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主要的理论贡献有：第一，与马克思共同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二，全力支持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三，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1]。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卡尔·欧根·杜林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和科学的幌子，大势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严重阻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此，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以批判杜林的错误观点，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反驳杜林的暴力论的内容，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别为“暴力论”、“暴力论(续)”、“暴力论(续完)”。恩格斯的暴力论从政治暴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暴力工具对经济的依赖以及政治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三方面阐述。在关于《反杜林论》的研究中，学界专门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的文献较少。在对恩格斯暴力论思想的研究中，马守训、关勋夏、赵家祥、刘阳科、刘小利、梅荣政、姚锡长等学者得出了经济在最终层面决定暴力的结论。马守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暴力论(续)”，从军事理论的角度讨论恩格斯的暴力论。关勋夏学者的研究主要从暴力与革命的关系入手，说明暴力的必要性及作用。刘阳科则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论述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暴力论”三章的研究中，多是在论及第一编“哲学”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多是从较为抽象单一的角度进行“暴力论”文本的分析。学者们只从《反杜林论》的文本出发，没有看到恩格斯著作的联系。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反杜林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恩格斯是在什么语境中提出暴力论。恩格斯如何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如何从暴力论的角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第二，恩格斯的暴力论对当代的社会、经济、军事发展有何影响。恩格斯的暴力论作为《反杜林论》中的重要部分，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恩格斯的暴力论是如何指导实践的，对当代的社会、经济、军事发展有何影响。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阐述恩格斯“暴力论”产生的背景，包括历史背景及理论来源。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批判的是杜林的暴力论。对此，此部分需要阐明杜林的暴力论思想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挑战。第二个部分阐述恩格斯暴力论的主要观点。界定恩格斯的暴力论中的“经济”和“暴力”。从恩格斯暴力论思想回归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述恩格斯暴力论思想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第三部分总结分析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作用以及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影响。
2.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暴力论”的写作背景
2.1. 《反杜林论》中“暴力论”写作的历史背景
《反杜林论》创作于1976~1978年，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陆续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及其副刊上。当时正值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时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开展，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得到了发展。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中蕴藏的经济危机日益显露。经济危机爆发愈加频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国际工人运动进入“和平”发展阶段，这使得机会主义不断传播发展。工人阶级的一些领导者反对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面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急需总结经验教训，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革命。
1870年7月~1871年5月期间，德国普法战争爆发。德国才由分裂走向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德国的统一虽然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的成果，但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随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德国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德国工人运动由此发展起来。
但在1875年前，德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全德工人协会，另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统一后，工人阶级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压迫，迫切要求实行统一。1975年5月，党实现了合并，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由于领导人没有检查革命原则，做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在《哥达纲领》通过时容忍了机会主义观点，对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后果。这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2.2. 《反杜林论》中“暴力论”写作的理论来源
1844年8月，恩格斯拜访侨居巴黎的马克思，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合著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思想交流日益密切。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影响。恩格斯还就各种理论问题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写了大量军事、政治论文。其中，对恩格斯“暴力论”三章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制定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把倒置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了反转。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反转，使得市民社会成为唯物史观的内容形成的起点。市民社会通过每一个生产发展阶段中人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与生产表现出来。市民社会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2]。
在《圣神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进行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对物质资料的依赖。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工业生产等“直接的生产方式”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还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详细论述群众史观[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制定了实践的概念。实践概念的制定，使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更进一步。他把实践当作走进市民社会内部的桥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把实践与人的能动性联系起来。这是唯物史观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讨论了意识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在这里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该书从正面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其中贯穿着对唯心史观的批判。马克思在对反面观点的批判中也从正面发展了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任务提了出来。马克思除了从哲学方面进行批判，还从经济学方面进行批判[2]。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解放要靠阶级斗争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英雄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决定者和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在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夺取国家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论思想。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唯物史观的制定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并行的。
