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新兴问题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聚焦于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非军事领域，如恐怖主义、环境问题、难民问题等，这些问题均具有跨国性的特征，需要国家间的多边合作以进行有效管控。
传统安全常常具有零和性的特征，国家间在军事等领域常常存在难以调和的对立关系。在军事及政治面前，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以实现安全最大化。因视其他国家为安全威胁，从而有可能导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风险。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通常由自然因素而非国家行为特别是军事行为导致，因而各国在管控非传统安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上存在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后，大国安全战略的重心逐渐从军事安全转移到其他非军事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流行病、毒品问题等而不是其他国家为自身的威胁。21世纪的中美关系体现了这一点。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其对华态势十分强硬。他曾提出，中美两国不是“战略伙伴”也不是“潜在敌人”，而是“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从撞机事件到对台军售，无不体现其咄咄逼人的态度 [1]。9·11事件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变，美国将对外战略的重心调整到维护本土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行为上，而这需要与中国的通力合作才可达成。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中国对美国境况的同情与支持态度。2001年10月小布什出席上海APEC会议时提出，两国应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获得了长足进展，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211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8% [2]。2010后，“中国威胁论”等呼声在美国逐步占据较大影响力，传统安全领域的中美关系逐步恶化。这一时期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共识成为了两国关系的新支柱。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却向我们揭示，非传统安全可以作用到传统安全，国家间合作有时因此难以达成。
如果将“安全困境”界定为由传统安全问题导致的国家进退两难的境况，那么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会导致新的安全困境，即由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的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之间的矛盾。以国家本位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难以化解新的困境，这需要国际行为体以一种超越传统安全观的立场，平衡国际与国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重新审视共同安全与个体安全，并建立新的安全战略。
本文以中美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关系为背景，探究了非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并为化解这种安全困境提出了几种设想。第一部分提出两个个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是否存在非传统安全困境？以及如何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其次，基于对安全困境概念的梳理，将疫情期间的国家间危机界定为一种非传统安全的困境，即国际与国家、国家与个人间的矛盾，并将其结果归因于各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再次，对安全困境的缓解路径进行分析，以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为例，对非传统安全困境的治理路径进行探讨；最后对文章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2. “安全困境”及“非传统安全困境”概念解析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及行为体之间意图的不确定性，从安全困境作为切入点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较少。本部分旨在对安全困境的概念进行解析，并就安全困境的核心变量——不确定性，提出非传统安全困境的概念。
2.1. “安全困境”概念解析
“安全困境”指国家行为体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量进行的加强自身实力的行为降低了他国的安全感，从而使得他国采取相对措施予以回应，导致互动的双方都处于持续恶化的不安全的情况，最后形成了个体追求安全的诉求与国际环境恶化的局面 [3]。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4]。正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本无引发冲突的两个国家之间有时会爆发危机。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约翰·赫兹首先将安全困境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巴特菲尔德认为，安全困境是霍布斯主义无政府状态之下的悲剧，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修正偏好的国家的干涉，大战也很有可能爆发，且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赫兹则强调无政府的环境因素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安全困境中的行为体可以为国家、群体或个人，且各行为体的意图具备不确定性。
随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唐世平、阿兰·科林斯(Alan Collins)等学者也对安全困境的内涵进行了丰富。杰维斯基于进攻或防御占优，以及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的维度，对安全困境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唐世平将不确定性视为安全困境的核心因素，基于恐惧、信息不协调、认知陷阱等多重因素，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科林斯的定义，通常安全困境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首先，安全困境是一种一国无意的行动致使他国受害的结果 [5]。这一点与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一国对安全与权力的最大化的追求，容易与他国对安全与权力的追求相冲突。第二，即各方面安全的受挫。巴里·波森(Barry Posen)也认为安全困境是因一国行为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挫败。第三，安全困境的形成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政策。如果国家不采取行动，它会有不安全感，如果采取行动，其不安全感仍然存在。最后，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形成的核心变量。因“霍布斯恐惧的困境”的存在，国家无法清晰地得知他国意图，因而都不愿做出使他国获得足够安全感的保证。
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形成的核心因素(见图1) [6]。安全困境中的国家均持有防御性偏好而非进攻性的安全战略，但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实力增长所带来的他国的恐惧、认知偏差等因素，追求安全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除此之外，安全困境还可以看作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的结果，因霸权国对可能对自身实力与地位的挑战较为敏感，崛起国的防御性政策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进攻性行为。
Figure 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图1. 传统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
2.2. 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非传统安全困境”
