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杰拉德·热奈特(Gerald Genette)，副文本(paratext)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包括序、跋、标题、题词、插图、图画、封面以及其他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促进文本呈现的元素 [1] (p. 5-12)。译本中的副文本信息量丰富，已经成为翻译研究者的重要资源。“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2] (p. 171)。分析翻译者的翻译思想或者翻译观、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离不开对译本副文本的仔细研读 [3] (p. 133)。肖丽(2011)指出“译本的副文本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反映出译本在目的语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机制” [4] (p. 17)。耿强(2016)对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进行文献综述，认为“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承载中西翻译思想最主要的方式” [5] (p. 106)。
何为翻译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自我意识到翻译目的、翻译任务所需信息，对完成翻译任务能力能够自我评价，并具备确保和评价译文是否充分与恰当的相关能力” [6] (p. 100)。译者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观念就是译者的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它既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 [7] 。译者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价值取向)、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自我翻译的评价是翻译观的核心要素。透过译本的分析或许可以推断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但是借助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更加清楚验证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态度、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
儒家经典堪称世界文化珍宝，不少大家学者对儒家经典翻译情有独钟。仅仅《论语》的译本不下40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鸿铭(Ku Hungming)的译本。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收录在他的《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译本中有较长篇幅的序言、绪论，每页译文下还有大量的脚注。辜鸿铭的《论语》译本(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中也附有大量序言、注释和评述等。这些丰富的副文本内容是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的重要媒介，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 [8] (p. 69)。本文通过研读理雅各与辜鸿铭所译《论语》译本的副文本，对比描写两人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翻译策略以及自我翻译评价等4个方面，探究译者翻译观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2. 翻译动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管这动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职业的，审美的，或兼而有之 [9] 。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十九世纪英国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自幼对文学有浓厚兴趣，专攻过哲学、宗教与神学，1839年开始东方传教工作，后逐步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他陆续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译入西方，以《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集卷出版，至今仍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中国经典》 (第一卷)序言指出理雅各接触中国经典之作是因为“只有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典，研究了思想领域的中国圣人，了解中国人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根源，他才能履行好传教士的职责” [10] (p. vii)。如何帮助西方传教士了解传教对象及其文化，从而推进传教工作，成了理雅各解读和翻译中国经典的直接动机。
《中国经典》 (第一卷)序言和绪论交代了《中国经典》翻译出版过程、译者查阅文献、孔子生平以及孔子学说等情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认识原作的权威地位” [10] (p iv)绪论部分提及了理雅各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评述，“孔子的学说只能强迫人们不去做错误和伤害人的事情。从优先性角度来说，上帝认为‘这只是法律和预言家的事’，普遍的真理更早地存在于上帝的启示中” [10] (p. 110)。以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思想为参照，理雅各对儒家思想的评述隐藏着深层次的动机：熟悉儒家“圣经”所包含的内容，以更有利的地位来评判中国人的道德思想，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思想。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耶稣取代孔子，但传教工作伴随侵略而来，遭到儒家思想的强烈抵制，他选择的不是对抗与暴力，而是理解与调和 [11] (p. 38)，只不过他的理解与调和始终离不开当时的基督教义和西方文化对他的烙印。
辜鸿铭(1857~1928)，晚清著名学者，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文学。他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对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将我国典籍如《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是近代中国翻译儒家经典的先驱。
翻开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序言，他的直接翻译动机跃然纸上：源于对理雅各译本的不满。“译者文学素养比较粗糙，又完全缺乏批评洞察力和文学领悟力，最后只是作为汉学家、老学究，对中国儒经的理解是一堆死知识” [12] (p. vii)。在他看来理雅各的“译著中所展示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 [12] (p. viii)。
顺着序言往后读，更深层次的翻译目的也不难发现“希望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抽出时间来读一下我们的译本，借此检讨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改正这些先入之见，修正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态度，进而改善两国关系” [12] (p. x)。为求中华文明谋求与西方文明平等的地位，辜氏希望通过儒经英译活动，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本来面目和真实价值，透过西方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有效理解，劝化西人放弃殖民政策和外交欺凌 [13] (p. 126)。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序言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秉着平等尊重、还原中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动机，促成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理解被尊重和接受；相比之下，理雅各的翻译动机是出于职业需要，希望西方的传教士对东方儒家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有利基督教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其目的并不是让西方读者接受儒家文化。
3. 文化态度
译者的文化态度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 [14] (p. 21)。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大量采用中英文混排的形式进行脚注(字词解释、文化对比和评价)。比如，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The man can enlarge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follows; those principles do not enlarge the man.
