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大规模流动是目前中国最显著的人口现象。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全世界唯一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过亿的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年末大陆总人口约为14.11亿，其中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总数的18.7%和13.5% (国家统计局，2021)，远超过国际通用的10%和7%的界定标准。同时，人口流动活跃，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3.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6%，相比十年前增长69.73% (国家统计局，2021)。
“老漂族”是指老年流动人口，即远离家乡、在外居住的老年人。2019年我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1800万，占总流动人口的7.2% (国家卫健委，2020)。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城镇化进程加速，老年流动人口规模还将扩大。老年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入地的“孙辈照料荒”、“用工荒”等问题，同时流入地相对原籍地更好的医疗和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了社会福利。然而，“老漂族”面临着社会融入等诸多问题，如语言不通、没有熟悉的亲朋好友、城里车多人多空气不好、智能手机和电子支付不熟悉、物价水平尤其是医疗资源昂贵等。因此，分析我国“老漂族”在流入地长期定居的现状，探索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帮助“老漂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框架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成功老龄化的定义和基本框架；第三部分依据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分析“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现状，包括“老漂族”流动的原因、全样本分析和异质性分样本分析；第四部分基于成功老龄化的框架，从经济、健康和社会融入三个视角，探讨“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提升对策；最后是结论。
2. 成功老龄化的定义和基本框架
2.1. 成功老龄化的定义
成功老龄化的概念最初是由Havighurst (1961)基于生命周期发展理论提出，认为成功老龄化是整个生命周期中生活满意度持续发展和增长的过程 [1] 。而后，Rowe和Kahn (1987)将老龄化区分为正常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 [2] ，认为后者能够减慢人在正常老龄化模式下自然老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身体机能、社交能力、认知功能的自然衰退过程。还有学者和官方机构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替代概念。Flood (2003, 2005)基于个体视角，认为成功老龄化是伴随着老龄身体功能的变化，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 [3] 。Schulz和Heckhausen (1996)认为成功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最优化，判定标准包括生理学的、认知、协同、智能、有影响力、社会关系等 [4] 。OECD (1998)提出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认为老年人应保持有创造力生活的能力，积极应对学习、工作、休闲或者生命照看。世卫组织(2002)强调生命质量，认为积极老龄化最核心的要素应该是健康、社会参与和安全。
2.2. 成功老龄化的基本框架
“成功老龄化”分析框架提出，最早可追溯到Rowe和Kahn (1997)提出的三要素框架 [5] ：较低患病和伤残风险、较高的认知水平和身体功能、积极的生活参与。该框架引起大量关于减少死亡率和失能率的研究。但该定义忽视了老年人生理变化的不可避免性。该框架属于结果为导向的研究范式。之后许多学者在该此基础上进行补充、改进和完善(Anargiros (2016)，Fredriksengoldsen (2015)，Pruchno (2017)，Mejia (2017)，杨妮(2014)、穆怀中(2023)等 [6] [7] [8] )。
与结果为导向研究范式对应的是过程为导向研究范式。经典代表模式是Balters (1990)提出的SOC模型，即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应对每天日常生活要求和功能丧失时的三个维度：选择(Selction)、优化(Optimis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 [9] 。该模型假设老年人实现成功老龄化不仅需要更好的功能维持，同时也需要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我国学者穆光宗(2015)基于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将“成功老龄化”作为中国老龄治理的战略构想 [10] ，认为要顺应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的不同规律，采取总体战略和差别战略结合的做法。该战略构想确定了我国推动成功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整体框架。
目前国内关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数据支撑的实证较少。因此，基于成功老龄化的框架，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检测数据”展开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探究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分析长期定居意愿不高的原因，结合中国老年流动人口的个性化特征，提出政策建议，增加老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现状分析
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一个普遍的人口现象，中国早期人口流动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具有较强的就业导向 [11]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进城加速、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迁移模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城市定居为最终目标的永久性迁移越来越普遍 [12] 。以照料子孙、进城务工、养老为主要目的老年人口流动现象也逐年增多。“老漂族”离开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现有“老漂族”能否进一步融入当地的生活？了解“老漂族”定居现状，探索现有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于增强其主观幸福感指数，具有重要意义。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因为疫情的原因，目前能下载的最新数据的时间点是2018年。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受限制，数据不能说明问题)。该调查涵盖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样本总量约为15.2万人，具有全国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研究对象为老年流动人口，因此仅保留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据。总样本为5840个。
