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修复视域下非遗传承的适老化困境研究——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例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Elderly-Ori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A Case Study of Nanjing Folk Museum
DOI: 10.12677/ar.2024.115260,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张北辰, 吴屿凡: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关键词: 适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修复Elderly-Orien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摘要: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式微,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具备研究典型性。本文从非物质遗产传承中文化保护举措入手,探索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构建非遗文化传承方式。同时,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存在瑕疵:传统理念无法传承“非遗”本身及其文化空间、传统理念在传承时空角度判断方面存在悖论、传承人本身面临高龄且后继无人的问题。基于此,提出非遗文化生态修复措施,构建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强化医疗保障服务、启动文化寻根工作三方策略。
Abstract: Nanjing’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gradually taking root in museums. The declin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anjing Folk Museum,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su Province, is typical.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cultural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njing Folk Museum as a way to inheri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Nanjing Folk Museum has flaw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concepts cannot inheri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elf and its cultural space, and there are paradoxes in the judgment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 time and space. The inheritors themselves face the problem of advanced age and lack of successors. Based on this, a tripartite strategy is proposed to innovat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 medical security services, and initiate cultural root seeking work.
文章引用:张北辰, 吴屿凡. 文化生态修复视域下非遗传承的适老化困境研究——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例[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5): 1797-1803.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5260

1. 引言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总体目标“依托国家级资源新建或改扩建一批重大文化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和宝贵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相得益彰。”作为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精神通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是解决非遗传承人后继无人的关键举措,也是保护好高龄化非遗传承人群体的重要部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实施过程中,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修复的影响因素,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修复的生成机制及传导过程,是本研究的核心议题。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结构的内在结构平衡被打破,文化生态结构失衡的修复事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3057人,其中70岁以上的传承人高达1345位,占比达71.5%,其中百岁以上的传承人也有40位(8位已去世) [1]。甘熙宅第又名甘熙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间俗称九十九间半、甘熙宅第,地处南京市白下区南捕厅15、17、19号和大板巷42、46号。甘熙宅第为多进穿堂式古民居,是清代著名文人、方志学家甘熙的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已有约二百年历史,占地面积近万平米,是目前我国大中型城市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筑群。在保留甘熙故居建筑群落原貌的前提下,文物部门于1992年建立“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并在17号展区《金陵工巧——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展演》中,云集南京地区多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长年在此表演手工绝活。本文将“金陵工巧”这一极具非遗保护意义的文化空间作为案例,研究其技艺传承中的肌理脉络,并探寻非遗技艺从“老龄化”走向“年轻化”的途径。

2. 研究回顾

中国早期文化学家,无论是对“礼”与“符号”的分析,还是“文化融合”的发现,都十分关注传承在文化遗产分析中的位置[2]。文化学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诊断,同样强调文化生态修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作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修复是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场域,非遗活态传承则是勾连实践与理论的重要桥梁[4]。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破局非遗传承的适老化困境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学者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文化生态修复和系统性发展的多个方面。以下是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西方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及社区参与的作用Regina F. Bendix探讨了文化遗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文化遗产活化不仅仅是保存过去的遗产,更是要让新生群体接触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生命与活力[5]。同时,他指出,通过社区的共同参与,可以实现文化的再生与活化,使得老一代与新一代共建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6]

就国内研究而言,研究者对文化生态的广泛注意和细致描述,积累了大量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论上进一步提炼和深入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就国外研究而言,文化生态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范式和诊断性分析概念,为后续本土化研究在理论视角、机制探析、方法借鉴等方面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国内研究视角往往将文化生态作为场景,来理解社会力量的成长与国家力量的嵌入,文化生态既是静态化的控制变量,也是模糊化的机制黑箱。国外研究视角在将文化生态带入概念操作化过程的同时,也容易出现稀释文化生态概念内核、忽视理论场景的难题,其研究路径的理论导向,强调理论延续流变、理论发展与测量,强调内核而少情境,缺少多元场景关注。因此,在理论对话中瞄准本土化研究切口,强调在地场景与理论提炼,是本文研究路径的拓展方向。

3.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概况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依附于甘熙宅第的旧址,承接了宅第的历史文化素材,如图1所示。南捕厅17号展厅——“金陵工巧”为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表演区域,设有葫芦画、秦淮灯彩、空竹、木雕、布艺、剪纸、绳结、绒花、微雕、泥塑、缂丝、竹刻、脸谱等13个项目的艺术大师的工作室。甘熙宅第同时设有教室进行学堂化的非遗教育。宅第外设有“熙南里”文化商业街区,以衔接城市街区文化。

