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聊斋志异》(以下或简称《聊斋》)记载了很多奇闻异事，蒲松龄穷一生精力，搜奇抉怪，著成此书。后之论者，认为“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清·倪鸿《桐阴清话》卷一)高珩《聊斋志异序》云：“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其义广矣、大矣。”“异之为义，即易之言道，无不可也。”“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作为蒲松龄的亲友知己，高珩极力为《聊斋》之“异”辨正。其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1] 。郭沫若又有“写人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之赞语。蒲松龄本人对自己创作《聊斋》更是饱含艰辛备尝之心得体会，用心品读其《聊斋自志》一文，可清晰窥见其创作心路，对其“雅爱搜神”“喜人谈鬼”之“异端”“异思”也会加深理解。本文尝试从蒲松龄的科考“正途”及《聊斋》的“异型”书写入手，对作家创作动机、旨趣追求及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别样的阐释。
2. 蒲松龄的科考“正途”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普通士人，蒲松龄同其他读书人一样，渴望通过科举出人头地，走向仕途，实现人生理想抱负，但却屡试不第，备尝艰辛，终老场屋，令人惋惜。
2.1. “高开低走”的科举经历，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
蒲松龄生于1640年6月5日，逝于1715年2月25日，家庭为没落的地主之家。其一生热衷科举，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享誉籍籍声名，但以后却屡试屡败，科举考试生涯长达53年，他的科举经历有过高光时刻，但最终未能给他带来荣光，让他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正可谓“高开低走”。其中，除了童生试比较顺利，一考而中外，其余均以落第而告终，在有关蒲松龄年谱里，应乡试未中之类的记录比比皆是，明确记载的就有8次，令人触目惊心。但蒲氏很有韧性，落第自勉联可见其精神之执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但愈坚持，愈显其命运之悲剧性——每次都是充满希望，每次总是与成功失之交臂，他终生未能跨过乡试这道门槛而成为举人。直到1711年，72岁的高龄才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岁贡生的机会。科举未中成为蒲松龄一生难以了却的“心结”，成为他自嘲“一事无成”的根由。4年后，蒲松龄在自己现实的“聊斋”中“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6岁。纵观蒲松龄的一生，似可视为被科举“异化”的人生。
蒲松龄为何坚持科考，原因不外乎以下诸条：一是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士人实现人生抱负、出人头地的唯一正途，二是自己的家学及早年的期许，三是科举考试可证自身能力、挽回颜面及获取现实利益，四是缘于他的自信与坚守。但蒲松龄为何在坚持科考“正途”之外又不放弃写作这条“异路”，特设聊斋茶棚，搜罗民间奇闻异事？这就值得深思了。
有的论者认为，“蒲松龄一生与科举有着难以排解的纠结，他既痴迷于科举，又为科举所困惑。这种矛盾的科举心态正是蒲松龄悲愤人生基调和复杂思想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对其进行解读，犹如举一纲而万目张，应是研究蒲松龄及其文学创作的关键之所在” [2] 。也有人认为：蒲松龄“初试少年得志，成竹在胸，但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又久困考场，怀才不遇，以致对科场失望至极，心生诸多愤慨与不满，最终反思批判，设想改革” [3] 。以上说法堪称了解蒲松龄心路历程的肺腑之语。
2.2. 同声相契的志士群体，殊途同归的科考历程
在通往科举考试的路上，蒲松龄并不孤单。据《〈郢中诗社〉人物考》论证，蒲松龄与淄川同乡几个很有才学的诗歌同好定期聚会，切磋诗艺，锐意精进。“郢中诗社”的成员是五个人，“蒲松龄、李希梅、张笃庆三个人坚持诗社活动，‘始终一节无少间’，这便是以后人们常说的‘郢中三友’了。” [4] 据张笃庆《昆仑山房集》记载，康熙五年丙午(1666)，蒲松龄是年与张笃庆共同参加山东乡试，皆未中试。蒲松龄写信给张笃庆，表示思念和慰藉，张笃庆还回复了《寄柳泉、希梅六首》以致谢意。可见，蒲松龄平日里与众多文友们也不会缺少相互砥砺、诗文唱和。