译者在脚注中对“道”进行考证解释并评价“那种价值很遥远，站不住脚，并不能提升人”。理雅各在译本脚注中对孔子言行有一些消极评述，表明其对孔子德政思想及其文化持有怀疑与不认同态度，这源于译者站在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义和思想文化框架下，以自认为更优越的视角来评判中国儒家人文思想。
总体上讲，出自对其传教士职责的坚定信念和出自对西方文化思想及基督教义的自信，理雅各对源语文化的态度是基本尊重相同，对“异质”元素却仍无法做到包容，存异尚难，因此他“对中国经典的解释和翻译工作是基于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理解，但他坚信耶稣高于孔子，并曾多次慨叹孔子缺乏宗教精神” [15] (p. 15)。
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脚注达86条之多，多次引用西方文学、哲学名家名言警句，其中直接引用歌德6次，华兹华斯3次，卡莱尔2次，伏尔泰、丁尼生、席勒、爱默生等作家各1次，同时还引用旧约的《诗篇》 [16] (p. 56-57)。
脚注中还出现将原文的事物与西方事物进行类比解释，如将颜回注释成“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 hero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 (孔子的福音师约翰，孔子非常喜欢的一位善良、勇敢和理想的人物)。这种注释方式不但是为了印证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通性，还充分反映出辜鸿铭对中国儒家文化充满自豪，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思想道德文化应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惜借用西方人觉得亲切熟悉的形式使儒家经义传播效果更好，并接受或认同中国人的思想。
关于“他者”的文化态度，贝尔曼(Berman, 2000)提出“以异为异”的翻译伦理, 提倡尊重差异。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论语》译本当中都力求真实译介东方文化，但两人对待他者的文化态度以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态度并不一样。理雅各倾向于让目的语读者了解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他对中华儒家文化思想不完全认同并隐藏“西方中心论”式的一丝偏见，尽管“后期理氏对儒家文化精髓和要义更深入地认识和具有更包容的心态后，理雅各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已由嘲笑变为尊重，对儒教趋向于宽容和理解的过程” [17] (p. 21)。
而辜鸿铭出于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在真实呈现儒家经典文化的同时，还非常期待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得到西方读者认同，认为两种文化是能够平等对话的，尽管他借用西方人熟悉的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国文化相对于其它文化体系的独特价值。黄兴涛在辜鸿铭传记中总结他“意图通过儒家经典翻译求得西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即希求他们不要怂恿和支持中国放弃传统儒家文明的理想，一味‘西化’” [18] (p. 45/52)。
今天随着世界的交流深度和广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译者认识到理想的东西方文化态度应是“对话、互渗、共生、和谐、平等的东西方关系” [19] (p. 6)。
4. 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策略。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是给目的语读者介绍中国人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因此“忠实传递”可以保证最大程度地呈现中国儒家经典信息。他的译本体例格式由“序言”、“绪论”、“译文正文”、“附录索引”等四部分组成，这种研究式训诂注释能为目的语读者最大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是忠实的传递。“研究 + 翻译”的模式，也恰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兼汉学家在接触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时比较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 [20] 。
《中国经典》译本全称是《中国经典—译文，评论、训诂注释，绪论，及丰富的索引》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从一个侧面说明译文只是一小部分，评论、训诂注释，绪论，及索引的信息量将会大大超过译文。
辜鸿铭所译《论语》译本为了能在英语读者中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倾向于向读者靠拢，寻求的是归化策略。在译本序言中他强调：“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此外，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词。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 [12] (p. viii)。
辜氏《论语》英译本标题的副标题为“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译本)，其用意凸显：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本内容，对文本内容有亲近感，他在译本中会加入一些欧洲作家的引言来进行阐释，甚至“为了消除读者的陌生感和古怪感，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词” [12] (p. viii)。
积极靠拢目的语读者，翻译策略更倾向于归化，甚至大量借用《圣经》典故，以“以西释儒” [21] (p. 11)。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辜鸿铭的译文：Confucius remarked, “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 contains three hundred pieces. The moral of them all may be summed up in one sentence: ‘Have no evil thoughts.”
