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校外培训现象愈演愈烈，各类幼小衔接班、才艺培养班等也层出不穷，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越来越低龄化，校外培训教育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校外培训教育又称“影子教育”，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由家庭购买的，参加的有关文化课或艺术方面的辅导或培训，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 [1]，数据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17832元，占家庭年收入的11.9%。更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3岁前的婴儿开展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2018年中国日报网曾报道北京不少幼儿园大班出现了“空巢现象”，其原因是部分家长担心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升入小学后，会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于是在大班阶段就把孩子送进所谓的“幼小衔接班” [2]。对于家庭来说，幼儿补习已经成为家庭在幼儿子女培养方面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技多不压身”、“从娃娃抓起”等家长观念成为孩子补习的强大推手。
幼儿是一个没有选择能力的特殊群体，幼儿校外培训现象具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化研究。朱巧玲选取泰州市海陵区五所幼儿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参与培训的幼儿占被调查幼儿总数的63.1%，在培训内容上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家长更愿意让男孩学习体育、益智等项目，女孩则更多地学习舞蹈、绘画等项目，花在培训班的费用全年在2000~7000元居多，但仍有近三成的幼儿年培训费用超过7000元。近九成的家长对培训班持满意态度 [3]。赵芳对幼儿校外体育开展调查发现，76.6%的幼儿都参加过课外体育类的兴趣班 [4]。陈乾峰和邓丽芳以杭州市为例对学前幼儿英语教育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9%的家长给孩子在幼儿园以外的社会英语培训机构报名学习英语；31%的家长表示打算给孩子报英语培训班；另有3%的家长表示专门请人对孩子进行个别英语教学 [5]。孔祥雯指出“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对少儿英语教育的需求不断攀升，我国英语教育低龄化趋势愈来愈强，父母对孩子英语培训的热情日益高涨，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约为20,000家，少儿英语的市场产值约占整个英语培训产值的70%。” [6] 王思嘉对北京市海淀区三所幼儿园3~6岁幼儿做调查，发现73.9%的幼儿参与了社会培训，其中近五成的学生参加了体育类社会培训；幼儿年级越高，其体育类社会培训参与比例越高，大部分家长在为其幼儿选择体育类培训时，能充分地考虑幼儿的体育兴趣，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但也存在从众、跟风现象；幼儿体育类社会培训的地理位置是否便于家长接送幼儿、能否最大程度减少幼儿家长的时间成本，是家长为其幼儿选择体育类社会培训机构的首要因素 [7]。刘沙沙以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为例，调查发现参加补习的幼儿多从4岁开始，参加艺术类培养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文化类和体育类；近四成的幼儿平时放学和寒暑假都有补习，30%的幼儿只在周末参加补习；有60%以上的幼儿参加过两项以上的补习课程，有近30%的孩子曾经参加过3项以上特长培训，有的孩子在周末甚至于要辗转3、4个培训班之间；超过80%的孩子表示愿意参加补习；为孩子报名补习的家长中大部分是考虑孩子的兴趣，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但也有8.1%的家长明确表示是为孩子升学而选报的培训班，而不为孩子报名补习的家长主要是因为没时间和学费高；家庭年收入与为孩子支付的培训费用具有极显著相关，收入高的家庭在孩子培训方面会加大投入，收入低的家庭会减少相应的支出。” [8] 吕华指出，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教育消费升级，80、90后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需求也从原来的“养育看护”向更加专业系统的少儿教育过渡。因为蒙特梭利教学法中所指出的学习关键期，就是让儿童尽量按照其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成长，家长应善于观察孩子的兴趣点和所具有的天赋，适时的为孩子选报一些寓教于乐的培训班让孩子参加 [9]。
从以上文献可看出，目前对幼儿校外培训现象进行研究多以某门科目、某个地区为例，缺乏全国性的数据调查与研究。因此，本文使用CFPS2016年数据对我国幼儿校外培训现象进行实证分析，了解幼儿校外培训的规模、科目、时长以及成本等问题，从而理性地看待幼儿校外培训，引导校外培训的需求与供给。
2. 研究方法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本文采用CFPS2016年数据，选取幼儿为样本，使用SPSS21.0进行数据处理，并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幼儿基本情况分析
从表1可知，受调查的幼儿共有1792名，男生比例为53.3%，超过女生，但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也符合我国人口性别比例状况。年龄在三岁的只有140人，占比低至7.8%，四至六岁占比超过80%，且四至六岁幼儿的比例分布比较均匀。父母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比例最高，基本在40%左右，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大专或高职次之，本科和研究生比例最低，仅有10%左右，这与我国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从家庭经济状况上看，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将近50%，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的只有14.1%，超过80%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下。从学校类型来看，幼儿进入民办幼儿园上学的比例为56.5%，高于公办幼儿园，这个比例基本符合目前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幼儿在园的情况。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样本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样本占比最低，但总体上也比较均衡。
3.2.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规模分析
在1792名幼儿中，其中过去12个月参加过课外辅导的有202人，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为11.3%。相对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报告的2017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参与率为47.2%来说 [10]，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总体较低。虽然升学压力不断下移，导致校外培训参与率越来越高，但基于幼儿的特殊性其对幼儿教育的影响仍然有限。
Table 1.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young children samples
表1. 幼儿样本个人信息情况
