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9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提出“21世纪城市将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2050年将有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1] 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和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越来越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城市为起点向全球范围内蔓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经此一役，国家和人民虽然做足了准备，采取了积极措施，但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别大的国情，在国家统一决策部署的前提下，各阶层民众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2. 阶层诸论
阶层问题由来已久，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要面临如何处理阶层的问题，这是一个亘古的命题。同时，阶层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所处阶层越低，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就愈加强烈，基于此，本文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综述。
2.1. 社会阶层划分
自农业社会出现以来，严苛的社会分层就一直存在。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层，由商王、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不同阶层的财富和地位存在显著的差异。 [2]
无独有偶，古代印度种姓制度亦是社会分层的一种体现，主要盛行在印度教徒中。据悉，印度最初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地位由上至下逐渐降低。 [3] 种姓是世袭的，各个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四大种姓之上又衍生出了3000多个亚种姓，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层。 [4]
在西方社会，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据的理论来源有两种。一是以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为代表的阶级分层理论，强调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 [5] 赖特(E·O·Wright)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基于组织权利的控制关系和基于技能的控制关系，构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根据人们所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力和专业技术的多少、高低，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多元资产剥削的阶级结构框架。 [6] 二是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多元分层理论，韦伯提出了社会层次结构划分的三大标准：财富、权力和声望，在他看来，市场交换领域的权力关系或支配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决定因素，所谓阶级指的是因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不同而享有不同生活机会的群体。在此基础上，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进一步指出，雇佣关系才是市场领域支配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衍生出了服务关系和合同关系两种类型，形成了新的被雇佣阶级——服务阶级，著名的GEP图式由此诞生。 [6]
步入当代中国社会，众多学者从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类框架，其中以陆学艺最为著名，其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阶层划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 [7] 刘欣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将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为5个层次， [8] 基本定义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框架结构。
2.2. 疾病、风险与阶层
健康的社会分层阶梯学说的核心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1340~1750年肆虐欧洲的淋巴腺鼠疫杀死了大约2000万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卑贱和普通之人；1994年，鼠疫以肺炎的形式在孟买附近的苏拉特市再度爆发，导致大约6000人住进了医院，当时苏拉特市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印度最恶劣、最拥挤的贫民窟里。与此相应，心脏病在美国作为致死率最高的疾病，最易侵袭那些高度易感的个体，穷人首当其冲。 [9] 艾滋病作为人类社会的头号杀手，目前仍然没有治愈的方式，在美国，非拉美裔的黑人拥有最高的发病率；在非洲，艾滋病在妓女、移民工人和长途卡车司机中最为流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劳工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欧洲，感染的中心主要是城市里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在中国，HIV患者则主要集中于静脉注射毒品者，迄今为止，艾滋病的流行似乎大体上限于这些高危群体之中。 [9]
随着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高度重合的风险分配机制加剧了风险在贫穷弱小的人之间的集中。学者王甫勤指出：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 [10] 沈可认为，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虽然部分影响是通过成人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但仍有部分会产生直接影响。 [11] 黄洁萍、尹秋菊等人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健康风险呈正向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健康风险逐渐下降。 [12] 程启军进一步指出，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边缘阶层往往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风险高危区。 [1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越低，这个人所需要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就越多，相应地，这个人的健康状况也就越差，如果将这一结果进行扩大延伸即可推断：作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和作为劳动阶级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所拥有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不一致的，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指导，立足于B区居民的具体情况，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居民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认知和应对，进而提出解决措施，以期有益于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
