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典雅爱情的两性参与过程及其影响初探
Discussion on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Gender Participation in Medieval Courtly Love
摘要: 中世纪盛期以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越发重视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更因为基督教圣母崇拜等宗教意识的广泛传播、新型诗歌类型的出现以及精英阶层女性相对地位改变等因素,一种以女性为主导的爱情观念——典雅爱情在精英阶级中逐渐流传开来,使之逐渐成为近代以来男性绅士自我约束的根源、女性对于爱情的浪漫幻想。究其根本,典雅爱情的产生是中世纪贵族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一种无声反抗,同时也是精英男性抱有一定目的的妥协,两性的共同认可使得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局面。但作为一种贵族阶级的消遣娱乐,典雅爱情始终无法摆脱其突破道德的消极性以及所展示的阶级差距,因此,我们要以一种二元批判的眼光看待中世纪典雅爱情。
Abstract: Since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m and rationalism has made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values and human emotions. Moreover, due to the wide spread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such as Christian Madonna worship,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poetry and the change in the relativ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lite class, a female-dominated concept of love—courtly love has gradually spread among the elite clas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source of self-restraint of male gentlemen and the romantic fantasy of women for love in modern times. Fundamentally, the emergence of courtly love is a silent resistance of aristocratic women to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t is also a compromise of elite men with a certain purpose. The common recognition of both sexes makes the society form a relatively stable situation. However, as a kind of aristocratic class entertainment, courtly love has always been unable to get rid of its negative morality and the class gap shown, so we should treat the medieval courtly love with a dualistic critical vision.
文章引用:李佩涵. 中世纪典雅爱情的两性参与过程及其影响初探[J]. 交叉科学快报, 2024, 8(3): 248-252.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3030

1. 典雅爱情的诞生背景

1.1. 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社会影响

12世纪拉丁西方的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经典著作以及阿拉伯科学与哲学思想传入拉丁西方,经过思想的大辩论,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主导拉丁西方思想与信仰的重要因素。索森(R. W. Southern)曾对中世纪人文主义做出三重解释,第一重便是强调“人类本性的高贵”([1], p. 1)。中世纪,人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由此而引发的对人的一系列行为的认可和追捧也变得十分普遍,包括索森所说的从“上帝与人的友情”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模式引申到对现实的人之间的友谊与爱情(两种最高贵、最核心的情感)等情感的强调([1], p. 2),这两类特殊的情感更是成为物质生活条件富足的贵族阶级的社会理想,爱情更是成为富裕生活的点缀。

1.2. 圣母崇拜的宗教影响

这一时期,基督教信仰下的圣母崇拜作为一种超越性别意识的宗教潮流,使得女性形象前所未有地突出,对于传统的女性观产生极大冲击。正如格斯特曼(Elina Gertsman)在对the Shrine Madonna神龛进行形象解析时曾认为圣母作为中心成为“神性承载者”[2],并且这一说法曾在中世纪引起神学家们的激烈讨论以至于在教皇禁令发布前几乎要颠覆以往神学家们对于基督神性的结论。从12世纪开始,出现了将圣母称呼为“我们的女主人”(Notre Dame)的思潮[3]。伴随着圣母崇拜的宗教狂热,以基督教为信仰的骑士阶级尤受其影响,在骑士精神和宗教思想的双重推动下,宫廷之爱的重心逐渐转向以女性为主导的以贵族已婚女性意愿为根本准则的骑士之爱。低阶骑士对于已婚贵妇人展开热烈追求,择一女主人对其尽忠示爱,称呼其为“我的主人”(My Lord,奥克语为Midons) [4],一反传统的行为粗鄙形象,典雅爱情的特征由此展现。

1.3. 心态的改变:不平等的现实条件下对平等的追求

中世纪的现实环境是:阶级的对立、性别的对立、宗教的冲突、新旧思想的相互影响等一系列促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的交杂,由此可见“平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吟游诗人的抒情诗首先展示了一种对美好的平等的爱的憧憬。贵族女性也努力在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例如,阿基坦的埃莱亚诺和女儿玛丽一起创办了“爱的法庭”,并确定了典雅爱情的31条原则。骑士阶级也为了提升自我而向阶级跨度巨大的贵妇人们展现追求,既为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又验证了中世纪上层社会流行的观点:爱情是一种思想道德力量,能使人变得高贵[5]。由此可见,在不平等的现实条件下,无论处于何种目的,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人对于追求平等的意愿是相同的,典雅爱情作为一种舒缓手段在中世纪诞生是十分合理的。

