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每到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考研统考)出分时间，考研相关话题的热度便居高不下。庞大的报考人群背后是近三分之二的落榜考生，仅2021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高达370万，最终录取人数大约为110万左右，报考与录取比例高达3.41:1 [1] 。当首次考研失利后，许多考生并没有接受失败改弦易辙走向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二次参加研究生考试(即考研二战)，因此网络上关于“考研二战”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对此，评价褒贬不一，有观点认为，不断考研也是在逃避就业市场，不敢承担责任；也有观点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和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考研本身可以让人能够更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予以宽容和支持 [2] 。
暂且搁置对考研二战现象褒贬不一、各执一词的评价，回到考生本身，已有研究关注到考生考研行为背后隐含个体意义的回归 [3] ，而多次考研更需要依赖“勇”的品质结构坚持不懈才能“上岸” [4] 。上述讨论虽已关注到考生本身的行为选择与品质特征，却有将社会与考生个体割裂分析之嫌。对考研行为的分析，亟需回归考生本人行为选择如何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与个人互构中形成。本文以考研二战行为的选择为切入点，尝试对考研二战行为进行分析，关注其选择形成机制，关注考生个体如何在毕业季面对种种选择时坚持考研，进而加剧了“考研热”现象，亦是希望借此加深对“考研热”现象的理解。
2. 考研行为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个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愈发受到重视。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次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当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6.3万人，经过考试，录取1万人 [5] 。可以说，中国的研究生招生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共同发展。因此，对考研行为的分析，恰好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变迁的发展。既有的考研相关分析依照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从宏观的经济形势与社会整体过度教育趋势解释“考研热”现象，另一条主线则是通过考研行为及其决策影响因素切入探讨。
(一) 考研现象及考研行为影响因素
纵览既有关于“考研”“研究生考试”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早有学者关注了考研现象，并对“考研热”现象进行了分析并给出对策 [6] [7] ，通过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法揭示了大学生考研背后的形成机制，指出“考研热”是大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偏好进行的选择 [8] [9] ，也有研究指出考研行为是不同选择博弈的结果 [10] 。
在考研现象引发关注后，开始有学者从现象回归到具体的考生，探讨考研行为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 [11] 。研究发现，考研动机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学校不同层次，其中个人因素在考研原因中起主导作用 [12] ，考生个人的需要和需求层次对考生的考研决策产生影响 [13] [14] 。更有研究深入至考研学生的心理层面，探讨成就动机影响考研行为与考生的心理调适 [15] [16] 。
近来也有学者关注到考研的类型学划分，并尝试构建了“理性选择–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其研究打开了关于考生个体的“自我”大门 [3] ，另有学者特别关注到往届生的考研行为具有“勇”的结构品质与变化的策略 [4] 。
(二) 分析视角：中国个体化进程的“自我”与约束
个体化理论的思想起源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讨论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现代性”议题密不可分 [17] 。在古典社会家的讨论中，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对人的关系转向了个人与制度的关系 [18] ，“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苏醒，个体化进程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及当代，现代社会中个体重要性毋庸置疑，个体自主性和权力日益彰显。“个体化”指既指个体的独立性的增长，更是“消费性自我”的身份构建，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 [5] [19] 。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一种第二现代性下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 [20] [21] ，一方面强调个人去创造和管理自身和周围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个人需要不断适应各种宏观系统的情况以及独自面对宏观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 [22] 。阎云翔则通过深入中国农村调研，发现在集体经济解体后，中国个体化的进程不断发展，并对贝克和鲍曼个体化理论进行总结指出，欧洲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去传统化、制度性的脱嵌与再入嵌、从众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以及社会风险的个体化 [23] [24] 。个体化理论的研究既关注到了旨趣下个体化特征的差异，也关注到个体化进程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学者们也尝试将其运用于城市家庭进程 [25] 、外卖骑手 [26] 、空巢青年 [27] 的分析中，扩展了关于个体化理论研究的视域，也反映了个体化理论对社会现象所具有的分析力。
