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之间互有征伐。同时，三政权内同样也存在着激烈的不同程度的内部斗争，其中一些事件甚至影响了三国时期的历史走势。例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了曹魏大权；孙权在位期间对江东士族大肆屠杀等等。相比之下，三国时期蜀汉的内部并没有发生足以颠覆政权的激烈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内部的矛盾较为缓和。相反，蜀汉政权是在蜀汉内部的相互掣肘下，才最终确立的。
学术界对蜀汉内部的纷争有着不同的看法：田余庆将蜀汉内部的势力分野看作“新人”与“旧人”、“主人”与“客人”之分 [1] 。这是依据蜀汉的文武入蜀的先后进行的划分。随后，有学者在田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刘备手下的文武分为草莽势力、荆襄势力、益州势力、外附势力等四个部分 [2] 。也有学者将蜀汉的势力分为了旧故集团、荆楚集团、巴蜀集团、甘陇集团四个部分 [3] 。本文从蜀汉政权的形成过程入手，对蜀汉三大势力的纷争进行分析。
2. 多势力纷争与蜀汉政权的创立
相对于曹魏政权与孙吴政权的创立，由于先主刘备颠沛的人生轨迹，蜀汉政权的创立过程尤为曲折。而正是因为刘备复杂的经历，使得蜀汉政权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时期加入刘备麾下的臣子，受其出身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有着相同利益诉求的臣子便组成了利益集团，最终使得蜀汉内部出现了数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形成，正是与刘备创立蜀汉政权的历程相交织的。故而欲梳理蜀汉内部各势力的分野，则需从蜀汉政权的发展历程谈起。
中平元年(184年)，在内忧外患下，黄巾起义爆发。家道中落的刘备由此获得了一展抱负的机会，先后参与平定了黄巾军、张纯、下邳贼等军事行动，由军功历任安喜县尉、下密县丞、高唐县尉、高唐县令、平原县令、平原相 [4] (p. 872)等官职。在此阶段，刘备的手下只有关羽、张飞、简雍等人，因实力弱小而达不成具有一定影响的势力。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以报父仇为由，再次发兵进攻徐州。“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 [4] (p. 11)面对曹军的攻势，徐州牧陶谦节节败退，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刘备率部参与了支援陶谦的行动，并在陶谦死后，在徐州别驾麋竺、北海相孔融、陈登等人的劝进下入主了徐州。在徐州期间，刘备才得以草创班底，并获得了徐州豪族东海麋氏的大力支持。其后吕布攻下邳夺刘备妻子，麋竺则“进妹於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 [4] (p. 969)由此可见，麋氏对刘备集团的大力支持，徐州的世家大族乃是刘备立足于东汉乱世的第一批支持者，此后，刘备才堪称为一方诸侯，得以逐鹿中原。
建安元年(196年)，袁术为了扩张自身的势力，向北对徐州进行了攻伐，致使“先主与术相持经月” [4] (p. 873)。而被曹操击败的吕布则趁刘备后方空虚之际，对徐州的治所下邳(今江苏省徐州市)发动了突袭。面对袁术与吕布的双重夹击，刘备最终失去了对徐州的控制，转向许昌投奔了曹操。后因“衣带诏”事发，建安五年(200年)，引“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 [4] (p. 875)。刘备逃亡河北，归附袁绍。在官渡之战期间，刘备被袁绍派往汝南，招募黄巾军刘辟等“叛曹公应绍” [4] (p. 876)，但为曹操所破。刘备见袁绍胜利无望，便“阴欲离绍” [4] (p. 876)，又以“南连荆州牧刘表” [4] (p. 876)为名，前往荆州，投奔刘表。
离开徐州以后，刘备先后归附于吕布、曹操、袁绍等势力，因寄人篱下，而难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由于参与了“衣带诏”之事，导致“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4] (p. 875)。可视为蜀汉政权形成过程中曲折性的直接表现。