3. 居民风险认知及应对现状
3.1. 存在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是传播学上的一种说法，198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指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时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3] 在这种感知定势的影响下，很多不明真相的老年人会认为新冠肺炎不会影响他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因而拒绝遵守防疫规定，疫情防控期间出门拒绝佩戴口罩，进入大型商贸中心或出入其他公共场所时，以嫌麻烦为由拒绝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甚至当防疫人员多次要求无果时，双方还会发生激烈争吵。与此同时，大量人群聚集现象频繁发生，在很多思想传统的人眼里，过年走亲戚、拜年是必备流程，它不仅能够增强亲友之间的感情和联系，还有可能成为一些投机取巧之人的晋升途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断这些人忠于“礼节”的行为。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疫情期间不会频繁出门的人仅占15.95%，会频繁出门和选择看情况的人占据比重分别为33.10%和50.94%；出门选择主动佩戴口罩和不会主动佩戴口罩的人基本达到了1:1的比重，剩下的48.20%选择视情况而定，当疫情十分严重，可能会危及其生命安全时，他们才会选择佩戴口罩，其他时间是不戴的；在出门是否会主动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这一选项上，49.74%的人选择了不会，也就是说，只有当被要求出示时，他们才会将其打开；对于疫情期间是否会主动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问题，依然有10.46%的人选择了看情况；在疫苗接种方面，表示会主动接种疫苗的人仅占样本总量的55.06%，26.42%的人表示不会主动接种，还有18.52%的人选择视情况而定，表现出了一种对于自我漠不关心的状态，由此可知，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并不强烈，在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并不十分明显。
3.2. 个体判断力不足
一方面，个体对于信息的接收程度不尽相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的引导下，各类有关新冠肺炎的谣言层出不穷，据统计数据显示，仅有31.03%的人果断选择不相信，仍有39.31%的人持视情况而定的态度，也就是说，一旦情境适宜，很多人就会选择相信流言。目前仅由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线辟谣的就有近千条之多，当下网络透明化，各类信息在网上层出不穷，未经查证就经由他人口口相传，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主观判断后即偏听偏信，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听到的最早的关于新冠的谣言即“打疫苗会损害身体健康”，WXH表述如下：
我之前是不打算打疫苗的，我家亲戚说打疫苗对身体不好，特别是那些准备要小孩的，就更不能打了……我前两天才去打的，我儿子非要我去，倒是没什么大反映，就是手臂有点儿疼。
由此可知，疫情期间的许多谣言确实对民众产生了不良影响，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秉承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跟风从众，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位老年女性ZYY给出了如下说法：
我之前在小区里跟邻居聊天，听她们说多吃大蒜和盐能够减少感染肺炎的概率，后来我回去就去菜市上买了好多大蒜，做饭的时候每道菜都放，那段时间我家的饭菜都是口味特别重的，刚开始我儿子还以为是我不小心放多了，就说让我少放点，对身体不好，我也没跟他说。后来接连吃了几天，我儿子发现不对劲了，问我，我才把前因后果跟他说了，他哭笑不得，说我上当了，我还不相信，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他在网上查了，原来真的没有这回事儿，我才反应过来，我被骗了。
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出于恐惧心理，拒绝坦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或拒绝汇报自己的行程，根据QLP的说法：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感冒发烧了，当时我们这边查的还挺严的，我不敢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的药店买了感冒药吃，怕去医院被要求隔离……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感染新冠，我都没有临床症状，我前段时间都在单位上班，这两天放假了待在家里也没怎么出门，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感染的。
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感染的风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更是在无形之中使周围的人陷入了被感染的风险，充分体现了个体判断力和集体意识的缺失。
3.3. 个人防控水平参差不齐
个人防控能力指的是疫情期间居民采取措施进行防护的具体情况，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能否正确掌握疫情防控知识对疾病的预防和疫情的控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很多人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并不能熟练掌握防控技能，将自己暴露于风险之下。一方面，专家指出，疫情期间普通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一般来说可以连续佩戴4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之后口罩的防护层就会被损坏，从而降低保护作用，一般而言，在感染风险较小的地方，也可以适当延长口罩的佩戴时间。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我们调研的人中，在4小时内更换口罩的居民仅占样本总量的8.92%，绝大部分人都保持在9~24小时之间，佩戴一天以上的比率也达到了35.33%；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专家提倡居家消毒，包括75%的酒精和含氯的消毒水，以及针对耐热物品的物理消毒方法等都能够有效消灭病毒，但是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能够定期对室内进行消毒的居民仅占样本总数的19.90%，仍有28.47%的人选择不会定期消毒，可见目前居民的防疫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
