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都经历了重大飞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巨大的物质生产力量，促进了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性发展。与此同时，稳定发展时期的“合法斗争”冲淡了无产阶级强烈的革命意愿，模糊了无产阶级对于运用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必然性的正确认识。资产阶级“软硬兼施”，伺机在无产阶级中培养一个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并积极拉拢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以“糖衣 + 炮弹”的拙劣手段迫使他们放弃坚定的革命立场，退而成为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忠实拥护者。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发展日新月异的特殊时期，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派应运而生，拉萨尔、福尔马尔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伯恩斯坦在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康德、杜林、拉萨尔等人的部分思想后，将这些思想片段杂乱无章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伯恩斯坦的“思想大杂烩”——“修正主义”。1879年初，伯恩斯坦与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出场，他们筹办了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并试图利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来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纲领，妄图用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假面来取代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
2. 伯恩斯坦与恩格斯的历史渊源
伯恩斯坦与恩格斯最早的历史相交轨迹始于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激烈思想交锋。1879年末，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信中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极端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甚至建议将“三人”开除党籍，以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性。可见，年轻的伯恩斯坦在世界观刚形成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他一边热情地赞扬着拉萨尔主义，一边也接受《共产党宣言》中的普遍原理，那时的他显然还不能够准确地把握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已看透资本主义的逻辑陷阱，早已摸清资本运转的剥削本质，并为“单向度的社会”指出了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成熟的“共产主义”，自然容不下年轻的伯恩斯坦在根本立场上所犯的“糊涂”。
其后，伯恩斯坦也有过很长一段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片段。迫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崇高威望，伯恩斯坦开始“见风使舵”，通过向倍倍尔靠拢进而向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悔过之心，誓与“苏黎世三人团”分裂开来，与右倾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并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在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谅甚至信任后，伯恩斯坦便与恩格斯建立了长期的书信往来。恩格斯非常看重对这位年轻人的引导与栽培，也十分关心他的日常工作与基本立场，经常对他耳提面命。1885年4月，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书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伯恩斯坦附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想法，并告诫他“鬼并不象描绘的那样可怕” [1]。1888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伯恩斯坦遭到瑞士政府的驱逐，随即带领编辑部迁往伦敦，在恩格斯的眼皮子底下工作、生活。1880年至1895年间，伯恩斯坦在恩格斯的积极引导与用心栽培下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作了许多积极的具体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反动政府的阴谋、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可称得上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2]。
1895年，恩格斯过世，伯恩斯坦便立即叛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驳”和“修正”。在英国工作、生活的十几年间，一方面，伯恩斯坦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从而对资本主义萌生了“改良”的幻想，另一方面，由于始终未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方式，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修正”的妄想。伯恩斯坦在吸收了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思想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896年至1898年间，于《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文章，借此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修正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缘由；其二，1899年2月，出版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的“系统性成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修正主义”就此形成体系。至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 [3]。
3. 伯恩斯坦扣押《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原因
《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在伯恩斯坦的“搅和”下几经曲折。早在1873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提到了关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就辩证唯物思想写作的宏大计划(即写作《自然辩证法》)，途径与杜林的论战，而后继续潜心研究，直至1885年，恩格斯逝世，留下10篇论文和零散的札记。恩格斯逝世后，手稿落到了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伯恩斯坦手中，手稿中除《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外，其余论文和札记被长期扣押，直至十月革命后才得以问世。
那么，为什么伯恩斯坦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束之高阁呢？
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多年的情感敌对。由于早期双方激烈的思想交锋，这段关系便有了一个不那么愉快的开端，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表面和谐仅仅是伯恩斯坦“见风使舵”的维护，而不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心信仰，加之恩格斯时常“耳提面命”，批评伯恩斯坦“还不是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 [4]，更加深了他内心的敌对情感。以至于恩格斯刚逝世，他就露出了“狐狸尾巴”，说明“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 [5]，可见伯恩斯坦内心一直存在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观点”，只是小心翼翼地不愿甚至不敢以“批评的形式”表达出来，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 [5]。这里，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即是指的恩格斯逝世的情况，不难看出，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的背叛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情绪反馈，而是多年情感敌对的蓄谋已久。伯恩斯坦于恩格斯的多年积怨与出版《自然辩证法》手稿显然是背道相驰的。
第二，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殊途。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便借由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从《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6]，并试图“另起炉灶”。他宁要路易·博朗般“乌托邦式”的美好图景，也不要布朗基般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这份对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梗顽不化容易使他走向哲学上的“一叶障目”。如果说伯恩斯坦于恩格斯的多年积怨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早期的思想殊途，那么后期，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则在于政治立场的完全背离。马克思、恩格斯用《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7]，伯恩斯坦则拒绝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错把“社会改良”当作社会发展的优先手段，试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时，出版《自然辩证法》手稿显然不是伯恩斯坦的当下要务。