刘备在抵达荆州之后，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4] (p. 876)，刘备成为了刘表集团抵御曹操南下入侵的前哨。在曹操北伐剿灭袁绍势力之时，刘备广泛吸纳荆州本地豪族以及自北方逃亡而来的豪杰，得以不断地扩充势力。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挥师南下，大举进攻荆州之地。刘表在曹军到来之际猝然病死，刘表次子刘琮在文武拥簇下即位。刘琮就任荆州牧后，又在荆州士族的影响下最终投降于曹操。此时“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 [4] (p. 877)，一批不愿投降于曹操的荆州士人选择跟随刘备南逃江夏。十二月，刘备“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4] (p. 878)。刘备与孙权结盟，在火计与瘟疫的共同作用下，击溃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步伐。在北方压力缩小的间隙，刘备借机吞并了荆南四郡，并在刘琦(刘表长子)病死后，被臣下推举为荆州牧。刘备在荆南以汉室后裔的身份吸收了大量士族与豪杰的加入，例如：襄阳马氏的马良、马谡二兄弟，南阳向氏的向朗、向宠叔侄等。在蜀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安十六年(211年)，传曹操将攻汉中，时任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 [4] (p. 881)。刘璋本性懦弱，便听从了部下张松的建议，邀请刘备入蜀御操。刘备在接到邀请后，便亲率大军西进益州，另将诸葛亮与关羽等人安排在荆州。刘备入蜀后，进驻葭萌关而不讨张鲁，却以“厚树恩德，以收人心” [4] (p. 881)，在益州不断扩张自身的名声，广施恩德以扩大影响。次年(212年)，张松引诱刘备入蜀的不良隐情被告发，进而被刘璋所杀。刘备遂与刘璋反目成仇，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平蜀之战。建安十九年(214年)，雒城被破，刘备军长驱直入，直抵成都。围攻成都数十天后，刘璋不顾群臣的反对转向刘备投降。此后，刘备便开始了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兼并益州后，巴蜀地区的众多有才学之士也得以为刘备所用。由于刘备集团相对于益州士族来说是外来人，因而双方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与目标，这就使得双方长期存在矛盾，致使摩擦不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手下文武的共同努力下，将屯兵于汉中的曹军赶走，进而占领了汉中。是年，刘备在文武百官的劝进下，进位汉中王。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不久，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于他，存在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是时传闻汉献帝已然遇害，刘备便为献帝发丧，于次年称帝，沿用“大汉”国号，改元“章武”。最终，历经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刘备举起了汉朝的大旗，成为了三国鼎立的一足。
3. 利益纷争与蜀汉政权内部势力的分野
自兴平元年(184年)起兵平黄巾，到章武元年(221年)称帝，刘备历经了三十七年的军事斗争后，最终建立了政权，实现了往昔“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4] (p. 871)的豪言壮志。在三十七年的斗争中，刘备历任徐州、豫州、荆州、益州等州的刺史或州牧。此外，《三国志》亦载先主“好交结游侠” [4] (p. 872)，因而刘备对于人才也是十分重视的。而刘备亦有识人之能，与曹操重用宗室、孙权重视士族不同，刘备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启用了一大批寒门之士，使得刘备从徐州到豫州，再从荆州到益州，网罗了大批人才为己所用。而这些人才出身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在蜀汉政权成立之时，逐渐形成了荆州势力、东州势力、巴蜀势力等三个势力，并初现峥嵘。
3.1. 蜀汉内部的三大势力
1) 荆州势力
荆州势力主要是指刘备在入蜀之前所网罗的众多人才，他们是蜀汉政权的支柱。代表人物有：诸葛亮、蒋琬、魏延等。因籍贯多为荆州，故而被称为荆州势力，其主要首领为诸葛亮。他们共同代表着荆州地区豪强士族的利益，一方面，他们对曹操“挟天子”之举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刘备的汉室后裔的身份成为了他们“匡扶汉室”之志向的重要倚靠。而荆州势力的形成，则是要上溯至荆州牧刘表主政荆州之时。
东汉末年，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黄巾起义、董卓之乱、诸侯并立，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文化衰落。初平元年(190年)，刘表被任命为荆州牧。刘表曾参与太学生运动，后遭到党锢之祸之牵连，在当时的士族与儒生中有较高的地位。他上任荆州牧后，对荆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内鼓励文化发展，积极促进儒学的研究，同时，利用荆州偏安南方的地理优势，不断吸收北方的士族。对外，则采取了被动防御的策略，不参与北方的诸侯争霸，使得荆州远离了北方的连天战火，成为了东汉末年少有的没有遍地烽火的地区。
