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内,数字人民币支付成为金融服务的一大亮点,覆盖了冬奥全场景40余万个,数字人民币正逐渐向我们走来。传统的商业银行存款创造机制一直持续至今,如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了能更加方便人民的生活,数字人民币终于崭露头角。数字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新的形态,与传统人民币存在差异,其定位于央行直接控制的基础货币,利用起来也会更加方便和快捷 [1] 。数字人民币定位于基础货币,是由央行直接控制的,数字人民币是通过与商业银行的存款进行一比一兑换的,所以对于传统的现金与存款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2] 。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必将对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从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影响中介目标,随着数字人民币的逐渐发行,越来越多的纸币、银行存款逐渐转化为央行直接控制的数字货币,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公众资金逐渐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字人民币的逐渐推广就会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机制产生一定的冲击。
2. 货币乘数创造机制概述
社会中的货币分为M0、M1和M2三类,M0是流通中的现金,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存款共同构成基础货币B,而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主要是由商业银行利用基础货币B通过进行放贷等业务进行数次的存款和贷款活动从而产生的 [3] 。商业银行利用基础货币B创造出超过自身好几倍的派生存款,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被称为货币创造乘数 。货币乘数是在基础货币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代表了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货币的能力,其大小决定了货币供给扩张能力的大小,包括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两大类:
狭义货币乘数:
广义货币乘数:
其中,c是现金漏损率,是流通中现金(C)与活期存款(D)的比值;t表示定活比,是定期存款(T)与活期存款(D)的比值;r表示法定准备金率;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能力主要受到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
3. 数字人民币对货币存款创造机制的影响
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基础货币 [4] 。发行数字人民币会对存款创造机制中的基础货币(B)的组成结构及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还会对现金漏损率(c)、定活比(t)、法定准备金率(r)和超额准备金率(e)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货币乘数。由于居民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分为采取现金存入银行兑换、现金通过ATM直接兑换、活期存款兑换、定期存款兑换四种,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又是由居民开立哪种数字钱包来影响的,因此通过“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种类–兑换数字人民币方式–影响存款派生”的传导机制来分析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会对存款创造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测算。
3.1. 发行数字人民币对存款创造的理论分析
3.1.1. 发行数字人民币前后存款创造机制对比
发行数字人民币前后基础货币及货币乘数变化情况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 currency and currency multiplier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ance of e-CNY
表1. 数字人民币发行前后基础货币及货币乘数情况对比
发行数字人民币前,
货币乘数
为:
货币乘数
为:
发行数字人民币后,货币乘数
为:
货币乘数
为:
其中,c表示现金漏损率,即流通中现金(C)与活期存款(D)的比值,
表示法定数字货币CBDC提现率,即流通中法定数字货币(DC)与活期存款(D)的比值;t表示定活比,即定期存款(T)与活期存款(D)的比值;r表示法定准备金率;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
3.1.2. 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
当前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总共分为四类 [5] ,其中一类、二类和三类数字人民币钱包需要核验身份,一类和二类数字人民币钱包支持绑定银行账户实现互转,三类和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不支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不同特性会影响居民选择以何种方式兑换数字人民币,继而对商业银行存款创造机制产生影响,见表2。

Table 2. Four kinds of e-CNY wallets
表2. 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
3.2. 基础货币的变化分析
假设四类钱包的占比分别为X1、X2、X3、X4,经过上述分析得知通过将现金存入银行再兑换为数字人民币的方式使得基础货币的结构和数量均发生改变,假设兑换的数字人民币总量为W,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5%,那么基础货币总量减少0.75 W。
因此,四类钱包在不同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形式下使得基础货币(B)发生变化,见表3:

Table 3. Influence of FOUR TYPES OF e-CNY wallets on the total base currency
表3. 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对基础货币总量影响情况
3.3. 货币乘数中各参数的变化分析
3.3.1. 法定准备金率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在短期内对法定准备金率的影响不大,但是随着数字人民币发行量的逐渐增加则会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下降后保持稳定水平。
第一,四类和三类钱包不会影响法定准备金率。因为这两类钱包的额度具有很大的限制,且实行的是非实名制,其作用就是类似于一个钱包,主要是对流通中的实物货币产生影响,对客户的个人银行账户存款总额不会产生影响 [6] 。因此,这两类类钱包对法定准备金率无影响。
第二,二类钱包下法定准备金率会降低。二类钱包的安全性更高,要求的实名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并且二类钱包是支持个人数字钱包内数字人民币与绑定账户内存款的一个互转。因此,更多的客户会因为存在避险心理而将银行账户中的存款转入二类钱包中用于平时的消费。通过上述心理,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减少,出于法定准备金率本来就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商业银行的存款在不断的减少,央行就会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以维持商业银行的持续发展。
