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角下——情感研究的探析与反思
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ffective Research
摘要: 传统的情感研究主要是从文化层面,具身层面以及概念化角度去探索分析情感的使用。前期情感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身体经验,环境,而做出的情感效应;后期的情感研究是集于人的心智,思维,身体,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情感效应。目前,情感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异文化下的情感对比研究提供新思路,进一步丰富情感研究的发展。情感的研究上升到心理学,生物学等跨学科领域,使得情感的研究不断走上一条科学化,正规化的道路。
Abstract: The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motional research 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body and concept. The former research on emotion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body expe-r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to emotional effect. The later research on emotion refers to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ind, body and environment to the Emotional Effec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ith regard to emotional research offers new methods to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emotions under different cultures and further promotes the emo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 The emotion study has extended from linguistics to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such as psychology and biology, bringing the emotion research to move forward scientific and standard path.
文章引用:赵海申 (2018). 心理学视角下——情感研究的探析与反思. 心理学进展, 8(8), 1109-1117.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33

1. 引言

情感是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身体经验之一。近些年来对于东西方情感的钻研数不胜数。情感的研究主要经历了情感文化语义学,情感的具身语义学,情感概念化,情感的认知神经认知科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情感的研究却一直处于浅层次的研究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情感的研究趋向于科学化,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尝试去解读不同情绪产生的原因,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2. 传统情感的定义

情感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抽象的。不同情况下,每个人自身所带的情绪也是多种多样,对情感做出的反应也是各有迥异。

情感的定义首先是人本身基于自身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外部世界而做出内心活动的一系列表现形式。其次,经验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人情绪复杂变化的多样性。那么随着社会人类认识的进步,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进步,衍化出认知是情感产生的前提条件,情感在某种态度上是有认知状态决定的。

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意识到人类的认知在特定条件下情感认知是有限的,故借助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复杂的情感,丰富了情感的表达方式,进而提出了情感概念化理论。

(郭德俊,刘海燕,& 王振宇,2012)指出:“情绪‘Emotion’这个词源来源于拉丁文(外延) e和movere (运动),主要意思是一个地方向外转移另外一个地方。情绪表层含义是一种情感意义动态的转移,是个体对外部世界或者内心的生理变化做出的一系列反应。”情绪是作为个体愿望,需要和环境之间中介的活动。当客观事物和处境符合于主题的需要和愿望时,就会触发积极和肯定的情绪;反之会引起消极和否定的情绪。除此之外,情绪是一种具有动机和知觉的积极力量,它组织,维持和知道人们的情感行为。巴克进一步指出情绪联系着动机过程,携带动机信息的显示机制和动作过程的体现,个体目标的行为与主管感受,表情行为和生理唤醒一起构成情绪的主要成分。总体来说,(孟昭兰,1989;孟昭兰,2005)情绪是多成分组成,多维量结构和多水平整合,个体的有机生存是在交往过程中一系列产生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动机。它是多种生理,心理,和社会不同水平整合的产物。情绪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心理过程,任意单独的个体而存在,个体心理包括认知,动机和情绪人格三个主要部分。它作为基本的心理过程之一,对机体的生存和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