刘表对内对外的策略都吸引了大量北方流亡士族的落脚，但是刘表对这些士人并不能加以充分任用。刘备到达荆州后，运用其汉室宗亲与“衣带诏”的优势，招揽荆州的士人，诸葛亮等便在此时加入了刘备。但此时，刘备的影响力仍尚小，许多的荆州世家大族最终还是选择投降了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与孙权联手，与曹操决战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4] (p. 876)。随后，刘备便扩张地盘，控制了荆南四郡。随着地盘的扩大与影响力的激增，大批的荆州士族加入了刘备阵营。《三国志·刘巴传》载“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4] (p. 980)庞统、蒋琬、马良等人便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刘备阵营的。
荆州势力是刘备入蜀时的主力军，人多势众，并在蜀汉政权建立后，一直控制着大将军，录尚书事的高位，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
2) 东州势力
东州势力是指因各种原因在刘备入蜀前便停留在益州的非益州士族。《三国志》对此并无记载。但据《华阳国志》记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5] (p. 487)。在众多的东州士人中，法正，李严后分别是先主与后主时期东州士的代表人物。因益州相对于这些士人的来源位于西方，故而称之为东州士。他们在蜀汉政权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祸乱北方，董卓掳汉帝迁都长安，对各地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刘焉在东汉末年曾上书：“可选清明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4] (p. 865)，汉灵帝刘宏便听取了刘焉的意见，并将益州牧的重任交予了刘焉。相对于益州土著来说，刘焉和同时期进入益州的东州士来说，都是“外来者”，这也为刘焉与东州士的联合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刘焉是皇室宗亲，一州之牧，可以为乍到蜀地的士人们提供充足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东州士人中不乏实力杰出之辈，例如拥有较高名望的许靖、内政能力超群的李严，智谋超群的法正等等，他们可以帮助刘焉在益州立足，同时也可以帮助刘焉镇压不愿合作的巴蜀士人。
但双方合作的关系到了刘璋即位时逐渐破裂。《三国志·刘焉传》载“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 [4] (p. 867)，《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刘璋暗弱” [4] (p. 913)，都说明了刘璋性格的缺陷。刘璋的软弱使得东州势力与他离心离德。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时，东州士人法正就充当了向导。同时，吴壹、李严等东州势力的重要成员都在刘备进攻成都的过程中投降。
正是由于东州势力在刘备入蜀的过程中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使得刘备对东州势力十分重视，也十分器重。无论是蜀汉的建国还是政权的巩固，东州势力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巴蜀势力
巴蜀势力是指巴蜀地区本土的士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刘璋的部分旧臣，另一个就是益州地区未出仕的豪强、士人。刘焉、刘璋、刘备相对于巴蜀士人而言都是喧宾夺主的存在，在他们统治期间，都出现过益州土著的激烈反抗。相对而言，蜀汉势力内部的矛盾，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于荆州、东州士人这些“外来者”与益州士人“本地人”之间。代表人物有：黄权、谯周、秦宓等，他们或从事书佐、从事之职，或为地方主官，或领军作战，是蜀汉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蜀汉政权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极高的比重，构成了蜀汉政权的基础。这也是《三国志》中杜微、周群、杜琼、尹默、李譔、谯周等人放于一卷之中。
3.2. 三大势力的矛盾斗争
1) 刘二牧时期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的较量
