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的现实悲剧——《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皮格马利翁”原型分析
Tragedy of Aestheticism in Reality—An Analysis of Pygmalion Archetype i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摘要: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仅创作了《道林•格雷的画像》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隐含着“皮格马利翁”这一神话原型:在精神上,亨利对道林的言谈身教使得道林成为亨利创作的一件艺术品;在物质上,画家巴滋尔为道林绘制了一副有生命的画像,赋予道林“永葆青春美貌”的神性力量。小说通过“皮格马利翁”原型创造了一个充满感官享乐且不受自然法则约束的唯美主义理想,但同时却将这个唯美理想置于充满桎梏的现实世界中考量。这种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体现了弗莱的“秋之悲剧”叙事结构,说明了道林的悲剧根源在于从唯美主义的理想世界坠落,进入现实世界。
Abstract: Oscar Wilde is a consequential figure in Aesthetic Movemen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is the only novel written by Wilde. Pygmalion seems to play a thematic role in the novel as a mythological archetype. For one thing Henry’s preaching makes Dorian his work of art, for another Basil’s painting of an animated picture enables Dorian to stay eternally young and beautiful. The Pygmalion archetype, on one hand, creates an aesthetic idealism which leads to relief of social constraint and attainment of carnal happin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examines such idealism in harsh reality filled with moral principles and natural laws.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conflicts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rop Frye’s theory “fall for tragedy”, with a view to demonstrate how the tragedy of Dorian Gray can be traced to the misplacement of myth in reality.
文章引用:曹岳. 唯美主义的现实悲剧——《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皮格马利翁”原型分析[J]. 世界文学研究, 2021, 9(2): 69-7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1.92011

1. 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一生短暂而充满争议。他的人生被其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分为“顺流”和“逆流”两个阶段。顺流时期王尔德是上流社会人尽皆知的纨绔子弟;而在其人生的后半段,王尔德遭遇逆流,沦为阶下囚,甚至被迫离开英国,最终客死他乡。同其生活一样,王尔德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社会喜剧以及批评文字则沉着犀利,充满诙谐而深刻的哲理” [1]。《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被视为唯美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作品。

对于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和《道林·格雷的画像》的研究,国内已累积了一定成果。周小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中回顾了唯美主义的德国哲学革命、法国颓废主义、英国学院派唯美主义等思想源泉,总结出唯美主义“曾起到过一定的社会作用,但也携带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2],其中之一便是唯美主义因太过理想化而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存在。乔国强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实际思想根源可追溯到柏拉图。乔国强认为王尔德借鉴了柏拉图的“二分法”。柏拉图提出的“真实存在的物质之美”和“美本身”对应着王尔德思想框架中的“内外之美” [3]。这反映了王尔德唯美主义中本身固有的理想与现实之分,也体现了王尔德对于古希腊文化的浓厚兴趣。国外对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研究同样成果颇丰:Jan. B. Gordon在他的论文发现了艺术和现实两个世界的倒转,道林永恒不变而画像逐渐衰老 [4],这与本文中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相冲突的观点有一定相似性。同时Jan提及了小说中暗含的成长与教育主题,印证了道林深受亨利勋爵的说教影响。

《道林·格雷的画像》意蕴丰富并非由于作品中人物语言的含混和矛盾,而是因其独具匠心的画像设计以及另类的悲剧结局。小说的主人公道林·格雷在故事的高潮处刺破了自己的画像,同时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于:是什么驱使着道林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并精心维护数载的“永葆青春美貌”之理想,刺破画像并酿成最终的悲剧?笔者尝试进入作品的结构层面进行探究,发掘作品深处蕴含的原型结构。

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批评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弗莱在其代表作《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中提出了原型批评理论及其派生出的独特的悲剧观。他认为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从理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坠落。神话及神话原型本身是存在于理想世界中的,将其放置在现实世界的语境中就不得不受到自然法则的考量。神话之所以成为神话,正是因为其不受现实中自然规则制约,“接近或处于欲望可以料想到的极限” [5]。因此,当“肆意妄为”神话进入现实世界,其存在本身便是悲剧,因为“只要想生存,就会扰乱自然法则” [5]。