早期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情绪理论主要侧重点在于情绪,是一种身体状态的感觉;它的原因纯粹是身体的。人们的常识认为,先产生某种情绪,之后才有机体的变化和行为的产生,但他主张是先有机体的生理变化,而后才有情绪。当一个情绪刺激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立刻会引起身体的某种变化,激起神经冲动,传至中枢神经系统而产生情绪。在詹姆斯看来,悲伤乃由哭泣而起,愤怒乃由打斗而致,恐惧乃由战栗而来,高兴乃由发笑而生。(https://baike.baidu.com/item/情绪理论/2674180)。19世纪80年代情绪的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比如情绪的生理唤醒,情绪的机能定位,情绪与环境等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关电视生理唤醒,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几个主要学派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认知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认知扮靓介入情绪研究的各个方面。情绪的“中枢机制”与“边缘机制”的争论是该时期的争论焦点。后期所提出的肩部表情反馈学说为探索情绪与生理模式化伴随关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路线。20世纪80年代之后,情绪的认知研究深入到对情绪刺激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力图从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类型上来认识情绪刺激的性质,进而把握情绪的本质。世界在重组后,新的心理学相继而生,心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心理学方面给出的情感较完整的定义是情感应当包含机体外界刺激、需求及需求预期、认知评价、感知与测量以及情绪的功能性等因素。机体会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刺激是否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做出某种认知评价,而不同情绪则是由这种认知评价所引起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功能性的反应(孙卉,2010)。这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出的情感定义,前期的情感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文化学,身体经验论以及后来的情感认知角度去谈情感。(周频,2016)指出:“现在的情感研究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主要是关于神经系统内分子、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突触连结及变化过程以及中枢控制系统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失语症和脑损伤患者的临床病理学案例,推测大脑的语言神经机制和功能区。”情绪产生的行为水平和功能的神经水平,引发了情绪产生的调节自动和控制的多水平加工机制。认知神经科学的情感研究为英汉两种文化的情感对比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道路。

3. 情感文化语义学发展阶段

首先情感的研究是基于共同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对外界事物做出的情感反应。外界事物某种程度来说是社会的集合体,人类是自然社会的一部分。情感的研究须置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分析造成文化情感差异的因素,有利于民族间的情感沟通交流。

文化语义学主要是基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的情感认知。在美国居住的文化融入度低的华裔比文化融入度高的华裔,以及欧洲裔美国人更常使用躯体词描述情绪。(Tsai, et al. 2004; Tsai, et al. 2002; Kleinman; 1987 & Good, 1990)。非西方文化成员比西方文化成员更常用身体部位或器官描述情绪(Ma-Kellams, 2014; Ye, 2002; Tsai et al., 2004)。通过沉思,瑜伽,心智等文化行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情感躯体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的心理活动,但是情感波动较小,可以忽略不计(Kabat-Zinn, 1990; Sebly, 1992)。非西方化文化成员倾向于将心理问题躯体化,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生理问题心理化。在西方看来东方文化成员表现较低的内感受力,觉察自我的心理状态低。个体经验与内脏状态受到不同程度文化的影响,东方文化成员比西方成员对情境具有较高的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少关注身体的变化,忽视内心情感的变化(Gardner et al., 1990; Bogaerts et al., 2008)。

实证研究下,运用唤醒范式的错误归因,模拟虚拟环境技术,心悸实验法以及实验假设反证法等探究东西方文化的内感受力,表明东方文化成员比西方文化成员内感受力弱,忽视内心情感,生理活动变化,倾向借助外部环境加以躯体词表达自我情感认知(Ma-Kellams, Blascovich, & Mccall, 2012)。文化,情境依存性,心脏状态三者的关系中,情境依存性有效解读东方文化内感受的误读,结果表明东方文化成员对自我内心的心理状态出现误判,易受到情境依存性影响,从而引起内心情感的波动。文化已经不是影响内感受力的主要因素,退居首位,让居于情境依存性。西方成员则反之,关注内心心理的微妙变化,情感的关注焦点是从外部环境转移到内心状态。但是实验研究中存在参与者人数不一致,样本量较小,受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问题。后续学者提出涌现型文化认知的概念,主要关注文化概念化,认知文化模式,认知文化图式,认知文化分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认知在语言之间的分布状况表明语言更能在综合复杂的使用系统中揭示文化认知的属性,语言在涌现型文化认知和文化模式起着重要桥梁纽带的作用,从关注整体要到关注个体成员的文化认知,对文化认知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发现文化认知如何在语言系统的影响下塑造个体。但是过多强调文化认知的作用势必会影响个体文化认知的形成,与个体的自我文化认知会产生冲突,使得个体产生文化身份感困惑甚至丧失等问题(Sharifuan & Farzad, 2002)。

