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同等社会条件下,企业如何使自己得到更快的发展,这取决于管理者的能力,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能够及时发现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征,并对自身的管理方式以及企业的经营方式做出及时调整,实现企业的高速发展,因此每个企业都想要得到和留住优秀的管理者。特别地,在现有股份制企业中,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代理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联系,既有利于调动高管的积极性,也能避免企业的代理问题,既增加对代理人的激励也加强了约束。因此,CEO的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作用。
现有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外部因素驱动提升企业绩效,例如国际化程度 [1] 、政府补贴 [2] 、产业政策 [3] 、外部融资约束 [4] 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特征会影响企业绩效,如高管连任 [5] 、公司治理 [6] 、管理层权利 [7] 、研发投入 [8] 、高管激励 [9] 等。但随着高管薪酬等信息在公司年报中逐渐披露显现,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现有对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十分丰富,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蒋泽芳和陈祖英 [10] 研究表明企业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成正相关的关系,同时在通过产权性质分组后此结论依然得到验证。刘绍娓和万大艳 [11] 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盛明泉和车鑫 [12] 选取我国2008~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最优契约在我国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Jensen and Meckling [13] 发现高管薪酬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
然而,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具有相关性,魏刚 [14]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不显著,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瑞龙和刘江 [15] 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激励状况,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不存在相关关系。目前,学术界对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十分丰富,但是研究结果却大不相同,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多,如数据来源不同、时间选取不同、统计方法不同、指标选取不同等。而本文认为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管理者在企业工作并不是毫无贪念,而是想要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也希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果说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的推动机,则薪酬激励就是推动机的助燃剂 [16] ,CEO作为高管的代表以及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者,对于组织经营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为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将CEO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相联系。但是人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人”,而是“社会人”,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单纯的物质激励并不能满足其需求,还需要满足其精神需求,因此当CEO的经济需求得到满足后,往往会更多的关注精神需求,此时单纯的物质激励并不能对CEO产生影响,相对应的对于企业经营与组织绩效不会产生有利的帮助,那么CEO薪酬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上市公司CEO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一定范围内对CEO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随着经济需求的满足,非经济目标不断显现,对CEO的薪酬激励能够抑制企业绩效。本文研究丰富了现有对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研究框架,同时对于企业激励员工提供了相关参考。
2. 研究假设
CEO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
一方面,契约约束会促使CEO薪酬激励能够改善企业绩效。股东委托经理人管理企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但股东与经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带来代理成本。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带来的代理成本,股东会与CEO签订契约,降低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在契约约束下,高管的报酬将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联系。因而公司高管势必会通过努力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来提高自己的报酬。Jensen and Meckling [13] 研究表明CEO的薪酬既能够约束高管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同时,这能使得管理绩效提高,从而带来股东财富的预期增加。因此,CEO的薪酬与公司绩效挂钩能够减少代理成本,既加强了对代理人的约束也增加了激励,在这种情况下,CEO薪酬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丰富的组织诱因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当企业给CEO提供丰富的诱因,例如竞争性的薪酬,CEO在接受组织投资后,会付出相应的努力对组织的期望作出回报,这些诱因会使得CEO的工作积极性瞬间提升,工作敬业度增强 [17] 。企业为了实现经济目标,往往会给予CEO更高的投入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为了回报企业的高收入,CEO会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提升企业绩效的决策,CEO会因丰富的组织诱因(高报酬)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然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低层次的需求为生存安全需要,高层次为需求为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CEO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即物质需求,会寻求更高层次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如写书,参加公益活动,努力赢得奖项,较高的声誉等。然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CEO面临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其能接收和理解的范畴,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 [18] ,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决策结果最终取决于个体对注意力的配置方向 [19] 。CEO需要在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CEO会选择性的将注意力配置在企业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随着CEO的薪酬不断增加,非经济目标成为CEO的主要动机,则势必将更多的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的非经济目标,进而对经济目标产生挤出效应,此时CEO的薪酬激励会弱化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EO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