第三,一类钱包下法定准备金率也会下降。一类钱包对应的是商业银行的一类账户,虽然一类账户和一类钱包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差无几的,但是一类钱包采用的是无卡化,而一类账户则必须是卡片或者存折的形式。因此,在一类钱包和一类账户功能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客户会选择更加方便的一类钱包来代替一类账户,从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减少转为央行直接控制的基础货币,为了维持商业银行的发展,央行就会降低法定准备金率。
综上,通过以上对四类钱包和法定准备金率历年来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定准备金率的波动范围是6%~21%,在最初阶段的法定准备金率是处于10%左右波动,后来又经历20%左右的变化,最后又一直到现在的11%左右。目前基于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是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其并不会计算利息,所以数字人民币影响的主要是现金,当前对银行已有存款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因此法定准备金率目前阶段应该还是维持在11%左右,在将来则可能会降低后保持稳定。
3.3.2. 超额准备金率
在数字人民币发行初期,超额准备金率不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后期可能会下降并趋于稳定 [7] 。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上缴给央行的超出其法定准备金的那部分金额,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兴起,超额准备金率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变化。第一,在前期数字人民币仅仅是替代流通现金更多的情况下超额准备金率大概率会保持不变。在替代现金的过程中银行的存款不会受到影响,银行的存款创造能力自然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能力没有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央行不会提高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也不会自发的增加超额准备金的缴纳 [8] 。第二,随着数字人民币的逐步推广,对商业银行存款的替代会逐步显现出来,央行会下调法定准备金率,从而导致超额准备金率也下降,商业银行在存款创造能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不会自发的多缴纳超额准备金。
3.3.3. 现金漏损率及定活比
1) 活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
活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货币乘数变小了 [9] 。例如,由活期存款(100)转换为数字人民币,那么现金(C)的数量不会受到影响,数字人民币(DC)增加,M0增加,活期存款(D)相应减少100,定期存款(T)不变,货币乘数各参数变化如下:
a) 现金漏损率(c)由
变化为
。
b) 定活比(t)由于
变化为
。
c) 上述分析已知法定准备金率(r)和超额准备金率(e)前期暂时维持不变。
狭义货币乘数由
变为
,狭义货币乘数变小了。
广义货币乘数由
变为
,广义货币乘数变小了。
2) 定期存款兑换为数字人民币
通过将定期存款兑换为数字人民币,狭义货币乘数变大,广义货币乘数变小。例如,通过将定期存款(T) 100兑换为数字人民币,那么定期存款减少00,变为T-100,数字人民币(DC)增加为100,流通中的现金M0增加100,活期存款(D)不变。
a) 现金漏损率(c)由
变为
。
b) 定活比(t)由
变为
。
c) 假设法定准备金率(r)和超额准备金率(e)不变。
狭义货币乘数由
变为了
,狭义货币乘数变大了。
广义货币乘数由
变为了
,广义货币乘数变小了。
3) 现金通过存入银行再兑换数字人民币
由现金存入银行再兑换数字人民币,货币乘数未发生改变。例如,由现金(100)存入银行,再兑换数字人民币,那么现金(C)减少,变为C − 100,数字人民币(DC)变为100,活期存款(D)先增加100,变为D + 100,再兑换为数字人民币,减少100,最后仍为D,定期存款(T)未发生变化。
a) 现金漏损率由
变为
,现金漏损率未发生变化。
b) 定活比(t)未发生变化,为
。
c) 假设法定准备金率(r)和超额准备金率(e)不变。
狭义货币乘数未发生改变,广义货币乘数也未发生改变。
4) 现金通过ATM机直接兑换数字人民币
现金直接通过ATM机兑换为数字人民币,货币乘数未发生改变。例如,通过ATM机将现金(100)直接兑换为数字人民币,那么现金(C)减少100,数字人民币(DC)增加100,M0不发生变化,活期存款(D)不变,定期存款(T)也未发生变化,因此,同由现金存入银行再兑换数字人民币,货币乘数未发生变化。
3.3.4. 四个参数变化汇总
综上所述,在居民选择不同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下,货币乘数各参数变化见表4:

Table 4. Changes of currency multiplier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exchange methods
表4. 不同兑换方式下货币乘数参数变化情况
4. 数字人民币对货币存款创造机制的综合影响
假设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总量为W,数字人民币一至四类钱包的开立占比分别为X1、X2、X3、X4。
4.1. 由活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
通过活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下,居民可以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将活期存款转入数字人民币钱包中,因此1~4类数字人民币钱包都会在该种方式下对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产生影响。
狭义货币乘数下,存款派生情况:
广义货币乘数下,存款派生情况:
因此,一类、二类钱包对存款派生的影响如下:
1) 一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2) 二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3) 三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4) 四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4.2. 定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
通过定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下,居民不能通过手机银行将定期存款转为数字人民币,只能去银行提交申请再将账户中的定期存款转为数字人民币,只有1~2类数字人民币钱包才可与账户关联。因此1~2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会在该种方式下对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产生影响。
狭义货币乘数下,存款派生情况:
广义货币乘数下,存款派生情况:
因此,一类、二类钱包对存款派生的影响如下:
1) 一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2) 二类钱包:
狭义货币乘数下:
广义货币乘数下:
4.3. 现金存入银行再兑换数字人民币