通过梳理以上两类文献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点：首先，既有研究多是将首次参与考研的应届生与往届生合并讨论，仅有两篇文献关注到往届生较之应届生具有更大的“自我驱动力”差异，但并未对此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论述 [4] [28] ；其次，既有研究对考研现象的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和经济学分析的视角为主，在涉及考研二战现象时尚有未尽言明之处。本文延续上述关于考研现象的讨论，采用实证研究的思路，试图探讨考研二战考生的群体特征和考研行为的特征，并通过个体化的视角解读该群体考研行为的形成原因与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考研二战行为。
具体方法而言，本文通过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与网络民族志等研究方法获得考研二战考生的资料。本文共计访谈对象14名，涉及广东、北京、湖北、浙江等12个省份，来自工商管理、建筑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环境科学与工程、社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法学、临床医学九个一级学科。其中，受访者本科院校层次包括10个普通院校、4个211及985高校；目前就读院校层次有7个普通本科院校、2个211院校和2个985院校，3个尚未录取；有5位研究对象属于跨学科考试，9位是本专业学生。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获得，部分基于朋友介绍，部分来自研究生社交群上邀请。在访谈之外，笔者自2020年起每年均有加入当年考生自行组织的微信二战群，在群内观察并参与考生有关考研期间话题的交流，获得较为丰富的网络田野资料。
3. 制度与社会压力下日渐彰显的个体
(一) 就业系统与教育信号的双重压力
通过Nvivo 11 Plus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同义词词频统计，删除无意义文本项后，形成词云图如图1，词频分析部分结果如表1。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可知，就业情况、本科情况、比较、学历差别需要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中的高频内容。对于二战考生而言，提升学历和就业情况始终是其重要的追求，由此可见当本科文凭的获取成本降低后，更高文凭成为显示高能力的信号，非人力资本积累目标的追求引起高等教育需求层次的上移，同时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困境 [29] ，进而推动了考生选择坚持考研，“感觉考研已经愈发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社会的竞争力在增强，对于学历及个人能力的要求也在提高，国家在快速发展，各个方面都在由制造向创造改变，因此需要更多专精知识的人才，本科的知识过于分散，无法满足国家许多方面转型的要求，因此也会愈发失去竞争力。”(受访者A7)。
Figure 1. Nvivo content analysis word cloud
图1. Nvivo内容分析词云图
Table 1. Results of Nvivo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partial)
表1. Nvivo词频分析结果(部分)
(二) 制度要素下日益彰显的个体
已有文献分析强调了考研行为选择包含四个主要因素，即个人因素、就业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其中，大学生想考研是受自己内心支配，迫切想提高自身身价是主要的考研原因呢，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家庭支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3] 。本文通过建立简单的模型图分析同样发现了上述四种因素，但值得指出的是，在个人因素中，个人追求和个人提升是受访者选择考研二战的主要因素，考生们出于对深造的明确追求坚持继续考研，个人的主体意识在考研二战行为中尤其明显，个人自己的梦想与感受成为考生的核心动力，“我是二战了，考不上我觉得我真的会遗憾一辈子，所以如果今年还没上我大概明年还会再考。” [30]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增加，大学生们更加注重自我完善，对自我发展进行更多思考，客观上推进了大学生价值取向个体化的发展趋向 [31] 。
这种追求和目标并不是盲目的，考生们也同时会理性地权衡专业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前景，以谋求自己坚持考研的效益最大化。在关于社会因素的讨论中，就业率并非考生主要的考虑条件，考生们不再满足于仅仅获得一份工作，而是更多关注个人兴趣和工作的具体环境。正如韦伯在行动过程中的物质–精神利益的双驱动模型所提出，人的行动由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共同驱动，作为新生代的考生不再满足于物质利益，理念利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价值观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二者共同作用驱动考生采取考研二战行为 [32] 。考生通过将自我追求与就业权衡结合在一起，依靠来自家中父母的支持的保障，才能锲而不舍追求个体的生涯历险。在学校因素上，二战考生也会更多关注到来自同伴的同辈压力，“因为不甘心，不甘心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和本来同行的小伙伴们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33] 在社会就业因素和家庭支持下，个体对自我追求和情绪情感成为了考研二战行为的重要动因，而同辈群体的压力也促进了个人更加坚定地选择二战：“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想要去更多的平台，想要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时身边同学朋友也都会选择继续读书。”(受访者A7)。
4. “自我”之名与制度风险下的行为