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主要矛盾就是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之间的矛盾。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之间积怨太深，双方的矛盾从东州士人入蜀时便已经存在了。
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后，带着广汉人董扶与巴西人赵韪入蜀。入蜀后不久，益州逆贼马相、赵袛于锦竹县起兵“先杀锦竹令李升”“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 [4] (p. 866)，祸乱三郡。这个时候，益州豪强贾龙向刘焉抛出了橄榄枝，先破逆贼，后迎刘焉，双方各取所需，但刘焉仍被巴蜀士人所限制。之后，“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 [6] (p. 2433)同时，刘焉“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 [4] (pp. 866-867)，不断拉拢东州士人，为己所用。
此后，刘焉开始了对益州豪强的反攻。先是假托别事将益州豪强王咸和李权等人处死，后来又将反叛的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处死。在平叛过程中“东州人多为致力” [5] (p. 488)，可见东州士已成为刘焉势力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双方之间的矛盾在刘璋初即位时再度激化。刘璋本身脾性软懦，既不能以铁血手段镇压双方矛盾，又不能以怀柔手段平衡双方势力。又因为东州势力在得到刘焉的支持后，势力不断膨胀，逐渐掌握了不少重要职位。“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 [6] (p. 2433)东州士人势力的膨胀，必然会引起巴蜀势力的强烈反弹。建安五年(200年)，发生的赵韪之乱即是双方矛盾激化的表现。赵韪虽是刘焉带到益州的官员，但是赵韪本身就是巴西人，与益州豪强、士族有着重大的关联。故而，赵韪之乱实际上就是巴蜀势力对东州势力扩张不满的集中体现。在赵韪之乱中，“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 [6] (p. 2433)。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明年，韪破败” [5] (p. 491)。虽然赵韪被杀，但是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巴蜀势力仍然占有着绝对性的优势。
考察南郡枝江人董和的经历即可看出前述迹象。董和西进至益州后，得到了刘璋的重用，并担任了成都令。当时的成都远离战乱，且物产丰富，士族生活大多奢靡。董和担任成都令后，提倡“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恶逾僭，为之轨制” [4] (p. 979)，逐渐扭转了成都奢靡的社会风气。但董和的严刑厉法等行为，侵犯了当地豪强士族的利益，因而，受巴蜀豪强游说的刘璋遂降“和为巴东属国都尉” [4] (p. 979)。虽然在底层官吏与下层平民的劝阻下，未能成行。但两年后，董和还是被左迁西南边陲的益州郡任郡守。益州郡位于今昆明市附近，位置偏远，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十分落后。董和从成都令被左迁为益州郡太守，官阶上虽是高升，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进而远离了巴蜀势力的核心区域。这就体现了刘璋对巴蜀势力的妥协与东州势力实力的相对弱小。
2) 刘备入蜀前后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的态度
刘备入蜀的过程，是三大势力的初步交锋。在刘备入蜀的过程中，三大势力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矛盾初显。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受刘璋的邀请，向西入蜀，驻扎葭萌关。这个时候，东州势力对刘璋无法平衡东州与巴蜀势力的现状十分不满，极度希望可以有一个更英明的领导人以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东州士人而言，同为“外来者”的刘备，“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 [4] (p. 915)，是他们谋求生存空间，实现人生抱负的又一机会。因而，东州士人对刘备入蜀表现得十分积极。法正、吴壹、李严三人的事迹表现得尤为突出。