从表2可知，在性别上，参加校外培训的女生115人，占比56.9%，男生87人，占比43.1%，女生比男生参与率略高一点，但总体还比较均衡。目前，城乡在抚养子女方面大多数已无“重男轻女”观念，而且一些农村家长认为女孩的出路较窄，家长更愿意付出投资。至于城市地区，一些家长有女孩要“富养”的观念，并且女孩相对男孩更听话更愿意学习，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女孩补习机会更多。从年龄来看，学生年龄越大，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年龄为三岁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低至3.8%。近代医学研究表明，四岁幼儿各部分的身体比例逐渐与成人接近，大脑皮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也与成人相似，其智力水平已经能够达到成人的50% [10]，也就是说四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有了辨别、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大多在四岁及以上。
Table 2. The scale of young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表2.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规模状况
不同家庭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规模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父母文化程度来说，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比例也越高。父母学历对参与率的影响呈倒U型：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和本科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最高；父母学历为研究生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次之，而父母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最低。父母学历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布迪厄眼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对于高学历的父母来说，他们一般已经尝到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甜头”，所以他们更愿意、也更积极地推动子女积累更多更高的文化资本。校外培训机构作为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之一，是他们为子女投入教育补习的重要因素。学历为研究生的父母比例较低，他们在育儿上可能更坚持自己的想法，其子女参加校外培训比例处于第二。按照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将样本中的家庭分为四个收入组，发现经济资本越高的家庭，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越高。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可能性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增大的趋势。校外培训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深受家庭经济能力的制约，家庭的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教育行为决策。正如布迪厄所说，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资本量，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家长就比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社会财富，中产家庭往往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他们能为孩子参加补习班提供很好的经济支撑，能为孩子争取更优的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孩子参加补习班的概率更高。拉夫特瑞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则认为只要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机会，他们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使其子女的教育机会最大化。
在学校类型上，薛海平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民办学校 [11]，但这在幼儿身上没有体现，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幼儿园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民办幼儿园数量占比较高，就读民办幼儿园的学生人数超过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教学质量一般比民办学校好，为拉大与其他学生人力资本的差距，公办学校的学生更可能去寻求校外培训，但我国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没有显著的办学质量差异。
从地区来看，全国东中西的校外培训参与率也是有差异的，东部地区参与率最高，为47%，其次是中部地区(36.6%)，而西部地区最低(16.3%)，且东中西参与率差异巨大，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这与薛海平研究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参与率的地区差异是一致的 [12]。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也不同，人们的教育观念也有差异。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发达，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相对更重视，故其校外培训参与率更高。同时，东中部经济更发达，人们的购买力也更强，培训市场有利可图并不断扩展，推动校外培训成风。
3.3.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科目的分析
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早在16世纪就在《大教学论》中论述了学习中兴趣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还有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洛克、卢梭、海尔巴特等都论及了学习中兴趣的重要性。兴趣是激励学习的直接动力，越来越多的家长深谙这个道理，对孩子兴趣的挖掘也从娃娃开始抓起。陈鹤琴也提出幼儿智力的发展不能只靠“知识的灌输”，游戏环境、艺术环境的构建是满足幼儿心理需求的有益活动 [8]。因此带孩子参加各种不同科目的补习也成为了家长们的不二法宝。
我国幼儿园阶段的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以才艺培养为主，其参加人数占所有参加校外培训学生数的69.5%，其次是亲子活动，占比24%，参加竞赛和心智开发的学生人数均较少，分别占1.2%和3.6%，参加其他培训班的人数占比居中，为7.2% (见表3)。由此可见，幼儿园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科目比较单一，主要为才艺培养。究其原因，从家长角度来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可以开始接受艺术的熏陶和教育，幼儿园内的课程不完全能满足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在学习压力相对还非常低的阶段多接受才艺的培养就成为不二选择。同时，当今社会对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能文会武”是父母们对孩子的期待，从升学压力上来看，一些家长也期待孩子能通过才艺或技艺在升学或择校考试中获得加分的可能。此外，这一阶段的幼儿更容易接受具有一定趣味性的课程，也与市场上才艺培养补习机构占比较多有关。