蒲松龄与李希梅是同窗好友，惺惺相惜，垂髫相亲，至老不渝。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二十五岁时，李希梅邀请蒲松龄到他家里共同读书学习，蒲松龄于是直接住到李希梅的家中，时长达三年之久。李希梅家藏书千卷，更有利于读书备考。蒲松龄在《醒轩日课序》中记载：“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乎乎数载，人事去其半，寒暑去其半，祸患疾疫之杂出者又去其半，回思书之熟肄，艺之构成者，盖寥寥焉。”以上所述“共笔砚”的生活经历，也奠定了蒲、李两人深厚持久的感情基础。当然，从两人的生平来看，尽管都付出了种种努力，但毕竟金榜题名者寥寥，落榜才是大概率的自然而然之事。
据有关专业人士研究，乡试是科举考试中最激烈的一个环节，“乡试中式难的情况到了清代更甚，康熙朝以后，部分省分开始达到一百余名取中一名的程度” [5] 。因此，尽管学界有的论者从蒲松龄的诗歌创作、写作文风等方面分析蒲松龄科举失败的原因，言之凿凿，似持论有据，而究其根本，实与过低的录取率密切相关。蒲松龄与李希梅等众多文友的落选是众多封建社会士子们几乎必然落败的缩影，如范进中举之幸运者，实在少之又少。
2.3. 哀穷悼屈的感情基调，不甘沉沦的生命强音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与科举考试结下了不解之缘，多次落第的耻辱感时常伴随，世情的浇薄也会刺激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可谓是对自己一生科考经历与心境的写照。自身处境的不幸使得他同病相怜为民歌哭济民困厄，转而用如椽巨笔鞭挞科举的不公，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书写了大量的哀穷悼屈之作。但蒲松龄又是清醒的，在诅咒社会黑暗的同时，他又始终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正名，从而赢得“生前身后名”。故尽管一次次落败，他还是一次次振作，驰而不息地从事着他认为正确而不可移易的科举伟业，一次次奏响不甘沉沦的生命强音。
《聊斋》的“异史氏”为作者自嘲之称，科举未中成为蒲松龄无法释怀的“情结”：现实中无法撰写正史，只能从事“异史”写作。另，《聊斋诗集》卷二有《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长期以来，蒲松龄的心情是寂寞的。“布袍萧索鬓有丝”，诗人在世人的嘲笑声中，展示出一幅自我肖像：书是写成了，自己依然一介布衣，穿着布袍，景况萧索，双鬓须发都变成银丝。但无论怎样，还是找到了像苏轼、王司寇(王士祯)这样精神上的知己，足以自慰。“冷雨寒灯夜话时”，表达的是作家的决心，将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持下去，像古代的仁人志士那样，“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楚辞·九章·涉江》)“冷雨寒灯”的家境和冷峻的社会现实，看似苦不堪言，但“文章憎命达”、幽愁忧思的环境是不是更适合谈狐说鬼、寄托孤愤呢？这就颇耐寻味了。
清小说批评家冯镇峦对蒲氏选择“仿史体”写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读〈聊斋〉杂说》中说：“是书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左传》阔大，《聊斋》工细……是书当以读《史记》之法读之。《史记》气盛，《聊斋》气幽。”在其《读聊斋杂记》中又说：“读聊斋不作文章看，而作故事看，便是呆汉。”冯氏评论可谓识人之语，在其心中，蒲松龄从事的写作，就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3. 《聊斋》中的“异型”书写
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是封建士子最自然正常而无奈辛酸的选择，可谓“正途”，但在“正途”之外，蒲松龄一生热衷于《聊斋》的创作则被视为旁门左道或“异端”之举。“异”的含义主要包括“奇异、非凡之人或事物”“其他、别的”“以往”“以后”“异端邪说”“不相同”等多种含义。《聊斋》中偏爱对“异”的书写，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构成了缤纷多样的“异型”。
3.1. 构筑异梦异境、异域异景，营造温馨的精神家园与美好的生命愿景
论及《聊斋》之“异”，首先要把握蒲松龄的创作动机，而这需要知人论世，考察其生活环境。
