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8.7%，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国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深化，老龄化问题严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龄化研究尤为重要，如何解决农村地区养老问题关乎着农村治理和社会发展，关乎着我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西南农村地区为例，希望通过刺激西南农村地区互助型养老模式活力，建立长效动力机制，构建多元组织化力量发展农村互助型养老，解决当前农村地区互助型养老模式面临的困境，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赋能。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otal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ged 60 and above in mainland China is 264 million, accounting for 18.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Since 1999, China has entered the aging, which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oreover,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s still deepening, and the aging problem is sever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on rural ag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ld-age care in rural areas is related to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China can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thwest rural area as an example, hoping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utual-aid old-age care model in the southwest rural area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dynamic mechanism. Construct multiple organizational forces to develop rural mutual assistance for the elderl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mutual assistance mode in rural areas, and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8.7%。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国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深化。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养老技术、理念、制度上有着很大的进步，但要应对目前的老龄化问题还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随着我国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农村老龄化治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市场，导致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量民工流入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同时存在着服务设施不完备、农村家庭观念较重、农村老人社会资本薄弱等问题，这使得农村老年人能选择的养老方式很少，大多是以家庭式的自给自足，邻里式协助照看为主，而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外生性养老模式很难在农村地区发挥作用。尊老爱幼、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随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未来我国高龄老人也将不断增多，高龄化问题也会越发突出，而基于传统互助文化构建乡风和谐的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有助于不断减轻农村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影响，增强农村老龄问题自治能力。
不过，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长老机制瓦解，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呈现原子化特征，互助意识被多重削弱，且大部分农村老人认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是“自家”问题，不愿他人帮助，这意味着原子化小家庭应对老龄化问题稍显乏力；而且我国相应的制度措施还不够完善，农村养老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要在农村地区实现互助养老模式，一是依托乡村振兴工作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回归，培植农村互助型养老土壤；二是完善制度设置，保障农村互助型养老稳步推进；三是链接农村内外力量协同治理，赋能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发展。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农村互助型养老的研究著述颇丰，杨康、李放关照到多元力量对农村互助养老作用，认为要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稳定发展 [1] ；在之后的研究中，两人认为农村互助养老困境在于农村社会多层社会资本缺乏，农村地区需要进一步培育社会资本，推动互助养老模式组织化 [2] 。丁煜、朱火云(2022)认为农村传统乡土文化在历经时代变革之后日渐式微，要发展农村互助型养老，就要构建起适宜的村庄环境和全流程互助养老生产合作 [3] 。王辉的研究认为可以构建资源筹集机制、组织运行机制、老人互助机制 和社会连带机制，通过“四重机制”构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格局，进一步完善基础性和普惠性的养老保障体系 [4] 。尹雷将目光聚焦到了欠发展地区，通过研究欠发展地区的养老模式认为互助养老模式需要落脚于农村的切实需要，夯实经济建设基础，协同村庄外部力量共同刺激村庄活力，为农村互助养老赋能 [5] 。比起前者多元化的视角，米恩广的研究更关注市场运行，认为要通过完善市场政策，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打破互助养老发展的僵局，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准市场化，推动其发展 [6] 。崔树义、田杨、朱珑希望通过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对应家庭支持的相关机制，解决农村互助养老中存在的刚需问题，助推农村互助养老进一步发展 [7] 。