笔者以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作品,提出道林永葆青春的梦想是通过“皮格马利翁”这一神话原型建构在唯美主义理想之中的。理想世界中被神化的道林可以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永葆青春美丽。但画像又将这个理想世界中的唯美梦想强行放置于现实世界中审视,并赤裸裸地展现其在现实世界道德观考量下的可怖面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理想坠入现实”的激烈碰撞,导致了道林最后的悲剧。

2. “皮格马利翁”原型:唯美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并置

“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其所占篇幅不长,但却成为了极具生命力的原型,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皮格马利翁”原型以亨利对道林的言谈身教和画家巴滋尔的画像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构筑了颇具王尔德特色的唯美主义理想,“皮格马利翁”原型也成为小说悲剧结局的关键。

2.1. “皮格马利翁”原型简介

神话–原型批评由来已久,但其理论的系统化始于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著作《金枝》(Golden Bough)。弗雷泽通过对人类早期巫术仪式和传说故事的研究,发现了各古老文明中共有的“死而复生”之原型。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为神话–原型批评奠定了另一块基石。他认为除个体无意识外,人类的无意识中还积累着许多原始的、遗传性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就是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体现。而将神话与原型理论正式引入文学领域并发扬光大的是弗莱。弗莱创造性地提出了抽象神话模式的观点 [5]。他认为解读文学作品时,不妨“向后站” [5] 一些,纵观大局,作品的抽象底层结构往往可以化归为一个或几个原型的再创造。学界对于弗莱的理论贡献有较高评价,弗莱“系统的建立了神话–原型为核心的文学类型批评和美学理论……(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6]。神话原型的反复出现不仅证明了神话对于后世文学发展起到的重要影响,同时也说明了人类意识中确实存在着共有的、普遍存在的遗传性记忆原型。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它篇幅虽短,却在后世作品中作为原型反复出现,极具生命力。皮格马利翁作为神话人物出现在奥维德(Ovid)的长诗《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以下将故事简要转述:塞浦路斯雕塑家皮格马利翁仇视妇女,不愿婚娶。有一天他雕刻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女性雕像,皮格马利翁深深地爱上了这座雕像,并祈求女爱神阿芙洛狄忒赋予雕像生命。阿芙洛狄忒满足了皮格马利翁的愿望,雕像获得生命,皮格马利翁与复生后的雕像结为夫妻。

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出现“皮格马利翁”原型的情况很多,比如弗莱认为《辛白林》(Cymbeline)中赫米温妮从雕像中复活过来,“是皮格马利翁神话的一次移位1” [5]。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一位贵妇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移位”。在众多基于“皮格马利翁”原型的文学作品中,最为当代人熟知的应数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创作的同名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又译《卖花女》)。该剧讲述了语言学家希金斯将卖花女伊丽莎打造成举止端庄、谈吐芬芳的上流社会淑女的故事。

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为理解“皮格马利翁”原型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移位”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移位”是指作家为了使“同一个故事显得真实可信,在艺术上和谐” [7] 需要对原型进行加工。一件艺术品被赋予生命的情节在现实主义语境中出现会引起读者对叙述的不信任,但艺术家通过言语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导,并将一套特定的意识形态加之于人,在思想上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塑造,创造出一件活着的“艺术品”,同样可以被看为“皮格马利翁”神话原型结构的一种“移位”。这一点无论是依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的“移位”理论,还是对照萧伯纳同名剧作的演绎,都是适用的。

2.2. 亨利对道林的思想改造:唯美理想的构筑

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亨利勋爵扮演着语言学家希金斯的角色,道林则是亨利精心创作的一件活的艺术品。亨利勋爵作为王尔德的代言人,将唯美主义的思想核心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植入道林的思维中,为道林创造了一个充满美和享乐的、颓废的唯美主义理想世界。

小说中的亨利勋爵堪称王尔德的代言人,他继承了王尔德酷爱的矛盾修辞,并有一套独特的唯美主义价值观。亨利勋爵自己“从不做什么坏事” [8],但却喜欢给别人施加影响,画家巴滋尔曾提醒亨利:“别毁了他,别试图影响他,你的影响会是坏的影响” [8]。然而,亨利勋爵对于巴滋尔的提醒置若罔闻,他仍旧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事,亨利勋爵对道林在精神上的影响和对其性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亨利勋爵为道林灌输了以“纯粹的形式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思想。以王尔德和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者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观点。唯美主义思想与美学认知论(aesthetic cognitivism)针锋相对,美学认知论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认知(传递知识)而非享乐(带来快乐)、唯美、或表现(传递感受)” [4]。而唯美主义者否认艺术的认知价值,他们认为艺术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带来美的体验,并“全神贯注在美的客体上” [4]。