蒲松龄之生年，明王朝风雨飘摇，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满清入关后，战争频仍，社会更加动乱不安，社会思潮及人们的心理自然也处于动荡之中。生命之无常、生活之无序均会产生诸多奇人奇事，这些自然成为构筑《聊斋》光怪陆离世界之客观基础。国家不幸诗家幸，尽管时代不安定，但却为蒲松龄这样的天才作家提供了编织异梦异境、异域异景的丰厚土壤。蒲松龄之现实困境如何？在其《述刘氏行实》中有这样的记载：“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这三间破屋，“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述刘氏行实》)从以上文字可知当年蒲松龄居所环境之萧条困厄。在遭受家庭不幸待遇之后，面对如此“独异”之状，蒲家只得独处“异境”。于是，“异景”随处可见，“异梦”“异域”随时可感。加之蒲松龄身体欠佳，47岁时(1686年)，曾患严重的足疾，“自春至秋病足未愈”(按，蒲松龄患足疾时间，学者盛伟、路大荒、王光福等持论有所不同) [6] 。现实的窘迫一步步逼迫着这位伟大的作家重新审视生活、审视生命，与先贤之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之境遇类同，《聊斋》的创作亦面临着艰难的现实困境。这一点，从《聊斋诗集》1000余首诗作中可以看出，“贫、愁、病”成为蒲松龄反复吟咏的内容。
蒲松龄精神生活之迥异也促成其创作出《聊斋》巨著。据盛伟《蒲松龄年谱》可知，蒲松龄自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 23岁始，至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 32岁，三个儿子先后出生，生活负担日趋加重，只得设馆于西铺，以舌耕谋生，或应同乡友人孙蕙之聘，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以笔耕自养。无论设馆，还是做幕宾，现实与理想之反差、民情困厄与官场之黑暗、人性美好与世情之浇薄，均赋予这位敏感的作家绵延不断的灵感。从个人经历来看，蒲松龄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远离家人、伴文度日，“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聊斋自志》)《聊斋诗集》有诗句云：“我为糊口耕人田，任尔娇情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儿共读蓬窗前。”另有“每缘顾内忧妻子，宁不怀归畏友朋”(《堤上》)，均可参证。生活上的孤单寂寞与创作上的充实丰盈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明清以来，文字狱流行，文人容易因文字罹祸。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帝王统治时，文字狱呈多发趋势，处罚范围和对象日益扩大。统治者以此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强化思想统治。对此，蒲松龄不能不忌惮，这在《聊斋》的创作内容上清晰可见。《聊斋志异》中的异境主要有梦幻异境、幽冥异境、古墓异境和仙化异境这四种形态 [7] ，《聊斋》营造的“异境”，“物理空间满足读者的怪异期待，引发惊异的审美体验；幻相空间动摇了经验世界的秩序，在语言与图像间嬉戏；临界空间不仅展示了小说人物的界限，也不断改变着读者认知的界限；变形空间借空间形式的变化来展现认知的相对性和主体的自由性。” [8] 作者谈狐说鬼，讲的是无关宏旨的坊间故事，不致给自身带来麻烦，且有同乡硕儒王阮亭(名王士禛)赞语：“姑妄言之姑听之”“爱听秋坟鬼唱诗”，这自然激发了蒲松龄更高的创作热情。如涉及文字问题，作为政治嗅觉灵敏的名士，王阮亭避之唯恐不及，自然不会自触霉头。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表白辩解：“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写作效法的是古代名人，《幽冥录》为南朝宗室刘义庆集门客所撰，流播甚广，不是禁书；抒发的是个人的“孤愤”，不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总体来看，作为坐馆多年的塾师，蒲松龄还是坚守儒学之道的，行文往往“曲终奏雅”“劝百而讽一”，怨怒之文字在《聊斋》中是不易见到的。学者詹丹指出，“《聊斋志异》的作品中构拟的一些故事，就是在力图突破人生一世的局限，借助于叙说三生因缘故事来获得‘政教’的实际效果。”( [9] , pp. 98-104)也正是因为《聊斋》在写作时间、空间、题材等诸多方面之“异”，加之乡贤友人、同道们的举荐传阅，才会在蒲松龄身后二三百年里，作品被辗转传抄，一次次排版印刷，甚至走出国门，被译成英、法、德、意、捷、波、俄、越、日、拉丁等多国文字。先生如地下有知，亦堪告慰。只可叹，“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作家精心构筑的异梦异境、异域异景，营造的温馨精神家园与美好生命愿景只能留与后人细细品味了。
3.2. 描摹异人异事、异言异行，表达深沉的文化情怀与进步的思想观念