Table 3. The scale of you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training subjects
表3. 幼儿参加不同培训科目的规模
参加亲子活动的人数占比为24%，在众科目中排名第二(见表3)，也体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家长素养的提升，越来越多家长开始不仅关注孩子的综合素养，也愈加重视亲子关系，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
由表4可知，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在竞赛、心智开发和亲子活动三门科目上，男生参与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参加才艺培养的占比更高，为56.9%。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认知和传统上对才艺的要求更多体现在女生身上，而且才艺培养中舞蹈、美术等培训班数量占比较高，这类培训班更适合女生。在年龄上，不论是哪门科目，三岁学生参与比例都显著较低，且三岁学生只参加了才艺培养和亲子活动两门科目。四岁及以上的孩子在参加科目上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是学生三岁还比较小，一般都才刚刚进入幼儿园或者还未进入幼儿园，对学习还需要一个适应阶段，且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限，故而家长对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考虑较少。
Table 4. The statu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subjects
表4. 不同个体参加培训班科目的状况
从表5可看出，父母学历和人均收入不同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有所差异。父母学历越高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而父母学历低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也较少，主要为才艺培养和亲子活动这两门；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而且参加不同科目的人数分布也越均匀。根据卢卡斯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优势地位群体在该级教育变得普及时，竞争将围绕着教育的质量和类型而进行。在幼儿教育普及的情况下，高学历父母和高收入家庭更注重孩子教育质量和类型的获得，多样化的培训科目参与是他们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参加竞赛的学生其父母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其家庭收入也较高，为高收入群组；父母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参加才艺培养的比例也越高；参加心智开发的学生，其父母学历均为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收入在10,000以上；父母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其孩子几乎不参加其他辅导班，可以推测低学历父母对课外补习市场的认识较局限，在培训科目选择上偏向于跟随大流。
Table 5. The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subjects
表5. 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的状况
在学校类型上，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参加校外培训的科目上几乎没有差异，这应该与公立和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校外培训参与率上几乎没有差异有关。不同地区的幼儿参加的校外培训科目也存在着差异。参加竞赛的多为东部和西部，中部几乎没有；参加才艺培养、心智开发、亲子活动和其他辅导班的学生东部均占比最高，均超过了50%，其次是中部，西部占比最低。这可能是受东中西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东部经济发展最好，故幼儿课外补习市场也越大，供给推动需求。
3.4. 幼儿参加培训科目的时长分析
幼儿平均每周校外培训时长约为4小时，每周培训时长在两小时以内的占比最高，为48.5%，其次是2~4小时的，有27.6%的学生每周校外培训时长为2~4小时，而每周培训时间为4~6小时的学生人数最少，只有10.4%，6小时以上的占比为13.5% (见表6)。可见幼儿整体培训时间较为适中，大部分每周培训时间在4小时以内，学生培训客观负担比较轻。但仍有少量学生培训时间较长，一周培训时间超过了六小时。
Table 6. The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 training hours
表6. 幼儿培训时长的状况
不同科目学生们每周的培训时间也存在差异。才艺培养每周培训的时间主要在四小时以内，培训时长比例最高是0~2小时，为43.1%，其次是2~4小时，为30.2%。亲子活动每周培训时间为0~2小时的比例为80%。心智开发每周培训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占比50%，6小时以上的也为50%。参加其他培训班的时长为2~4小时的比例最高，为41.7，其次是0~2小时，为33.3%，6小时以上的比例也达到了16.7%，这相对其他培训科目占比较高(见表7)。可见，除了竞赛科目以外，其余几门科目培训时长主要集中在四小时以内，四小时以上占比较少。这与总体的培训时长分布是一致的。
Table 7. The dur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training subjects
表7. 幼儿参加不同培训科目的时长状况
3.5. 幼儿参加培训科目的时长分析
由表8可知年人均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幼儿的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也越高，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与家庭年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雷万鹏 [13]、楚红丽 [14] 等学者都认为“家庭经济资本越高的学生其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大”。教育(包括校外培训)具有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功能，不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课外补习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必然意味着高阶层的向下流动。因此收入较高的家庭为了维持其家庭阶层或者实现向上流动，利用家庭的经济优势加大对子女的校外培训投入。而校外培训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重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校外培训负担率与经济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校外培训支出具有累退性，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校外培训服务时面临较沉重的经济压力。表8中年人均收入低于4000元的家庭其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格外高，达到了8.5%便证明了这一点。从表8中还会发现，教育支出里校外培训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家庭年人均收入最高组(20000以上)，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大，但其比重也在30%以下。可见，我国幼儿的教育支出仍然以学校教育为主，这可能与我国幼儿园学费本身也比较高昂有关。