3. 样本设计
3.1. 样本和数据
本文采用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所有A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通过excel进行数据的搜集和预处理,在实证分析阶段采用Stata12进行数据实验。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对样本数据做以下处理:1) 剔除券商类、银行类、保险类等金融股数据;2) 剔除ST、*ST类等亏损公司样本;3) 剔除样本数据缺失值。最后,为了保证数据的平滑性和准确性,本文连续型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
3.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ROA)。往国外研究多采用反映市场业绩的托宾Q值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 [20] ,国内研究多采用ROA、ROE等企业会计业绩水平指标衡量公司业绩 [21] ,本文借鉴蒋泽芳和陈祖英 [10] 的研究,选用ROA反映公司业绩水平,ROA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的绩效状况越好。
2) 解释变量:CEO薪酬(Salary)。由于学者们对于薪酬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代理变量的选择也存在差异性。薪酬包括显性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由于我国高管薪酬的隐性薪酬数据不易取得,本文借鉴郑娇娇 [22] 的研究,采用CEO公司领取的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外在薪酬总额来衡量CEO薪酬。
3)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本文设置以下控制变量:① 企业年龄(Firmage):公司成立至今时间的自然对数;② 员工人数(Staff):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③ 两职合一(Duality):若CEO同时兼任了董事长,设定为1,否则为0;④ 董事会人数(Boardnum);⑤ 独立董事占比(Inboardr):定义为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人数之比;⑥ 高管人数(Tmtnum);⑦ CEO任期(Tenure):定义为所研究的年份与CEO任职年份差值;⑧ 董事会成员持股数量(Boardnum);⑨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hi);⑩ 资产负债率(Assetlr):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⑪ 民营涉入程度(Private):定义为民营控股占比。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在正式回归之前,本文对主要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见表1和表2)。表2结果表明,CEO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分析CEO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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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CEO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本文设定了以下待检验模型:
(1)
(1)式中的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绩效
为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的CEO薪酬;
为控制变量;
为残差项。
用来分析CEO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4.2. 基本模型检验
表3列示了CEO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中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3中包括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结果显示CEO薪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CEO薪酬的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显著系数显著为负(beta = −0.071, p < 0.01)说明CEO薪酬与企业绩效存在先增后减的关系,即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假设得到支持。
注:*p< 0.1,**p< 0.05,***p<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模型中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与行业虚拟变量,因篇幅限制未列示。
4.3. 稳健性检验
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实证分析中采用ROA作为企业绩效的度量指标,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排除变量选取的偏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上述因变量指标进行替换,借鉴常健 [23] 的研究,选取市场价值指标每股收益(EPS)来衡量企业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详见表4)。结果表明,替换因变量后的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CEO薪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CEO薪酬的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显著系数显著为负(beta = −0.670, p < 0.01),即CEO薪酬的确能够激励其作出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决策,但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精神需求逐渐占主导地位,相应地企业绩效也会削弱。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of replacement 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表4. 替换因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注:*p< 0.1,**p< 0.05,***p<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模型中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与行业虚拟变量,因篇幅限制未列示。
5. 结论与启示
CEO作为企业重要决策者,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多数企业选择通过薪酬激励减少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针对薪酬激励效率问题的探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有关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得出以下结论:CEO薪酬与企业绩效存在先增后减的关系,即存在倒“U”型关系。即管理者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经济报酬,随着CEO获得报酬越来越多,奖酬激励效应会使得企业绩效的提升效应也越强,但人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人”,随着CEO的经济目标逐渐得到满足,CEO会更倾向于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进而弱化企业的经济效应。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很多学者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CEO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不仅丰富了现有企业绩效的前因研究,同时拓展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同时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高管薪酬的高低的确能够激励高管努力提高企业绩效,股东可以通过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来提升企业绩效,但并不能一味地通过薪酬来激励CEO,同时也应加强对CEO工作的监督,有效避免企业绩效的下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