Figure 1. Main entrance of Nanjing Folk Museum

1.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正门

甘熙宅第的历史底蕴是支撑起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文化要素,并产生具象化的裂变,不仅影响到文化空间内部的展馆布局,同时影响到文化空间边缘的市井结构,而这种内外之间的影响本身又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一脉相承的。展馆分为甘家历史、榴开百籽、一脉文心和金陵工巧。以金陵工巧展厅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艺术大师的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将动态表演与静态展示相结合,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彩制作和表演。区域还设立了一个“金陵十八坊”展示厅,如图2所示,复原了南京地区的部分老街坊、老行当,回望城市文明的发展史。厅外的熙南里文化街区则是甘熙宅第文化精神的外延,是与城市文化接轨的标志,是非遗文化内核符号的商业呈现。

Figure 2. Nanj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presentative inheritors exhibition area

2. 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展演区

4.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实践的现状

4.1. 非遗传承人群体老龄化严重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内非遗传承人是非遗老龄化现象的典型。通过访谈与调研得知,馆内的非遗传承大师均已年过五旬,其中“葫芦画”传承人更是已年近九旬。而馆内传承人收徒情况不容乐观,多为兼职学徒,鲜有学徒将其当作主业。

4.2. 依托在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

近年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与《江苏零距离》《交汇点》《南京日报》《南京晨报》《现代快报》等官方媒体合作,搭建南京民俗文化和非遗文化交流平台。通过网络媒体、纸媒、电视媒体等方式宣传,及时推送南京民俗、非遗、馆内非遗传承人相关宣传视频及新闻报道,提升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其次,该馆积极开展官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工作。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站三方平台,宣传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各项活动。

4.3. 校地共建共举文化传承

自2002年起,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与30多所高校签订了 《合作共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与培训基地协议书》,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社会教育工作。同时,与高校联合举办“校园民俗协会”,培养大学生志愿者,并打造“我是小小传承人”夏令营项目,如图3所示,涵盖南京市所有区县的中小学生。

4.4. 举办“寿”文化的适老化非遗展览

针对老龄群体,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设了以“寿”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南京著名非遗大师创作的“寿”文化主题绒花、剪纸、竹刻、布艺、泥塑、葫芦画、面塑等非遗精品佳作同时展出,如图4所示,力求打造的“寿”文化主题非遗文化圈层。

Figure 3. The inheritor of “gourd painting” demonstrat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kills

3. “葫芦画”传承人演示非遗技艺

Figure 4. “Shou” culture paper cuttings

4. “寿”文化剪纸

5. “甘熙宅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实践的局限性

在智媒体时代,甘熙宅第在传统非遗保护理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缺陷和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5.1. 非遗活化空间拘泥于博物馆

甘熙宅第的非遗传播模式过度依靠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物质的载体,但实质是通过非物质形态体现出它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和传承都是一个活态的过程。无论是音乐、舞蹈、戏剧等,还是民俗、节庆、仪式 “活态性”和“流变性”,都是在动态传播中完成传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遗保护有专门的论述:“‘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种针对非遗的保护方式使得“非遗”脱离了其生长发育的文化生态,逐渐成为固定下来的文物。非遗是文化瑰宝中的“活化石”,在展览的同时也应当与社会生活接轨,应当让非遗文化在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中,整体变化重构为新时代特色的文化,而非仅将其当作文物保护。中断了非遗的社会化发展,会使得非遗技艺逐渐与年轻群体脱轨,逐渐丧失活力。

5.2. 非遗传承人难以形成共创化群落

甘熙宅第中的每位非遗传承人都具备一技立身之本,在创作非遗作品的思路上往往会从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中入手,如十二生肖、四大名著等包含社会共同记忆的中国传统文化载体,但难以针对某一具体作品进行共同创作。而“非遗”主要靠群体创作、民族记忆、口传心授等方式传承,在其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断有新元素介入,自始至终都在发展和改变。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素养的创作主体和传承主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许多或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和观念在历史中层累地形成了“非遗”,我们很难将其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也就很难确定究竟要保护哪一阶段的形式。如果割裂了融会贯通式的发展传承方式,强调将其被认定为“非遗”时的原始技艺进行凝固式、标本式保护的话,而不博采众长,实际上也就忽视了“非遗”的发展内驱性,单一非遗也就难以进行技术创新,造成“以老传老”现象[7]