《聊斋》中描摹了大量的异人异事、异言异行，“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聊斋自志》)。意思是，人在中原，发生的事竟比荒蛮之地发生的更为奇异；眼前出现的怪事，竟比人头会飞的国度更加离奇。“奇异”“离奇”成为蒲松龄的刻意追求。“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意思是，逸兴飞动，狂放不羁在所难免；志托久远，如痴如醉不必讳言。蒲松龄已陷入自己营造的审美世界中，忘却自我，神与物游。《聊斋》继承了以屈原、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伟大作家们的创作特色，在写人记事上，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上，在作品的“形”与“质”的表现上，与他们一脉相承。
在文字之“形”上，屈原的《涉江》中有这样的描述性用语：“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奇服”，指奇伟的服饰，所涉“长铗”“切云”“明月”“宝璐”，皆象征自己与众不同的志向品行。主旨表达方面，屈原在《涉江》的末尾有总结性的点评——“乱曰”，通过鸾鸟、凤凰一天天地远去，而燕雀、乌鹊却占据厅堂庭院，香草露申辛夷死在草丛旁边，而腥臊之物却使芳香不能接近等等人世间的乱象，来表达对阴阳易位、生不逢时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表达自己坚持正道直行、与世俗决裂的信念：此为作品的“质”。
屈原的“披萝带荔”之文深深地影响着蒲松龄，成为后者学习效法的榜样。与屈氏不同的是，《聊斋》表现在文字之“形”上是长短不一、风格不一。篇幅长者洋洋数千言，如《辛十四娘》《马介甫》等，短者如《赤字》，全文竟不足30字。这一点极易理解，毕竟作品来源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基于此，清代学者纪昀对该书有“一书而兼二体”之讥评。说白了，就是认为该书写得芜杂不精而显得不伦不类。实则纪昀批判的“缺点”、关注的文字之“形”恰恰是《聊斋》的“优势”——鲁迅赞誉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肯定《聊斋》在体式、题材、作法和风格上不拘一格的创新，实为透过现象看本质之“中的”之语。“按照中国文言小说的传统，志怪重传实可信而文字简古，传奇尚绘藻描摹而情节详细。《聊斋志异》内容为志怪，而笔法类传奇。述志怪不满足于简单的搜奇述异，而是托鬼言志，抒发胸臆。作传奇则借用其笔法技巧，推陈出新，意想更加奇特丰富，情节更加奇诡曲折，描绘更加细腻生动……这是唐宋传奇所没能做到的。” [10] 以上评语亦为恰当而精到之语。
与屈原、司马迁的作品类似，《聊斋》在文末往往有“异氏史曰”总结性文字。“蒲氏创作非常严谨，设计这条小说的玄言尾巴也是尽出婀娜之姿，或抒情议论，或引经据典，或再叙一个故事显彰明义……” [11] 据统计，《聊斋》全部作品中，缀以“异史氏曰”的195篇，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出发，对文章所涉人事进行评论，议论醇正，大致为弘扬正义、劝善惩恶类的规箴文字。从时间跨度来讲，这种写作远绍先秦诸子、战国屈原、汉司马迁等，类同于“君子曰”“乱曰”“太史公曰”等文末评论。《汉书》《后汉书》称“赞”，《三国志》称“评”，唐刘知几在《史通》中加以总结，称为“论赞”。近者，元末剧作家高明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思想，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努力尝试把文学“小道”提升到教育工具的地位。明代作家冯梦龙重视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主张，急欲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聊斋》可视为对以上文学主张的自觉践行，绝非单纯地谈狐说鬼，而是寄托遥深。如名篇《罗刹海市》，篇末“异氏史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文字揭示的美丑不分、善恶颠倒的现实让人惊悚，对不良世态的批判旨意明确，面对富贵荣耀如何追求？“蜃楼”虽然可见，“海市”却是难寻，世人当如何取舍，作者巧妙地设置了悬念。在构思及写法上，蒲松龄的《罗刹海市》与屈原的《涉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指鹿为马”的故事何其相似！
