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自杀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杨丽等，2017)，我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夏莹，杨子云，&戢汉斌，2017)。自杀也是我国青少年因伤害致死的第三大原因(黄雄英&邓希泉，2011；黎亚军，2016)，是15~34岁人群中的首要死因，其中大学生的自杀率是同龄人的2~4倍(翟书涛，1997)。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胡月等，2016)。大学生自杀在给家庭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会给周围的朋友、同学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柳宝祥等，2008；王琳&王卫红，2008)。周达生(1986)调查1582名被试人群中，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为21.43% (何兆雄，1997)。王玲、路仕荣(2001)在对379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调查中，有22.69%的人有自杀意念。大学生群体中五分之一的学生有过自杀意念，说明自杀预防，尤其是早期预防亟待解决。
自杀态度是指个体对自杀行为、自杀者等所持有的一种具有持久性与一致性的倾向，是对自杀行为的看法和认知(肖水源&杨洪，1999)。自杀态度是自杀的危险因素，是预测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小桃&罗贵明，2011)。Tsukahara等人(2016)的研究显示，对自杀持肯定和宽容态度的个体自杀倾向比其他人更突出，与自杀意念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且唐永卿和杨宏飞(2003)的研究表明重点大学学生对自杀的理解多于普通大学学生。可以推测：人们对自杀的态度不但有可能影响他自己会不会选择自杀，而且还会影响一个可能自杀的人的周围环境，影响他对自杀与否的选择。因此，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研究需要得到合理应用，降低自杀风险刻不容缓。本研究选用信效度良好的自杀态度问卷(QSA)进行计分，以方便后续研究。
Stroop效应在1935年由美国心理学家John Riddly Stroop发现。当命名用红墨水写成的有意义刺激(如“绿”)和无意义的刺激词的颜色时，会发现前者的颜色命名时间比后者长。这种同一刺激的颜色信息(红色)和词义信息(绿)相互发生干扰的现象就是著名的Stroop效应。从广泛意义来说，就是一个刺激的两个不同维度发生相互干扰的现象。
情绪Stroop效应是当前Stroop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指刺激中的情绪信息对非情绪信息的影响，也是经典Stroop范式的变式。该效应最初是在研究有情绪障碍的个体时发现的，指当命名用不同颜色写成的“情绪词”和“中性词”的颜色时，前者的颜色命名时间要长于后者，是对自己当前关注或者说是与其情绪相关的词作颜色命名判断时，所出现的干扰效应(Williams, Mathews, & Macleod, 1996)。该范式在实验研究中应用甚广，如当被试命名忌讳语的颜色时候，要比命名中性词语反应时显著长(Wolach, Mchale, & Tarlea, 2004)；Willebrand等发现烧伤患者命名烧伤词语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命名外伤词语、中性词语的反应时，而匹配组对这三种词语的命名时间没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正常被试而言，焦虑个体(包括焦虑病人和高焦虑状态个体)命名有威胁性含义词的颜色时间较中性词长(Mathews & Macleod, 1985; Mogg, Mathews, & Weinman, 1989)。
情绪Stroop效应其实是一种注意偏向，如果被试内心情感状态与呈现刺激所隐含的情绪词语相吻合，被试更容易对这个情绪词语产生注意偏向，这时被试对情绪词语的反应时将延长(陈俊，刘海燕，&张积家，2007)，这时，被试对情绪词语的反应时便间接反映了其内隐情绪状态。MacLeod等1990年提出的联结主义模型认为情绪Stroop效应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情绪或个人最近关注的情绪刺激的静止激活水平比其他非关注信息高(例如蜘蛛对于蜘蛛恐惧症患者)，二是与过去经验中的威胁或损失相关的负性刺激会被贴上标签，当再次接触到相关刺激时，神经调节就会影响这些刺激的输入(徐舒靖，2009)。有的文献也用“情绪一致性效应”代替“情绪启动效应”(杨丽珠，蒋重清，&刘颖，2005)。不是任何程度的情绪都能引起情绪Stroop效应(陈俊，刘海燕，&张积家，2007)。
情绪Stroop效应在烧伤病人、戒毒者、拖延者等方面均有应用，但自杀相关的研究空缺，我们可以利用此范式研究、区分自杀态度。