4. 情感的具身化发展阶段

情感的具身语义学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化学方面转入到具身认知更加科学的认知研究。具身的第一代认知研究中具身”更能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与环境(世界)的互动性。离身认知是主要是以笛卡尔的二元论为主,强调身心分离,身体与大脑可单独割裂开进行研究(徐先文,2010a,2010b)。

第二代具身层面来说,认知、身体、环境、是一体的,认知存在于大脑,大脑存在于身体,身体存在于环境(叶浩生,2010)。具身学的核心含义是指人的认知或心智主要是由身体的动作、意向和形式等个性化的感性加工方式所决定。人类的认知过程进行的方式是被身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人类认知的内容也是身体提供的。与此同时,认知是具身的,身体又是嵌入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叶浩生,2011;许先文,2010)。从情绪外周理论到面部反馈假说、躯体标记假说再到现在的情绪具身观,都一致认为情绪是具身的。情绪具身观认为情绪是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的情绪,身体的解剖学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了我们怎样加工情绪(刘亚,王振宏,& 孔风,2011)。除此之外,“心智锁在身体之中,在任何时候,它都占有一个特殊的空间, 且面临一个具体的方向。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形成了具身认知的部分基础” (Tversky & Hard, 2009: p. 124)。具身认知强调人类身体与认知的不可分性,而大脑对情绪的加工起到主导型的作用,心智加工是在大脑一系列的复杂活动中加工和完成。大脑,心智,身体三者的关系形成了具身认知的基础。学者Clerk首先指出:“具身认知观的四个论题,身体在认知实现中的作用;身体、大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新的概念解读;具身新方法研究与传统法方法的区分,以及新方法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知觉、认知和行动之间以及心智、身体和世界的看待要以一种批判是的思维和独特的眼光去评判” (Clerk, 1999)。

更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具身情绪的反应是伴随着认知过程而体现的,而且对身体,和环境具有较高程度的依赖性。情绪认知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身体的躯体转台也会使得情绪认知发生相应的变化,体现出具身性的特点。目前,镜像神经元系统假说、具身模仿论理论都强调情绪的身体基础, 都试图从“模仿”机制来解释情绪具身性。

5. 以“心”为典型为例分析东西方文化对于躯体解读

国内外学者着眼于东西方文化,解读心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探索身心认知,思维三者的关系。1) 东方文化中的“心”是身体的主宰,是思想,情感,感知于一心;古英语与中世纪英语的“heart”的概念化受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是思想,感知的核心集聚地。2) 西方文化成员从“四性”和东方文化从“五行”两种不同视角解读“心”,四性强调人的体液与性情之间的关系,人体内的四种液体,不同组合代表着人的气质,身体,精神等方面的特征。不同体液占主导,产生,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和抑郁质的不同性情的人;五行强调的是器官内外联系与情感的交叉关联,五行主要讲究传统的阴阳守恒原则,“QI”是调节情感的主要方式。3) 心在东方文化中是精神之光,是认知能力的核心部分;西方文化也强调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心是人类集思想,情感,认知于一体,对心的解读存在不科学的解释。4) 隐喻,身体,文化三者存在语义三角的关系,概念隐喻源于身体经验,文化层面一方面通过身体经验筛选概念隐喻的特定目标域,另一方面也被概念隐喻所影响和构造。东方文化的“手,掌,指”与西方文化的“hand”,“palm”,“finger”在概念隐喻中两种语言的搭配强度不是很一致,东方文化的的身体指称的隐喻具有灵活性,复杂性特点,西方文化身体指称具有单一性,唯一性,局限性等特点。5) 东方文化躯体现象学一一阐释情感与躯体的联系,打破西方的身心二元论,主客观的思想。在汉语中,“心”的突显度最高,“肠、胆”的突显度次之,其它器官突显度低;(Yu. N, 2002, Yu, 2008a; Yu,2008b; Ots, 1990)英语中,“heart”的突显度最高,“gut”的突显度次之,其它器官突显度低。汉语的“胆”之所以比英语的“gallbladder”更突显,是其负载深厚的文化色彩,具有陈规的形象(赵学德,2010)。但是西方的四性理论没有西医理论基础,东方的五行理论建立在哲学角度和中医视角下,对于心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以一种科学的方法阐释心,情感,认知三者的正确关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文化,语言(概念隐喻),身体三者不仅存在语义三角关系也呈现层级关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文化层面下的宏观情感研究已经不能单单解读情感背后的原因,从抽象的文化背景转换到个体的具身层面对情感的发展做出一步的阐释。

