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层见叠出，而且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Olweus (1993)提出，“当一名学生长期和反复受到另一名多名学生的消极对待，这个学生就受到了欺凌”，并且指出了蓄意伤害性(intention toharm)、重复发生性(repetition)、力量不均衡性(imbalance of power)三个界定性特征 [1] 。它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不仅仅与学生或学校相关，而且关系整个宏大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如果不给予其重视且妥善处理，会直接影响学生、家庭、学校、社区等多个社会系统并诱发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危害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为理论视角，在掌握我国校园欺凌的基本状况上，对校园欺凌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方法与思路，从而达到对校园欺凌的有效预防。
2. 校园欺凌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2.1. 青少年校园欺凌基本情况及预防
我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主要如下：一方面，校园欺凌现象俨然存在。甘肃省的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组中，以中老年教师的视角对我国校园欺凌近40年来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校园欺凌鲜有发生，仅占比18.7%，而进入新时代，尤其是2010年后，校园欺凌以愈演愈烈的态势频现 [2] 。此外，我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PISA 20181校园欺凌测试的最新数据显示 [3] ，我国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为18%，虽然这个数据低于OECD国家的23%，但仍然可以发现，我国校园欺凌的现象普遍存在的事实 [4] 。另一方面，校园欺凌现象愈发复杂。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发生不同速度的变化，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也愈加复杂多变。基于PISA 2018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为主要控制变量，发现性别、留级经历、父母、学校以及同辈群体等均对校园欺凌有着显著性影响，其中，学校归属感与校园欺凌的回归系数高达0.229 [5] 。校园欺凌的背后隐藏着广泛复杂的影响因素，为防治校园欺凌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针对多种环境，建立一个综合性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特质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最早由Bronfenbrenner提出，他在1979年出版的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 by Nature and Design中提炼出了著名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个体处于四个系统当中，依次分别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以及宏系统 [6]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至今，其主要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关系，即将人类行为置于一定的环境情境中进行研究，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人们的行为或社会现象，因此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当中复杂问题的研究。其具有以下特质：① 全面性，由于其注重对多个系统的研究，把人们所处的系统嵌入到其他不同的但与之相关联的系统之间，因而往往能把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剖析，最后得出较为清晰的理解和判定。② 综融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往往能以其包容开放的态势融合其他理论，从而对问题或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究。③ 互动性，其关注个人成长与环境的关系，即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性，相信人与环境能够很好地相互调适。④ 普适性，其所能够探讨的现象涉及面之广、包含量之大，且能从客观世界中简化和概括复杂的经验事实，并将此凝聚归类，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3.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的优势
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具有结构优势。朱琳、齐华栋等提出的校园欺凌产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例 [7] ，将巢状结构的社会生态系统与校园欺凌行为当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子系统进行合并研究(如图1)，不仅能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多层面剖析，明确校园欺凌产生的众多影响因素，而且为防治校园欺凌提供了清晰可见的解决思路。
Figure 1. Social ecosystem in the emergence of school bullying
图1. 校园欺凌产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具有视角优势。社会生态系统以“人在情境中”为研究视角，将人置于一定的环境情境中进行研究和理解。它关注着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人与环境的调适互动是其核心问题(如图2)。青少年是校园欺凌的行为主体，因此，此模式以青少年周围环境的多样性资源为划分方式，侧重把影响青少年学习与生活的因素划分为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层面依次递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第一层面是最核心的微观系统，以青少年个体为主，研究其生理机能变化及其引发的心理变化，同时抓住青少年的生命历程任务，关注其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表现，重视其个体胜任力的发展等。第二层面是中观层面的系统，这一层面主要关注青少年所处的“栖息地”，探究其所在的物理及社会情境 [8] ，即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与青少年发生紧密联系的规模系统，这些相关系统对青少年进行或遭受校园欺凌有着直接性影响，尤其体现在这些子系统的教育功能上。第三层面是以意识形态构建而成的宏系统，包括文化规范、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等，Pinderhughes认为，社会生态系统观点需要着眼于了解个人所在的文化环境，不友善的文化环境会阻碍个人的发展和适应能力 [9] ，因此，在当今社会环境复杂化之下，审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为探究校园欺凌提供更多方向。
Figure 2. Social ecosystem of adolescent bullying
图2. 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系统
3.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系统”下能够发现，校园欺凌所涉及的相关系统，即微–中–宏观系统，其基本单元的相关要素对校园欺凌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3.1. 个体因素：个体行为失控
