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柯文，犹太人，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卫斯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以下简称《历史三调》)。张振利、张志昌认为可以从这几部著作中看出柯文的史学思想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并进而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1]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初读此书，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史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西方的史学研究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无论是史学领域的研究，抑或是研究方法方面都远胜当时的中国。刘东先生在其《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中言及：“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何的窘境”。何兆武先生认为中国在有政府统治时期的史学自由甚至不如军阀割据时期的混乱状态。在其著作《上学记》中，他以云南为例，论诉了即使在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下，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仍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及其著作，如在当时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先生及著作《国史大钢》、陈寅恪先生及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史渊源论》、冯友兰先生及著作《中国哲学史》等。反观在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学研究却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无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西方的史学研究成果尤为重要。
2. 写作缘由及史学方法转变
《历史三调》作为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的又一部史学著作。本著作并非单单停留在对义和团运动的再研究层面，更多的是柯文力求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在不同阶层、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产生不同认识的研究，力求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层面阐述其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自己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同时也给历史学家提供从多角度、多层次及立体式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历史事件，跳出主观性及片面性的认识。对此，周武、李德英、戴东阳在其对柯文采访的文章中论及，“在我最近出版的《历史三调》中，虽然我花费了很多力气研究义和团方方面面的情况，但这本书的主要问题不是义和团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历史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他们究竟做的是什么东西，”并且论述到“我的目的是研究历史本身，特别探讨理解过去的各种途径，只是用义和团做个例子罢了” [2] 。关于此点，柯文在其《历史三调》中认为，在考察历史与编撰历史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方面“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陪衬” [3] (序言p. 4)，同时他也希望能够通过《历史三调》的抛砖引玉之势加深国内学者对“义和团运动本身及中国人在20世纪纪念该运动的方式的中国专家的兴趣” [3] (序言p. 5)。
此外，柯文早年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次慈教授。费正清教授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奠基者，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先行者。尽管其史学思想及研究方法不断发生变化，其晚年著作《中国：一个新的历史》大有抛弃其“西方中心论”的态势，但是贯穿其观念终始，“冲击——回应”模式仍旧是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导思想，并且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学者。柯文亦在其中。其早期著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中的许多方面深受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问题认识主流思想的影响，书中可以看到大量“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的痕迹。与此同时，施坚雅通过在20世纪50年至70年代对中国四川地区的考察，阐述了从中国内部研究中国问题的主张，并且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作中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但是并未在西方史学界产生过多的反响。受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中国史研究者开始深刻反思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存在合理性。基于此，柯文在1984年出版了其标志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表明其深受越南战争及当时史学界对“西方中心论”反思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内部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努力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的内部研究取向。此外，最近的新著《历史三调》所阐述的认识历史的三种途径，即事件、经历和神话，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此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柯文在论诉义和团运动时并不是单纯的将其归结为中国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反应，而是更多的力求从中国内部去发现历史。尽管柯文提出了从“内部取向”认识中国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却未能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更多的是希望可以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功效。故此，对于随之其后的《历史三调》一书，也可视为是其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性措施，而非其“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之作。他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言及用“人类中心取向比中国中心观更准确” [2] 更易于表达和加深读者对《历史三调》的认知和理解他本人的写作目的。
3. 认识历史的三条途径
在《历史三调》中，柯文分别从事件、经历和神话等三个角度展开论述。至于为何以如此方式展开论述？他解释道：“其一，我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种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虽然专业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 [3] (序言p. 4)此外，虽然柯文尝试从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角度展开对义和团的论述，以此阐述其史学思想，但其在《历史三调》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论述经历这一部分。这使得有的学者认为本书中含有大量柯文的人本主义倾向。李世达在其论文中分四部分来阐述柯文的人本主义倾向——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发现普通人的历史；跨文化比较：探寻普遍的人性；复调史学抑或后现代史学；结束语 [4] 。这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本书有莫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也夹杂有他自己的思想。柯文在论述经历时也冲破了对于中外传统文化的认识，令读者看到了许多文化现象相似的例子。对于其重点研究1900年以降的义和团运动史，他在书中也作了说明。“第一，这个部分——共有五章，如干旱、降神附体等——所述的主要现象在1900年春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正因为如此，相关的中外文档案和文献比1900年以前更为丰富多彩。第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初起时的情况，我们已经有一部极为出色的英文专著：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3] (序言p. 6)。
3.1. 事件角度
柯文在从事件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文章开头，他以为自己长期以来进行的课堂实验为例，深入剖析为何在当代美国大学生中对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认识态度。二者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重大事件，甚至于太平天国对于清王朝晚期的影响远甚于义和团运动。柯文在文章写道：“我明确告诉他们，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他们注意到他们的知识有限(尽管这项测验往往会有这样的效果)，而在于让他们了解，他们已有的知识是在一种怪异的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异化的、扭曲的。” [3] (p. 14)。表明在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生当中，对于中国仍旧缺乏正确的认识，其“西方中心观”仍旧有其现实影响力。此外，在本章的撰写过程中，他分别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高速发展阶段及义和团的经历的国际化：战争的爆发等顺序展开论述，体现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事件、叙述历史事件时所采纳的一般路径和方法。