具身情感语义学主要从情感体验转入到认知语言学的阶段。通过语言学的角度解读,情感不仅仅是基于身体经验而单独存在,也涉及到人的认知,大脑,思维,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身语义学尝试通过人类所特有的言语去解读情感的存在,以及情感的运用。相比情感文化语义学,具身语义学的进步之处一方面为情感概念化的理论提出做出贡献,还在在于关注进入生物学,和心理学的领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关注人的大脑,思维,认知,情感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利用镜像神经系统提出“神经再利用假设”,寻找人类有没有在“心痛”和“身痛”之间共同的神经系统加工机制(周频,2016),但是具身语义学还是基于身体而进行的情感研究,深受经验主义的倾向,使得情感具身语义的研究困扰因素较多。具身化的情感研究对个体的存在的环境,人本身的自我认知,情绪之间进行解读,用具体,有形表达个体情感。抽象层面的情感表达涉及较少,针对情感具身化,学者紧接提出情感概念化,运用抽象的语言符号表达情感。

6. 情感的概念化历程

情感概念化的提出基于L & 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出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以具体的事物作为参考对象,通过大脑的映射,构建抽象的情感概念框架。无论是“悲伤”,“恐惧”,“喜悦”,还是“愤怒”情感,学者的研究基础在于对共有的身体经验,加以语言学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与假设学说,以一种具体代替抽象的含义即隐喻。

情感概念化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符号,指称符号,隐喻,转喻的理想认知模型,三者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情感概念化的宏观系统。Lakoff & Johnson (1980: p. 147)说过:“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得以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而获得的”。 (Kovecses, 2005, Ledoux, 1996)指出:“情感是一种基于人类身体经验对外界事物反应的基础上的一种有意识的言语表达活动”。英汉两种语言在情感的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等不同方面呈现出较大程度的相似性。国内学者袁红梅 & 汪少华(2014)共同指出:“英语表达愤怒的身体躯体化程度站到50%左右,汉语的内脏化程度表达愤怒高达60%之多,身体躯体化所占比例较小”。(陈家旭,2007,陈家旭,2008;孙毅,2010,孙毅,2013)同样指出:“在喜悦与恐惧中情感研究中,汉语借助于躯体词表达情感,躯体化程度高,在英语中,则反之。”情感的隐喻不只是语言范畴的运用,背后也反映着语言使用者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将自我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客观世界不能完全摆脱人的意识而单独存在。孙毅指出:“人的思维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人类的思维,心智,概念是身体与客观外界互动的产物。”概念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符号问题,而且涉及到人类认是世界的方式以及构建自我思维的方式。