6. “甘熙宅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实践的发展建议

6.1. 创新人才培育机制

“非遗”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人素质也有较高要求。第一,从业者需要对“非遗”的文化内涵有很好的了解和认知。“非遗”是最基础的经济资源,是产业正常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非遗”产业的文化和价值内核。这需要传承人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广泛的知识面,对“非遗”的内涵以及历史、风俗、手工技艺等都有较好的感知力和领悟力。第二,从业者还应通晓现代文化传播相关知识。对于文化传播媒介使用、新媒体运营等有足够的了解和经验,以实现“非遗”产业化工作顺利运行。第三,传承人还要拥有广泛的知识面。品牌文化是“非遗”传播运行的主体,传承人不仅应对品牌管理、运营、生产等知识有较深的了解,对法律政策、品牌战略相关的知识也应有较广泛的涉猎[8]

6.2. 强化医疗保障服务

传承人的生命健康问题是保障非遗稳定的基本要素。第一,医疗资源配套。在传播和传承过程中,文化空间的基础设施都有所改善,这使得医疗资源配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空间医疗网络覆盖面的拓展,将有助于满足高龄传承人的就医需求。第二,医疗扶助日常化。传承人的生命关联非遗文化。抢修非遗实物其实不如保护传承人,体检服务、医疗保险和社会服务兜底传承人后顾。第三,重视陷入“人亡艺绝”边缘的非遗传承,务必进行人文关怀。传承境况危急的特别对象我们更应该重点关注,适当引入高关联度的旁系非遗人才对其进行关怀工作和文化保留工作。

6.3. 启动文化寻根工作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分不开的。如果说物质状态的文化不存在,非物质的文化也肯定会消失,或与本身的文化会失去关系。绳结传承人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绳结背后的历史文化,其实凸显了相关问题。因此应启动文化寻根工作过,举措如下。第一,采用民族志的方式,追溯非遗文化根脉。能不能传承下去要依靠一个整体的形式使一些区域里面的文化基因保留下来。第二,授艺也授史。师徒的传承要在手艺上加以历史要素,否则传承下来的手艺会逐代异化为他类,缺失历史痕迹。第三,强化职业学校力量的介入度。所谓以技传技,非遗文化需要与职业技术学院展开广泛沟通。

7.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非遗文化传承,尤其是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性传承,需要青年群体奔走呼号,从老龄化非遗传承人群体中接过接力棒,发挥非遗文化生态修复旗帜作用。

传播手段和形式的创新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非遗文化传承好比美人照镜,镜中我如诗如画,自沉而默,若无他人呼唤,不免镜中观花,水中捞月。青年正是肩负使命的呼唤者,更是带来精良传播手段和形式、打破“非遗传承之镜”信息茧房的破茧者。需要注意的是,非遗文化万不能在“传”的过程中重传播而轻传承,更不能忽视城乡文化的传承枢纽,否则便会表里尽失,剩下一面空镜子。就此而言,传承是传播的终极目标,而传者对终极目标的渴望,也促进着传播行为本身意涵的丰富。

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十万余项,涵盖六大类别,这是青年精准切入非遗传承的大环境和必然性所在。非遗传承人和青年们是构成传承行为的两点一线。传承人自有“本技”傍身,却不免囿于成规,或有意突破却难寻他山之石。青年们虽有“专技”护体,但往往难在毕业后善用其技,泯然众人矣。前者精于本而后者精于专,以专传本,以本承专,不失为当下青年走进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同样也是非遗传承人走出博物馆,走出适老化困境,并实现非遗技艺自我进化的途径。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动力机制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JCX23_0308。

注 释

①图1来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29387513_99894080

②图2来源:作者拍摄。

③图3来源:百家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520872260746488

④图4来源:南京市民俗博物馆,https://www.njmuseumadmin.com/en/Exhibition/show_review/id/10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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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1516238747833301&wfr=spider&for=pc, 2022-12-07.
[2] 嵇文甫. 怎样对待文化遗产[J]. 新史学通讯, 1954(6): 1-2.
[3] 蒋明智. 荆楚民歌的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以《龙船调》为例[J]. 文化遗产, 2009(4): 121-125.
[4] 高小康. 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 保存与发展[J]. 文化遗产, 2016(5): 1-7+157.
[5] Bendix, R. (1997)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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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2307/j.ctv19x4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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