司马迁的《史记》在艺术表现上追求与强调特异性，往往通过历史上特异的英雄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他们或长相奇特，如公子重耳、秦始皇、越王勾践等，天生异相，有超世之才；或出身奇异，如汉高祖、汉文帝和汉武帝，都是天生的龙种；或才华横溢、武艺超群，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按照秦汉时期1尺 = 23.1厘米计算，孔子身高在2米以上，项羽约1.85米，皆非普通之人。司马迁将历史上这些名人编入正史，主要缘于时代的局限、个人的神道迷信思想，另外还可增加幻想与夸张的叙事功效，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采用“纪传体”，以如椽巨笔，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个人物，谁是他的“最爱”？有文学爱好者认为，司马迁最偏爱的三位英雄是项羽、李广、信陵君。这种推测似无法确凿证实，而实缘于《史记》字里行间，有一定道理。蒲松龄对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也充满同情，其诗云：“《九辨》临江怀屈父，一尊击筑吊荆卿”(《呈树百》)。其人生理想是：“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希望日后能成为像汾阳郡王郭子仪那样的名臣。《叶生》一篇可以说是蒲松龄自己的写照，文中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作者文末感叹，“遇合难期，遭逢不偶……天下昂藏沦落如叶生者，亦复不少……” [12] 冯镇峦评论说：“此篇即聊斋作者小传，故言之痛心。”现实中，“扬州佳丽顾青霞，蒲松龄的梦中情人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不可低估。” [13] 《聊斋》全书近500篇小说，人物2600余位，大多形象鲜明，作家最钟爱谁呢？有论者认为婴宁为蒲松龄之“最爱”，原因在于故事末尾做评价时，动辄便是“我婴宁”，如此爱称，足见聊斋先生对她的喜爱。婴宁故事4000余字短篇，充满神秘和幻想，爱花爱笑的狐女婴宁，未受世俗点染，如婴儿般天真烂漫，纯真无邪，其本真自由、快乐幸福的形象即为作者心中完美的女性化身。而一旦步入世俗世界，婴宁不再发笑，不知愁苦的狐女也逃脱不了巨大的现实压力，终于蜕变为一个普通的封建妇女。从爱笑到不笑，不唯是婴宁的悲哀，也是所有人的悲哀、社会的悲哀，身处其中的人们，孰能幸免呢。故事读后，令人如芒在背。
蒲松龄热衷于对“奇异”“离奇”的书写，结果会怎样，自己的内心其实非常清楚。此举不仅为所谓的正统文人所笑，就连“郢中诗社”好友张笃庆也不能理解他。在张笃庆心目中，诗是风雅事业、文学正宗，志怪小说为“下里巴人”，应以阳春白雪风雅之声作为艺术追求，他曾在诗中有“莫将《下里》使人传”之句，以此明志并规劝他人。碍于情面，张笃庆也会偶尔称赞一下《聊斋》，但总体是不赞成、不支持并且反对蒲松龄创作《聊斋》，认为他的这种创作是“谈空”“说鬼”，影响举业(科举)的上进，劝他终止这种无益的劳动。(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张笃庆并未规劝过蒲松龄 [14] 。)而蒲松龄则很想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写作不仅仅是编织荒诞离奇的故事，而是效法前朝的《幽冥录》，为其书写续篇。在五父衢头听到的，或许是些无稽之谈；而三生石上的故事，颇悟因果之理。“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聊斋自志》)蒲松龄期待世人不要被作品的“放纵”外表迷惑，要真正理解自己的“逸兴”“旷怀”之“痴”。蒲松龄渴盼了解自己的知音出现，但又没抱太大希望，“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自志》)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魂魄，可见其忧思之深。
3.3. 书写异思异见、异理异韵，寄托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执着的价值追求
蒲松龄与其他一些伟大的作家一样，在创作时也遭遇了知音难遇的痛苦。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只能化为精神上的寄托。通过《聊斋自志》可以看出，蒲松龄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三闾氏(屈原)、长爪郎(李贺)、干宝、黄州(苏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蒲氏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前朝的这些落魄名士是相通的，受他们启发，自己坚持创作“披萝带荔”“牛鬼蛇神”之文，“自鸣天籁”“不择好音”。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儒家正统思想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如果说“天籁”属于个人性情所好，那孰为“好音”呢？自然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之类文字。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之类，要敬而远之，君子当正道在心。此类传统说教之理，蒲松龄不是不知，而是洞悉一切。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所想所为——“久之”“所积益夥”。有论者云：“《聊斋志异》是古代神话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宗教文化内涵，涉及佛教、道教、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可谓是范围广泛，内容芜杂，呈现出交糅混杂、斑驳陆离的状态。” [15] 蒲松龄思想受佛教影响较深，悲观主义彩色浓厚，他笃信“理”的存在，“理”即为天理、命理、命运，这在《聊斋》的众多篇目中可以得到印证。