更多的学者的情感概念化的研究,主要是从英汉情感表达的隐喻溯源。于宁在“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Body and Culture”文章中论述了文化层面下身体,概念化以及文化三者的关系,人类认识世界产生了身体经验,身体处在文化社会这一环境中,身反过来是人类认知的基础。换句话说,人类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之上,受到外界文化社会的形象,产生了一系列的认知活动。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三者的关系时单导向性,没有双向性,多维度解释三者的关系,同时也没有足够的语料作为支撑,但是作者更多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情绪研究的新方向。在朴金哲的“英语sorrow和汉语悲伤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详细论证英语“sorrow”和汉语“悲伤”的概念隐喻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使人们对悲伤情感有更清晰的理解。文章一方面在于语料的搜集以及详细的分类,对比悲伤隐喻的差异,揭示造成悲伤隐喻的原因,以及试图从文化社会的角度去解读。但是,文章只是仅仅局限于身体,概念化阶段,没有上身到科学的解释,身体器官,与大脑是如何加工情绪需要进一步从现代科学和医学入手,为情绪的发展做出科学可信的解释。潘震“中国传统情感英译研究”以中华民族的情感文化体系为主体,全面并深入研究各种情感范畴及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并探讨其传译过程。以上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本民族文化以及文化概念化阶段阐述情感的具体使用范式。东方情感主要从中国传统哲学和医学角度出发,西方从西方体液学说来解读情感。其次,国内的情感研究主要停在隐喻阶段,借用西方的情感是“液体”,“方位”,“容器”,“温度”等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具体的事例加以阐述,一方面更加了解情感是通过隐喻来表达的,对自身的情感认知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并没有进入到跨学科,多家度去研究情感。这是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现在情感概念研究也逐步涉及到生物学,心理学的角度,实证研究的方法看情感的激活脑区分布;而且还可以利于对不同情感语料库的搜集看不同文化下人类情感的内感受力,对情感是如何进一步如何对人的心理变化和影响。这也就使得情感的研究朝着认知神经科学发展。

7. 情感的认知神经科学新方向﹑新思路

认知神经认知科学以一种更为科学严谨的方法,通过进行各种实验得出的有效、真实、可靠的数据。神经科学更多的采用ERP﹑F-MRI﹑Eye-tracking等研究方法探索人类大脑思维,认知,语言的发展。语言在本质上是大脑对信息(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一种加工过程活动。人大脑中关于语言最重要的两个区,一个是布洛卡去,另外一个是威尔尼克区。两个区的主要功能是负责人类语言的输出,输入等主要功能。语言的发展在社会条件下必然会涉及到情感的产生。在情感研究领域,人们已经得知左右脑的基本机构,左脑更偏向于语言优势,右脑更加偏向于情绪的知觉和表达。右脑中额叶,丘脑,杏仁体对于情感的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大量的情感实验表明:情感是大脑的高级功能,它是由大脑中的情感回路控制,包括前额叶皮层,杏仁核,海马等。情感信息的加工整合,保证有机体的生存和适应。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是情感中枢回路的两个关键部分,与情感记忆,学习和调节有着紧密的联系(王上飞 & 王煦法,2007)。

神经系统内有两条通道产生情绪反应,一条是“丘脑-杏仁体”的直接通道,不用经过大脑皮质的认知评估,杏仁体直接接受信息,直接对事件做出情绪反应。这无疑会产生感性先于理性的看法。另外一种通道是“丘脑-大脑皮质-杏仁体”的简直通道,由大脑皮质做出认知评估后才产生情绪反应。情绪的认知评估,不是单纯的理解为它仅仅是人类情感的表达,而是基于现有语料库对认知评估而产生的情绪心里分别从情感认知,生理变化,行为反应,心理感受四大象限,分析汉语悲伤情感在四个象限的认知分布状况,为人们提供在实际生活中对于悲伤情感的应对策略。

最终随着人类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认知也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变化,情感的研究也在不断以一种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着。目前,认知神经科学是集生物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于一体,对情感的研究具体到大脑是如何输入,加工,输出情感信息。大脑将外部信息传送到下丘脑的中央位置,进行信息大数据的整理综合,其次将信息传送到额叶的位置进行信息的筛选,最后完成信息的输出。例如恐惧的神经加工机制离不开大脑的脑岛,脑干,丘脑,杏仁核等部位的加工,利用恐惧的研究去治疗创伤应激机制和恐惧症,解决医学难题(Sarah & Hugo, 2014)。