理性决策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是确定不变的，决策者将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然而，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选择是什么，还会为自己未曾做过的选择辩护。选择盲现象指当个体的选择被暗中操纵时，不能觉察他们的偏好与决策结果之间不匹配的现象(张慧等，2014)。Johansson等(2005)首次提出选择盲的概念，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需在成对呈现的女性照片中选出更有吸引力的面孔，随后解释原因。在给予虚假反馈的选择中，尽管两张照片非常不同，只有不到30%的被试发现呈现的照片不是自己所选择的，没有发现差别的被试找了很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这个面孔更有吸引力，即使他们首次选择时根本未曾选择这个面孔。此类研究还被运用在消费的选择(Hall et al., 2010)、道德判断(Hall, Johansson, & Strandberg, 2012)、政治选举(Hall et al., 2013)等方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稳健的、可重复的、戏剧化的过程。
选择盲不仅是一种现象，也发展为一种研究工具，如果可以运用到积极态度的引导上，将会有利于全民心理健康，成为潜移默化中治疗抑郁等心理问题的良药。但目前的研究很少拓宽领域，探究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并达到相应的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将选择盲视用到自杀态度的改变中，既可以检验其影响力和实用性，又可以尝试对自杀态度进行改变从而降低自杀率，有社会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欲通过信效度良好的QSA问卷、情绪Stroop范式和选择盲现象，探讨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自杀相关词、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反应时的差异以及“选择盲”对自杀态度的改变效果，希望对树立大学生合理的自杀态度起作用。
1.2. 目的与假设
本实验分为前测和后测，前测旨在探究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自杀相关词的Stroop效应有无差异，以及与对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有无明显差异，为后测通过自杀词Stroop效应验证自杀态度的改变做铺垫；后测进一步探究自杀态度通过选择盲现象改变的外显效果和内隐态度变化如何。据此，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于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即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而在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上差异不显著；
假设2：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外显效果较好，即被试所赞同的“自己的”自杀态度有不清晰性、可操作性；
假设3：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导致的内隐变化显著，即同一自杀态度下的被试两次实验中对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
2. 前测：接受或排斥的自杀态度对大学生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随机发布招募信息，选取广州市区大学的本科生进行实验。首先施测《自杀态度问卷》(QSA)，收取有效问卷并求总问卷均分，再按问卷得分情况和本身要求，对被试的自杀态度分级。筛选出50份(男生24人，女生26人)，其中接受组25人(12名男生，13名女生)，排斥组25人(12名男生，13名女生)，年龄均在18~22岁之间，都自愿并可参加后续实验。
所有被试无智力障碍，无色盲、色弱，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完成后给予适量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两因素混合设计，探究两种态度下的被试分别对三类词性反应有无显著差异，并采取记名形式，为后测记录被试做准备。其中组间变量为自杀态度，组内变量为词语类型；因变量为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仪器使用联想电脑，e-prime程序内分辨率为640 × 480。
采用肖水源等人1999年编制的《自杀态度问卷》(QSA)，对被试对于自杀的态度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29个条目，都是关于自杀态度的陈述，分为4个维度：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对所有的问题，都要求受试者在完全赞同、赞同、中立、不赞同、完全不赞同中做出一个选择。在此基础上，再计算每个维度的条目均分，最后分值在1~5之间。在分析结果时，可以以2.5和3.5分为两个分界值，将对自杀的态度划分为三种情况，≤2.5分为对自杀持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2.5~<3.5为矛盾或中立态度，≥3.5认为对自杀持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该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条目一致性，以及一定的表面效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采用情绪Stroop任务，刺激材料选取自杀相关词为实验组，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作为对照组，其中含自杀双字动词10个(割腕、跳楼、投河、上吊、自焚、服毒、绝食、剖腹、刎颈、饮弹)，其他消极双字动词10个(背叛、孤立、算计、嫉妒、堕落、贿赂、强迫、处罚、玷污、亵渎)，中性双字动词10个(吃饭、喝水、打球、学习、唱歌、跳舞、走路、跑步、骑车、绘画)，所有双字词首字和尾字均不相同。在后测结束后，会给接受两次实验的被试判断词汇的类型，以证明本实验词汇的选取基本上能达到预期的区分效果。