以上的研究涵盖了经济、社会、政府等多方面，也是目前农村互助养老研究的重点方面，从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来看，农村互助型养老因为其互助的特征，蕴含着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意味着市场机制很难在这一模式之中产生影响，但是如果能够将市场机制嵌入到互助型养老模式之中，同样可以刺激该模式的发展；而且由于基层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家政府单独承担的压力颇大，若能内外协同治理，可以为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同时这也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从已有的研究可知，目前的农村互助养老缺乏社会资本，农村体如何有效衔接内外资源，增加社会资本依旧是目前研究中的重点，从目前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相关研究中可以总结出，农村互助养老在组织化、社会化、市场化及构建多元一体格局上依旧存在不小的阻碍，且当前养老模式在服务不同老年人群的实践上也出现不小的困难，这些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方面。
3. 互助型养老现状
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探索性的新兴养老方式，互助养老被定义为在互惠互利和社会交换基础上产生的同代或代际之间的养老资源、服务的交换行动 [8] 。本文以西南农村地区为例研究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所谓西南农村地区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点，也是连片特困地区，在地域上是指分布在重庆、云南、贵州、四川、湘西与鄂西南等地区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集中连片居住区域。是典型的山多、地域偏僻、经济资源匮乏、老年人口多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地区。区域内农村养老保障既有全国意义上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地方财政补助较弱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独具民族特色的养老保障模式 [9] 。西南地区多山地，虽然有比较好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其内生性的人才资源缺乏且流失，很难得到有效的发展，在国家早期大力发展东部的号召之下，西南农村地区一直都处于欠发展的状态，属于典型的人口流出地。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西南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较为单一一般是自我养老、传统的家庭养老和“五保户”养老，政府依旧起着主要的作用 [10] 。但是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很难满足农村老人需求，特别是在当下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村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养老模式。
2022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创新路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二十六条指出“……制定养老服务清单，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意见》表明西部农村地区目前缺乏系统的养老模式，且针对不同的农村老年人群体没有专业的照护，相关的社会救助应该及早提上日程。
现在，国家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西南地区更应该依托这一平台，尽快解决西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为建设美丽和谐新型乡村增能。202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第十八条、二十七条、三十三条中均对养老问题作出新的阐释，特别指出“……加快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推广日间照料、互助养老、探访关爱、老年食堂等养老服务。”可见党中央和国家政府已经将互助养老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
4. 西南农村地区互助型养老的困倦
从目前西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来看，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出，西南农村地区普遍出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年龄结构的失调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笔者认为，西南农村地区互助型养老面临的困境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4.1. 农村地区互助意识淡薄
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而言，我国最严重的问题是未富先老，这不仅是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第一，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依旧在社会不同层面起作用，但是由于现代化的观念、个体化发展，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到了极大地冲击，年轻人作为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新一代，同时又在不断接受现代化教育，进入现代化的城市寻求生存空间，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抗体现在个体身上，使得国家号召回归家庭的口号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西南地区作为人口流出地，同样受到了极大影响。第二，西南地区的农村家庭是原子化家庭，大家庭的约束力量几乎不存在，人们对于养老的态度依旧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养老问题是家庭“私”的一部分，很难求助于外在于“家”的邻里。
但是现实情况是，由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出生高潮，出生的人口较多，而8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较多，这便导致如今的家庭很有可能会变成4:2:3的家庭模式，即4个老人、1对夫妻、3个小孩的家庭，这表示如果年轻人流出较多，西南地区农村养老想要依托于家庭会变得比较困难，互助是村民自治的自然诉求也是必然选择。
4.2. 欠缺完善的制度设置
农村地区的互助养老模式基于“自助–互助”的原则，而且是自助为主、互助为辅的养老模式 [11] ，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一是缺乏上文中的互助意识，二是无法产生长期的合作效益，因为互助为辅，老年人是否主动愿意参与到互助环节之中是很难保证的，而且老年人自身的能力有限，相互之间亦很难满足对方需求，很多时候可能就需要有特定的人来进行服务，大那是大部分西南地区农村都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士，而且乡镇社工站也比较缺乏老年社工人才，当地政府可能也对相关方面缺少关注，很难建立起有效的人才供应链条，二是前文中提到的互助养老机制具有的公益性质，意味着市场很难嵌入到互助养老模式中，但是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如果老年人相对较多，完全可以通过购买式的服务让村民为老年人进行服务，而且村民之间相互比较信任，可以削弱社会信任产生的负面影响。
4.3. 多元组织化的困境