3.2. “老漂族”流动的原因分析
“老漂族”愿意在流入地定居这是“漂”的结果，要提升定居的意愿首先要弄明白“漂”的原因，即老年流动人口是本着怎样的目的，从原籍地来到流入地。
由图1可知，在所列举的八大理由中，占比前三的分别为家属随迁(37.21%)、务工/工作(27.45%)和异地养老(15.15%)，累计达到79.81%。其中选择家属随迁的样本中，有70.32%是照顾自家小孩，2.02%是照顾自家老人，其他选项占比27.66%。
Figure 1. Floating reasons for “Laopiao”
图1. “老漂族”流动的原因
“老漂族”随着年岁的增长，其迁移的原因也存在差异。将样本数据60岁以上的老人分为四个年龄段，60~65岁，65~70岁，70~75岁，75岁及以上。结果见表1。
Table 1. Analysis of flowing reasons for “Laopiao” by age groups
表1. 分年龄阶段的“老漂族”流动原因分析
由表1可知，60~65年龄段的“老漂族”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务工，然后才是家属随迁。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务工原因迁移流入地的比例减少(从34.14%下降到9.04%)，因为异地养老原因迁入流入地的比例增加(从10.35%增加到33.90%)。一方面，较为年轻的老年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鲜血液，有助于缓解城市的“用工荒”。另一方面，随着年岁增长，老年人对于医疗需求增加，大城市较为完善的医疗资源成为吸引老年人流动的重要因素。
3.3.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全样本分析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关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提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有三个选项：否、没想好、是。代表定居意愿的期望值逐步增加；第二个问题提问“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有五个选项：0~4年、5~9年、10年及以上、定居和没想好。前四个选项代表长期定居意愿逐步增强。
Figure 2. Long-term settle willingness for “Laopiao”
图2.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
由图2可知，有84.59%的老年人有定居意愿，完全没有定居意愿的比例只有3.22%，另外还有12.19%的老年人没有想好。2015年的统计对应的比例数据分别是72.28%、10.12%和17.6% (卫健委，2016)。这表明整体来看，老年人的长期定居意愿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在问及定居意愿年限时，超过60%的“老漂族”打算完全定居(61.35%)，预计将在本地停留时间为10年及以上、5~9年、0~4年的比例分别为7.19%、6.36%和8.26%，另外还有16.85%的“老漂族”没有想好。换言之，在愿意留在本地居住的“老漂族”中，约有四分之三的老年流动人口是明确打算居住五年及以上的(74.89%)。
3.4.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分析
结合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5~2018年老年流动人口数据得知，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定居意愿呈现上涨趋势，同时表现出地区差异。“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受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的影响。
由表2可知，男性老年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略高于女性，但倾向于中短期定居。可能的原因是老年男性因为务工/经商迁移的比例(46.05%)高于女性(22.70%)，家属随迁比例(28.66%)远低于女性(48.83%)。中国男性受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影响更大，愿意一直在大城市定居的比例比女性低3.95个百分点。
长期定居意愿与年龄呈现正相关关系，尤其是75岁以上老人，长期定居比例(75.71%)远远高于60~65岁的群体(55.42%)。一方面，随着年岁的增长，生理机能下降，对子女的依赖变强；另一方面，大城市相对更好的医疗资源对高龄和超高龄老人来说，会提供更多保障和安全感。
长期定居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关系，没上过学群体(62.50%)和高学历群体(53.51%)定居意愿相对较强。可能的原因是没上过学群体相对更容易被大城市的经济资源吸引，高学历群体更看重大城市的文化资源吸引。
长期定居意愿与流动范围呈现负相关关系。跨省流动的长期定居意愿(46.96%)显然低于市内垮县的比例(57.26%)。可能原因是流动范围跨界越大，语言、生活习惯等文化差异越大，老年人口的不适应感会越强。
长期定居意愿与流入地的关系有些出乎意料。数据显示，迁入东部地区的老年人选择更加灵活，选择不定居、0~4年、5~9年、10年以上定居意愿的比例都高于其他组，但是长期定居意愿最低(43.88%)，相反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54.84%)和东北地区(62.37%)的定居意愿更高。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相对更发达，交通更便利，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相对更均衡，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Table 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long-term settlement willingness for “Laopiao”
表2.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分析
4. 成功老龄化框架下“老漂族”定居意愿提升对策
老年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在流动地长期定居，会影响老年人口的分布与再分布，从而影响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服务需求与养老、医疗资源设施供给的空间匹配。本节根据“成功老龄化”的定义和框架，将成功老龄化分解为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和社会参与因素三个维度。从三个维度的视觉，探讨“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提升对策。
4.1. 基于经济视角的定居意愿提升对策