综上所述，笔者整合相关资料，将B区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表现进行了汇总，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即：存在第三人效果、个体判断力不足、个人防控水平参差不齐，为下一章节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4. 影响居民风险认知与应对的因素分析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你的健康，当确定一个人在阶层等级上的位置时，社会学家广泛使用一个较为宽泛的标准——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社会分层的设想，包含三个变量：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本章中笔者将引入这一概念来分析B区居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认知和应对存在偏差的原因。
4.1. 收入
收入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住房、饮食与卫生服务，收入越高，消费能力越高，相应地，个体的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相反。从居住环境方面看，高收入群体有机会住在环境优越、风景秀丽的高档小区，享受优质的生活条件，经常锻炼，合理安排度假；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能紧邻噪音、污染和有害的环境领域，享受低劣的卫生福利，如住宅紧邻机械化屠宰场的居民，该厂周围常年飘荡着各种难以言喻的牲畜腐烂的腥臭味，周围居民深受影响，居民YCP如是说：
这个屠宰场建成有些年头了，我们周围的居民挺困扰的，(屠宰场)经常凌晨4、5点钟杀猪，夜深人静，突然响起尖锐的猪叫声，怪吓人的，经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我年纪也不小了，睡眠不好，经常是醒了就睡不着了……屠宰场旁边的环境污染挺严重的，那些猪的粪便之类的，会产生很刺鼻的味道，传得很远，周围都能闻到，到了夏天，周围空气都是污浊的，下水道之类的也很脏，有很多苍蝇。之前也跟上面反映过，也做了一些整改，但是没什么用，味道和污染还是很严重，在这儿住得久了，感觉人都臭了。
综上，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导致了居住环境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疫情防控设施与能力的差异。H小区作为B区的中高档住宅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疫情爆发初期，该小区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小区物业在业主群里发布通知，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减少外出频率，避免人群聚集，同时，物业公司加强小区安全管理，采取紧急措施，关闭小区外出通道，仅留正门供住户通行，住户进出严格扫码，测温，佩戴口罩。并第一时间展开摸底调查，对于春节期间有过远距离外出经历的人员进行造册记录，一旦发现有人去过有确诊病例的地区或高风险地区及时进行隔离，并安排相关人员定时定点测量体温。物业保安在小区中24小时轮班值守，一有紧急情况立马采取措施，防止病例扩大接触范围。反观Z小区，作为政府安置贫困群体的特殊区域，里面大多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房屋面积狭小，仅为30 m2，小区内绿化不足，各类物品随意放置，人居环境较差，小区内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居民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聚集在一起聊天。人口结构复杂，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失独老人、艾滋病人、精神病人、重大疾病患者相互交织，管理困难，社区居民缺乏防疫意识。同时，小区居民普遍经济困难，大多数靠国家每月600元的低保，以及打零工为生，在疫情期间，他们不仅无法安心居家防疫，还要为生计往来奔波，所遭受的风险和挑战急剧增加。
从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以及H、Z两个小区的对比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收入水平不同，居民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应对能力和所享受到的设施亦不相同，但是，收入并非影响居民风险认知与防控的唯一因素。
4.2. 职业
职业测量的是地位、工作责任、体力活动以及一个人与健康相关的工作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作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首当其冲成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危人群。其次是生活在城市底层为了生存不得不往来奔波的民众，就像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更高一样，长期处于职业阶梯底层的民众遭受风险侵袭的比率也呈正向增长，底层职业者大多陷于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风险意识，进一步加剧了感染的风险，清洁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城市的清道夫，清洁工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存环境将变得脏乱不堪，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城市清洁工大多来自下岗工人和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不了解规范洗手的程序，为了省钱，常常一双手套多次重复佩戴使用，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接触到污染非常严重的物品，我们与55岁的清洁女工LHR进行了如下交流。
访谈者：您一直从事城市清洁工作吗？
被访者：是的，干了快十年了。
访谈者：您当初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工作的呢？
被访者：我是农村的，那时候村子里遭灾了，日子不好过，想着来城市里混口饭吃，就跟着村里人一起出来了，我没什么文化，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这个工作还是老乡帮忙介绍的，一直干到了现在。
访谈者：您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怎么样呢？能满足您的需求吗？
被访者：跟别人当然不能比，要是有选择我也不愿意干这个，现在也是凭力气吃饭，赚钱贴补家用。
访谈者：疫情防控期间有安排你们放假吗？
被访者：我们不放假的，放假了谁来打扫卫生，每天那么多垃圾要清理。
访谈者：不放假的话有没有针对你们提供一些相关的防疫物资呢？
被访者：会定期给我们发一些口罩和消毒液，要求我们一定要按时消毒，上班一定要带好口罩，还有就是不能徒手捡拾丢在地上的废弃口罩，上班要穿好工作服之类的，要求我们感冒发烧了要及时报备，差不多就这样。
访谈者：您有感觉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在疫情期间可能会增加您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吗？
被访者：不好说，反正大家平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疫情防控期间要求多了些。