法正，扶风郿县人。《三国志》记载：“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 [4] (p. 957)刘璋手下，法正长期郁郁不得志，“志意不得” [4] (p. 957)。后来经张松之手，被派给刘备，以作为刘备入川后的向导。法正在与刘备相见后，对刘备的雄才大略十分称赞，并积极鼓动刘备对益州的攻伐。攻下益州后，法正先后担任了蜀郡太守、尚书令，深得刘备信任。诸葛亮评价法正：“……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 [4] (p. 960)而在夷陵之战后，诸葛亮面对败局，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4] (p. 962)足以看出法正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吴壹，陈留人，“壹父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 [4] (p. 906)吴壹曾将妹妹嫁与刘璋兄刘瑁，与刘璋有着姻亲关系。刘璋即位时，吴壹被任命为中郎将，屯兵涪县，于刘备攻打涪县时投降。后刘备迎娶吴壹的妹妹为妻，使得吴壹在蜀汉政权中以国舅之姿平步青云，最终官至车骑将军。
李严，南阳人。入蜀前，他在秭归担任县令。因为曹操进攻荆州才逃亡益州。刘璋任命为成都令，时誉“复有能名” [4] (p. 998)。在刘备进攻成都的过程中，刘璋派遣李严驻守锦竹，抵御刘备的攻势。李严在此时投降刘备，获刘备重用，最后官至骠骑将军。
法正、吴壹、李严三人的经历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在刘璋手下多不被重用。从他们的经历可看出东州势力对刘璋的不满情绪，以及对刘备入蜀的欢迎。因而，在刘备入蜀的过程中，东州势力积极扮演着向导的作用。
相比于东州势力的积极，巴蜀势力则对刘备入蜀则表现出抗拒的情绪。在刘璋的放任下，巴蜀势力实力不断扩张。同时，刘璋也试图通过赏赐恩宠来笼络益州士族，这就使得蜀人专权，得意忘形。而刘备入蜀后，必然会对蜀人“时俗奢侈”、“侯服玉食” [4] (p. 979)的现状进行改变。因而，巴蜀势力在刘备入蜀后，便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劝说刘璋拒刘备入蜀。《三国志》亦载：“璋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 [4] (p. 868)同时，积极防御刘备进攻，并射杀了刘备军师庞统。这些都是巴蜀势力为了阻碍刘备入蜀所做的努力。
荆州势力在刘备入蜀中起着爪牙的作用。根据《三国志》记载，随着刘备入蜀的荆州人士有：诸葛亮、董厥、庞统、马良、伊籍、向朗、向宠等人。他们统领着刘备的军队，攻坚拔城，帮助刘备拿下了益州之地。
3) 刘备入蜀后各方的矛盾与弥合
刘备在占领益州后，对手下的文武进行了封赏。一方面褒奖东州士人，另一方面对益州土著也不计前嫌，给予大用。不管是刘璋所排挤的彭羕等人，还是对刘备不满的刘巴等人，刘备都给予他们以重要的职位，人尽其用。另外，“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 [4] (p. 870)，以此安抚巴蜀势力的人心。刘备通过这一次的政治安排，使得各个势力的人物都能尽其所能，这就使得三方的矛盾有了极大的缓和。
作为一个善于用人的君主，刘备很清楚人尽其用的道理，也对益州长期以来存在的东州与巴蜀势力的矛盾有所了解。刘备根据当时的情况，首先大兴封赏：对战功赫赫的荆州势力予以嘉奖，对向导的东州势力进行同化，对巴蜀势力则是不拘一格的任用。例如，在蜀汉政权稳定后，刘备下令编纂专门的法律《蜀科》，参与编纂的既有荆州势力的诸葛亮、伊籍，也有东州势力的法正、李严，也有巴蜀势力的刘巴的参与 [4] (p. 971)。这就使得，刘备入蜀后，没有出现严重的巴蜀豪强士族的反弹，反而还积极帮助刘备进攻汉中，并将刘备推上汉中王、汉帝的宝座。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刘备对东州势力的大力拉拢与任用，也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东州与荆州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从刘备在位期间尚书令的人事变化可以一窥端倪。自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先后有三人担任了尚书令的职务，分别是：法正、刘巴、李严，这三人无一例外都是东州势力的成员。而尚书令乃是内朝官的总领，仅对君主负责，处理一系列政令。这便与荆州势力控制的外朝形成了对立。这虽然有着刘备为了平衡荆州势力与东州势力的意图在内，但是这也为后来李严被贬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埋下了隐患。