整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获得“老漂族”的年收入数据。删除收入小于0的不合格样本，将收入的数值加1取对数，再运用四分位数法，确定四个等样本量的收入区间：低收入、较低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不同收入组对应的定居意愿见表3。由表3可知，高收入者的选择更为灵活性。高收入的定居意愿总体比低收入强，但是长期定居的比例相对低，愿意选择0~4年、5~9年、10年以上的定居者人数最多。
Tabl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long-term settlement willingness for “Laopiao” by income groups
表3.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收入异质性分析
经济因素是制约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家庭转移支付和社会转移支付等。随着年龄增长，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会出现断崖式减少直至消失。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退休工资或者社会保险金。收入往往是固定的。伴随年龄增长还有医疗开支的增加。若收入固定，开支持续增加，就会增加“老漂族”在迁入地的生存压力。随着社保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社会保险金领取额已经连续十九连涨，为满足老年人的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通过集采等方式，降低了老百姓的看病成本。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的城乡差异问题。大多数的“老漂族”领取的养老保险金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比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领取额度，显然太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提高居民保的待遇水平，是提升“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对策之一。
4.2. 基于健康视角的定居意愿提升对策
健康因素是影响老年人长期定居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选择性更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很大程度依赖于子女的照料。选择不定居或者暂时还没有确定是否定居的比例很小(13.46%)远低于健康组的比例16.58%。并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漂族”其定居期限主要集中在长期定居这一选项，其比例高达81.25%，远高于健康组的44.39% (表4)。大城市相比拥有更好的医疗资源，对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long-term settlement willingness for “Laopiao” by health groups
表4.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健康异质性分析
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护理需求、大病医保需求，是我国推动健康中国进程不能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基于健康视角的定居意愿提升对策，主要表现为积极优化医疗服务供需求和医疗资源设施供给的空间匹配，打破医保政策异地就业的地区歧视，推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一体化进程。
4.3. 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定居意愿提升对策
老年人迁入大城市想要融入当地生活，相比年轻人难度会更大。老年人原来了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来到陌生城市生活。子女上班经常无暇照顾，老年人经常感叹住不习惯。论文以“是否在当地建立健康档案”作为社会融入的替代变量，可以得知社会融入最好的老年群体的长期定居意愿(63.04%)显著高于融入最差的群体(46.71%) (见表5)。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n long-term settlement willingness for “Laopiao” by social integration groups
表5. “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的社会融合异质性分析
“老漂族”表示老年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融入。如何让“老漂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享受大城市更好的社会文化医疗资源的同时，真正实现在精神上的融入呢？基于社会融合的视角的长期定居意愿提升对策，主要表现为大力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和社交的场所。丰富老年人的业务生活的同时，通过社区、物业的共同努力，打消老年人的顾虑。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鼓励研发和推广专属于“老漂族”的银发产品，如方言转换小程序、跌倒提醒手环等。
5. 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成功老龄化框架，依据卫健委公布的全国流动人口数据，分析“老漂族”在流入地的长期定居意愿。“老漂族”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家属随迁(37.21%)、务工/工作(27.45%)和异地养老(15.15%)。所调查的老年流动人口中，有84.59%的老年人有定居意愿，相比2015年的调查数据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愿意留在本地居住的“老漂族”中，约有四分之三的老年流动人口是明确打算居住五年及以上的(74.89%)。进一步的，本文发现老年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表现出地区差异，受到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的影响。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老漂族”的长期定居意愿与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和迁入地位置有关系。最后基于成功老龄化的框架，分别从经济、健康和社会融入的视角，提出长期定居意愿提升的对策。
受疫情影响，流动人口的数据是滞后的。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的调查数据。疫情三年，人们的收入预期、健康重要性、家庭传承和社会文化等许多观点都发生了变化，这些都将影响“老漂族”的长期定居意愿。同时，本文分析影响“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只考虑这些要素与定居意愿的相关性，并未运用更多的计量分析方法去衡量要素和定居意愿的因果关系，这些都将成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内容。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漂族’长期定居意愿与成功老龄化的关系研究”(17YBA301)资助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