8. 情感研究道路的反思

情感文化语义发展阶段试图从文化层面解读情感情绪的使用范式。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影响认知,认知反作用文化。东方文化主要从传统哲学,阴阳五行学说阐释情绪的产生缘由;西方文化主要从体液说,哲学,心理学角度解释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涌现型文化认知从关注个体在文化中的作用转移到政体在文化下的情绪认知,研究发现文化在早期情绪心理学发展中占据不可撼摇的位置。文化是人类基于身体经验基础上,对外界做出的一系列情绪反应活动。目前争论不断的内感受力问题是情绪的焦点,东西方文化下,情感的反应活动是趋向一致,还是大相径庭,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所在。文化层面下,社会的发展,个体的发展,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满足是不是都应该纳入影响情绪发展的内外在因素。情感的具身化阶段主要侧重于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与环境的互动性。基于身体经验上,人类对外部世界活动而做出的内心一系列心理反应活动。具身理论考察了身体,认知,心智三者的关系,早期的情绪外周围理论,面部反馈学说以及后期的镜像神经元理论试图从“模仿”的机制模拟人类的情绪活动。进步之处在于从外部世界开始逐渐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情感活动,喜怒哀乐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具身理论的焦点就是躯体化,人的生理器官与情感活动之间是一种纷繁多杂的关系存在,“心”在东西方国家的情感使用不同,中国典型的例句:“你伤我的心/此刻,我感觉到万箭穿心”;在英文表达中,“heart”是更多用作一种人体器官,少数表示极度伤心的情况下如“I felt heart-broken”。情感躯体化的研究不应该只仅仅局限于文化,具身层面,更应该转向大脑的研究。情感的活动是如何在大脑中被进行加工,信息是如何被传递?这才是情感研究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紧接着,情感的概念化主要侧重于语言符号,指称符号,隐喻,转喻在情感中的使用范式。情感的概念化使得人类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借用隐喻,转喻等抽象理论表达抽象,复杂的情感。汉语中,经常遇到:“我气得火冒三丈”,可以被解读为“火”是被喻作“容器中的液体”即将溢出,来表达情感的程度性。英语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情感表达。情感的概念化也在为情感的躯体化进一步试图做出可行性解释,却发现情感的概念化研究不足,需要海量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这一点国内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情感的研究走上科学正规划的道路,情感的研究转向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是集于心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神经认知科学为一体。情感的研究涉及语言理解,信息加工,传递,以及器官的情绪反应活动等多种身体成员的参与。