选取红绿两种颜色作为目标刺激材料的颜色，随机对半分配显示三类词汇，30个词每词各呈现2次，即一轮实验共60个刺激。50人均对相同材料随机练习10次。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1.1编制。
2.1.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之前三天内，被试先在指定链接填写QSA问卷，目的是确定其自杀态度水平，以此筛选出进行进一步实验的被试。虽然原问卷分为三个等级，但可能是由于被试群体是素质良好、见识较广的大学生，对精神心理问题有理解与同情心，对于个人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对自杀现象有自己的认识，其分数普遍低于3.5分，也就是“非常不认同”的界限，因此以2.5即接受与待定的界限进行重新排序，分为接受与(较为)排斥两个组别。
接着，于三天内挑选适当的时间，与被试约定到实验室进行实验。实验室安静舒适，隔音较好。被试坐在距离计算机60 cm左右的位置，先行进行前测的练习、正式实验两个阶段：练习阶段随机选取10个词，以获准备状态；正式实验随机呈现30个双字词各接受两次，每个类型均按颜色平衡，相同种类不连续出现。
实验程序如图1所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黑色“+”字500 ms，然后出现一个颜色刺激，允许反应的时间为2000 ms，练习阶段有反馈，正式实验阶段无反馈。实验进行的5 min内，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对刺激进行反应，记录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2.2. 结果
数据采用SPSS 25.0进行分析。对被试的反应时按均值外三个标准差的原则筛选(469.3 ± 3 × 140.4 ms)，保留可用反应时内对应的正确率，以及该范围内的正确反应时。分别对两组被试的三类词汇反应时、正确率数据进行收集、计算，汇总结果如表1。
Table 1. Pre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表1. 前测描述统计汇总：均值(标准差)
首先，对正确反应时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性和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 > 0.05]，但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 = 10.07, p<0.01,
= 0.17]，因此，需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性在自杀态度的接受组下简单效应显著[F(2, 96) = 7.27, p < 0.01]，自杀词明显最慢，排斥组下简单效应也显著[F(2, 96) = 3.35, p = 0.04]，自杀词明显最快；而对于自杀态度，只有在对自杀词的正确反应时上其简单效应显著[F(1, 48) = 6.03, p = 0.02]，其余均不显著。
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组的正确反应时柱状图如图2，不同自杀态度组对三种词的反应时折线图如图3。
Figure2. Pretest correct reaction time A (ms)
图2. 前测正确反应时A (单位：ms)
Figure 3. Pretest correct reaction time B (ms)
图3. 前测正确反应时B (单位：ms)
接着，对三种词汇的适时正确率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排斥组自杀词正确率略高于接受组，但词性、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组的适时正确率柱状图如图4。
因此，可以做出初步判断：态度较为接受自杀的人，比排斥自杀的人对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反应时更长，也就是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由于中性词和其他消极词下两种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则自杀词Stroop反应时有何差异，可以作为判断自杀态度是否不同的依据。
至此，假设1成立，为进一步进行后测提供了前提条件。
3. 后测：选择盲现象在改变对大学生自杀态度中的作用
3.1. 方法
3.1.1. 被试
前测招募的50名被试中，共有33位顺利完成了后测。其中态度属于接受组的16人(含男生8人，女生8人)，态度属于排斥组的17人(含男生8人，女生9人)。其余均与前测相同。
3.1.2. 实验设计
采用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两因素混合设计，探究在叙述过引发态度改变的提示语后，被试有何言语反应，以及分别对三类词性反应时有无显著差异。分类按原自杀态度表示，除了实验内部的比较，又增加与前测的对比。
3.1.3. 实验仪器和材料