另一方面，东州势力虽然很多成员都来自于荆州，但他们的利益诉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某些方面上，东州势力的追求与巴蜀势力是一致的。例如，刘备初入蜀时，按照诸葛亮的安排，在蜀地严刑厉法，严厉治蜀，以整治蜀地好奢靡的风气。但法正则以高祖入函谷关而约法三章的例子，向刘备上谏，“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4] (p. 917)。希望刘备可以像刘邦那样，简约刑罚，宽松治理，并由此扩大在蜀地的声望。这表明，诸葛亮所实行严刑厉法不仅影响了巴蜀势力的利益，也损害了东州势力的利益，这反映了东州势力与巴蜀势力利益的一致性。再比如，孟达降魏后，给刘封写了一封信，其中有“疏不间亲，新不加旧” [4] (p. 992)之语。虽是为了促进刘封叛逃的语句，但却也代表了当时东州势力内部人们的共同想法：我等东州人并非你刘备的嫡系，相对于荆州人算是新人，难以共存。
刘备内朝官员的设置与东州人内心难以磨灭的隔阂导致了东州势力与荆州势力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并且这个矛盾会不断放大，最终爆发。
4) 刘备逝世至武侯时期各方的矛盾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秣陵兵败后于白帝城一命呜呼。时任丞相的诸葛亮与尚书令李严被刘备临终托孤，幼主刘禅即位。刘备的逝世使得蜀汉三大势力的矛盾迅速激化，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事件。
① 益州南部(庲降都督部)益州豪族的叛乱
建兴元年(223年)夏，牂牁郡太守朱褒叛乱。他与先前已然叛乱的益州郡豪强雍闿、越巂夷王高定相联合，在益州南部不服管辖，兴风作浪。诸葛亮按照局势，首先排东州人邓芝前往东吴议和，巩固双方关系。随后恢复生产，使百姓休养生息。在建兴三年(226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了南方的叛乱。
益州南部的叛乱者，大多为巴蜀本地豪强士族。他们的叛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蜀势力对荆州势力、东州势力的不满。但很快被诸葛亮所平定，并未掀起太大波浪。
② 马谡之死
马谡，字幼常，随刘备入蜀，深受诸葛亮喜爱与看重。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一出祁山，任命了马谡为先锋。马谡于街亭与魏将张郃交战，但被张郃击败。这也使得诸葛亮此次北伐出师不利。返回汉中后，诸葛亮为谢罪，下令处死马谡。马谡死时“亮为之流涕” [4] (p. 983)。事后，诸葛亮上书后主，自降三级，并奖赏与马谡同行而未败的王平。
诸葛亮与马谡都是荆州势力的核心成员。而王平虽是降将，但本籍巴西宕渠，因而也算是巴蜀势力的人物。在马谡被任命为先锋前，军营中便存在“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 [4] (p. 983)的言论，但是诸葛亮仍然一意孤行，选择了马谡担任先锋的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作为荆州势力的代言人，在此重要的军事行动中，选择了马谡为先锋，自然是为了提升荆州势力在蜀汉军队中的地位。但马谡的战败，也使得诸葛亮给东州势力、巴蜀势力留下了攻击自己的把柄。倘若处理不当，东州势力首领李严便会以此攻击诸葛亮以及其身后的荆州势力，使得他们落入不利之境地。因而，诸葛亮迅速行动，斩马谡以平众愤，自表降级以平东州势力之议论，加封王平以示妥协，弃车保帅，保得荆州势力平安。斩马谡一事是刘备死后荆州势力与东州、巴蜀势力的首次激烈交锋，这次交锋以诸葛亮的妥协告终。
通过对以上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被北伐前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魏军实力认识不足。蜀汉之前对曹魏的战争大多是刘备亲自指挥的，诸葛亮大多充当后勤部长的角色，因而对魏军的战斗力认识不足。另外，北伐初期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归顺使得诸葛亮对形势预判错误。最终造成了马谡兵败的结局。
第二，诸葛亮重用马谡，也有于军中立威之意。纵观蜀汉军队，主要由三人执掌，分别是诸葛亮、李严还有魏延。诸葛亮作为荆州势力的代表，自然要扶持在军队中的力量，而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 [4] (p. 983)，深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认为，马谡的才智过人，此战必胜。倘若马谡得胜，那么荆州势力在军队中的势力将会进一步扩大。因而重用马谡，以扩大自身影响力。
这次交锋的失败，使得诸葛亮一举建立荆州势力绝对优势的打算落空，并为之后李严被废一事，埋下了伏笔。
③ 李严被废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初在刘表手下任职，后因曹操攻荆州而西逃益州。在刘璋手下历任成都令、护军等职。于建安十八年(213年)投降刘备。曾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以数千郡兵平定数万叛党。后继刘巴接任尚书令，俨然成为继法正后的东州势力首领。章武三年(223年)，与诸葛亮共同受诏辅佐后主。此后，长期镇守于巴郡、江州一带，是蜀汉势力的权力中枢之一。建兴九年(241年)，李严因押运粮草不利而被废为庶人。