副文本注释中对《诗》进行了解释“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被称为诗歌中的经典，是中国“圣经”中所谓的五大经典著作之一)。晚清的主流翻译策略是“译意不译词” [22] (p. 37)。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译语读者的文化需求，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和宗教阐释儒家文化，凸显其价值和普适性，辜鸿铭“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为那些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更是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并为消除西方对东方文化隔阂在努力。
5. 对自我翻译的评价
《中国经典》多次重版，展现了理雅各译本既对读者有吸引力，也是世界各方面对他在古代中国学术认知的一个充分见证 [23] 。《中国经典》第一卷序言里有一段话隐约表明译者对自我翻译的评价，即“力求翻译、注释和推理首先能让自己满意”、“希望译本能够帮助那些传教士和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生，能够成为受益者心中最为重要的译本” [10] (p. ix)。译者对《中国经典》译本所寄予的高期望和严要求，反映出译者对译本是非常满意的。
理雅各的一部分家书涉及到他翻译中国经典的心路历程，可算是一种外副文本，其中提到过他对自我翻译的评价：我已经具有足以胜任将其翻译成英文的中文学术水平，这是五到二十年辛勤钻研的结果。这样的努力是必需的，这样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就可以认识这个伟大的帝国了，而且特别是我们传教士给这里的民众传教,也需要充分的智慧，这样才能够获得长久的结果。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未来的传教士们的工作，如果所有儒家经典都能够翻译出版并且还附有注解的话 [24] 。
辜鸿铭在其译本序言开始就对理雅各的译本表达了不满意。敢于批评已经影响广泛的译本，足以说明辜鸿铭对自己的翻译是很自信的。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论语》里的关键词“义”、“礼”、“仁”的含义，揭示中国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可视作为其《论语》译本的外副文本之一。在该书中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做出了一些评价“理雅各博士已经完工了，其结果是一打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如何，单从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在这些浩繁的译著面前，我们谈论起来都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这些译著并不能让我们满意” [25] (p. 27)。对他人译著的不满意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辜鸿铭非常认可自己的翻译、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以及语言表达的文采。他的《论语》译本封面上标有汉字“斯文在兹”，亦可看出他对译文中文采传达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自我文学素养和翻译功底的自信。
6. 总结
译本的副文本包括序跋、注释、封面与标题，以及与翻译内容相关的译者的书信和专著等。这些文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能辅助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译者历史语境下的翻译目的、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心路历程等。凭借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解读译者的翻译观，如翻译目的、翻译动机、文化态度、自我翻译的评价，也可以挖掘译者、赞助人、原作者、评论者各主体之间暗藏的主体间关系。
本文以辜鸿铭和理雅各所译《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为对象，从翻译动机、文化态度、翻译策略和自我翻译评价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两位译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观。研究发现，辜鸿铭希望通过译介《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促成中华文化被西方世界认同和接受，认为两种文化应相通相融，故多采用归化策略，其缺陷是忽略了中国文化相对于其它文化体系的独特性。理雅各则希望通过翻译中国经典协助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虽尊重相同，基本做到忠实传递，但有时却难逃“西方中心论”的一些偏见，对东方文化难以做到平等对话。随着理雅各对儒家文化精髓和要义更透彻理解和态度包容，后期他对待孔子儒家思想也更为尊重和宽容。总而言之，不同译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他们的翻译观是不一样的；同时，同一译者的翻译观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辜鸿铭和理雅各的儒家经典译作留给我们不变的启示就是中西需要不断保持沟通、理解、互动和对话。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翻译伦理观照下文学畅销作品的译介研究” (14YY03)；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大众文化语境下畅销书译介的伦理研究” (15YJA740031)；江西省高校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交通与工程应用翻译研究” (JD1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