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内隐理念(implicit theories)是个体对于某一特定属性是否可塑持有的内在信念，内隐理念的概念由美国斯坦福教授Dweck与Leggett (1988)在成就目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李抗与杨文登(2015)将其翻译为内隐理念。内隐理念包括两种类型：增长型内隐理念(incremental theory)和固有型内隐理念(entity theory)，持增长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倾向于用发展、可变的观念看待个体属性，持固有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倾向于使用固有不变的、稳定的观念看待个体属性。内隐理念为解释个体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动机性框架。搜索与梳理内隐理念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个体许多认知、情绪与行为背后的原因，并为提出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2. 内隐智力理念
内隐智力理念，是个体对智力这一属性持有的内在信念。Dweck将个体持有的内隐智力理念分为两类：固有型智力理念(entity theory of intelligence)与增长型智力理念(incremental theory of intelligence)。持固有型智力理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智力是固定且难以改变的，而持有增长型智力理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智力是可调控和可增长的(Blackwell, Trzesniewski, & Dweck, 2007; Dweck & Leggett, 1988)。
人们持有的内隐智力理念影响其确定目标，看待努力，挫折归因，以及应对挑战(Dweck, 2011)。当个体认为智力是固定和难以改变时，则倾向于证明自己的智力；选择难度较低的任务，回避因失败而带来的“智力低下”的标签；将高努力看作是低能力的表现，对努力的评价较低；更多的将失败归因于智力不足，容易因失败而感到挫败与无助，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难以坚持。而当个体将智力看作是可提高和可塑造的属性时，则倾向于发展自己的智力；选择中等难度、较有挑战的任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将努力看作是成长必需的工具，重视努力；更多的将失败归因于策略选择不当、努力程度不够等可控制的因素，努力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并不断尝试新的策略应对挑战(Dweck & Yeager, 2019)。除此之外，持有增长型智力理念的个体，比持固有智力理念的个体在活动中表现更好、进步更快，尤其是面对挑战的情形下增长型智力理念个体的优势更为明显(Blackwell et al., 2007; Dweck et al., 2019)。
内隐智力理念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得到了实验室条件以及自然情境下的研究验证。Mueller和Dweck (1998)通过给予不同类型的表扬(表扬智力/表扬努力)操纵儿童的内隐智力理念(固有型/增长型)，探究内隐智力理念与遭受挫折之后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操纵为增长型内隐智力理念的被试，在固有型内隐智力理念操纵下的被试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体验到的乐趣程度较低、完成任务的持久性较低，在遭遇挫折后表现更差，且更多将失败归因于缺乏能力。后来Blackwell、Trzsniewski与Dweck (2007)在Mueller的研究基础上，对青春期的373位中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纵向跟踪研究，研究发现个体持有的内隐智力理念较为稳定，增长型内隐智力理念能够有效预测两年中成绩的上升轨迹，而固有型内隐智力理念预测了两年中成绩的平坦轨迹，个体的目标选择、对待努力的态度、对待失败的归因以及应对策略的选择在内隐智力理念与成绩表现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有趣的是，Blackwell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成功情境中，持固有型内隐智力理念的个体也会出现适应不良的无助模式，这可能是由于现实情境中失败和成功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只是比例不同)，而固有型内隐智力理念持有者对失败异常敏感。2018年Yeager等对来自美国公立高中的14,000位九年级学生的测验数据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内隐智力理念与个体应对挑战以及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
然而，近些年的一些研究结果对Dweck等人的结论产生了质疑(Sisk, Burgoyne, Sun, Butler, & Macnamara, 2018)。Paunesku等(2015)以1594位9~12年级学生为样本，探索内隐智力理念与学期结束后成绩的关系，发现只有在限制条件下，内隐智力理念才与学期结束后的学业成绩存在相关。Li和Bates (2019)对“给予个体不同类型的表扬”的内隐智力理念操纵方式提出质疑，他们对Mueller和Dweck在1998年以及Blackwell等在2007年的研究进行复制研究，结果显示增长型智力理念并不能有效预测被试认知能力以及学业表现的提高。
目前研究结论的分歧，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对内隐智力理念的影响边界进行研究，探索在内隐智力理念与学业成绩之间还有哪些中介、调节变量。我们还需要对操纵个体内隐智力理念的传统方式进一步进行验证，探索其有效性与持续性，并在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对现有操纵方式进行改进。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排除额外变量(如：个体原有智力理念，实验过程中主试的主观期望)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 内隐兴趣理念
Chen，Ellsworth与Schwarz (2015)将内隐理念的概念引入对工作兴趣的研究，从内隐理念的角度探讨个体获得工作兴趣的途径与方法。对工作兴趣持固有型内隐理念的个体认为工作兴趣来源于选择感兴趣的工作，对工作兴趣持增长型内隐理念的个体认为工作兴趣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和获得的。Chen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工作兴趣持有不同的内隐理念会引发不同的动机：在择业过程中，持固有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倾向于牺牲高薪，优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持固有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在择业时更多进行综合考虑。