既有研究指出考研动机多为学术兴趣、逃避就业压力、父母支持等 [12] ，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观察同样发现了上述动机，但与首次考研群体不同的是，二战群体即使在对考研的目标院校和专业均有所动摇的情况下，仍旧会选择继续考研，许多人将其称之为一种“执念”，这与首战考研群体的心理取向有较大不同。在这种心理机制的影响下，笔者所在的调剂群中，许多考生几乎是毫不犹豫就在考研调剂结束之前便创建或加入各种考研二战群组中。在当前愈演愈烈的考研趋势下，一方面高校不断扩招的情况带来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过度教育的问题 [34] ，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价值，这些问题需要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20] 。本文以个体化视角切入，关注深陷中国个体化社会的进程与社会风险的考生们，如何以“自我”之名嵌入这个进程并在这个进程的影响下凭借个体的努力应对制度系统的风险，共同选择考研二战行为，进而推动考研热现象愈演愈烈。
(一) 个体的觉醒与传统制度的依赖
“去传统化”语出吉登斯，指的是“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 [25] 在考研二战的影响因素中，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因素成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个人追求、个人提升和个人性格成为影响个人坚持考研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家庭因素的内容分析中，家庭对受访者职业生涯更加包容，受访者提及父母期望时表示“他们对我以后工作的期望，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就只希望我自己就是开心就好”(受访者A2)，“没有，随便我”(受访者A4)，“没啥期望了，好好活着就行”(受访者A3)，可见家庭在个人的生活规划中已经不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升学意愿更多取决于自己的学术追求或者职业成就追求。但个人在去传统化的同时，也在利用着传统家庭关系的支持，许多考生二战考试依旧会依赖家里的经济支持，家庭支持成为考生坚持继续考试的重要保障，“条件还过得去，所以父母那边是全力支持我考研的”(受访者A5)。
传统的另一个面向强调文化传统。Swidler在讨论行动中的文化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工具箱，存储各种资源、策略。……当某些文化资源在特定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且更有意义时，它们就会成为人们所制定的行动策略的支柱” [35]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走向多元化 [36] ，在考研二战行动的分析有同样发现：一方面，千禧一代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是受多元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代，他们有着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他们“自主性”越来越突出，因此许多考生会采用多样化的策略行为，大胆选择跨专业考研，对工作的期望也更强调就业环境：“我周边人，他们找的工作的状况，然后我都觉得那不是我希望的理想的一个工作的条件。”(受访者A1)，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其“去传统化”的特征，当他们觉得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的时候，就会希望做出改变：“每天下班后就躺着看着天花板觉得好迷茫，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也不高(大概三四千)，觉得应该做个改变。”(受访者A5)。
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试一直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考试文化并未伴随考试制度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其主线明晰不衰 。“考试文化”的传统在此处发挥了“工具箱”的作用，学生们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习得了“考试”的策略，并在不断地升学考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性，培养了认同。这种考试文化认知形塑了“行动策略”，考试和升学作为一种文化剧目已经更多地影响了这群人的前半生，他们会更倾向于继续考试，“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你会发现，东亚怪物房，中国现在可以算是卷中之王……每个人都期望改变，那么这个途径之一就是考研。”(受访者A3)。考研成为他们突围的途径。正是在青年人不断去“传统化”的大胆突破已有约束，不断尝试找到自己满意的专业和工作的过程中，个体化的进程得以呈现更加多元化的面向，但与此同时这群初战失意的考研二战考生们同时依赖着传统的家庭支持和对应试文化的依赖，将坚持考研作为自己的行动策略，个体化又延续了既有的文化脉络，体现出了某种一以贯之的行动特征。
(二) 流动的就业与制度信号的再嵌
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充斥着不确定性，现代社会具有后现代性的特征，不确定性则代表了后现代性，不确定性就是流动性，没有固定的规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37] 。身处不确定性下的社会，人们难以依赖各种变迁速度较慢的制度作为自己生活的依据，由此产生现代社会制度性的脱嵌，人们难以被整合到各种社会整体之中。在关于就业因素方面的内容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受访者选择考研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就业难，更多在于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毕业生们不再坚守固有的岗位，而是去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和更多的就业选择以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我的选择会更多面一些，然后因为大的一些企业，他们会有更多的包容性，他们不再纠结你的这个专业是否十分的适配，这个行业，然后他们会着重培养你，然后看你全面的发展这个样子。”