第三，与恩格斯在革命方式主张上的云泥之别。虽然伯恩斯坦自诩“恩格斯的继承人”，但他们在革命方式上的主张却截然相反。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现代社会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强调道“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8]，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晚年仍然坚定地将暴力革命作为夺取国家政权，走向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肯定了暴力革命铁一般的必然性。恩格斯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那必须是在民主制度非常完善和健全的前提条件下，而实行联邦制、君主制的德国，其专制的政治背景注定了它只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毕竟“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9]。而伯恩斯坦只是片面地看到了恩格斯承认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便“一言以蔽之”，选择性地忽略了恩格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更没有深思和平实现方式的潜在条件。究其更深层的原因，伯恩斯坦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审阅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其萌生了“改良”的幻想，所以理所当然地无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伟大预言，转而潜心于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分道扬镳。所以，伯恩斯坦断然扣押了《自然辩证法》手稿。
4. 伯恩斯坦发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两篇论文的原因
综合以上三个缘由，伯恩斯坦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扣押到底。但是，早在《自然辩证法》问世之前，其中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就在伯恩斯坦手中被提前发表。
那么，伯恩斯坦为什么要发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两篇论文呢？
第一，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威望。伴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的问世，马克思主义以鲜活的革命姿态正式出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听诊器”洞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环节，摸清了资本运转的内在逻辑，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伟大预言，论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铁一般的必然性，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崭新的革命篇章，进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派中“信仰式”的存在。他们不仅生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领袖，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党内“活的灵魂”，时至今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花火仍然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自然辩证法》手稿，作为恩格斯呕心沥血十二年的重要成果，对于阐释恩格斯的自然观、自然科学观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对于促进人类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便伯恩斯坦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也不能完全无视《自然辩证法》手稿，全部扣押而不予发表。于是，善于折中的他选取了手稿中较为早期的两篇论文予以发表。
第二，没有明确地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伯恩斯坦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道扬镳或是由于早期的情感积怨，亦或是源于中期的思想殊途，归根结底演化成了后期政治立场的完全对立。他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他持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发出什么样的呐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深信不疑的伯恩斯坦始终对资本主义发展抱有谜一般乐观的心态，所以高举“修正主义”的旗号，要求对“传统观点”进行“自由批判”和“修正”，试图“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自然容不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手段。而《自然辩证法》手稿是就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要成就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概括 [10]，其中不乏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劳动等因素产生的思想花火，但并没有明确的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世界历史性革命使命的相关理论 [11]。《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实属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范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实属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方法论范畴，两篇论文均没有明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问题论述。所以伯恩斯坦敏感地选择了较为“安全”的两篇论文予以发表。
第三，《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于《自然辩证法》手稿具代表性意义。《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恩格斯于1873年随《导言》部分一同完成的，它揭示了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的根本特点在于——人的历史是由人通过劳动自己创造的 [1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则是恩格斯途径批判杜林，完成《反杜林论》之后于1878年继续深究《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章节，它以具体的事例和明晰的哲理分析批揭了自然科学家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和唯灵论思潮。这两篇论文分别是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两个重要阶段的早期成果，于恩格斯阶段性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代表性意义。再者，在国内诸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解读中，这两篇论文也都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节选内容，这些经典文本解读的编者或大家或非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自然辩证法》中选取了这两篇论文作为基础研究文本，可见国内学者对这两篇论文于《自然辩证法》的代表性意义的正面评价。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伯恩斯坦选择这两篇论文予以发表的原因。
综上，由于伯恩斯坦早期于恩格斯多年的情感积怨，中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殊途，以及后期与恩格斯在革命方式主张上的截然不同，最终与恩格斯在政治立场上站到了对立面，于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他立即将《自然辩证法》手稿扣押，但迫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崇高威望，又鉴于手稿中没有明确地提及他们的根本矛盾即政治立场的完全背离，且思虑到两篇早期的论文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代表性意义，所以伯恩斯坦选择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予以发表。深入探讨伯恩斯坦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背后，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结合时代背景把握伯恩斯坦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个中曲折和“修正主义”的兴起，剖析伯恩斯坦先扣押《自然辩证法》手稿而后又选择其中两篇论文予以发表背后的深层缘由，另一方面能够更深地结合理论背景理解恩格斯晚年较为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