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久以来，中国十分重视语言在维持国家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2001年初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历史悠久。在中国现代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实践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汉字简化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世界语言规划当中，这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 [1]。由于汉字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汉字简化运动对文化传播与文字使用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国语言规划领域的重大项目。周有光将中国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概括为：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 [2]。汉字简化运动属于“文字的简便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语言规划现象，其他三项语言规划任务均常见于世界各国的语言规划实践，故而对汉字简化的相关研究在国际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具有特殊价值。
2. 《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及出台背景回顾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和人民政权的确立，面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把文字改革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需要新的文字工具。胡愈之强调全国解放后进行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并不彻底；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至今还没有一套适合他们使用的文字工具( [3], p. 69)。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并推举吴玉章为常务理事会主席。虽然“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仅是热衷文字改革的各方人士组成的群众团体，但是文字改革的问题却由此提出，随后进入到了领导人的视野，毛泽东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进行汉字简化( [3], p. 84)。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作为政务院下属机构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文字改革的政府机构。自成立始，委员会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经反复研究，几易其稿，于1954年底在《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基础上总结拟定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4年1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立，并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最终《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1月在国务院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并于2月1日在全国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历程如图1所示。
从1956年到现在，简化字已经推行了65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广为海外华人与汉语学习者所接受。本文利用Cooper的“八问方案”模型来探讨评估《汉字简化方案》，回顾《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举措，对建国初期汉字简化的发展历程进行详尽的论述与分析。
Figure 1. The timeline of formula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cheme
图1. 《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历程
3. Cooper“八问方案”的《汉字简化方案》分析
Cooper提出一种构建语言规划理论的方法，他认为语言规划可以从四个学科：1) 革新管理学；2) 市场营销学；3) 权力论；4) 决策论，借鉴有益的部分，为确立语言规划的过程框架打下基础( [4], p. 107, [5])。由此产生了包含八个部分的解释方案，对语言规划活动的分析意味着解释这八个部分：什么样的参与者；试图影响什么行为；关于什么人的；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6] 1。利用Cooper的“八问方案”可以直观清晰地描述、评价与解释语言规划的过程( [6], p. 98)。
3.1. 什么样的参与者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出其全称。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主导制定，其形成，由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着手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至1956年在国务院第23次会议上最终通过，经过诸多语言文字专家的研究最终成型。在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是主要的领导力量。1951年，周恩来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首先要进行汉字简化”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隶属于政务院，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国家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字改革进入政府领导推进时期，从此文字改革工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为了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由研究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加强领导作用，1954年10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委员们都是来自语言文字领域的专家。新中国的文字改革集中了语言文字学界和科学界诸多方面专家的智慧。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参与者来自“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情景 [5]，这也与《汉字简化方案》的提出有国家意志的支持相呼应 [7]。同时，Kaplan和Baldauf也指出，接受语言规划的“人”在实际的规划与实施中也应有发言权，也即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 [5], p. 60)。这一情况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也有体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极其注重征求广大社会群众的意见，全国各界人士参与讨论的人数在20万以上( [3], p. 207)。委员会根据意见征求结果提出《方案》的修改草案，经过多轮讨论最终由国务院决议公布。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上述的两种语言规划情景都存在，但是最终决定依然由具有决策能力的机构来作出 [5]。
3.2. 试图影响什么行为
语言政策与规划就是要以多种方式来影响语言“行为”，包括结构的、功能的或目的的以及预期的采纳程度 [5]。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连年战乱，正常的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加之汉字结构繁难，当时的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人民群众无法读写汉字。这一现状难以满足国家迅速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大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其中农村地区的文盲率甚至高于95% [8]。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9], p. 117)因此制定《汉字简化方案》要做的就是简化汉字书写形式，提高当时全国的识字率。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在扫盲运动的具体实践中，传统繁体字的缺陷成为了主要障碍，繁体汉字“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检排)给教育普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3]。因此在建国初期立刻进行汉字简化运动，就是为了避免传统繁体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的繁难，改变新中国存在大量文盲的状态。
3.3. 关于什么人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文盲率在80%以上。针对当时文盲率高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次扫盲运动。扫盲运动中最重要的是解决识字难、汉字不易记忆的问题，而汉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汉字的繁难，在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后，各地扫盲班发现简化后的汉字大大提高了扫盲运动的效率。文盲率在扫盲运动开展后迅速下降，1964年的文盲率为38.1% [10]。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各族人民都是汉字简化运动的目标对象，尤其是当时的大量文盲群体。由于简化字方便记忆、书写，推行简化字减轻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儿童和工农群众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因此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3.4. 为了什么目的