仪器、电脑任务和刺激与前测相同。选取红绿两种颜色作为目标刺激材料的颜色，随机对半分配显示三类词汇，一轮实验共60个刺激，开始前随机练习10次。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1.1编制。
后测结束后，给接受两次实验的被试判断词汇的类型。
3.1.4. 实验程序
后测开始于前测结束后的6个小时后，到相同实验室进行实验。实验室安静舒适，隔音较好。被试面对主试，主试拿着事先制作好的虚假的纸质版问卷结果，并装作记笔记状，从而进行模拟选择盲现象的诱导：向接受组传递“您对自杀的态度是较为排斥的”，排斥组的反馈则相反；由于QSA有四个维度，为了提高可信度，将各维度中分数最靠近被试原极端的项目提取出来单独提问，使其信服；按维度进行反转，如接受组一般以“安乐死”问题开头获得信任，再以“但是”转折。总提问时长约三到五分钟，让被试清楚地对自己的“真实”想法进行赞同、重复后开始后测的电脑程序。后测的电脑程序同前测改进后的程序，做完后再进行词类判断。
实验后词性判断结果显示：对自杀词的识别符合期望的百分比(被试认为的自杀词/实际材料中的自杀词)均值为98%，最小值为80% (1人)；对消极词的识别符合期望的百分比(被试认为的消极词/实际材料中的消极词)均值为94%，最小值为60% (1人)；对消极词与自杀词的区分符合期望的百分比(1-被试认为的自杀词/实际材料中的其他消极词)均值为83%，最小值为50% (2人)；此外，还有2位同学觉得“学习”和“自杀”有关。由此可见，本实验词汇的选取基本上能达到预期的区分效果。
3.2. 结果
3.2.1. 言语引导反应
在言语引导中，与前人的研究和猜想到的情况一致，大多数被试看到自己的结果后，会直接开始回答“什么原因使你比较支持/反对自杀？”“为什么你支持/反对xxx (具体项目)呢？”等诱导问题，只有一位被试(也是本次实验中的最低分56分)询问为什么好像和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此时主试随机应变说“虽然你的分数可能在总体里较高/较低，但在受调查的大学生里恰相反”，被试会接受并不再追问。综上所述，利用选择盲现象改变自杀态度的外显效果良好，即言语表达层面上，被试基本意识不到这是在反转自杀态度，并给予赞同的反馈。
3.2.2. 后测结果
数据采用SPSS 25.0进行分析。对被试的反应时按均值外三个标准差的原则筛选(456.6 ± 3 × 138.1 ms)，保留可用反应时内对应的正确率，以及该范围内的正确反应时。分别对两组被试的三类词汇反应时、正确率数据进行收集、计算，汇总结果如表2。
Table 2. Post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表2. 后测描述统计汇总：均值(标准差)
首先，对正确反应时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性和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词性 = 0.08，p态度 = 0.69]，但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 = 3.11, p = 0.05,
= 0.09]，因此，需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词性在自杀态度的接受组下简单效应显著[F(2,62) = 4.00, p = 0.02]，自杀词最慢，排斥组不显著[p > 0.05]；而对于自杀态度，各个词性简单效应均不显著[p > 0.05]。
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组的正确反应时柱状图如图5，不同自杀态度组对三种词的反应时折线图如图6。尽管接受组反应时依然大于排斥组，但二者差值显然变小。
Figure 5. Posttest correct reaction time A (ms)
图5. 后测正确反应时A (单位：ms)
Figure 6. Posttest correct reaction time B (ms)
图6. 后测正确反应时B (单位：ms)
接着，对三种词汇的适时正确率进行2 (自杀态度：排斥、接受)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接受组自杀词正确率略高于排斥组，但词性、自杀态度的主效应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三种词性下不同自杀态度的适时正确率柱状图如图7。
3.2.3. 前后比较
对前后测共同的33个被试的正确反应时数据作比较，以探究诱发态度转变后大学生对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变化。2 (轮次：前测、后测)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原接受组进行态度改变操作前后，词性的主效应显著[F = 6.59, p < 0.01,
= 0.31]，即不考虑轮次，三类词性反应时差异显著，轮次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三类词语的反应时均有减少，前后测正确反应时描述统计见表3，两次三类反应时变化折线图如图8。
Table 3. The correct reaction time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accepting group: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表3. 接受组前后测正确反应时：均值(标准差)
Figure 8. Changes in reaction time of the two experiments in the accepting group
图8. 接受组两次实验反应时变化