李严自投降刘备后一直得到刘备的重用。《三国志》记载，李严“以才干称” [4] (p. 998)，能力较强。在益州南部作郡守时，既将治下打理的井井有条，又能率兵平定叛乱。章武二年(222年)，李严被刘备调往永安宫，升任尚书令，并由此成为东州势力的领袖。刘备这样安排，便是为了平衡荆州势力与益州、东州势力之间的矛盾。
刘备死后，诸葛亮则对这种局面进行了继承，并且继续大力维持这种现状。但是，诸葛亮只能是缓解这种矛盾，并不能将该矛盾消除。东州势力、荆州势力、巴蜀势力之间的攻讦未曾停止，我们可从廖立、来敏二人事迹中窥得一斑。
廖立，武陵人，乃是刘备于荆州时，破格提用的官员之一。刘备死后，被任命为长水校尉。但廖立向来自视甚高，口出狂言“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对李严等人官职高于自身十分不满。最终被诸葛亮“废立为民，徙汶山郡” [4] (p. 998)，终生不再入仕。
来敏，义阳人，乃是刘璋旧臣，在因家世原因在刘璋旧部中声望颇高。对刘备的统治十分不满。为了稳定后方，诸葛亮在北伐时任命来敏为军祭酒，随自己北伐，另选董允接任侍中。此事引得了来敏的强烈不满。来敏对诸葛亮说：“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耶？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 [4] (p. 1025)后来，来敏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 [4] (p. 1025)为由，多次被贬谪，而且大多担任闲散职务，不再参与重大事务的处理。
从诸葛亮对二人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为了北伐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极力维持刘备建立的三方平衡的体系。但这些并不是最终解决的三方矛盾的最终方法。三家矛盾的最终解决，还是在李严被废一事。
李严之所以被废，是由于督办粮草不利而被废为庶人。但李严被废并非因其督办粮草不利，只是诸葛亮以此打压东州势力而已。李严在永安托孤后，升任中都护，长期驻守于永安。彼时，李严所在的蜀国东部与成都等地有着天然的分割，与成都分峡而治。《华阳图志·巴志》中记载：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 [5] (p. 61)。李严借此“求以五郡为巴郡刺史” [5] (p. 61)，欲另行开府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种情况自然是诸葛亮不能接受的，双方的矛盾日渐积累，终将爆发。
建兴九年(241年)，因粮草不济而北伐失败的诸葛亮回到成都后，便上书后主，陈述因李严而导致北伐失败的情况。双方在朝堂上展开了争论，终以诸葛亮胜利告终，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4] (p. 999)。随后，诸葛亮陈述李严欲仿照“司马懿等开府辟召” [4] (p. 1000)等事，表明了李严的不臣之心，诏被废为庶人。至此，自刘备入蜀后，各势力之间的主要矛盾亦被诸葛亮所解决。
至蜀汉灭亡，蜀汉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利益纷争。荆州势力的绝对优势被确立下来。诸葛亮身后的蒋琬、费祎等多名掌握蜀汉军政大权的要员都是荆州势力出身。其后，蜀汉政权得以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持续长达四十多年。
4. 结语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曾言“蒋琬死，费祎刺，蜀之亡必也，无人故也” [7] (p. 336)。反观前述历史的确如此。在蒋琬与费祎死后，蜀汉政权也于263年被魏国所灭。蜀汉的三大势力随着蜀汉的灭亡也向曹魏政权投降。
综上，我们必须看到蜀汉三大势力的斗争，其实对蜀汉政权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这种影响自然是两面的，虽然在刘备入蜀时，东州与巴蜀势力的斗争促成了蜀汉政权的诞生。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三大势力的利益之争，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出现派系林立，相互攻讦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刘备，诸葛亮等人在世时，所产生的的负面影响较小。但失去强力控制的纷争终究导致了将领拥兵自重的局面，例如，魏延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置诸葛亮遗命于不顾，与同僚杨仪等人发生冲突。最终魏延的叛乱被压制，各个势力的矛盾也相对缓和，蜀汉政权在与吴魏争霸中仍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