(受访者A1)，“原因是，我对考公考研考编的顺序安排是这样的。考研先于考公，如果要考公不如考研，考研的选择会多一点”(受访者A6)。对于二战考生而言，他们由于考试失利因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重新投入紧张的备考之中，失利的阴影和二战必须上岸的信念使他们几乎隔绝一切社交生活。他们不仅脱嵌与劳动力市场，也脱嵌于自身社会关系，时间和注意力被考试挤占，个人为了考试“悬浮”于社会。但与此同时，制度安排通过更加宏观的政策调控对考研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2017年由于将非全日制纳入统考，报考人数增长至201万人；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教育部扩招18.9万名硕士研究生，受到扩招政策信号的影响，当年报考人数高达377万人，增幅为11%。由此可见，宏观政策的变化信号仍旧对个人行为选择存在影响，制度通过客观上提供资源和机会和释放相关的信号引导着整体社会考研的氛围，“经济形势不太好，所以考研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不过我们专业也正好扩招了，所以就坚持考了。”(受访者A13)。
在教育制度之外，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根据多重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的行为愈发严重。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根据多重教育信号进行人才筛选的现象，指出教育信号具有一定“时效性”，会随着特定信号不再具有区分度而失效 [38] 。周雪光指出，一种特征成为信号必须具备区分度以及这种信号区分为高能力者所认可两个条件 [39] 。在高等教育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就业单位为了更好区分不同层次的人才，开始采用更高的硕士学历乃至博士学历作为信号，由此带来过度教育的问题 [15] 。二战考生一方面错过了校园招聘的时机，此时进入招聘市场缺少优势，甚至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临着激烈的学历竞争市场，尤其在一线城市，“本专业同学因为本专业就业难，加之北京本科生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基本全都考研了”(受访者A2)，因此不得不再次投入研究生考试之中，以求上岸。
(三) “自我”的追求与从众考研的选择
社会个体化进程推动个人更加倡导选择、自由和个性，但于此同时个人却并不必然会变得与众不同。“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构建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根据某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 [23] 在访谈中，受访者不断强调考研是为了“自己”，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和生活，“做自己想要的，在工作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就感”(受访者A3)，“读完研出来至少能找一份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工作，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学想学的东西。”(受访者A5)。在对“自我”的强调中，个体的主体性被突显出来，坚持考研的行为成为当代个体为了追求更好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个体企图以考研实现自己更加不同的生活，正如受访者YW提到“工作就是稳定下来吗，但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做，就是一眼望到头的这种工作，所以我就想着再考一下，然后突破一下自己，或许会有别的选择呢。”(受访者11)。当个体期望通过考研这种行为突破自己争取别的选择，追求自己的活法，却不得不面对考研人数日益增加，增长比例远超过扩招比例的困境，“考的考研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好像录取的人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录取的人好像没怎么变多吧。”(受访者11)，“目前(研究生)价值大，也肯定会贬值，因为每年都在扩招。”(受访者A12)。
在这种强调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往届生同时受到行动微观情境的影响，尤其是同辈群体的影响。同辈群体是由具有相似的年龄、身份或兴趣个人组成的群体，因而同辈群体的成员容易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和价值认同 [40] 。同时，由于相似的年龄、身份和兴趣，因此同辈群体之间容易产生相互比较的行为，从而形成同辈压力，尤其是在同学和朋友之间，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同辈压力可以对个人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 [41] 。通过对考研二战考生的访谈可知，受访者身边均存在不少考研同学，与此同时，二战考生常常通过加入考研二战的社群，以形成行为的认同感和社会支持，但也会导致考生在决定是否继续考研时常常受到其他考生及已通过研究生考试同学的影响，产生不甘人后的情绪，再次投身考研备考的队伍之中。受访者A11提及，因为家里人同辈基本都读研读博或者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给她带来了压力，所以她决定坚持考研，考到自己不想考为止，而受访者A7和A12均提到，考研“备考方式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和同学一起备考。”(受访者A7)，“我考研的时候没有报培训机构，我是自己跟几个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小的公寓，三个人在一起住，然后每天就点外卖，自己看书，自己学习。”(受访者A12)。
由此可见，考生希望通过考研扩宽专业、就业的选择面，强调决策过程中的“自我”，又因为同辈群体的表现受到同辈压力的影响，从而在考研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二战考研行动成为了考生群体的共同选择，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活法的考研二战行动最终得到的反倒是“考研热”的现象。