2. 典雅爱情中两性的配合参与

受追求的贵妇人、追求者的骑士以及作为合法丈夫的贵族男主人,作为典雅爱情顺利展开的三方参与者,三者两性的妥协、配合、合作,被动与主动的切换,使得典雅爱情能够顺利在中世纪产生甚至风行,以致在后世依旧存在深远影响。

2.1. 贵族妇女由被动转为主动

男权社会下,中世纪的妇女同样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即便是贵族妇女,其一生也处于男性权力者的掌控之下。“贵族夫人可以继承封地,但随后会传给丈夫。她自己很少被认为是领主或封臣,而且几乎从未被允许以未婚女子的身份管理她的庄园”([6], p. 1),正因如此,拥有继承权的贵族女性的婚姻均为以家族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联姻。即便是圣女——马基亚特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Markyate)也为宗教生活在婚姻中做了长久的抵抗。但中世纪的贵族女性已经产生了反抗意识的萌芽,即便这种意愿无法达到真正的实现,但也确实使传统的婚姻生活产生一些改变。首先,拥有财产的中世纪贵族夫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依据教会法和一些地方法律,“妇女对自己的嫁妆拥有终身权益”([6], p. 2),同时在婚配时有权分得丈夫的部分财产,甚至可以拥有“寡妇产”。在丈夫外出作战,女主人也有权代行管理封地、监管家仆、制定开销、参加法律诉讼等职责[7]。其次,贵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在子女教育、家庭日常事务管理、接待客人等问题上,贵族女主人掌握主动权。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教会婚姻法规定的,即符合大环境下基督教的主张,从而使得中世纪贵族妇女有底气去对抗传统女性观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上对女性的压迫,在宗教世界也能赢得一定的尊重。基于此,在典雅爱情成为宫廷之爱的风尚时,在贵族妇女受到外人的追求时,贵族妇女虽然无法摆脱失去自主权的贵族式联姻,但能够变婚姻生活中的被动为婚姻生活外的主动,轻而易举成为婚外情的主导者,既释放了婚姻生活的压力、满足自身需求,又在表面维持着婚姻生活的正常运行。

2.2. 男性骑士的主动追求

从外部因素看,12世纪后期,西欧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都已臣服或依附于基督教会,西欧基本处于一种和平稳定的时期,典雅爱情发源地法国南部更是如此。从11世纪开始,政治就相当和平、稳定,没有再遭到大规模外族人侵,国内也没发生大规模的动荡[8]。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骑士通过建功立业获取社会地位的机会大大减少,故而骑士阶级需要寻找另外一条“和平”晋升、追求荣誉的道路。同时在圣母崇拜的宗教意识影响下,高贵的女性形象投射到世俗世界中就成为了贵族女主人形象,婚外情行为理所应当地被曲解为信仰下的效忠行为,反而成为信仰虔诚的证明,所以基督教骑士选择一位贵族女主人“效忠”也就不奇怪了。从骑士阶级自身的内部因素看,这种追求行为又是骑士征服行动的另类表现,而贵族女主人就是骑士的“征服对象”。阶级差距的现实使得骑士阶级对于贵族妇女产生一种“可望也要可求”的征服欲,正是这种地位和追求地位的不平等成为典雅爱情展开的源源不断的动力[9]。与此同时,骑士也开始接受“爱情教育”。骑士在侍童时期要开始接受贵妇人的训诫,了解女性的生活习惯,以便未来制定挑选意中人的标准。侍童因常伴贵妇左右,容易对女主人或与之相似的成熟贵妇产生一种尊重、依赖、信任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也会包含着一种对理想中异性的爱慕[10]。征服与顺从,两种看似矛盾的情感,实则形成了中世纪独特的骑士之爱。