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的成因相类似，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产生也与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有关。基于上文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解读，本文将非传统安全的困境定义为一种国际行为体难以共同应对的困境。即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于非传统安全治理机构权威的缺失，单一行为体在面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时倾向自助原则，并可能通过转嫁矛盾、注重国家的相对收益或其他有意或无意的行为缓解自身非传统安全的危机，从而使得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上处于不利的境况。
新冠肺炎实质上体现了由不确定性导致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矛盾。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出发，维护国际安全实质上也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参与度、以及可信度不同，非传统安全的治理有时会出现困境 [7]。由于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程度及重点的不同，各国对参与合作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中美曾因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不同而对疫情管控工作展现出不同态度。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并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用于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应急仓库及枢纽。但与此同时，据国会山5月18日报，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显示，3月份通过的2.2万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中的部分基金因管理不善，目前没有借出任何资金。同时，因为不同国家可信度的不同，在一段合作关系中难以形成绝对信任。尽管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从而缓解非传统安全的困境，但多边合作意味着行为体要为了合作而做出相应牺牲，所以可能会发生国家间背信弃义的行为。
非传统安全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矛盾，在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多边合作机制常常要求行为体将多边立场而不是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减少单边行动。但在落实方针的过程中，国家的单边行为常常与多边机制相互冲突。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旨在基于广义的行动原则协调多个国家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间的多边合作 [8]。然而多边主义的治理路径要求行为体之间产生高度共识，即其成员在制度中获益的同时也要服从制度的安排、尊重其他成员的利益。但正是因为多边路径需要将多方利益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中，这会导致在面对新冠肺炎等突发事件时的效率低下，从而深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分析政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国家常常对损失比收益更加敏感，再加上各国倾向于关注相对收益，所以一国常常对他国的意图存在误判的可能。以新冠肺炎为例，由于各国急于短时间控制国内疫情，国家对他国的行为及其释放的信号倾向采取维持现状甚至猜忌的态度，缺乏细致的解读，而这会为疫情的有效管控制造障碍。其次，新冠在世界范围的爆发是由非人为因素所导致，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的传播性极强，再加上各国疫情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各国疫情防控的政策以及现实情况均具有时间及空间上的差距，这也为各国了解彼此病毒管控的情况以及国家意图都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在新冠病毒威胁之下的国际行为体难以清晰得知其他行为体的意图，且全球治理的主体没有足够的权威，行为体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就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9] (见图2)。
Figure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图2.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
总而言之，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间的不确定性仍可以作为分析非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核心变量，再加上由于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程度与重点的不同，行为体在面对某一议题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常常采取单边主义策略而非遵从多边制度的安排。
3.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既有关于安全困境的化解路径的理论，其次提出三种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路径：首先，国家需要对受制于同一议题的他国释放善意信号，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其次，需要外部机制为国家建立对话提供平台，并通过外部权威对国家利益进行调节；最后，可以通过增进国家互动的议题种类及交往密度，使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国家间关系挂钩。
3.1. 化解逻辑：个体与整体
既有理论主要从单边的自我约束、自我觉醒以及多边协商等良性多边互动阐述化解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其本质为通过认知或理性的方式缓解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路径主要从信息充分时国家对信息的理解产生偏差的机制进行分析，而理性路径主要从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国家如何运用理性决策加强信息的可信性进行分析 [10]。其中赫兹、杰维斯、温特提出的相关理论具有代表性。
为化解安全困境，赫兹提出了护持与普世主义两种路径。他强调在极端的安全困境之下，行为体需要冷静下来，不单方面追求相对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削弱军备竞赛的强度。随后，在维持暂时和平的基础上，人类的群体意识将会有可能进入普世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将意识到核武器给自身带来的危险从而不得不接受一种群体意识 [11]。除此之外，赫兹提出了几种具体方略：首先，国家解决问题时候需要就事论事，而非单纯依靠建立国际规则进行解决；需要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势力范围，任何的让步都不应该是单边的，需要获得多方认可；界定“侵略”的标准，即给双方的行为设置一个约束性较强的规范，这可以通过界定彼此的行为是否具备进攻性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在冲突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要有意识对冲突进行管控，以避免全面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比起意图相对克制但实质仍保持敌对的“冷战”而言，双方通过释放信号、进行协商、调和利益是较为理想的化解安全困境的方式 [12]。
杰维斯指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大国需要具有建立合作机制的意愿，相较于其他国家，大国释放的信号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如果大国对他国做出有力的善意承诺，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国家间的不确定性。例如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承诺为塞尔维亚提供医疗设施及专业医护人员的举措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欧疫情管控的合作进程，减缓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困境；其次，单凭大国的力量难以有效地缓解安全困境，还需要其他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争取相互安全的意愿；最后，行为体之间需要形成挑起争端的损失大于进行合作的收益的共识，即行为体需要释放昂贵成本的信号 [13]，例如某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行动将会为国家释放善意信号提供可信性 [14]。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行为体应该通过自我约束(self-binding)的方式来化解安全困境。为了克服利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恶”的根源，行为体需要坚信自身的个体性不会被群体需求所淹没。他提出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路径强调国家应通过服从规范，将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制度内化。持续对多边机制的服从会赋予国家以身份和利益，这样国家就不会对制度进行抱怨，国家间可以得知对方没有破坏机制的企图，总而降低不确定性；第二种路径强调通过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使国家自然地服从安全共同体的规范；最后一种路径指出需要通过自我约束减轻他国对自身意图的担心，弱化群体内部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 [15]。因为在无政府文化主导的自助体系中，单边行为有可能被视为利己的措施，所以国家需要通过适度牺牲自身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的信任。