(四) 个体的努力与制度系统的风险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逐渐从传统的不流动的土地中脱离出来，加之市场体制对“个人”的强调和国家“个人身份证”的发行，个人成为自己的独立的主体，正如贝克所言：“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必须清楚自己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命历程、劳动技能、价值取向、伴侣关系的规划室，否则他将永远处于不利。” [20] 在访谈中，受访者会强调为自己负责的人生态度，突出只有努力才能成功上岸，将考研作为“一种对抗焦虑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途径。”(受访者A8)。这种焦虑并非一种独特的个人感受，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以来，国内经济几经冲击，各行各业均受到了严重打击，由此带来了极大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导致许多国外高校为削减开支大规模调整院系，不少院系直接停招学生甚至被合并，因此出国留学通道受阻，大批预备留学的同学不得不转向国内升学考试，“用考研缓解就业压力，社会上的就业岗位还是缺。”(受访者A4)。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突发疫情带来的社会停摆，许多人即使出去就业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个体不得不回到考研的选择上，再奋斗一年努力考上研究生，以此躲避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和获取更加稳定学历价值，“我觉得贬值是社会的现象，跟个人没有关系，即使贬值了也要读，那没有办法，难道因为钱不值钱了就不要钱吗？那是不可能的。”(受访者A2)。许多人不得不继续努力考研甚至考博继续进修，以保证在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系统和制度层面没有或者无法为人们提供一种保障时，个体就需要依赖自己的努力奋斗应对种种风险和问题。因此，考生们会倾向于选择考研二战来增加自己的选择和竞争力，即使面对着学历贬值的可能依旧坚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与近年来考公热和考编热相互呼应。
5. 结论与讨论
在愈演愈烈的“考研热”现象背后，是庞大的报考人数和较低的录取率，落榜的考生们选择继续二战甚至二战的行为也让考研越来越“卷”。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考研二战既是制度与社会压力双重压力下的风险规避，也是制度要素下日益彰显的个体追求，个人的理念追求、就业期望和执念情感成为二战考生的重要驱动力。在去传统化的现代社会下，父母对子女的未来规划更加包容，在考生一战失意后，家庭支持是他们坚持二战的重要支撑和保障。高校扩招政策和同辈群体的考研压力也迫使考生再次投入考试之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情境给予了往届生继续二战考研的激励。
借助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可以发现考研二战行为既是去传统化背景下个人脱离了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后一种个人自主的选择，也是个人对传统教育向上流通机制和主干家庭群体资源的利用，多元文化冲击下带来了青年丰富多元的文化选择，同时由于对应试文化的习得和内化，坚持考研成为往届生的一种更加依赖的行动策略，个体化的去传统化的过程中又延续了既有的文化脉络，文化传统被作为策略再利用，因此往届生们选择坚持考研。
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制度性的脱嵌成为获得自由的条件，往届生们正是在制度性的脱嵌上得以“个体”的身份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和选择上表现出更多自由，追求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就业体验，但当他们在试图彰显自己的“个体”身份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受到宏观政策信号机制和劳动力市场信号筛选机制的影响，再入嵌到制度之中。这个入嵌的过程使得原本追求自己活法的考研行为变成一种共同的行为选择，由此带来的同辈压力使个人不仅更可能选择考研，也更倾向于坚持二战直到成功上岸。考研成了追求自我的一种渠道，但却引发了考研从众的现象。日益增长的流动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系统风险，个人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只能通过坚持考研提升教育水平以面对这种在庞大组织影响下产生的系统风险。在上述多种因素作用下，以个体化的名义让往届生追求“自我”，屡败屡战的二战考研行为成为一种“合理”选择，考研行动完成了自身的再生产过程，“考研热”的情况日益加剧。
由于现代性承诺下的流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结构的转型会要求更高能力和专家型人才，这种偏好会促使人们去提高必要的社会地位来应对多样性和流动性 [20] ，这种偏好带来的结果就是考研人数的不断增加，考研越来越卷。
总而言之，面对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考研热现象，暂且争议，回到考生本身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面。借由个体化理论视角，本文发现正是中国个体化高歌前进的进程推动大学生“自我”意识觉醒，成为考生自身的考研“执念”。在“自我之名”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仍旧是“未竟的事业”，个体仍然依赖于传统家庭的支撑和保障，也难以逃脱劳动力市场和高校扩招政策信号的影响，个人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更倾向于通过坚持考研提升教育水平以面对系统风险，应试文化使得坚持考研成为考生偏好的行动策略。因此，解决争议本身或许更需要的是深化中国个体化进程，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和生活保障，让“自我”本身不再成为独立应对系统风险的影响的途径，为文凭社会和教育本身去魅，推动学生个体更加完善多元地发展，或许考研热现象才能有所缓解，个体方能在其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而非徒有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