从养老这一生命历程中的地位来看，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事情，因此解决办法常常诉诸于“个人”的行动，但是从当前的互助养老实践来看，“个人”力量的强弱常常与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关联，西南农村地区老人由于自身能力限制，常常囿于亲缘和地缘关系之中，其社会网络简单，再加上西南农村地区普遍为欠发展地区，交通设施完善较晚，在空间上老年人无法长距离迁移，大部分居住于乡村，而他们生活的情景之中，老年人相互之间同质性较强，亦很难发展出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相对较好的社会网络，导致其自身可链接的资源很少，因此需要组织化的力量协助。
首先，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组织化力量也因为养老问题的特殊性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一是因为养老的私人性，而是因为养老服务的公益性质，导致市场力量很难嵌入到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而且西南地区的养老工作一般由政府主管，市场也很难介入，多元组织化相对困难。此外，西南地区大部分农村的组织化力量一般到行政村一级，而自然村内关乎当地发展的决策一般由每户出一名成年人员参加，主持的人一般是村中老人或是有过行政经验老党员，但一般也很难发展组织化的力量，而是处于半组织化或是准组织化，亦或是无组织化的状态 [12] ，力量相对零散，很难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同时，当地政府、村居两委对养老的关注度也不高，因此削弱了政府的引导力量。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互助主体的老人本身能力缺失，特别是高龄老人失能、体弱的现象尤为突出，加上社会资本基础薄弱，作为发展多元化组织力量的行动主体之一，老年人的能动性较弱，而且也很难链接优质资源，而且大部分老人主要是依靠政府拨款保障，具有依赖性；另外大部分西南地区村庄呈现出“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状况，年轻人的缺失使得村庄自治缺乏活力和能动主体，进一步削弱了多元化组织的可能性。
5. 农村互助养老实现路径
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虽然面对着复杂的困境，但是只要创新制度建设、优化实现机制、建立多元一体的组织化力量，便可有效解决困境，实现普惠便民的养老模式，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激发农村地区内生性动力，赋能乡村振兴走上新台阶。
5.1. 建立完善的制度，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完善的互助型养老模式，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由低成本向高质量转变 [13] 。要充分发挥农村老人的内在动能，使农村老人在帮助他人时能够得到其他老人的帮助，实现“助人自助”，是农村互助型养老题中应有之意。一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要紧步跟上，为政府主导的农村互助养老增加社会公信力，建立一个让百姓安心、放心的政府组织，有助于开展农村互助型养老相关工作。二是要加强政策宣传，文化输出，目前西南地区G市正在依托乡村振兴平台开展农村“五治”工作，即治风、治垃圾、治水、治厕、治房，治风即移风易俗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求之一，党政机关可以通过基于情感、文化、习俗的宣传，传播互助理念和互助思想，解释相关政策，尽快进行移风易俗工作，建立村风和谐，互帮互助的农村社会。
5.2. 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激励农村互助型养老
农村互助型养老缺乏主体动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家风”、“家教”，村社两委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建立激励机制，即建立相应的资金管理条目和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党政机关干部、村社干部、群众、社会化力量共同组成，对资金进行合理配置，对在互助型养老工作开展中做得好的家庭进行一定金额的奖励，而不是采用补偿补贴的形式，并通过宣传工作宣传入户，刺激家庭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要激励老人的主体性，可以采取送油、送米等方式入户宣传，在具体实施互助型养老模式后，可以建立积分机制，修建积分超市，通过积分兑换制提供生活用品，满足农村老人生活刚需，降低农村老人的依赖性，刺激其内在主动性。最后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政府要追加补贴，将老年社会工作人才、农村治理人才、农村管理人才吸纳到互助养老之中，建立起长效、实用的动力机制，激励农村家庭和个人深度参与。
5.3. 多元一体的组织化力量
一是要厘清权责。由于西南地区农村老人多依靠政府拨款，“等靠要”的思想还普遍存在，虽然政府起着兜底负责的作用，但是主要是体现在公共领域而非互助领域。因此政府要本着互助原则，做好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可以通过制度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外部投资来增强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能性，建立由政府主管，社会化力量协同治理的多元化组织模式 [12] 。二是要注重经济发展，村民不能“等靠要”，应该利用村内特色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例如旅游项目、修建民宿等；以政府为主导，调动村庄内外精英人士，发挥他们的创业、创新优势，带动农村发展，为农村治理建立长效的资金链条。三是要开发养老市场，以市场机制或准市场机制运行农村养老模式，政府在其中主要起监督和指导作用，让农村互助养老换发新生机。形成社会、市场、村庄、人才多元一体的组织化力量，夯实农村老人社会资本根基，实现农村养老问题自治，为农村互助型养老模式助力。
6. 结语
本文以西南地区为例，可能在地域上无法囊括全国范围，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这是本文的欠缺之处；但是本文对欠发展地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能够为欠发展地区如何实现老龄化自治提供一些拙见。
老龄化是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养老则关乎我国是否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乎人民群众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养老问题的解决，包含着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发展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意味着我们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的养老从时间上来看是压缩式的，未富先老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在长时间的城乡二元割据背景下，农村养老模式比起城市地区面对着更多的困境，农村的活力不足，资源配置相对缺乏，无论是内生力量还是外生力量都极其薄弱，要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就不得不尽快解决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且农村养老问题事关三农问题，宏观上国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微观上个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发展，关心周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这样才能发现和把握农村养老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的统筹各方面力量，解决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