2.3. 贵族男主人被动的妥协放任

虽然不是典雅爱情的主角,但贵族男主人的存在无法忽视,只有在贵族男主人的妥协、默认下,典雅爱情的开展才能顺利进行。贵族男主人对于妻子的这种婚姻越轨行为有一定容忍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利益和情感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典雅爱情并没有对贵族既得利益造成影响。当中世纪封建主在外作战或处理相关事宜时,他只能暂时放弃对封地庄园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家族的管理会交到女主人手上,对贵族女主人的信任以及一定程度地放权使得在外的男主人没有后顾之忧,女主人与其说是他的妻子,不如说是他的“合伙人”。另一方面,中世纪贵族婚姻多是情感与婚姻相分离的形式。贵族男性也多会拥有婚外情人,但是作为基督教信仰者,在形式上只能遵循教会婚姻法要求的一夫一妻制,同时也是为了使利益巨大的政治婚姻能够顺利维持。并且在当时的宫廷之中典雅爱情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妻子的婚姻越轨行为并不会使丈夫“蒙羞”。因此,贵族男主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式的妥协态度反而对典雅爱情的风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 典雅爱情的结果影响

典雅爱情诞生于中世纪,以其独特的社会特征在中世纪上层贵族间产生暴风般的影响,它既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又为贵族家庭带来短暂的平稳,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中世纪始终平稳发展着。但典雅爱情终究只是上层社会的玩乐,对于占大多数群众基础的下层群众来说,在物质生活基础满足前,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典雅爱情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时代,更重要的是其影响的延续性、双重性。

3.1. 典雅爱情之益

中世纪典雅爱情的风行使得传统的女性观得到改变,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受到了保护,典雅爱情的诞生满足了女性对于爱情的幻想,使得中世纪贵族妇女在阴郁古板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欢愉。作为一种在禁欲的基督教生活下产生的异类,典雅爱情成为一种解放性的情感,充斥着现世享乐主义,也为后续时代开放的风气开了先河。典雅爱情是一种教育模式,使得部分男性学会以一种平等甚至低下的态度对待女性,它的诫命是:“压抑粗俗,容忍挫折,开朗愉快,你就会被接受。”[11]由此,典雅爱情对近代礼仪规范的诞生颇具影响,以礼待人的文明礼仪顺势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绅士风度的根源,成为男女两性关系发生改变的巨大转折点。

3.2. 典雅爱情之弊

典雅爱情是阶级歧视的产物,下层阶级的骑士对上层贵妇人的追求过程往往伴随一些阶级侮辱性行为,例如,偷窥、喝洗脚水等行为,也彰显了中世纪阶级差距的巨大化、跨越性。典雅爱情是物质主义至上的产物,典雅爱情只发生在物质生活优渥的贵族阶级,只有当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时,人们才会产生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因此典雅爱情始终与中下层群众脱离。典雅爱情是婚外恋的产物,是突破道德的畸形情感,“是对基督教原则的歪曲,是对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敌意,至少也是对基都教会的敌意”[12],并且自诞生至今都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

4. 结语

虽然典雅爱情无法在其时代下对不平等的两性地位做出根本上的改变,虽然无论是当时的价值观下还是现代价值观下典雅爱情都突破了道德底线,虽然典雅爱情在当时只是一种权力阶级的爱情游戏,但是从两性视角来看,典雅爱情的诞生确实为中世纪古板阴沉的社会生活带来一丝自由放纵:贵族女性能够在束缚的婚姻生活中找寻短暂的快乐,下层骑士忠于骑士信条的同时也满足了对爱情的追求,而贵族男性对现实的妥协更使得这种畸形的关系得以留存。因此,典雅爱情的诞生使得中世纪社会上层阶级形成短暂稳定局面,是权力阶层维持平衡的一种粘合剂。作为时代的特殊产物,典雅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时代的传统女性观,也为近代以来的绅士风格、尊重女性等重要价值观奠定了基础,甚至成为一些至今仍在流行的文学艺术的主题。因此,在谈论中世纪典雅爱情时,更需要强调的是其延续性影响要远大于其时代性意义,对待典雅爱情,我们要持一种二元批判态度,既要以时代道德标准、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去衡量典雅爱情的存在对时代的影响,更要看到其对后世思想、文学等健康发展的有效性推动,同时重视现代人对这类特殊历史产物的反思与启发:真正的平等并非完全以消除差距为目的,而是在默认差距存在的基础上依旧能够做到互相尊重。

参考文献

[1] Southern, R.W. (1984) Medieval Humanism and Other Studies.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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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晓宇. 全球史研究视角下的“路加圣母像”初探(4-17世纪) [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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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2307/537601
[12] Russell, J.B. (1965) Courtly Love as Religious Dissent.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51, 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