除此之外，诸多学者就如何缓解安全困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主张构建安全共同体。“如果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战争将自动消失。” [16] 门洪华主张通过建立安全共同体等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的非竞争性机制实现安全 [17]，其实质是减少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魏玲以东亚合作为例，认为东亚国家需要做到思考构建关照他国的体系价值并包容差异，才能走出安全困境 [18]。
综上，从化解安全困境的主体来看，其缓解路径主要可以归纳为单边路径与多边路径(见图3)。就单一国家而言，应该秉持国际制度的约束，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释放善意的信号。大国需要起到示范作用、做出有力承诺，其他国家也应该致力于通过良性互动扩大共识，减缓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国家互动层面而言，在互动的过程中，各国都需要意识到遵守国际机制的收益大于盲目采取单边措施的损失。实质上，国家良性的单边行为可以强化多边机制，多边机制也会鼓励个体采取良性的单边行为。
Figure 3. The logic of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
图3. 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
3.2.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以新冠肺炎为例
与传统安全困境的治理逻辑类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主要逻辑为增加国家间的可信度、减少不确定性，其路径也可以从单边方式与多边方式的角度探讨。即释放善意信号、搭建外部机制和提高交往议题的广度、深度与密度。与传统安全领域秉持的国家中心主义不同，以多边主义、建构主义等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需要注重国家互动对双边、多边关系的建构作用。同时，非传统安全维护领域、维护目标的范围要更广泛，可以通过加强多边、多领域交流，在构建多边良性互动、建立机制的同时，也提高破坏机制的代价与维持机制的收益，从而达到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目的 [19]。
3.2.1. 释放善意信号
国家可以通过释放善意信号，以降低信息、意图的不对称性与不确定性。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其他国家释放的信号不一定可信，所以信号有时难以有效传达善意，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但释放善意的、可信的信号，对化解基于不确定性形成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释放信号的路径包括外交语言、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的策略。
语言是外交过程的具体体现及基本载体，从语言体现的内容所涵盖的范围开看，又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的方式。以新冠肺炎治理困境的化解为例，宏观的释放信号策略，是国家在其外交辞令的使用上不刻意将对方塑造为敌人，并强调共同利益的存在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民族主义的作用时需要保持谨慎克制的原则。释放信号的微观策略，即在遭遇疫情严重冲击时，其他受冲击相对较小的、有余力的国家需要公开声明、表示提供援助的意愿。尽管脱离物质因素谈外交语言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但此种策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对缓解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具有显著作用。
其次，释放军事领域的善意信号对化解困境也具有重要意义。与新冠肺炎作用到传统安全领域相似，军事领域的良性互动也可以促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具体可以体现为撤军、限制进攻性武器规模等。最后，国家需要在非军事领域的诸多争端中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以规避争端升级、最终恶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的结果。
3.2.2. 搭建外部机制
多边机制可以从结构层次上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其路径可以体现为多边机制对意图不确定性的削弱作用。新冠疫情治理的困境也可以通过多边机制的方式得到缓解。从最初级的对话、协商开始，逐步向高级的、深层次的合作机制转变；从一开始在新冠治理、疫苗援助等问题的多边对话，逐步发展为高度互信的多边机制。除此之外，国家参与治理新冠的国际机制，其利益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制。良性的国际文化还有助于建构国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利益认同及身份认同——在病毒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保护他国的利益也是保护自身利益。
3.2.3. 提升交流的深度、广度与密度
基于不确定性产生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体现，这可能是因为国家间的交往密度不够高，抑或是因为国家间的交流仅局限于单一议题或少量议题。尽管新冠病毒的防治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单一议题，但公共卫生其他领域的多元合作也可以对该领域的多边合作起到促进作用。例如，中美及其他大国应担负起与实力相称的责任，率先在疫苗研发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医护人员的交流及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这将对新冠病毒的防治乃至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层次国际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其次，一国对他国形象的认知过程是基于长期的互动进行的，国家间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是在新冠病毒的治理上存在诸多缺陷的原因之一。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各国应提升与他国及多边合作机制的交往密度，使公共卫生领域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国家间关系相挂钩，在减缓不确定性的同时提高维护多边机制的收益。
4. 结语
本文将非传统安全困境界定为基于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一种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为化解这种矛盾，各国应该秉持互利互信的原则进行多边的良性互动，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理来说也是如此。国家需要对受制于新冠病毒的其他国家释放语言上的、军事领域及非军事领域善意信号，为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打下基础；其次，需要外部机制为国家建立对话提供平台，对国家利益进行调节；最后，可以通过增进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互动的议题种类及交往密度，使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国家间关系挂钩。
新冠肺炎的泛滥应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可以作用至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多边主义可以固化既有的国际安全。因新冠病毒传播性较强、人人易感、危害严重的特点，各国也应该清晰的意识到治理此种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为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乃至人类文明的存续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