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写到出生时的“先大人梦”，认为自己的前身就是“病瘠瞿昙”，“少羸多病，长命不犹”“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这种思想与明末冯梦龙《警世通言》(1624年成书)中的“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也是相合的。《聊斋》中的《促织》一文，吸收借鉴了以往史料中关于“促织”的记载，与冯梦龙《三教偶拈》中“济公火化促织”也存在着渊源关系，但蒲松龄善于整合以往众多的“促织”素材，将其连缀成文，形成一篇一波三折、情节生动的寓言故事。《促织》载于《聊斋》第四卷，“主要表现促织替人争斗不过一场空的主题，借以宣扬佛教的色空观念” [16] 。而实际，《促织》的妙处，远非如此，全篇叙事借物抒情，内涵更加丰富，社会意义更深一层。文中关于促织的描写，不仅显示出作者出神入化的写作能力，深刻的批判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更显示出他对促织的品种、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具有熟稔的促织文化和知识。单就从这篇小文来说，蒲氏之异思异见、异理异韵，已可见一斑。
3.4. 演绎异情异志、异彩异趣，体现强烈的批判意识与顽强的反抗精神
《聊斋》在选材上为何偏爱“鬼”“狐”，这在《聊斋自志》中有简要的说明。概括起来说包括受前人影响、个人的情趣爱好、出身经历等众多原因。《北京晚报》曾发表了石侠的一篇文章——《蒲松龄孙女说〈聊斋〉》，通过蒲松龄的后人蒲力(按，文中说，按照家谱，蒲力应是蒲松龄的第十四代孙女)之口，作者得到了一个“别开洞天”“绕梁不散”的说法，解开了长期萦绕心头的谜团，蒲松龄为啥写了很多狐的故事，因为他赞成满汉通婚。《聊斋》作品以“狐”寓胡，以狐人相交，寓满汉通婚，客观上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不可分的现实。在文网遍布的恐怖时代，如何抒发内心的“孤愤”，《聊斋》巧妙地借助“狐女”题材实现了这一愿望。
“狐”在早期的怪异小说中往往代表“淫媚”，是负面的遭人批判的形象——阴险狡猾、吸人精血、窃取财物、诱人作恶等，而《聊斋》则颠覆了以往的这种形象，改变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在明确写狐的80多篇小说中，作者写了类型多样的“狐”的形象，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有着可贵的人性美，成为了理想化、立体化的“人狐”。她们集众多优点、美德于一身，风华绝代、心地善良、机智多情、坚贞勇敢。她们敢于追求自由美满的婚姻，如晚霞、瑞云、白秋练、连城、鸦头、细侯、颜氏、芳云、绿女、乔女等；她们能够主宰命运，成为生活的主人，如自食其力卖菊花的黄英、自觉维护尊严的房文淑；她们敢于反抗暴虐，快意复仇，如侠女、商三官、张氏妇、窦氏、庚娘等。总之，“狐”作为情感寄托的形象载体，很好表达了作者对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渴慕与向往，对美好情爱婚恋的推崇与赞美，表达了对封建礼教严重压抑扭曲人性的呼唤与追寻。
蒲松龄对异情异志的书写，使得《聊斋》具有异彩异趣的美感特质。“服务于表现‘艳异’创作母题，《聊斋志异》以‘灯前月下’的‘夜化’时空，取得了含蓄隽永、妙趣横生的审美效果”，营造了“神秘美”“朦胧美”“恐怖美” [17] 。从《聊斋自志》中的“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妄续《幽冥》”“仅成孤愤”等自述文字来看，作者的取材立意均不出鬼神灵怪、变幻无常之人事，战争、死亡、疾病、饥饿均为重复的主题，作者要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矛盾丛生困苦纠结的世界，现实对人的压迫让人身心备受煎熬，尤其在精神方面，作为饱学之士，蒲松龄更是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如何寻求“突围”，必须从前人先贤那里寻找智慧、寻找答案，幸运的是，蒲松龄找到了。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概括蒲松龄“荡气回肠疑屈子，主文谲谏胜庄生”，充分肯定了他的作品风格及艺术成就、历史地位。