2 (轮次：前测、后测) × 3 (词语类型：中性、自杀、消极)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原排斥组进行态度改变操作前后，词性、轮次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 > 0.05]。三类词语的反应时均有减少，前后测正确反应时描述统计见表4，两次三类反应时变化折线图如图9。
Table 4. The correct reaction time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rejecting group: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表4. 排斥组前后测正确反应时：均值(标准差)
由此，可得出结论：
1) 被试对于自己对自杀的态度在言语赞同上并不清晰、可以操作，即当主试以肯定语气、带有“依据”地指出被试对自杀的态度是真实态度的相反值时，被试倾向于赞同并顺着说出理由，而不是发现、纠正；
Figure 9. Changes in reaction time of the two experiments in the rejecting group
图9. 排斥组两次实验反应时变化
2) 虽然在言语上，被试对自己真实的自杀态度并不明确，但在行为上，同态度被试两次实验所测得的自杀词Stroop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即导致的内隐变化不显著。
到此，假设2成立，假设3不成立。我们将在讨论里进一步分析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4. 讨论
4.1. 接受或排斥的自杀态度对大学生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影响
前测中，对于三种词性，自杀态度接受组的反应时均高于排斥组，但只有对自杀词的反应时差异显著；同时，正确率的差异均不显著。即：态度较为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比排斥自杀的人对自杀词Stroop效应的反应时更长。
对于这种结果，本研究中后测继续进行的前提条件就是自杀态度Stroop反应时可以作为判断态度改变的依据，即中性词和其他消极词下两种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自杀词显著，因此可以继续后测。
4.2. 选择盲现象在改变对大学生自杀态度中的作用
后测中，首先，接受或排斥自杀虽然是态度问题，但类似于前人对政治倾向的研究结果，被试基本上不知道自己选择过什么，符合“选择盲”现象，即选择盲用于改变自杀态度的外显效果较好。
其次，接受组、排斥组自杀词Stroop反应时均有所降低，虽然接受组反应时依然大于排斥组，但差异由前测的显著变为不显著，且正确率有接受组大于排斥组的变化趋势。尽管如此，两次实验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有下：
1) 被试数量少，且群体文化水平较高，对于自杀的排斥态度没有那么强烈，会给予一定理解，且自身压力较大，也会有自己对自杀的看法，并可能对实验目的有一定猜想；
2) 虽然被试在外显言语表达的时候并不记得和坚持自己真正的选择，但自杀态度可能与个人经历有关，更加强烈，包含在个人内隐的行为中，从而影响Stroop反应时；
3) 对于排斥组而言，其他两类词语的反应时均变短，可能是一定的练习效应掩盖了本身的结果，但为保证自杀态度一致，且考虑招募被试的客观情况，两次实验不能间隔太久，互相限制。
4.3. 研究改进与展望
该研究较为创新地结合了选择盲和情绪Stroop技术，为研究自杀态度、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开拓新思路，提出研究的新方向和建议。该研究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如下：
首先，对于实验程序本身，可以增大被试量，有针对性地选取QSA分数差异更大的群体进行后续实验，且适当权衡，增大一次实验的测试时长和两次实验的时间间隔；
其次，从实验结果的分析出发，可以增设对于性别、年龄、宗教等人口学变量的分析，还可以考虑增加除了自杀态度的其他变量作效果改变的比较，或增加回忆等实验环节；
最后，可以改进诱导自杀态度改变的手段，如增添实体假问卷等，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建议将“选择盲”不仅看作一种现象，更作为一种技术去投入应用、服务社会；且后期如可以将态度改变的技术投入心理健康实践(如自杀态度)，将有利于公民健康水平，真正地将心理学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促使社会进步中。
5. 结论
1) 不同自杀态度的大学生对于自杀词的Stroop效应差异显著，即越接受自杀的人，对自杀词的语义激活越自动，对该词的颜色反应越长，而在其他消极词和中性词上差异不显著；
2) 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外显效果较好，即被试所赞同的“自己的”自杀态度有不清晰性、可操作性；
3) 选择盲操作运用在自杀态度的改变上时，同一自杀态度下的被试两次实验内隐认知有一定变化,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被试或态度本身的特点等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应用价值。
附录
附录1：QSA问卷
请根据你的实际想法，放心选择最符合的那项并打勾，各选项没有好与不好之分。
附录2：词类判断
请对下列词汇进行词类判断，在相应的表格中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