Table 8. Expenditure on private tutoring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表8. 不同类别学生校外培训支出
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均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均最低。东部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西部的负担率远高于东中部，而且不同地区校外培训支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均值为中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两倍多。从经济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较发达，校外培训参与率最高，参加培训的科目更多，其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自然最高，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高。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家庭收入更低，故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
4.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幼儿园阶段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总体比例较低，为11.3%，远低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学生年龄越大，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或本科的，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最高，硕博次之，初中及以下最低。经济收入越高的家庭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东部地区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学校类型和性别对幼儿校外培训参与比例影响不大。
第二，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科目比较单一且集中，近七成的学生参加才艺培养，其次是亲子活动和其他辅导班，心智开发和竞赛参与的学生较少。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参加才艺培养的女生占比高于男生，三岁学生参与比例都显著较低且参与科目较少。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且高学历父母在培训科目选择上更有自主性，而低学历父母偏向于跟随大流。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参加培训的科目上几乎没有差异。除竞赛外，每门科目东部学生参与比例均最高，均超过了50%，其次是中部，西部占比最低。
第三，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时长比较合理，每周参与时长基本在四小时以内，且多数学生补习时长为0~2小时，平均每周补习时长为3.93小时。除了竞赛科目以外，其余几门科目补习时长也主要集中在四小时以内，四小时以上占比较少，与总体的补习时长分布一致。
第四，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幼儿的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也越高，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与家庭年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家庭的校外培训负担率与经济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教育补习服务时面临较沉重的经济压力。教育支出里校外培训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低于30%。在不同地区的家庭中校外培训支出的差异较大，即东部地区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家庭负担率最低。
4.2. 对策及建议
4.2.1. 政府应加强对校外培训市场的引导与监督
幼儿是一个认知能力相对较低的特殊群体，其对校外培训班以及补习老师缺乏认知、评价和选择能力，这也导致了市场上的一些校外培训班优劣难辨，而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无法预估。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校外培训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培训市场提供的补习科目同质性较高，家长和孩子可选择性不多，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当引导补习市场向更多元化方向发展。
4.2.2. 政府应扶持幼儿园开展公益性的幼儿课后活动，同时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均衡各地区 教育发展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都先后就儿童放学后托管教育出台了系列政策，儿童托管是政府扶持的一项教育举措，政府有责任鼓励学校、幼儿园、社区等机构开展儿童托管服务。在美国的托管实践中，政府将4至12岁儿童托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由政府提供部分经费，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儿童提供完善而有效的服务 [15]。在韩国，“放学后学校”是韩国教育部为抑制私立民间教育辅导机构泛滥而实行的一种教育政策，包括面向幼儿的保育活动、面向中小学的补充教育活动等 [16]。在法国，绝大多数儿童课外活动中心都是公立的，分布在幼儿园和小学附近，经费来源以政府拨款补助为主，以游戏为主要活动，承载着公民教育、合作精神和集体生活能力的教育 [17]。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补习差异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以及非科学补习引起的幼儿身心问题，我国政府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有条件地承担儿童课外教育的公共责任，科学制定课外教育服务制度，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校外培训现象的盛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便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政府应对落后地区加大教育投入，针对不同家庭条件情况给予不同程度扶持，如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比较高昂，且负担率较重，政府应该对西部地区的学校教育加大投入和扶持，对西部地区校外培训负担率较重的家庭提供补贴和帮助，促进教育公平。
4.2.3. 家长应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坚持科学理性育儿
家长要不断的进行自我提高，遵循孩子的兴趣和成长规律，对孩子准确定位，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选择补习。不要一味跟风或者是抱有功利心态，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在培训时长上，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强度过高的培训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同时，家长还应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进行学习，对幼儿理财教育有着明确的认识，不要盲目地从众，出现过度消费和无效投资等现象。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项目批准号是71774112)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