此外，农民工也是一个感染风险较高的群体，一方面，基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本身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另一方面，农民工本身的居住环境恶劣，其大多都是集体居住，群居生活，疫情期间无法做到彻底的消毒清洁，也无法频繁进行核酸检测，很多紧急的工程如若无法停止施工，一旦其中有一个人感染，其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感知和应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机制，二者相互映射，而职业就是其中之一。
4.3. 教育
教育显示的是一个人是否具备好的学历水准，以及隐藏于学历之下的一系列资源，包括好工作、好房子、获得高质量卫生服务的机会，以及掌握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识等等。一般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关于如何预防和应对风险的知识，更懂得从专业的渠道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也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识别疫情期间的众多谣言。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居民获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有58.49%的人是依靠官方来获取信息的，诸如政府和社区的正式通知，这不失为一个好习惯，但也进一步突出了信息获取渠道的狭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诸多知识是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的；有34.48%的人依然倾向于各类小网页，缺乏信息辨识能力，对于网络知识盲目信任；依靠周围人的议论来获取知识的人数占比高达62.09%，充分体现了居民科学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缺乏，一味跟风，盲目依靠他人，缺乏主动获取和确认信息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79岁高龄的DGD女士的说法：
我没什么文化的，以前没读过多少书，其实以前我家是有条件读书的，但是我自己不喜欢读书，我语文挺好地，我会读，但是算术，我一看到那个数字我就头疼，后来读到初中就不读了，在我父母的安排下进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一直跟我老伴儿两个人住在这里，姑娘在南宁工作，偶尔会回来看看我们……那时候我老伴儿突然生病了，我送她去医院，现在住院好麻烦地，没有核酸进不去，他那时候病的又急，给我吓坏了，后面好不容易进去了，家属又不能陪着住，做大的检查之前也要做核酸，把我急坏了，我那时候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放他自己在医院，就怕出点啥事儿我赶不上，这个疫情真是太害人了。
由此可知，教育水平与风险认知能力呈正向相关，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疫情期间无法合理地运用知识来应对突然发生的事件，从而将自己陷于极度焦虑、极度恐慌的状态，进一步凸显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底层阶级的影响。
综上所述，拥有更多收入的群体、拥有体面职业的群体以及拥有良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来临之时能够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能够合理规避职业风险以及能够拥有更多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
4.4. 讨论：风险社会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旧体制已经打破，现代的新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在此过程中，人们既要关注传统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亦要关注当代社会与财富分配相辅相成的风险分配问题，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历时性问题共识呈现，财富分配的问题也即“我饿”的问题尚未解决，风险分配的问题也即“我怕”的问题接踵而至，“面包”问题和“安全”问题同等重要。 [14]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即实际的，有形的风险，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客观风险如影随形，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具备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二大类是主观意义上的风险，即心理和意识层次上的风险，又称为风险意识，风险认知将客观风险变为风险政治，而风险政治恰恰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生活形态的标志之一。 [15]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风险分配逻辑，首先在风险的阶层涉及层面，存在普遍性风险与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相对而言是全球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包括气候异常、经济危机、温室效应、核战争、能源短缺等，而特殊性风险或波及面较窄的风险往往只影响或涉及某些特定的阶层或群体，诸如艾滋病、吸毒等，随着风险知识不断地被感知和逐渐成熟，很多诸如经济的、职业的、文化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特殊性的风险，即有能力、有财富的人逃避了风险，而无权无财的阶层承担了风险。从现实生活来看，无论是普遍性的风险还是特殊性的风险，往往都大量聚集在边缘地带，究其根源，不同阶层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和抵御能力存在差异。其次体现在不同阶层应对风险的能力上，通常情况下，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应对风险能力的大小，上层阶级拥有大量财富，享受优越的医疗卫生条件，往往能够从容地运用各种手段抵御风险的侵袭，而底层阶级尽管也在积极地防御，但当其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时，态度就会变得消极，再一次凸显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不同阶层群体认知与应对能力的影响。此外，在风险社会中，还存在风险的转移支配现象，当所有阶层都遭受普遍性风险时，绝大多数的风险将转移到缺乏抵御社会风险资本的弱势群体身上。 [13]
综上，尽管风险社会中存在着绝对不平等的阶层风险地位，但是，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共生共存的状态，必须实现风险共担，命运共享，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遇。 [16]
5. 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管理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突发事件，重新聚焦了公众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居民在收入、文化水平和职业差异性所建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下，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一方面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要面临风险转嫁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帮助居民规避风险，减少公共突发事件对于居民的伤害，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是值得我们挖掘和反思的问题。