亨利在巴滋尔家的花园中告诉道林,“美是一种天才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高于天才的形式” [8]。他否认美是肤浅的,认为相比之下,思想才更为肤浅。在亨利看来,似乎只有纯粹的形式美才是值得追求的。反之,任何试图将美与道德说教、社会规约联系起来的说法都是异端邪说。在亨利的观点的驱使下,道林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虽与自己地位悬殊,却在表演艺术中散发着无限美的光芒的演员西比尔。可在得知西比尔已无法表演,无法展现道林渴求的艺术之美后,道林立即将失去价值的西比尔抛弃,可见道林心中已经接受了唯美主义的价值观。

第二,亨利勋爵用自己的享乐主义、颓废思想影响着道林。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塑造的享乐主义中对于物质、感官享受的偏重是十分独特的,与传统意义上的、甚至是帕特唯美主义思想中的享乐主义均有所不同,故笔者加以展开分析。

传统的享乐主义是美学思想中历史最久、接受度最高的思想流派之一。享乐主义(hedonism)在翻译为中文时容易给读者留下纵欲、堕落的印象,实际上享乐主义的词根“hedo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仅是“愉悦” [4],其本身并不带有“纵情声色”、“胸无大志”等负面含义。享乐主义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带来愉悦,这一观点被很多主流哲学家、美学家所接纳: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人们从中能够获得的愉悦”;美学家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曾提出“艺术即为娱乐(art as amusement)”的口号。

传统的享乐主义强调的享乐重在精神上的愉悦,但《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享乐主义除了精神上的愉悦外,还追求物质、感官层面的享乐。在这一点上,帕特和王尔德之间也有分歧。帕特从古希腊文化中借用了伊壁鸠鲁学说(Epicureanism),并将其作为自己唯美主义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帕特看来伊壁鸠鲁学说并非仅看重物质、感官享乐,它同样也包括一个人应有的道德理念(Evangelista, 2009: 156)。然而王尔德在他的唯一一部小说中将帕特苦心构建的伊壁鸠鲁学说简单化了,道德的元素被王尔德忽略,只剩下感官享乐。沃特注意到王尔德享乐主义可能带来的批评和负面影响,《道林·格雷的画像》发表后,帕特在其评论中“隐晦地建议读者回想起自己曾小心远离[王尔德小说中的]享乐主义” [9]。

王尔德通过亨利之口在小说中塑造的享乐主义只重视感官体验,无视道德约束,认为人,特别是年轻人,应充分利用时间,满足感官上的享受。他觉得将时间用于道德教化是一种浪费。亨利勋爵最怕的是“四肢乏力,感官衰退” [8],他反而不惧诱惑,甚至认为人们应该屈服于诱惑。道林是他这套享乐主义的忠实听众。亨利将自己崇拜的非理性的“简单的快乐” [8] 传递给道林,并告诉他及时行乐。果然,获得永葆青春的力量的道林沉迷享乐,大肆铺张浪费,纵情声色歌舞。

上述分析表明:亨利在思想上对于道林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道林对他的话言听计从,王尔德甚至直言:“很大程度上,这个小伙子就是他2的创造物” [8]。亨利利用自己的言语作为雕刻刀,将道林的头脑雕刻成了一件唯美主义艺术品,道林将这套唯美主义思想原封不动地付诸实践。从这个角度讲,道林正是亨利创造的一件有生命的艺术品,亨利也通过言谈身教,完成了小说中的唯美主义之理想的构建。

3. 理想坠落现实的悲剧根源

道林·格雷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抛弃西比尔,导致西比尔自杀;杀死了曾经仰慕他的画家巴滋尔,残忍地毁尸灭迹;刺破了赖以永葆青春的画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故事结局的悲剧性虽显而易见,但依据弗莱的理论,道林悲剧的根本原因来自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的坠落。将道林引向唯美主义理想世界的是亨利勋爵,画像赋予亨利永不衰老的反自然力量,但又将成为唯美主义化身的道林放置于现实世界道德观中考量。这种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的坠落,体现了弗莱提出的秋之悲剧理论。