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发生有着主要控制权。个体行为失控是诱发校园欺凌的重要内部因素，而造成青少年行为的失控又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身心变化上，青少年处于青春期，其心智仍不具成熟，行为处事往往带着不稳定的情绪，自我控制能力尤为不足，对周围环境的调适不良。当个体思维未做好应对外界刺激的准备时，可能会产生各种负面情绪，而这种不良情绪及心理引起的行为状态和参与校园欺凌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其次，认知发展上，青少年时期是人们学习欲望最丰富的阶段，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与汲取能力往往比人生其他阶段都要强大。在科技与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如今，青少年能够接触的外界环境更加丰富广阔。当他们观察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等的媒介传递出来的暴力因素，发现与自身行为有很大的差异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好奇，进而会通过模仿学习来间接习得暴力行为。最后，生命周期上，生态系统观点中的生命周期是指影响个体生活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往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 [10] 。青少年生命周期是广泛的，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位置下随之发生变动的各种复杂历史事件，这样的事件可能是突发的，可能是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在此类事件的影响下，青少年的个体行为容易发生改变，从而增加滋生校园欺凌的风险。
3.2. 群体因素：教育规模失责
根据生态观点的假定，个人的生活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损伤，不纯然是因为个人的偏差行为所致，而是出自个人与环境间相互支持或互赖系统的不协调或功能不良所致 [8] 。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同辈伙伴等规模群体是青少年成长发展中必不可缺的环境系统，也是青少年生活中最亲密的“栖息地”和最重要的“人际关联”。面对校园欺凌愈演愈烈的现象，各规模群体责无旁贷，尤其在教育功能的发挥上。
家庭是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教育单位，然而，一方面，现代家庭结构复杂化，如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家长角色效应的失效。长期的家长角色缺失，无法完成家长对孩子的监管教育，也无法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更无法满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求，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十分不利。另一方面，现代部分家长仍保留传统教育思想，对长远的家庭教育的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譬如，有些家长给孩子灌输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受到欺负时鼓励孩子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为欺凌行为埋下了萌芽的种子。
学校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教育单位，对校园欺凌负有重大责任。首先，随着校园欺凌的严重化，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对校园欺凌的防治机制，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管理防治机制形同虚设、僵化无效。再者，校园欺凌大多发生在校园各种隐秘、偏僻角落，而学校对这些地方的安全做不到严格监管和把控，如监控摄像设备陈旧、校园巡察力度不够、警示提醒不够明显等，无法形成长期的校园安全管控模式。最后，学校的思想教育停滞表面，防治校园欺凌相关的课程教育被主要学科占据、校园心理辅导室鲜少人知、“反校园欺凌”教育讲座缺乏新意、法制教育课程机械无趣等等，使得学校的校园欺凌教育停滞不前，无法深入开展。
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庞大的教育单位，拥有极为丰富的教育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力量介入校园欺凌却存在困境，比如教育资源分散、教育载体非专业、教育形式单一等等，都导致社区的教育力量被忽视。Swenson教授认为人的行为是源于家庭、团体、组织与社区的模塑而成的 [11] ，重视青少年所处社区栖息地的机构组织、公共设施、信息渠道等一切正式或非正式支持，更能降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率。
同辈群体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特殊的非正式教育单位，其力量也不容忽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Mead认为，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大到改变传统的文化传递方式的地步 [12] 。在青少年中，由于其年龄、兴趣爱好、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地位等方面有更多接近之处，一旦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连结点，他们会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人际关联也会随之更加紧密。校园欺凌中“施暴者”与“旁观者”的角色正是同辈群体通过具有“暴力认同”的连结点而凝聚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的教育影响往往带有欺凌的风险因素，从而促使欺凌行为愈演愈烈。
3.3. 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失衡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环境处于变动失衡的状态，校园欺凌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必然会随着这一整体系统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社会意识领域中，文化规范和法律法规是社会意识中极其重要的两个因素，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校园欺凌的问题上处于失衡失序的状态，对校园欺凌这一社会存在物产生了反作用。
文化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当前一些不健康的文化肆意席卷着青少年的世界，如前些年流行于各国青少年群体间的“蓝鲸自杀游戏”，他们为了赢得所谓的“游戏胜利”，盲目跟风地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自杀，一部分正处风华正茂之人“被洗脑”、“被迫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扭曲了青少年的“三观”，它所产生的欺凌行为是为了对他人进行引诱或胁迫而构建的。再者，专项法律的缺位，阻碍了校园欺凌得到有效防治。就目前而言，我国对校园欺凌的重视程度具体体现在政府部门发布相关的通知与指导意见，而在法治层面上，我国尚未建立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当前校园欺凌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仅仅依靠《中小学幼儿安全管理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刑法》等法律法规并不足够，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校园欺凌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责任划分，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容易出现滞后性，对此，只有设立专项法律，才能有效地治理校园欺凌。
4.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