2.3. 杜林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西方工业化进程加快，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杜林所谓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其中之一。杜林运用其“新社会主义”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杜林大肆宣扬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分配革命，而不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是为了反驳杜林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因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写作受限于杜林的著作及其观点。杜林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其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抨击、《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等主要著作。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三章是为了反驳杜林的唯心史观。杜林原先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改信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宣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杜林只从抽象层面谈论暴力。在杜林的暴力论思想中，他认为“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4] (p. 168)，杜林认为，一切经济状况都应该用政治状况来解释。他把政治形式放到了基础性的地位，认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杜林的社会主义体系中，经济从属于政治。杜林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的这种关系是政治上人对人的奴役的结果。暴力就是这种政治现象。暴力被杜林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杜林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说明一切历史的产生都是因为暴力。在杜林的暴力论中，暴力就是人对人的奴役。杜林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统治的前提[4] (p. 189)。在杜林的暴力论中，暴力是“万能”的，因而“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就是原罪。他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暴力政治的必然结果，社会分配不均也是源于暴力。
由于德国党内情况复杂，理论水平较低，德国党内大多数人受到杜林“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揭露杜林思想的错误。
3. 恩格斯暴力论的主要观点
3.1. 恩格斯对暴力论中“经济”和“暴力”的界定
3.1.1. 对“经济”的界定
在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中，“经济”指的是物质生产方式。恩格斯指出，暴力的实现有其现实前提。暴力的发展必须要具备工具(武器)；其次，这些工具(武器)必然是生产出来的。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5]。恩格斯指出：暴力“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即“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4] (p. 184)。
3.1.2. 对“暴力”的界定
从杜林的暴力论中不难看出，杜林对“暴力”进行了界定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层面。杜林的在论述暴力论时，是从暴力和经济的关系进行界定的。杜林认为，政治状况是经济状况决定性的原因。杜林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两个男人的例子，说明政治状况就是暴力，即暴力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奴役。
但恩格斯的“暴力”是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界定的。首先，在抽象层面，恩格斯从杜林的“两个男人”的例子出发，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即经济状况决定政治状况。然而，恩格斯认为恰恰相反，奴隶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手握利剑”的鲁滨逊让星期五成为他的奴隶。恩格斯认为，鲁滨逊奴役星期五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得星期五创造的价值。恩格斯指出，要想强迫人们从事奴役劳动，就必须掌握被奴役者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分配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奴隶制才能产生。奴隶制度的产生，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基于暴力[6]。人类的生产劳动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所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恩格斯的暴力代表的是上层建筑，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
其次，在具体层面中，恩格斯的“暴力论”一章中，恩格斯说明了暴力产生的原因。杜林认为暴力是人类历史的起源。人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是建立在人对人的奴役之上的。恩格斯则是认为人对人的奴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奴隶社会之前，人对人的奴役并不存在。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中，鲁滨逊奴役星期五是为了获得星期五生产的产品。星期五只是作为劳动工具存在。暴力也被用于“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7] (p. 156)。
在具体层面中，恩格斯还从暴力的工具与经济之前的关系、暴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两个角度说明。杜林认为暴力是“万能”的。恩格斯认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暴力要想实现必须有其发生的条件。暴力发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暴力的发生必须要有暴力工具；二是暴力工具必须是生产出来的，即暴力的发展必须要有支撑其发展的经济条件。总的来说，暴力的胜利离不开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完善的暴力工具。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国家是陆军和海军这两大暴力工具的掌控者。陆军的工具的更替、作战方式的发展、军队的编成制度的改变，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恩格斯借陆军和海军的暴力工具的更替，说明暴力的发展离开经济的支撑。
综上所述，恩格斯的“暴力”可以归纳为：暴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出现的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关系形式，它具体通过警察、监狱、军队等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在人类历史上有时起着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8]。
3.2. 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论
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对杜林的政治决定论和暴力决定论展开了全面而深入地批判和反击，并借此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揭露了杜林唯心史观[9]。