在众多的先贤里，蒲松龄推崇的“黄州”(苏轼)就是知己之一。1080年，苏轼谪配黄州并在此生活了5年，“黄州使一个郁闷愁懑，甚至在死亡线上彷徨的苏轼，完成了向一位自揣自解、荷锄东坡、逆袭登顶的苏东坡的嬗变，成为世界‘千年英雄’” [18] 。借助《聊斋》，蒲松龄总算摆脱了精神上的困顿，进入了自己编织的理想梦境，他坚持创作不辍，终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聊斋》这一皇皇巨著。马瑞芳讲授说：“唐传奇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第一个艺术高峰，而《聊斋志异》是第二个更高的艺术高峰。唐传奇是由若干个进士共同创造，《聊斋志异》是一个穷秀才自己创造……”(马瑞芳：《谈鬼说狐造就艺术高峰》)《聊斋》之伟大，可以想见。
蒲松龄为何选择用深奥的文言而非平易的白话来完成《聊斋》写作？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因为在蒲松龄之前已经有“三言二拍”，之后又有《红楼梦》的白话文写作，他为何坚持这种“倒行逆施”的“异型”写作模式呢？《聊斋》的写作不同于《三国》《水浒》，蒲松龄也不同于罗贯中、施耐庵，他是农村的落寞秀才，并非城市“勾栏”(戏院)中人，他的写作不像“评书”那样，需要通过白话口语来取悦市民，获取报酬赏赐，他一生都在参加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写出的作品都是给有学识的文人们看的，如何把握八股道德文章写作，蒲氏不可能不清楚。文言文精炼典雅，节奏感强，韵律铿锵，便于传布。对于饱受儒家经典濡染的作家来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语)的古训不可能不知，因而对于“三不朽”之“立言”的选择，显得尤为紧要。既然在生前无法做到功成名就、富贵荣华，则追求身后不朽之名便成为必然。何种笔法可以成就令名，书成之后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显然，选择使用文言是最好的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4. 结语
作为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周先慎先生将其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认为它是“总结性的作品”“短篇小说的总结”“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 [19] ，有的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融汇、汲取了传统的志怪与传奇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20] “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清初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 [21] 。以上评论对于充分了解和深刻认识蒲松龄及《聊斋》的地位、价值，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蒲松龄才如江海，著述颇丰，其异想天开的叙事策略、细腻深情的人物描写、神魔幻境的艺术表现，无不彰显其高雅的艺术品位与卓越的文学技巧，此类观点论者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可以相信，儒家经邦济世的观念一直成为支撑蒲松龄这位天才作家持续创作的不竭动力，而现实的困顿并未消磨这颗高尚灵魂的可贵灵感。在笔者看来，《聊斋》之“异”，恰如《红楼梦》之深沉悲凉、博大精深，奏响了生命之“异响”、民族之强音；亦如西人梵高向日葵之卓尔不群、明媚灿烂，昭示了艺术之“异样”、梦幻之醇香。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中华民族最讲究生命的辩证法，蒲松龄创作及科考的一生，恰如兵法所云之“奇”与“正”，“军队部署作战布阵，就是一个奇正运用的问题，而奇正的变化，又是无穷无尽的……要‘变’而能‘通’，‘奇正相生’，奇正是相辅相成的。正兵因奇兵而变化，奇兵也因正兵为依恃。” [22] 纵观蒲松龄的一生，“正兵”科考是蒲松龄生命的坚守，而“奇兵”创作则是他精神的突围，二者就这样浑然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位伟大作家曲折而璀璨、复杂而纯净的“奇正相参”的生命历程。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多维文化视阈下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SJB093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