以上国内外的文献综述表明学者跟过的是停留在文化层面,去探索文化,身体,认知的关系。躯体化,内感受力是情感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是研究的层面过于浅薄,没有上升到心理学,生物学神经学的角度。科学角度给出的可能性解释是大脑是负责人类情感的中央控制区。情感具身化的发展高度之后,学者继续对概念隐喻的原理探索,上身到新的跨学科领域,生物学,心理学与神经学的交叉发展,使得情感研究逐步走上科学化,正规化的道路。情感的科学化,正规化研究道路会使人类进一步探索人脑这个黑盒子,寻求其中的脑奥秘。现在情感的研究是停留在文化语义层面,将来的研究走向文化,认识,思维的跨学科领域,使情感的研究趋向于认知层面,是情感研究的飞跃。对于前人的情感研究之路,那么情感的研究之路可以从实证研究,包括语料搜集的方法去着手进行,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探索大脑的奥秘。大脑的复杂性程度也决定着人类情感的复杂表达。每一个阶段的情感研究都或多或少做出理论贡献,都有其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更多的为之后的学者提供了情感研究的丰富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 Bogaerts, K., Millen, A., Li, W., De Peuter, S., Van Diest, I., Vlemincx, E., et al. (2008). High Symptom Reporters Are Less Interoceptively Accurate in a Symptom-Related Context.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5, 417-424.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ores.2008.03.019
[2] Clerk, A. (1999). An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No. 3, 24-28.
[3] Gardner, R. M., Morrell, J. A., & Ostrowski, T. A. (1990). Somatization Tendencies and Ability to Detect Internal Body Cue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2, 364-365.
https://doi.org/10.2466/pms.1990.71.2.364
[4] Kabat-Zinn, J. (1990). Full Catastrophe Living: Using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Mind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New York: Delta Trade Paperbacks.
[5] Kovecses, Z.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408
[6] Lakoff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7] Ledoux, J. (1996). The Emotion Brai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8] Ma-Kellams, C. (2014).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matic Awareness and Interoceptive Accurac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4.01379
[9] Ma-Kellams, C., Blascovich, J., & Mccall, C. (2012). Culture and the Body: East-West Differences in Viscer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2, 718-728.
https://doi.org/10.1037/a0027010
[10] Ots, T. (1990). The Angry Liver, the Anxious Heart, and the Melancholy Spleen.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4, 22-58.
https://doi.org/10.1007/BF00046703
[11] Sarah, N. G., & Hugo, D. C. (2014). Neural Correlates of Fear: Insights from Neuroimaging. Neuroscience and Neuroeconomics, 3, 111-125.
[12] Sebly, J. (1992). Kundalini Awakening: A Gentle Guide to Chakra Activa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3] Tsai, J. L., Chentsova-Dutton, Y., Freire-Bebeau, L., & Przymus, D. E. (2002).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 in European Americans and Hmong Americans. Emotion, 2, 380-397.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2.4.380
[14] Tsai, J. L., Simenova, D., & Watanabe, J. (2004). Somatic and Social: Chinese Americans Talk about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1226-123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4264014
[15] Tversky, B., & Hard, B. M. (2009). Embodied and Disembodied Cognition: Spatial Perspective-Taking. Cognition, 110, 124-129.
[16] Ye, Z. (2002). Different Modes of Describing Emotions in Chinese: Bodily Changes, Sensations, and Bodily Imagine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10, 307-339.
[17] Yu, N. (2008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 Body and Culture. In T. Ziemke, J. Zlatev, & R. M. Frank (Eds.),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ume 2: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pp. 387-407).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18] Yu, N. (2008b). The Chinese Heart as the Central Faculty of Cognition. In F. Sharifian, R. Dirven, N. Yu, & S. Niemeier (Eds.), Culture, Body and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nal Berlin (pp. 131-168). New York, NY: Mouton de Gruyter.
[19] 陈家旭(2007). 英汉语“喜悦”情感隐喻认知对比分析. 外语与外语教学, No. 7, 36-37.
[20] 陈家旭(2008). 英汉语“恐惧”情感隐喻认知对比.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No. 1, 66-68.
[21] 郭德俊, 刘海燕, 王振宇(2012). 情绪心理学.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2] 刘亚, 王振宏, 孔风(2011). 情绪具身观: 情绪研究的新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19(1), 50-52.
[23] 孟昭兰(1989). 人类情绪.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4] 孟昭兰(2005). 情绪心理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 孙卉(2010). 对于情绪定义的再探讨. 社会心理科学, No. 9, 39-40.
[26] 孙毅(2010). 基于语料的跨语言核心情感的认知隐喻发生原理探源. 中国外语, No. 6, 40-46.
[27] 孙毅(2013). 核心情感隐喻的具身性本源.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No. 1, 105-111.
[28] 王上飞, 王煦法(2007). 基于大脑情感回路的人工情感智能模型. 中国科技大学,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No. 4, 169-171.
[29] 许先文(2010). 具身认知: 语言认知研究的跨学科取向. 广州师范大学学报, No. 12, 96-97.
[30] 袁红梅, 汪少华(2014).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愤怒”概念的ICM透视. 当代外语研究, No. 1, 12-19.
[31] 赵学德(2010). 人体词语语义转移的认知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
[32] 周频(2016). 认知神经语言学方法论模型的建构. 外语与外语教学, No. 3, 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