5.1. 个人层面：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他们具有相互的社会责任，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都不可能脱离群体自成一格，或多或少都会与周围的人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体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必须积极参与构建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个人从个体的“我”变成集体的“我们”，以集体的方式参与疫情防控，实现责任共担，命运共享，从而达到惠及全体成员的目的。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全国一盘棋的政策可能会使得居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分离，各阶层居民所具有的不同的风险感知水平与应对能力会使得不同区域的应对措施差距增加，高教育水平、高收入和高职业阶层的群体基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地位能够享受更好的疫情防控条件，而中下层阶级为了谋生，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风险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阶层群体必须广泛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高传染性的加持下，一人感染，周围人全部陷入风险之中，因此，必须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责任观，杜绝第三人效果的发生，自觉将应急防控的方针和政策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弥合个体和阶层的差异性，有效降低不同阶层的感染风险。
5.2. 社区层面：积极赋能弱势群体
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社区作为上传下达的重要载体，既负责信息的传达，也负责物资的输送，在此过程中，社区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积极主动参与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一方面，社区应强化信息的传达能力，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居民充分认识到公共突发事件的危害，如强制性手段，依据上级部门的通知和要求，对不遵守规定的居民按照要求强制执行；运用灌输性手段通过宣传和说教转变居民的主观态度；运用技术性手段、包括QQ、微信、喇叭、横幅、海报等积极宣传应急管理措施，确保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社区必须加强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底层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吸毒人员、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等等，由于其自身在经济水平、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缺陷，其在公共突发事件中将会遭受更大的风险，社区必须主动识别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积极联络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福利服务机构和社会人士，搭建起足够庞大的资源链接平台，打造高效的资源运输渠道，建立公开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以确保在人力物力资源转移支配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弱势群体享受与主流阶层同等的危机应对措施，不将其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在公共突发事件持续发展的状态下，针对痛失亲人或对危机事件产生心理阴影的居民或家庭应及时给予关注，主动引入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不良情绪，避免其他恶性事件的滋生。
5.3. 政府层面：加强信息治理
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加强对于信息的治理，信息的治理是一个多方主体博弈的过程，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与舆论引爆信息的严重程度是不一致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多方主体的关系。首先是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如实公开危机信息，从而消除民众的顾虑；其次是政府与社会的博弈，在公共危机的不同阶段，多元主体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沟通，政府要主动寻求与媒体的合作，构建畅通的交流平台，确保第一时间处理危机与冲突，避免事件扩大化；再次是社会与公民的博弈，在公众危机中，如果政府和媒体不能及时的、透明的公开信息，形成制度化流动阻碍渠道，就会导致信息异化，滋生谣言，引发社会恐慌或误导一些缺乏风险认知的底层民众，如若此时政府缺乏引导流言的能力，就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社会失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滋生了大量的谣言，对公共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首先必须提升自身的信息协调能力，建立全过程、全主体、全功能的应急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对于信息的获取和管控；其次必须加强信息的公开水平，应急信息是随着事件的发酵而进入政府议程的，政府必须掌握好信息发布的原则，抢占话语先机；再次政府需要有一定的信息渲染能力，为了使公众能够接受政府对于危机情境的定义，政府必须减少不确定性，尽可能地公布相关事件的所有信息，并能够对公众的质疑做出及时的回应，打破流言的建构立场，从而确保危机事件的完美解决。 [17]
综上所述，面对公共突发事件，我们在遵从国家统一决策，统一领导，响应国家号召，紧跟国家步伐的前提下，也要充分发挥个人、社区、政府三个层面的作用，关注不同阶层居民群体的需求，重视个体差异性，倾听群众的意见，开展灵活自主的防控措施，有效提升广大居民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降低社会风险。
6.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危机不再是个人或地区内的危机，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诚如贝克所言：那些生产风险并从中获益的人迟早会遭受风险的报应，如果不加以干预，特殊性风险势必会转变为普遍性风险，主导阶级在风险中获益而边缘群体在风险中受损的强权逻辑必须得到改变，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形成，风险共担，命运共享将成为新的命题。
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GKYC20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