3.1. 秋之悲剧: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冲突

在弗莱看来,道德危机并非悲剧的根源性动力。道林的悲剧根源也并非违背社会道德那样简单。弗莱总结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家们秉持的悲剧观,他认为旧有的悲剧观,即将道德问题视为悲剧的核心,是站不住脚的。弗莱列举为人熟知的苏格拉底牺牲、耶稣殉难等悲剧式人物的故事,并论证他们身上并不存在重大的道德缺陷,然而其故事也被视为伟大的悲剧 [5]。同样,将悲剧归因于“天命”在弗莱看来也不可靠。这很好地回应了将道林的灭亡看作一场道德教育的说教观点。

那么是什么定义了悲剧?弗莱通过研究神话传说、圣经故事,总结出了自己的“秋之叙事”悲剧观。弗莱以弥尔顿《失乐园》中亚当的境遇为例,提出悲剧的根源在于坠落,即从“自由的境界坠落到自然循环之中” [5],在弗莱的批评系统中,夏天象征着理想世界,冬天象征着现实世界,从夏天到冬天的坠落(fall)过程,即为秋之叙事。此观点可以进一步解释为:由于理想世界中不存在自然规律,悲剧主人公在理想世界中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一旦坠落发生,主人公从无拘无束的理想世界进入现实世界,受到自然规律的束缚,从而深陷泥潭。

因此,弗莱认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方面必定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如神一般的自由,在道林身上体现的便是永葆青春不老。而另一方面,拥有超越常人的自由的主人公又必将受到自然法则的束缚,在小说中表现为道林那副血淋淋的画像。理想坠落现实,冲突随之而来,悲剧由此而生。

3.2. 悲剧根源: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画家巴滋尔所创作的有生命的画像是导致道林·格雷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画像带给道林“永葆青春”这一有悖常理的自由,但同时又直观而残酷地体现着这一自由与自然法则、社会习俗、道德规范的格格不入。而亨利勋爵的言传身教则是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道林将青春美貌看作毕生所求,重视感官享乐,无视道德教条,这些都是拜亨利勋爵所赐。从这个意义上讲,“皮格马利翁”原型是贯穿全文始终的重要线索,也是悲剧故事发生的导火索。

作品中出现了“画像衰老,道林不老”的奇特现象。其本质是神话世界入侵现实世界。道林不老的容颜为他带来了诸多非议,同时为他的尽情享乐、甘于堕落奠定了基础。道林在这种反自然的“不老”中越陷越深,他纵情声色,无所畏惧。画像记录下了道林的罪行,同时也为现实中的道林开脱了罪责,这也致使道林得以继续腐化堕落。道林抛弃西比尔,杀死巴滋尔却都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画像的面貌变得更为丑陋。画像为道林开脱罪责的最典型例子是西比尔的兄弟詹姆斯的经历。当詹姆斯找到道林寻仇,企图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时,画像救了道林一命。詹姆斯因为要找到人“已经四十多岁”,而道林看起来“比孩子没大多少” [8] 而放过了道林。

画像让道林享受着神明般永恒的青春,但又同时“揭穿(主人公)神灵的伪装,使其露出凡人的真相” [5]。神话与现实的强烈冲突体现在道林的画像变得愈发的丑陋不堪,画布中甚至逐渐渗出了鲜血。原本拥有着神一般力量的道林在现实世界中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堕落,且这种堕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促使道林刺破画像,终结这一切,酿成悲剧。

“皮格马利翁”原型赐予道林永葆青春美貌这一神化力量,同时亨利勋爵的言谈身教又在道林的脑海里催生出一个理想中的唯美主义思想观念。然而,神话世界中的人物可以不受现实世界中自然法则的约束,但道林却被放置在现实世界中加以残酷考量。画像直观地展示了坠落于现实世界后道林的丑恶面目,这种从理想世界的随心所欲到现实世界中不得不面对自然法则的坠落,导致了道林·格雷最终的悲剧。

NOTES

1弗莱认为移位是作家为使神话原型在现实主义语境中可被读者接受而采用的必要加工。

2“他”指亨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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