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严修是士大夫中较早钻研西学者，其治学以实用为主，他督学贵州时，劝诫学子的三十二箴言：“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 [1]。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此时严修认为：“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唯义理乎。洋货虽极流通，布帛菽粟之利，不能废也。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于此” [2]。所以甲午战后，他在贵州学政期间做出的努力，也是基于他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以老树嫁接新枝” [3]，希望将西学纳入考试之中，重新激发旧制度的活力和生机。
2. 督学黔中与奏请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时任翰林编修的严修，提督贵州学政。时甲午战争爆发，严修在上折接印中曾表示：“严去取以覆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 [4]。这段话成为严修督学黔中变革士风的要旨，表明了他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教育黔中学子。
严修一到贵州就发出《观风告示》，其言：“查历任下车伊始，首举观风，最为良法美意。无如相沿日久，名存实亡，教官既视为具文，士夫更嫌其赘设。往往迟至按临，敷衍数卷。揆之初意，当其不然”。其策论共四题：一、辨志；二、明师；三、平文；四、匡时，他要求学子“勿空言、勿耳食物”，各举所知“军国富强之策，民物利病之源”，以相讨论。他告诫诸生“读书将以致用也，方今时事，急须才矣” [5]，强调诸生要通晓经世致用之学，不可以不通今世之务。继《观风告示》之后，严修又发出劝学文告，略谓：“五千里外，奉使而来”目的是“窃欲得朴雅之才，不愿浮华之士”，并且指出：“方今之士习之弊，大要有二：朝而习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弊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痒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弊二也”。所以严修认为必须要“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实用”，这样才能“敦品励学，以副余望” [6]。在严修的倡导下，黔中“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士林知敦实践而风气又为一变” [7]，学风逐渐得到转变。
严修到任后一直想在贵州开办具有新式教育内容的书院。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提到“书院、书局事宜，以纸记出，待绍光面议”。同年他又提到：“所论中华人士，困于帖括，自蔽见闻，及困坐不揣其本等语，尤为切中时弊。能本其意培养人材，不特稗益地方，实可挽回此运” [8]。希望能培养出通时务的人才，以应对时局，于是严修聘西南巨儒雷廷珍为山长，改革学古书院，在学古书院开办“准齐课额，经算兼课”中西学堂式的专修班。
严修亲自授算学课，其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记写到“月课算学，是为第一次。生、监、文童共三十人。辰至午、未至酉，俱在堂上监视之”。《誓学碑》中记载“(严修)又以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特每月朔，创设算课，捐廉重奖，以开风气，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丙申秋，复建议变通书院，捐廉购置中西学书八十余种，创立科条，学兼中西，调四十人肄其中，无闻风雨寒暑，日亲督课，十越月如一日焉。黔士于中学西学，遂有日进之机” [9]。概括说出严修改造学古书院，兼课算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另有黄炎培的评价更为准确：“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经世学堂于贵阳，聘贵阳名儒雷廷珍为堂长，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人肄业，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还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风气” [10]。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在离任之际，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向朝廷提出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先例，“请破常格迅设专科”，对那些“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堪游历之选”、“工测绘之长”及“统立之专名”的人才，予以量材取用 [11]。一时掀起惊天涛澜，梁启超认为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是戊戌新政的最初起点，他说：“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 [12]。严修的门人王文光后来也称其“丁酉清设经济特科，胪列陈述，本育才兴学之意，为穷变通久之谋。而先生规划，从西南以及全国” [13]。
3. 奏开经济特科前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
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引起了朝野震荡，遭守旧大臣阻挠，迁延观望，就连其座师徐桐也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14]。其自订年谱中也说到“因经济特科奏，见绝于徐荫轩师” [15]。而他翰林院职务，也因此悉被免去，空留一编修。此时严修虽然认识到了科法之弊端，但科举既不能骤变，所以严修也只是希望将西学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在体制内变革科举。而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朝野早已有之。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就曾提出改革武举的建议：“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16]。时任两广总督祁贡也曾提出类似建议，请在文试第三场中调取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学子，分别酌用 [17]。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逐渐兴起，改革科举的呼声渐长。薛福成在同治三年(1864)著《选举论》一文中始倡开特科例，“然则今之取士宜如何？曰：常科之外，宜开特科，常科以待天下怗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问之古事，以觇其学；问之今事，以觇其识”。并且提出特科举无定岁，取无定数。略谓：“其举之也，或一二十年，或五六年，凡俟有大政事则举之，大谋议则举之，大恩则举之，灾异则举之。举无定岁，取无定数” [18]。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材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19] 明确提出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引起激烈的讨论。光绪元年(1875)《万国公报》称李鸿章奏请别开一科，以试天文、算数、格致、翻译之学，与正科并重，“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而怀抱利器者处囊脱颖之会也”。时任道政使的于凌辰大骂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认为“开洋务进取一格”实际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并且认为“今日乏才，岂不学洋学之过哉？” [20] 时任大理寺少卿的王家璧也激烈反对李鸿章开洋务一格，他认为“洋人在中国者，尚请中国文士教习经史，是能用夏变夷。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乎？” [21] 这场争论直到光绪元年奕䜣上《择要条议海防诸议折》才熄止，奕䜣认为“李鸿章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但又提出“尚非仓猝所能举行”，所以这增设洋学的建议，实际仍未得以实施。能否开设专科的讨论由此开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上了著名的《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算学 [22] 才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他认为“(算学)不必特设专科”，但是建议“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之处” [23]。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后，也认为“欲尽取西学之所长，殆必以算学为先导”，但认为科举取士，“未容轻易变更”，但是“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进而提出办法，各省在岁科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者，在其考试经古场时另出算题学题目试之。
