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权威”的范畴
权威范畴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个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并使之服从，即一个主体在意志层面服从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权威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权威的历史演化和历史发展都展开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无限的历史性的展开过程，因而权威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在原始社会也有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依次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时，权威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也就更复杂、更高级、更具体，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权威的论述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社会性权威、政治性权威。社会性权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国家或社会组织在管理生产要素时支配他人的能力。政治性权威可以分为强制性权威和自愿服从的权威，强制性的权威比如国家运用暴力来迫使他人服从，自愿服从的权威比如出于革命的需要，组织成员自愿服从组织的权威。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权威一般表现的很具体，整个社会的权威方式是通过强制力量完成的，使一方绝对服从于另一方，比如强迫、权力、暴力来实现意志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表现的方式就比较复杂了，除了强迫、权力等具体的方式外，还有“资本权威”，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夺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社会主义的权威主要表现为非强制型的、自愿服从型、被迫型的方式，这是基于社会成员对权威的认可，基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基于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哲学的高度看，对权威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同，就是对于所认识与掌握的真理的服从。社会主义范围内所形成的权威价值认同，就是全面的、广泛的、和谐的权威价值认同，非强制性、主动性、积极性是其主要的特点 [1]。
2.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的实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2] 权威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必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经济关系的反映。对权威本质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一定的社会实践上。因此，只有从人类自己的社会生活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权威的实践论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权威这种社会现象。
以实践论的观点去看待权威，我们就会懂得，权威是在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因此，权威自身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它不是静止而是发展的。不过变动的也只是权威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就它的本质而言，它是稳定的。权威的本质即作为表现为两个主体间的服从关系。
马克思对雇佣劳动曾作了精深的研究，最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他关于雇佣劳动中权威的说明可谓是一语中的。“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 [3] 雇佣工人被迫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就是资本家的权威。工人对资本家的服从既有强制性的服从，而更多是一种被迫性、非强制性的服从。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是因为工人失去了一切财物而变得自由，“自由得一无所有”，自由的只剩下自己的劳动力。工人如果不服从资本家的管理，不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他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机制具有强制性，它将所有人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之中，并且强迫进入这个机制的每一个人服从它们的规则，也可以说送是私有制的强制。它们可以把任何不愿服从这个机制的人驱逐出去。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金钱，资本在这里得到利润。这套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转的基本机制。
恩格斯特别深入地考察了权威范畴以及人与人的这种服从关系问题。为了批判19世纪60至7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巴枯宁主义，恩格斯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写了一系列著作和书信，彻底批驳了巴枯宁主义的种种谬论，阐述了科学的权威观，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对权威的研究，核心观点最为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论权威》中。“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4] “革命就是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5] “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6] 在这里恩格斯说明了，我们不能接受绝对的权威，也不能接受绝对的服从，我们接受的权威和服从必须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
恩格斯在致卡·特尔察吉和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强调了权威的重要性，革命的权威必须以武力为基础，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没有形成有权威的领导集体，一个组织没有领导集体就是一盘散沙。一个缺乏理论权威意识的组织，是不会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自由意志的泛滥只会降低组织的功能，组织本身就是权威的产物。无论组织是少数人控制，还是一个人控制，但必须得有权威控制。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服从的权威就是一句空话。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这个说明是相当准确的，对于我们理解权威及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权威关系本质上讲就是意志间的服从。支撑这种服从的并不是纯粹主观的心理作用，而是社会的物质利益。严格来讲，没有一定的物质利益驱动，就没有这种服从关系。恩格斯说：“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 [7] 社会生活的一切需要都必须通过权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对生产和生活进行一定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增长必须有一定的权威的支持，没有权威的支持，劳动力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生产。马克思说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 [8] 没有乐队指挥，乐队又怎么奏乐。
自然，遵守权威可能有益于社会发展，也可能不益于社会发展，要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如果处在一个存在争端或群体共处的社会中，人们总是需要协调矛盾的机制，这个时候必须有权威来对人们进行管理或者协调。虽然此时的权威可能不是最完善的，但是是最有可能让人遵从的，因为它是为了维护系统的稳定。而当权威阻碍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不益于社会的发展，这种权威形式将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被新的权威形式替代。这种新的权威形式，将会更加高效的组织人类社会，维护系统的稳定。
在任何社会形态、任何组织下，都会存在一定的权威，而不会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对人类进行组织，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就难以管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本质来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权威承担着组织、协调人类社会的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发展时，权威就体现出它的意义。在原始社会，人类想要在和各种动物的竞争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产生权威。一个部落的生存，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对其进行组织、生产、分配。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流变，与它的管理方式不可分割，而管理方式就是权威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发达与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必须以一定的权威作为保障。人类的社会越是发达，社会越是错综复杂，管理难度愈是增加，权威的组织形式越是先进。尤其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卫生、艺术、交通等各个领域盘根错节的复杂交织，向社会的管理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权威的服从方式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形式已经有了很多方面的改变，相比“人化的强制”人们更愿意接受“非人化的强制”。比如，在今天这个生产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更愿意服从于制度、机器。现代化大生产工人的工作量很大，工人在工作中，更愿意接受“非人化的强制”——工厂的规定、自动化的流水线。权威发展到今天，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人化权威，没有这种人化权威的协调机制，每个人的利益就很难保障。在现代社会，“人化的权威”和“非人化的权威”结合起来，对人的管理的效力将大大提高，这两种只有在它们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形成传统，才会成为潜移默化的力量。
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会更高、更发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更先进，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强大。但发达的社会意味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物的关系，只会比今天更复杂。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继续进行生产，就必然有权威。所以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权威也会继续存在，不过是换一种形式存在。
3.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的当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权威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权威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是否需要“权威”，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观给出了科学的回答。权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不同类型的权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或是积极或是消极。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需要权威才能使社会运行起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 [9]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权威理解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也就肯定了权威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普遍性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也需要权威，不过需要的权威类型不同。革命时期更需要强制性权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的是需要自愿服从性权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10]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有权威，不仅要有自愿服从性权威，也要有强制性权威做保障。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中明确要求：“被就收入盟地人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 [11] 恩格斯在1872年致库诺的信中强调：“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 [12] 针对共产主义者同盟1850年在欧洲革命中出现的组织涣散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强调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 [13] 针对第一国际时期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声称必须取消工人运动中的中央权威、实行各支部自治的主张，恩格斯写了《论权威》一文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废除权威的错误观点，深刻论证了权威的实质和重要意义。
再次，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继续坚持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观，对于坚决贯彻“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中央代表着全党的利益，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处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5] 党的执政地位，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关键在党。只有党中央有权威，党才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党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没有权威，没有集中的统一领导，怎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共产党是今天已经拥有党员9700多万，基层党组织近500多万，如果离开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就会各行其是，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就难以完善执行，党的各项事业就难以推进。这样庞大的组织必须有一定的权威领导，而这个权威就是党中央权威。因为“政党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的强弱在于其成员思想和行动的协同性” [16]，没有党中央权威的领导，组织就无法协同，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15] 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才能顺利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