4.1. 发挥个体能动，提高预防意识与能力
每个个体都是自身行为的主要操纵者，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对行为的操纵有着能动的选择权。因此，预防校园欺凌，需要个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预防的意识与能力。
1) 青少年发挥个体能动性
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体现在青少年对自我的调节与约束上，面对极其不稳定的情绪以及过大的心理压力，青少年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宣泄口，或及时寻找外界帮助，并且需要进行反省自我，提高自我效能感，以纠正错误的行事方向。发挥个体能动性还体现在青少年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上，在与同学的交往过程中，发生摩擦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同学间的冲突问题，如面对紧张的同学关系，双方需要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而不能直接采取简单粗暴的攻击性行为来解决问题。同时，青少年需要在思想上树立健康的交友观，多交益友而非损友，同辈之间相互帮助、相互进步。
2) 青少年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与防范意识
校园欺凌是一种持续性状态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第一次欺凌行为的发生，那么后期将会愈演愈烈。因此，防范校园欺凌的最后底线是，青少年能够自觉地提高自我的保护能力与防范意识。一方面，青少年要加强自我体能锻炼。若不想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必须自身强大起来，学习如何进行正当防卫或反抗，不断加强自我的体能锻炼，重视自身的体育素质，展现新时代学生阳光、开朗的形象。只有这样，在危险来临之际，能够有能力、有底气进行对抗。另一方面，青少年要有清醒的防范意识。在得知自己遭受或即将遭受欺凌行为之时，可以及时将自己所处的不安状况勇敢地告知长辈或老师并寻求帮助，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情况下更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寻找机会逃跑。此外，尽量减少去往监控缺失、视线狭隘、人烟稀少的区域，让自己成为保护自身生命安全的最大责任人。
4.2. 多元主体合作，打造教育预防共同体
校园欺凌现象的肆意横生与我国的教育体系息息相关，而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其他教育被视为其补充与延伸。在这种背景下，预防校园欺凌的力量也是薄弱的、零散的。我们必须转换这一观点，预防校园欺凌的重担不能仅落在学校一方，而是需要更多的教育力量参与进来。
首先，社会组织可以为预防校园欺凌发挥其公益优势、专业优势以及资源优势，社会工作者及其他社区工作者凭借自身便利走访社区，能够实地了解并掌控社区内校园欺凌的状况，并对此展开一系列宣传、教育、辅导、治疗等的社区服务，从而有效预防欺凌行为在社区内的滋生。再者，家庭教育不可或缺，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合格的家长不仅需要担负起养育的责任，还需要对孩子的生活习惯、文明礼貌、性格品质等进行正确教育，更需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最后，同辈群体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可以通过树立榜样，利用榜样的力量带动集体前进，还可以密切关注青少年的集体动态，对存在潜在威胁的小团体进行及时引导。只有这样，让多元化的教育主体站在统一战线上，凝聚力量，形成“滋养型环境”，才能建立起互通互联互助的校园欺凌预防机制。
4.3. 意识形态建设，构建文化与法律预防体制
宏大系统之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拥有强大的能力，它表现为其能够转化成一种持久动力来激发人们的行为，因此做好宏大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构筑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关键所在。
1) 加强文化营造，树立社会良好风气
在文化营造上，建设“反校园欺凌”的良好风气。首先特别需要加强监管青少年在互联网上的行径，借助“清朗运动”的东风规范青少年的不良网络行为，并对其加强网络监管，创造安全、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风气。此外，结合青少年的生活经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道德与文明建设，比如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欺凌教育活动、设立“全国反欺凌日”、大型普法节目增设“欺凌专栏”等等，从而引导青少年从意识到行动上都不断贯穿着“反欺凌”的优良风气。同时，给予青少年健康的人文关怀，在思想上熏陶，在精神上涵养，从而树立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加强法律建设，健全欺凌法制体系
在法律建设上，需要将校园欺凌上升到法律层面。首先应当全面展开有关校园欺凌的法律研究，包括充分调研我国校园欺凌的实际现状，获悉我国校园欺凌的精准数据，掌握我国校园欺凌的专有特质，对校园欺凌进行权威的概念界定，准确把握欺凌行为的责任划分与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只有对校园欺凌进行明晰的法律界定，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欺凌行为专项预防与治理工作。其次，针对校园欺凌，建立专项的法制体系。我国有关校园欺凌的专项法律鲜少有之，其缺位严重阻碍了校园欺凌得到有效治理。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校园欺凌法制体系，包括建立科学严谨的立法体系、严格负责的执法体系、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以及全民信仰的守法体系等等，以切实的法治武器来维护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不可抗拒的法律力量来预防校园欺凌。
5. 结论
预防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尽管预防校园欺凌任重而道远，但是有方向可循。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将复杂的校园欺凌成因嵌入生态系统中的各相关的子系统进行研究。首先可以发现，校园欺凌的内部因素是来自个体行为的失控，因此需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提高自我保护与防范意识；其次，承担青少年教育的责任主体不应该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多元化的主体，因此需要多元主体构建教育共同体，形成“滋养型环境”，以此建立预防校园欺凌的联合机制；最后，校园欺凌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其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处于动态的转型阶段，社会环境失衡失序，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规范与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足，使得校园欺凌愈演愈烈，为此需要构建文与法预防体制来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基金项目
1、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J22YB41)。2、岭南师范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2022年度学生课题项目(2022XY05)。
NOTES
1PISA测试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估青少年在校学习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测试。经过检验，我国PISA2018测试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84，具有较高的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