Keefe、Dweck与Walton (2018)在Chen等人的基础上，将研究概念扩大，探讨个体对兴趣持有的内隐理念。他们发现，内隐兴趣理念影响个体的兴趣范围、动机期望、以及在兴趣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具体而言，持固有型内隐兴趣理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兴趣是天生固有的，个体需要寻找和发现自己的兴趣；另外，他们认为兴趣的数量是有限的，故当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领域之后，便开始减少对其他领域的探索，对核心兴趣以外事物的开放度较低；同时持固有型内隐兴趣理念的个体，对兴趣活动持有不合理的动机期望，他们认为进行兴趣活动的过程应该是畅通无阻的、动机应该是源源不断的，故当他们在兴趣活动过程中遭遇挫折和挑战时，更容易对自己该活动上的兴趣程度产生怀疑，并更容易放弃；而持增长型内隐兴趣理念的个体认为，兴趣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获得和维持兴趣需要不断地投入坚持和努力，他们对核心兴趣领域以外的事物开放程度更高，对兴趣活动的动机期望较为合理，他们对追求兴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兴趣减退、遭遇挑战与挫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在遭遇困难时更多地选择坚持兴趣(Keefe, Dweck, & Walton, 2018)。
人们关于兴趣来源的探讨由来已久，关于兴趣是先天固定亦或是后天培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尽管研究并没有直接证明谁对谁错，但是持有不同的理念对个体的确会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关于兴趣内隐理念的研究，数量有限，且目前也未在现实情境中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多的文化环境中、在更丰富的群体中探讨内隐兴趣理念的作用与影响。另外依据Chen等的研究发现，两种内隐兴趣理念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排斥的，个体可能同时持有不同程度的固有型兴趣理念与增长型兴趣理念，只是某种内隐兴趣理念占主导地位，那我们也可以进行纵向研究探讨占主导地位的内隐兴趣理念是否会随时间而改变，什么因素在内隐兴趣理念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
4. 内隐人格理念
内隐人格理念(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ies, IPTs)，是个体对于人格特质稳定性程度所持有的内在信念。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人格特质是较为稳定、可预测的和难以改变的；持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人格特质是灵活可塑的(Dweck et al., 1995a)。内隐人格理念影响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归因、压力应对以及心理健康(Dweck, Chiu, & Hong, 1995a; Dweck, Chiu, & Hong, 1995b; Schleider & Schroder, 2018)。
内隐人格理念与不同的认知加工倾向与策略存在相关(Kammrath & Dweck, 2006)。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根据直觉快速提取知觉对象的特质信息；持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根据记忆提取知觉对象的行为信息；与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持有者相比，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持有者更多使用一般性和整体性的加工策略，对外部信息进行认识和编码(Levy, Hong, & Chiu, 2006; Miller et al., 2007; Petrocellia et al., 2010; Yeager et al., 2011)。我国学者在此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印象加工策略与内隐人格理念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个体在知觉他人时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与个体持有内隐人格理念存在相关。具体而言，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使用启发式加工，通过对他人信息的即时性判断对他人形成印象；持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使用分析式加工，通过对他人行为信息进行记忆性判断，依赖情境信息对他人形成印象(王沛，崔诣晨，谈晨皓，2016)。
内隐人格理念与个体归因以及相应情绪体验、行为表现存在相关。在面对他人的负面行为时，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将负面行为归因于他人内在、稳定的特质，主张对负面行为进行相应惩罚；而持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倾向于将他人负面行为归因于坏境与情境等因素，并主张对其进行相应教育以及技能培训(Dweck et al., 1995a)。Rutledge，Crouch，Valentiner，Davila，Milner & Skowronski (2018)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持增长型内隐人格理念的父母，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父母更多的将孩子的越界行为归因于孩子的负面特质，并倾向于选择严厉的教养策略(Rutledge et al., 2018)。个体的归因也与情绪体验、行为表现存在相关，研究表明，当青少年将他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遭受的困难归因于自己的某些缺陷特质时，他们会承受更多和更强烈的自我相关消极情绪(如感到羞耻、羞辱和仇恨)；而当青少年更多将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挫折归因于情境时，则体验到更多的情境相关消极情绪(如生气、难过)；当个体将同伴定义为应该受到惩罚的坏人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倾向与行为(Graham & Juvonen, 1998; Yeager et al., 2011)。Schleider，Abel和Weisz (2015)也通过元分析证明，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能有效预测青少年时期的抑郁情绪与攻击行为。