开立四类数字钱包都可以通过将现金存入银行兑换数字人民币,但是,通过现金存入银行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只是改变了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使得一部分数字人民币等额替代流通中的纸币,并未对基础货币的数量产生影响,因为数字人民币也是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M0,因此也并未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故四类钱包再通过现金存入银行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情况下都未对存款派生产生影响。
4.4. 现金通过ATM机直接兑换数字人民币
采取将现金通过ATM机直接兑换为数字人民币的居民可以开立三、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三、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不能与银行账户互转,其性质定位比较适合日常的现金存入使用,因此通过ATM机直接利用现金兑换数字人民币并未对基础货币的数量产生影响,也未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故三、四类钱包在通过ATM机兑换数字人民币时并未对存款创造产生影响。
5. 研究结论
当前数字人民币是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钞和硬币的,即M0,其不计息,那么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初期,其使用率并不会很高,对传统人民币的替代也是缓慢的。当前,兑换数字人民币的方式总共有通过现金、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三大类,而综合居民的因素考虑居民选择不同的兑换方式意味着其会选择开立哪种数字人民币钱包,从而通过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各参数对商业银行存款派生产生不同的影响 [10] 。第一,选择活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居民可以开立一至四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不会改变基础货币数量,使得狭义和广义乘数都降低,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能力;第二,选择定期存款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居民会开立第一和第二类数字人民币钱包,也不会改变基础货币的数量,使得狭义货币乘数上升,广义货币乘数下降,从而在狭义货币乘数下扩大商业银行存款派生能力,在广义货币乘数下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能力;第三,选择现金兑换数字人民币的居民可以选择开立一至四类钱包,但是通过现金兑换数字人民币并未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产生影响,故也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派生能力。
综上,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能力产生的影响不大,在未来的进一步推行过程中才会逐渐提高对传统商业银行存款创造的影响力,关于发行数字人民币具体如何影响商业银行存款派生能力在现阶段还缺乏相应的数据,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6. 政策建议
6.1.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行机制,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实践
当前的数字人民币是围绕着“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信用创造体系 [11] ,但是在具体的发行机制方面还有待完善,才能稳步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实践加大对数字人民币的宣传推广。自数字人民币发行以来,在多个城市展开了试点工作,比特币等私人加密货币也一直处于舆论热点,但是大部分普通民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概念及区块链、去中心化等技术名词并不了解,也不了解数字人民币与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方式之间的差异,不便于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实行 [12] 。因此,央行有必要联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他营业场所等以合法、有效的渠道和方式向民众宣传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性、安全性、引导居民在日常支付中多多尝试使用数字人民币 [6] 。
6.2. 设计合理金融法律体系,加强数字人民币监管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还处于试点阶段,并不成熟,需要注意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 [13] 。因为数字人民币自身的特点和缺陷,传统货币的监管体系以及管理办法就不太适用于数字人民币,这也就导致了在数字人民币推行过程中会诱发很多新型犯罪。因此,将数字人民币纳入监管体系,结合传统的货币监管框架设计合理的、与其特性相匹配的金融法律监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6.3. 构建人民币协调机制,营造和谐发展氛围
为了和数字经济发展接轨,央行部署数字人民币是必然的举措,但是数字人民币的定位必然会对商业银行存款派生产生冲击。当前的数字人民币定位是流通中的货币,不计息,所以当前对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的存款派生冲击不大,但是数字人民币一旦付息就会对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构成产生巨大影响,也会使得商业银行的存款大量转化为数字人民币,从而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进而衍生出系统性金融风险 [14] 。因此,需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做好对数字人民币的管理,构建数字人民币和传统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
6.4. 积极推进跨境清算交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下,支付框架中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央行提供清算服务,因此经济主体为实现跨境贸易往往需要进行多种货币兑换,还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开立不同的银行账户来实现交易,交易成本较高。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手段,扩大数字人民币自国际市场中的使用范围,需要提升境外经济主体对人民币的认可,还需要探索可以进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的平台 [15] 。当前我国已经与多家境外央行建立了合作机制,但整体来看,相关机制仍处于研究阶段,还尚未形成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参与跨境清算交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基金项目
重庆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zlcx20232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