》测定大学生抑郁状况 [51] [52]。量表包括9个条目，在本例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系数分别为0.937和0.874 [53] [54]。

3) 采用Robort Spitzer编制的《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测定大学生焦虑状况 [55] [56]。量表包括7个条目，在本例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系数分别为0.961和0.901 [57]。

4) 采用马皑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测定大学生个体的相对剥夺感。量表包括4个条目，在本例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系数分别为0.859和0.849。

5)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测定大学生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程度。量表包括12个条目，并可进一步切分为家庭内支持和家庭外支持，在本例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折半系数分别为0.952和0.927。

3.4. 统计处理

运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样本经检验基本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平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性别、独生子女的差异检验。采用方差分析进行年级、专业的差异检验。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分层回归进行大学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研究。检验标准为P < 0.05。

4. 研究结果

4.1. 焦虑、抑郁、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得分

研究样本中，上海市大学生焦虑得分为14.427 ± 6.735；抑郁得分为17.341 ± 7.050；相对剥夺感得分为12.055 ± 4.601；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59.488 ± 14.726，其中，家庭内支持得分为19.628 ± 5.739，家庭外支持得分为39.860 ± 9.805。

4.2. 不同分层的大学生焦虑、抑郁得分情况比较

经调查(如表1)，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水平在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得分在不同年级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1)，本科二年级及研究生二年级的焦虑和抑郁得分高于其他年级。不同专业和独生子女情况下，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得分未见显著差异。

Table 1.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at different levels

表1. 不同分层的上海高校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得分情况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4.3. 焦虑、抑郁、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如表2)，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对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相对剥夺感与焦虑和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anxiety, depress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表2. 焦虑、抑郁、相对剥夺感、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4.4. 焦虑抑郁交互项的分层回归分析

将焦虑和抑郁的交互项作为因变量建立分层回归模型。控制层将性别、年级、专业、是否独生依次纳入回归模型；第二层将相对剥夺感、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纳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如表3)，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0.053，0.210，0.306。表明模型解释力逐步提升。相对剥夺感对焦虑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效应(P < 0.01)，社会支持中的家庭内支持对焦虑抑郁情绪有负向预测效应(P < 0.01) [58]。

Table 3. Stratified regression results

表3. 分层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5. 讨论

5.1. 大学生疫情期间焦虑抑郁水平上升，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上海大学生在疫情封闭期间的焦虑得分为14.427 ± 6.735分，抑郁得分为17.341 ± 7.050分。高于常模。新冠肺炎给上海市大学生心理状况带来的消极影响得到印证。静态管理下封校中的大学生亟需调整自身，及时纾解负面情绪。高校教育者应强化价值引领作用，立德树人，提高大学生的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5.2. 家庭内支持对负面情绪纾解起到重要作用，应加以正确引导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落差使大学生滋生了不平衡感与相对剥夺感。疫情期间，大学生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无法满足预期的显示的矛盾是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的根源。家庭内支持对负面情绪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相关工作者应着力强化家校联系，消弭疫情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 [59]，提高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水平，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利用家庭内支持强化亲情连接以减轻不利影响。

5.3. 相对剥夺感对负面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应加以重视防止破防

疫情封控下封闭管理对衣食住行自由的限制易使学生滋生相对剥夺感，使之对现实世界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相对剥夺感的扩大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引发集体性的心理危机 [60]，亦是高校守住防控阵线的阻碍，应引起重视，高校工作者应采取积极干预策略，及时给予心理援助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