内隐人格理念还影响个体如何看待和应对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压力与挑战。研究表明，持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的个体更容易将社交过程中的挑战和失败视为持续性的社交现实(Yeager, Lee, & Jamieson, 2016)。固有型内隐人格理念能预测遭遇排斥后更强烈的自我报告压力与焦虑(Yeager et al., 2014)以及更高程度的精神障碍(Miu & Yeager, 2015; Schleider, Abel, & Weisz, 2015)。通过告诉青少年个体人格是可变的，对青少年的内隐人格理念进行干预能够有效降低个体自我报告压力水平、攻击行为以及临床上的抑郁症状，帮助青少年更好的应对压力(Yeager et al., 2014; Yeager et al., 2013; Miu & Yeager, 2015; Yeager, Lee, & Jamieson, 2016)。
5. 内隐关系理念
内隐关系理念为人们如何理解、预测和维持亲密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解释个体在维系关系中的动机差异。Knee (1998)将内隐理念引入亲密关系领域，认为个体对于关系的本质属性持有固有型和增长型两种内隐信念；对亲密关系持固有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强调伴侣的匹配性，强调命中注定的“对的人”；而对亲密关系持增长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倾向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关系，认为亲密关系中的困难和挑战是必然存在的，强调共同成长和共同应对挑战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作用。Knee认为两种内隐关系理念不是连续体上的对立两面，而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内隐关系理念的四种类型：高增长和低固有型内隐理念，高固有和低增长型内隐理念，高增长和高固有型内隐理念以及低增长和低固有型内隐理念；持高增长和低固有型内隐关系理念的个体强调坚持和努力对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无论他们与伴侣的匹配程度如何，他们都有动力继续保持和维护关系，持高固有和低增长型内隐理念的个体强调伴侣匹配的重要性，他们更愿意找到对的伴侣而非维持一段关系，持双高内隐理念的个体既强调对伴侣的匹配性也强调维持关系需要付出努力，持双低内隐理念的个体对亲密关系感到悲观，没有兴趣去维持亲密关系(Knee, Nanayakkara, Vietor, Neighbors, & Patrick, 2001)。Babarskiene和Gaiduk (2018)的研究发现，父母关系、父母个性特征、对他人亲密关系的观察、性别意识形态、教育、媒体信息以及个体自身亲密关系的经历都会对个体的内隐关系理念产生影响。
内隐关系理念影响个体对待关系中矛盾的态度，影响个体应对关系中矛盾的策略。Kammrath与Dweck (2006)研究了内隐关系理念与冲突解决之间的关系，发现增长型关系理念与有效的冲突解决策略存在正相关，而固有型关系理念与冲突解决策略没有显著相关。Weigel，Lalasz与Weiser (2016)对187位正处于亲密关系中的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发现增长型内隐关系理念与亲密关系中的维持关系行为(如：积极性行为、开发性行为、承诺性行为以及分享性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内隐关系理念还与个体认识和解释关系中的冲突存在相关，持增长型关系理念的个体倾向于把关系中的冲突看作是增进伴侣间理解和改善关系的机会，在冲突解决后会产生一种更强烈的关系承诺感和满足感(Knee et al., 2004)。个体对于关系中冲突的认知进而又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在Knee的基础上，探索了增长型关系理念与关系中暴力行为间的关系，并探索个体在关系中因牺牲自己利益而获得的满足感在增长型内隐理念与暴力行为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增长型内隐关系理念能够有效预测低程度的暴力行为，个体因牺牲而获得的满足感在对两者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Cobb, DeWall, Lambert, & Finchan, 2013)。另外，研究还发现内隐关系理念与亲密关系中的宽恕行为存在相关：持高固有型关系理念的个体在经历依恋焦虑后较少的采取宽恕行为(Finkel et al., 2007)。在此基础上Burnette与Franiuk (2010)发现：固有型内隐关系理念持有者会根据对伴侣匹配程度的判断，决定是否宽恕伴侣过错。内隐关系理念也与个体的关系满意度存在相关，对于持固有型关系理念的个体而言，相信伴侣就是对的人对于维护关系满意度至关重要，而持增长型关系理念的个体即使在伴侣并不符合理想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关系满意度(Franiuk, Cohen, & Pomerantz, 2002)。
目前对于内隐关系理念的研究主要围绕内隐关系理念的后果研究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简单的说，对亲密关系持有某种内隐理念就能够拥有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就能够更好的维护亲密关系。内隐关系理念与关系维持以及幸福感的关系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哪些因素在内隐关系理念与亲密关系维护及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对于内隐关系理念的前因影响因素探索也有待丰富，社会文化对于内隐关系理念的影响，不同文化熏陶下的主流关系理念也是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方向。
6. 反思与展望
天性与教养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争论已久的问题，个体是否具有可塑性？是遗传还是环境对个体的行为和人格起决定作用？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个体对其都有自己的看法，尽管研究并没有直接证明谁对谁错，但是持有不同的理念的确会对个体会产生影响。不同的内隐理念使个体形成不同的目标，这些不同的目标又进一步产生了不同的行为反应和归因类型，进而影响个体发展、成长以及幸福感。就能力与智力领域而言，增长型内隐理念似乎更有利于个体更好地树立目标和应对挑战。采用大样本和纵向实验设计对内隐智力理念进行干预研究，探索在何种情境下、采用何种方法能够对个体内隐理念进行有效干预，是否可以将内隐理念巧妙地编入日常的学习材料、如何将增长型内隐智力理念嵌入社会文化，使之生根发芽……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重要方向。内隐理念是驱动个体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基础，在个性与人格方面，内隐人格理念的相关研究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和探索个体社会认知与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探索内隐人格理念与刻板印象、攻击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使用更大的样本进行复制研究，探索其在其他文化情境下相关研究的可推广性与有效性，如何对个体内隐人格理念进行有效引导和干预……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