此外，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与真实的历史叙事并不相同。在《历史三调》中他如此写道：“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加者所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猜测到)的意义” [3] (绪论p. 9)。并且认为“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 [3] (绪论p. 13)。因此，柯文认为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的研究工作时，都已经“先入为主”的知道了历史事件的结果，有时会将无重大关系的事件或者毫无关系的事件放在一起，牵强附会的作为解释事件发生原因及影响的立论基础。故此，“必然性”与“偶然性”作为解释历史事件时的两种普遍现象出现也就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3.2. 经历角度
柯文在从经历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人们经历的过去”。这也是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着笔最多的一部分。田野调查法是从事人类学研究、民族志写作等必不可少的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有利于进行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助于历史学家了解到与文本记载所不一样的历史，在现实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在经历部分，柯文分别从“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及“死亡”等六章展开论述。力求撇开历史学家“后知后觉”的观念，更多的从当时经历者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充分考虑当地民众在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自然背景及外部势力时所能做出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即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此外，柯文在经历部分的写作中，在其对义和团宗教活动的核心，即降神附体活动进行解读时，运用宗教学方面的知识，认为个人或者群体在面临危机时，往往都会向神灵求助。在论述当地村民对付干旱的记载中，他运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认为对付干旱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祷告和与之相关的祈雨仪式向天神请罪，祈求降雨。这种仪式活动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中十分盛行。此外，他还列举了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1899年夏季的西印度、1794年马塞诸塞州以及1988年美国西部在应对旱灾时所采取的相似方法，论证民众在面临相同的危机时，往往会采取类似的方法。笔者以为这是“人性”的使然，无关乎地域、种族的区别。在对死亡的描述过程中，柯文尤其侧重于对个人经历的描写，分别从“目击者”、“加害者”及“受害者”的角度来分析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尽可能的贴近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入其中，明白其选择的“合理性”。
尽管从经历角度进行论述相较于历史学家的后知后觉的事件角度更易于渐进真实的历史，但柯文也意识到仍旧不可能完全复原人们所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的历史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二、即将过去的经历能够完全再现，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用文字或视觉资料(如照片等)，或者二者兼用，来重塑过去，而不能再现经历本身；三、所有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 [3] (绪论pp. 47-51)。当下口述史学的发展现状及史学界对口述史资料的认可度与此有相同之处。详情可参考左玉河的《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 [5] 。
3.3. 神话角度
柯文在从神话角度阐述其对义和团的认识时，将绪论的标题命名为“被神话化的过去”。在论述义和团运动神话化的过程中，柯文主要从“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等三个阶段展开论述。关于神话化的义和团与作为事件的义和团的区别，柯文如是说道：“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化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养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3] (绪论p. 177)并且“神话化的过去不需要太准确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它要有效地说服或调动现在的民众，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3] (绪论p. 178)。
新文化运动作为近代史上继“器物革命”、“制度革命”而后进行的“精神革命”或“文化革命”，“民主”与“革命”是其两大主题。当时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的思想观念，而义和团则代表的是封建、迷信和排外主义等观念。因此，义和团被当作落后的象征，成为知识分子主要抨击的对象。义和团就从历史向神话迈进。此外，当时的外国人也对义和团进行着神话化，认为义和团是残暴、令人恐怖的，对其进行的都是丑化性的描述。历史经过无数人的讲述、润色、传播、最后成为神话化的历史。受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社会背景，即反帝斗争的需要，义和团运动作为以“排外”为主的运动，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被当作正面教材并一步对其神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以进一步神话。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即到处充斥着教条主义，盲目崇拜主义盛行，因此义和团也在那些有目的的政治家手中被利用。最终完成其神话化。
4. 结语
柯文作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一员，他的早期著作及研究思路曾深受 “西方中心观”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完成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标志着他试图摆脱传统主流思想的影响，希望可以建立起从中国内部出发研究中国问题的范式亦或者模式。《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虽然从宏观上面提出了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市、县与城市，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的阶层并且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并未提出具体的研究路径和实施细则。笔者以为《历史三调》可视作柯文在这一方面的尝试性工作。他以义和团作为分析对象，通过从事件、经历和神话三条不同的认知路径，探讨如何对历史事件尽可能的进行全方位的认识，如何尽可能的逼近历史真相。亦可看作是柯文力求在史学理论及史学方法方面有所建树的尝试。三种不同的认知路径，基本囊括了我们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认知过程。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应当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必然性”、“偶然性”等既定论思想；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尽管是当时人的真实经历，但仍旧有其主观性色彩，哪些被记忆？哪些不被记忆？哪些得以着重记忆？哪些被留存于文本中？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记忆也会发生大的变化。尽管相对于历史学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更为真实，但仍旧不能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运动，尽管神话化的义和团运动存在更多的主观性，不能比作为事件或者经历的义和团运动更加具有客观性，但仍旧有其现实的价值性。任何事件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发生，神话化的义和团运动过程，与其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可视作当时“话语”下的产物。基于此，三种认识历史的途径各有千秋。在这里，我并不想说哪种方式正确，抑或是哪种方式错误。或许正如段建宏教授所言，“作为‘现实与历史的调解人’的历史学家，尽管在叙述历史时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或称为‘可接受性’)及其所蕴含的伦理因素却是每个历史学家都应恪守的准则，如果在这个前提下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哪一种叙述都不为过。” [6] 。在《历史的观念》译序中，如此记载：“要了解一个人(或一个命题或一本书)的意义，就必须了解他(或它)心目中(或问题中)的问题是什么，而他所说的(或他所写的)就意味着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 [7] 。或许，我们只有通过对柯文本人及其治学思想方法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其著作《历史三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