Cooper曾指出语言规划的目的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目的为改变语言相关的行为，隐性目的为改变语言无关的行为 [6]。《汉字简化方案》的目的也可以分为显性的，即进行语言改革，作为汉语拼音化的准备阶段( [3], p. 85)；以及隐性的，即扫除文盲，更好地解放人力资源，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显性的方面受世界拼音化文字改革趋势的影响。当时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国家独立后，进行了文字改革。国际文字改革运动中呈现出的拼音化动向是改革的共同趋势。如土耳其取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后，凯末尔政府实行了字母的拉丁化改革，将较为繁难的阿拉伯文字改为更易读写的拉丁字母，这一因势利导的推动在几年内帮助了150万人摆脱文盲状态 [3] [5]。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 [11]，并且认为在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便目前的使用，在社会中广泛推广简化字是最终实现文字改革的准备阶段 [8] 2。
汉字简化隐性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开展扫盲运动以及顺利进行普及教育，新中国成立初始，社会上文盲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开展扫盲运动时发现由于传统繁体字字形复杂艰难，非常不利于在广大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众中开展学习活动。新中国的教育普及工作难以开展，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汉字的难写，难认成为工农大众享受教育的主要障碍，因此设计易学易认的汉字是这一阶段文字改革工作的重点。以识字教学为核心的语文教学要求汉字结构简易，部件规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汉字简化方案》应运而生。
通过以上对目的的分析，可以看到显性与隐性的目的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汉字简化运动与汉字拼音化运动相伴而生，其初衷主要是普及民众教育，解决文盲问题。吴玉章指出简化汉字“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 [12]。因此，当时汉字简化改革的参与者选择这种渐进性的文字改革战略是顺应了文字演化趋势，也结合了社会现实需求。
3.5.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Cooper指出语言变化发生的“条件”是多样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等因素均会影响到任何特定的语言规划 [6]，因此分析《汉字简化方案》的诞生条件需要结合多种影响因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外致力于汉字改革的人士就立即提出汉字简化的议题。新政府以史无前例的决心实施汉字改革工作，党内的领导人都十分支持汉字简化运动 [7]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认为汉字不是属于少部分人的文字，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字，《汉字简化方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13]。纵观《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就做出过诠释，“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 [10]。基于这种背景条件，汉字简化在字形的选定上更多地采用群众所熟知的俗字。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力量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具有很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承认新中国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推行简体字代表新政权为实现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翻身”而做的改变 [13]，也即如赵渊杰等人所述，汉字简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14]。在这种条件下，汉字简化作为建国初期文字改革运动的三大任务之一 [15]，其制定过程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
3.6. 通过什么手段
实施语言规划的手段包括权威发布、强制执行、全力推广和劝说等，具体运用的手段视情况而改变 [5]。在制定与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的过程中，运用的手段是全方面，多样化的。1949年10月10日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语言改革为目的的群众性研究协会。三年之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于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隶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国家机构。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字改革结束了由民间热心人士提倡试验的阶段，进入政府领导推进时期，从此文字改革工作成为我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随着文字改革持续推进，工作逐渐成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成立。为了推行《汉字简化方案》，除了成立与语言文字改革相关的政府权威机构，政府也通过调动行政权力参与语言规划。国务院在第23次会议上通过《汉字简化方案》，方案公布次日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各族人民推广，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各级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 [16]。如Kaplan和Baldauf指出的，语言规划的背后总有权威存在( [5], p. 62)，中央政府通过使用权威手段来推行文字改革的具体工作 [3]。
3.7. 通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
语言规划中的决策过程指应用什么样的规则对语言规划中的行为进行评估决策，这既包括对问题以及目标的界定，也包括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的说明 [5]。《汉字简化方案》由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召开会议，经由会议讨论而进行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专门的简体字研究组，由语言文字专家拟定简化汉字的原则。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由政府成立语言文字相关的权威机构具体实现。同时，如3.1节所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也有“自下而上”力量的参与，广大群众对关系整个社会文化建设和自身语文使用的文字改革参与意识非常强烈。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刊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热烈讨论，共约20万人建言献策。委员会吸取接纳各方人士对于该方案的意见，并根据意见结果提出修正草案，精简了简化字表，并增收简化偏旁。因此，《汉字简化方案》的决策同时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
3.8.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汉字简化方案》的出台使新中国拥有了一套更加便捷的现代文字系统，简化字的推行提高了扫盲运动开展的效率，降低了中国的文盲率，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解放出来的人力资源迅速投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新中国刚建立时的文盲率甚至高于80%，国家开展扫盲运动推广简化字后，文盲率迅速下降，到1964年时降低为38.1%。现在中国除偏远地区的个别老人，已经完全消除了文盲现象 [17]，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是这一伟大功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字形结构的变化来看，《汉字简化方案》将544个繁体字归并简化为515个简化字，平均每字的笔画数从16.08简化为8.16，与繁体字相比减省了一半的笔画 [18]，在扫盲运动中试验使用简化字进行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高出20% [19]。简化字促进了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新增识字的群体迅速成为经济建设的人力资源，支持新中国的发展。
4. 结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运动中，汉字简化是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利用Cooper“八问方案”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简化方案》对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家力量主导制定，体现了语言规划应该顺势而为：人类在使用语言时追求经济省力的原则。从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汉字总体由繁趋简的走势，体现了文字符号演变的客观规律。因此文字改革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因势利导的推动。通过对语言规划条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具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反映了新政权承认简化字与新政权的主体力量——工农群众紧密相连，这一改革正与新政权的性质相符合。简化字删减了汉字的笔画，让汉字更易学易认，受到工农群众的普遍欢迎，也进一步增强了工农群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13]。周有光指出：“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 [2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使简化字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简化字已经成为了汉字的主体，且其影响已辐射至国际华人文化圈。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