恩格斯暴力论的基本观点就与杜林的暴力论的基本观点对立。他坚决反对杜林的暴力论，认为经济状况才是政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观点是从唯心史观的角度出发，夸大了暴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得出了经济状况才是政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并没有像杜林那样从表面看待暴力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深入本源进行阐发。恩格斯认为星期五被奴役作为劳动工具，是鲁滨逊想要获得星期五提供的高于鲁滨逊生活所需的那部分生活资料。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的规定。从这个例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恩格斯用罗马、意大利奴隶社会的发展，美国奴隶制的发展说明要想使用奴隶，就必须要具备掌握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以及维持奴隶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只有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4] (p. 170)。只有在私有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对人的奴役才会出现。
3.2.1. 暴力工具依赖于经济状况
恩格斯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论述暴力和经济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不讨论暴力工具的来源进而说暴力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陆军和海军是最主要的暴力工具。但这主要的暴力工具却不能生产出金钱，不能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火药和火器的使用和传播都需要经济和工业的支持。陆军的暴力工具从笨重的火炮向燧发枪、线膛枪发展，工具越来越轻便。陆军的作战方式也从线式战斗向着散兵战、纵队等方向发展。军队的编成制度也在改变。同样的，海军也是使用的作战工具和作战方式也在改变。恩格斯还用普法战争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没有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内容，所以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内部摧毁军国主义及其常备军。恩格斯还从普法战争中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即暴力的工具与暴力的胜负同经济密切相关。暴力的胜负取决于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包括人和武器。暴力工具的发展，使得暴力工具的成本逐步上升。暴力工具的发展必须依赖经济力量。恩格斯也指出，按照辩证的内在规律，军国主义必将灭亡。
3.2.2. 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权力
杜林在证明这个命题时，把“自然界”与“大面积的土地”看作是等同的，把大面积的土地看作是大地主的资产。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和“大面积的土地”绝不是一回事。人对自然的统治不能与人对土地的经营等同起来，因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比在农业和工业中大得多。恩格斯在“暴力论”一章中，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阐述了奴隶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过程中，人最初脱离动物界形成历史时，还没有产生阶级，而是组成了农业公社。在农业公社中，由于职能的分工，维护公社的权力分配到少数人手中。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阶级形成过程有两种。一种是职能机构已经处于独立的地位。职位世袭、不同集团的冲突都会造成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农业家庭产生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建立不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目的。资产阶级建立政权是为了让统治者获取更多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向我们说明，资产阶级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走向灭亡。
恩格斯在论述经济发展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考虑到现实层面，他也从历史的层面向我们论述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层面上，恩格斯指出从奴隶制度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权力的体现。恩格斯认为，暴力就如同马克思所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 (p. 195)。暴力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革命，推翻落后的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阶级统治。政治权力朝着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方向起作用时，就会推动经济的发展。反之，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时，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4. 恩格斯暴力论的现实意义
4.1. 恩格斯暴力论的理论意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是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深入理解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有利于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
第一，对恩格斯“暴力论”三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唯物史观研究的历史进程。1979年，刘惠林学者批判杜林学说的经济的基础。1985年，周新生学者从《反杜林论》中经济和政治暴力论的关系，进一步论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世纪后，关勋夏从阶级关系对暴力论进行研究。关勋夏学者认为暴力是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经济条件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暴力的必要性是由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只能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来摧毁。暴力革命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10]。王中汝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暴力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还是其内在规律，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律。迷信暴力、以为暴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不适当地使用暴力，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11]。刘阳科学者认为杜林从唯心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他认为政治暴力是社会历史最根本的因素，政治关系是历史上最基础的形式，将科学的理论倒置，严重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深入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深入了解唯物史观。
第二，对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思想。一些学者在研究恩格斯晚年的思想理论时，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但当我们理解深入了解恩格斯的暴力论，就不难发现恩格斯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暴力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和平手段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采用暴力手段。他们始终坚持合法的改良斗争和暴力革命“两手论”而不是“一手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两种方式，不同国家国情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也必然有差异[12]。综上所述，恩格斯晚年看到了用和平手段完成革命的可能性，但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