在严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之前，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西潮冲击，朝野面对科举改革的讨论也愈加深入，并且逐渐从改革科举内容到向废除科举制度转变。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布《救亡决论》，认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法从何处开始？他说“莫亟于废八股”，他认为八股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24]。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撰文《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25]。
4. 诏开经济特科及其停罢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痛定思痛。“信哉言乎，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26]。梁启超的话发人深省，科举改革在朝野上下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此时变法与兴学成了相连的关系。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他认为“前岁军事甫定，皇上尝诏中外举人才矣”，但两年来“风气仍多未开也，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所以建议朝廷破常格以搜才。为此他提出六条建议：“一是新科宜设专名也”，“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由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与各省学臣，各举所知，无限人数，请旨定期考试；凡录用由于此科，皆比于正途出身 [11]。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复经济特科，认为请设特科，“窃恐难行”。给出的理由是“既曰特科，事固不能岁举，而岁举之事，行之科目，亦断不能概加超濯，与以破格之迁除，朝廷立贤无方，议法必通而后久，非特科无以动一时之耳目，非岁科举无以供历久之取求，二者兼资，可分办而不可合办”。所以总理衙门主张分为特科、岁举两途，先特科而后岁举。特科仍由“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限疆域，无论人数，咨送总理衙门，定期考试。此为特科”。特科不设定举行期限，“或十年而一举，或二十年一举”，不为常例。岁举则是“每届乡试年，分由各省学臣调取各书院各学堂高等生监，乡会试皆以策问试之”，中试者另为一榜，名曰经济正科，此为常科，三岁一举 [27]。
当日光绪帝就颁布圣谕特科与岁举并行：“该衙门所议特科岁举两途，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议准行，其详细章程，仍著该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28]。经济特科诏下，很快在朝野之中引起共鸣，康有为代宋伯鲁拟上《请催经济特科片》，认为经济特科之设，实为因时审变在得通才。《申报》发文称：“自特科之设，文武兼资，网罗海内人材，国家自强之本其立于此乎” [29] 《湘报》也发文建议：“专以经济为科举，不必再事时文，庶几心无泛鹜，学有根抵，数年而后，人才得以崛起也” [30]。
举行经济特科，遭到守旧大臣的阻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载：“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乃下诏数月，而大臣迁延观望，不肯荐人，盖意欲阻挠也” [12]。如严修座师徐桐，呵斥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汝若举人，可勿见我” [31] ！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帝再次下旨敦促，相关行动才陆续展开，保举四起，据统计经济特科保荐“凡二百三十五人，重荐者十二人” [3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湘报》称经济特科将在本年秋天举行 [33]。然而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等来的却是慈禧一道谕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经济科特尚未举行即着停罢。
5. 余论
晚清以来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并不少见，为何独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暴得大名？这与当时士人思想观念的普遍转变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后，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十九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34]，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开始从沿海的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内地扩展，从数量有限的一批洋务官员向广大的士绅阶层渗透，士人普遍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如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长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二年与友人牛蔼如论及书院变革时认为：“天算、格致等学，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 [35]。这种对西学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光绪元年《万国公报》所称“西学源自中国”等传统夷夏大防观点的批评，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如蔡元培，光绪二十年来京应散馆考试并被授翰林院编修，正值甲午战争拉开序幕，从此其再也不埋首于传统旧学之中，据《蔡元培年谱》记载，“自此时起，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之术报刊物，并留心世界事物” [36]。
戊戌维新时期的吴汝纶、蔡元培可能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言辞激烈，但吴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中外，唯是之求”，是同光年间的古文大师 [37]，而蔡元培是新科进士，被时人称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 [38]。同时作为一省高官的学正严修，在光绪二十二年给其子写信指导读书门径，略谓：“总而计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备检者，有当精习者。……《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事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也。……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当精习者也。准此为之，十年之后，规模亦略具矣。……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 [39]。在其所列四种应该精习的科目中，仅古文一项为传统旧学，其余皆为西学，可见西学在其心中地位之重。以上三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个人阅历，却有着同样的思想变化，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动态，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界思想观念已逐渐实现普遍的转变。
开设经济特科，是朝廷破格求才以维时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戊戌变法步入高潮的肇始。经济特科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直接作用，社会上关于变革教育的讨论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称：“近因开经济特科，各省京官亦多立有学会……如此风气渐开，将来必有人材挺出为国家之用” [40]。梁启超也认为：“振起教育之精神，实始于此” [12]。
尽管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此次经济特科戛然而止，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变。梁启超后来谈到戊戌变法时说到：“诏遂下，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为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 [41]。在这里概括点出了“戊戌变法”于当时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作为戊戌变法“最初之起点”，严修及其奏请开设的经济特科，开启了戊戌变法，促成了汹涌的社会变革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教育的面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