第三，深入学习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有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有利于我们从多层面辩证看待事物。杜林的暴力论只从抽象的层面论述暴力即政治状况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暴力论批判了杜林只从抽象的层面看待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恩格斯的暴力论则是从抽象与具体的层面进行论述。不仅仅停留在经济与暴力的关系上，还讨论了暴力工具和国家权力。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唯物史观，避免陷入唯心史观有着重要意义。恩格斯创作《反杜林论》目的在于通过批判来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3]。恩格斯还用军事武器的变革、荒地和牧场的开垦、普法战争等历史资料，从具体层面说明暴力所需的工具必须借助于经济力量的发展。暴力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其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经济发展。解释社会现象时，我们也应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入手，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深入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的过程中，重视理论和历史，注重文本。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在论述其思想时，多用论战式的文本，多是针对对手的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并没有直接定义其思想。这使得我们理论研究变得困难。恩格斯在反驳杜林的暴力论时，是从杜林的暴力论思想出发的。但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用理论反驳杜林的暴力论。恩格斯在论述他的暴力论思想时，运用了大量历史事实。恩格斯在“暴力论”三章中，用海军和陆军暴力工具的发展，战术的改变，阐述了暴力工具依赖经济力量。通过大面积土地的开垦等事例阐述暴力的运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在恩格斯的“暴力论”中，恩格斯还从讨论了暴力革命问题，反对杜林把暴力看作是“绝对的坏事”的观点。他认同暴力革命在顺应时代发展规律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要求我们要掌握充足的理论材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众多理论知识。这类对基础理论写作和创新性的挑战，规定学者们要扩展自身的分析视线。而仅有贮备了充足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以后，研究的视域才可以越来越开阔。
4.2. 恩格斯暴力论的实践意义
深入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2.1. 统筹发展与安全
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启示我们，在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国家必须坚持以发展为本。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启示我们，要时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在论述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时，得出了经济状况决定社会状况的结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对当代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也不能忽视经济的发展。受疫情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政府应该做好应急措施积极应对疫情的影响，及时开展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经营的秩序。恩格斯的暴力论理论，启示我们在国家发展遇到挑战时，更要坚持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
第二，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恩格斯用陆军和海军的变革说明，经济状况决定着陆军和海军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需要坚持创新。国家用创新带动科技发展，推动军事科技变革。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由于近年来国家间的冲突愈加频繁，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我们必须运用好经济力量，发展军事力量，为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国防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展科学技术，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持。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建设在国家发展中毫无作用。相反，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也要善用经济力量，为国防建设提供保障。近年来，美国频繁挑起贸易战，俄乌冲突频发。疫情大背景之下，国际形势严峻。这都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处于和平年代，就放弃对国防事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我国做到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我国并没有放弃国防建设。国家应该做的是发展好我国的国防事业，提高我国的军事实力，更要发展经济。只有国家军事实力提高，才能防止战争的爆发。
4.2.2.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启示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传播的信息需要我们鉴别。近年来，网上出现了许多抹黑、侮辱革命烈士的事例，否定革命，美化侵略。由于我们远离战争年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越来越有市场。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时，要警惕一些国家对我们思想控制，防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意图攻击马克思主义、抹黑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我们要敢于揭示他们的错误。为了遏制这种不良倾向，党必须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着重加强革命史、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同时坚决批判和反击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14]。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战等实例都在警醒着我们，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我们更是应该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用唯物史观分析鉴别网上的信息。“台独”、“港独”势力活动频繁，更是说明我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不仅要从现实的层面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要从历史的层面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撰写 《反杜林论》启示我们，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不能有丝毫懈怠。
5. 结语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思想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恩格斯暴力论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界定了恩格斯暴力论中的“暴力”和“经济”，阐述了恩格斯暴力论的基本框架结构。从恩格斯的暴力论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其目的在于全面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唯物史观。恩格斯的暴力论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在归根结蒂的层面上决定政治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国家稳定，必须发展好经济。对于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国内外学者多是从单一的角度进行研究。此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在我对恩格斯暴力论的研究当中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论文准备过程中，查找的相关论文文献存在欠缺。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发展。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统筹发展与安全。掌握恩格斯的暴力论理论，在国家发展遇到挑战时，更要坚持毫不动摇地发展经济。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信心的教育时，不仅要从理论上去讲授历史的规律，而且要用现实的事实去展现历史规律。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思想建设，让人民在思想上与党保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仅要从现实的层面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要从历史的层面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学习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等，谨防境外势力对我们的思想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