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指发生在个体16岁以前，超出个体应对能力并致使其产生焦虑和无助感的负性事件，如虐待、忽视、灾难、家庭功能失调等(Pechtel & Pizzagall, 2011)。以往研究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会导致儿童生长发育障碍，造成儿童身体、智力和精神损害，甚至直接导致死亡(陈红敏，2017)。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发现通过心理科学的方法有意识地去调适逆境带来的心理影响并激发积极情绪，可以减轻痛苦，并实现心理成长与重塑。Tedeschi和Calhoun (1996)等研究者最早将这种在重大生活危机事件或情景的抗争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积极变化定义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本文章的研究对象是普通大学生，我们在本文中用“心理成长”一词指代这种积极的心理变化。
纵观童年期不良经历的相关研究，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个体精神行为障碍、犯罪成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视角较多从传统心理学方面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对经历者的负性影响，从积极心理学方面探讨经历者内在积极心理品质的成长的研究较少(陈红敏，2017)。我国有关心理成长的研究内容主要在疾病预后、思想文化教育、家庭教养方式、灾难事故等；研究对象多以幼儿、儿童和青少年为主，以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为对象研究积极心理成长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了解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现状及关系，以期为有关大学生心理成长及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的形式，选取广东某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205份。年龄跨度在18~23岁。其中男生72人(35.1%)，女生133人(64.9%)；独生子女149人(72.7%)，非独生子女56人(27.3%)。通过儿童期不良经历自我评定量表(ACEs)筛选出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63人(筛选标准：量表条目至少有一项选择了“是”)。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不良经历自我评定量表(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Quiz)
本研究采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荐的ACEs量表(Dong et al., 2004; Felitti et al., 1998)，该量表评估了3个领域的10种童年不良经历：虐待(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忽视(情感忽视、身体忽视)和生活在功能失调的家庭(父母离异、目睹家庭暴力、与酒鬼或吸毒者住在一起、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一起生活、家庭成员被监禁)。儿童期不良经历共10种类型，对于每种类型的不良经历，选择“是”，则计1分；选择“否”，则计0分，ACE分数从0到10不等。
2.2.2.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创伤后成长量表(Tedeschi & Calhoun, 1996)共21个条目，分为新的可能性、对生活的欣赏、与他人关系、精神改变和个人力量5个因子。量表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创伤后我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依次计0~5分。本研究采用耿亚琴等人(2011)修订的中文版PTGI来评估心理成长，该量表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各子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86、0.761、0.716、0.657、0.607，两周后重测系数为0.705。
2.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方法有：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总体情况
由表1可知，通过统计205名在校大学生填写的儿童期不良经历量表各条目得分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1~4 ACEs)的大学生为30.7%，即大学生自我报告的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率是30.7%。
Table 1. Statistics of type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N = 205)
表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发生种类统计(N = 205)
由表2可知，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虐待领域占比最大(71.4%)，其次是家庭功能失调领域(66.7%)，最后是忽视领域(25.4%)。在虐待领域中，相对于躯体虐待和性虐待，情感虐待发生率较高(42.9%)；在家庭功能失调领域中，不良经历发生频率最高为父母离异(25.4%)、其次是家庭成员被监禁(14.3%)、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14.3%)、目睹家庭成员被家暴(7.9%)、与酒鬼或吸毒者生活在一起(4.8%)；在忽视领域中主要以情感忽视为主(25.4%)。
Table 2. Trauma expo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 = 63)
表2.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的创伤暴露情况(N = 63)
3.2. 大学生心理成长状况
分别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和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除新的可能性、精神改变和对生活的欣赏外，有童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p = 0.013 < 0.05)及其与他人关系维度(p = 0.001 < 0.05)、个人力量维度(p = 0.015 < 0.05)得分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除对生活的欣赏外，心理成长总均分及其余各维度均分均低于中间值2.5，在无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除精神改变外，心理成长总均分及其余各维度均分均在2.5以上，表明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水平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对生活的欣赏成长水平最高(2.52 ± 1.46)，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个人力量成长水平最高(2.83 ± 1.10)，两者心理成长水平后三位均是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精神改变。
3.3.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和心理成长及其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和心理成长及其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Table 3.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growth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表3. 有童年期不良经历个体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个体的心理成长差异性检验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e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growth (N = 205)
表4.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相关分析(N = 205)
注：**相关性在0.01层上显著(双尾)；*相关性在0.05层上显著(双尾)。
3.4.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成长总体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总体(p = 0.008 < 0.05)及其与他人关系(p = 0.000 < 0.05)、新的可能性(p = 0.034 < 0.05)和个人力量(p = 0.009 < 0.05)维度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心理成长2.9%、与他人关系5.9%、新的可能性1.7%和个人力量2.8%的变异量。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growth (N = 205)
表5.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回归分析(N = 205)
4. 讨论
4.1.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现状
由表1可知，在本次研究的205名大学生中，有30.7%的大学生报告他们在16岁以前至少遭遇过一次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的发生并不稀少，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警钟，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心理成长有重要影响，不容忽视。
由表2可知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创伤暴露情况中，虐待领域占比最大(71.4%)，其次是家庭功能失调领域(66.7%)，最后是忽视领域(25.4%)。研究发现虐待与忽视可导致儿童近期或远期不同程度的行为、认知、情感、身体机能和生长发育的障碍(李思特，1998)。在虐待与忽视两个领域中，又以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这两方面占比最大。情感虐待是意识到孩子的存在，但是以一种不合适甚至是有害的方式去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情感忽视是无视孩子的存在和需求(赵冬梅，2011)。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忽视是自尊、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被忽视对待更易对个体造成持久性的心理伤害(安芹等，2009)。中国人比较内敛，传统的教育方式中父母与孩子缺乏一定的情感联结，沟通少或沟通方式不当，对孩子的精神需求方面的满足感比较欠缺，这提示我们要关注儿童期的情感需要和心理需求。在家庭功能失调领域中，父母离异方面占比最大。父母婚姻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对未来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乔楠，2018)。家庭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则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可见家庭教育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基础，而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是健康家庭的基石，父母之间的冲突关系易给孩子带来不良的童年期经历，并影响着其后续的心理成长。
4.2. 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的关系
由表3可知，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总均分为及其各维度均分(除对生活的欣赏外)均低于理论中值，无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总均分为及其各维度均分(除精神改变外)均高于理论中值，也就是说，研究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有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水平显著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水平，但遭遇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后的大学生仍有中等偏下水平的心理成长，其中对生活的欣赏(2.52 ± 1.46)成长最大，其次是个人力量(2.37 ± 1.30)、新的可能性(2.30 ± 1.33)、与他人关系(1.96 ± 1.28)、精神改变(1.93 ± 1.18)。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总体，以心理成长总体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心理成长的解释率为2.9%，相关分析结果得出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越严重，心理成长水平越低，即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创伤后的心理成长，这与丁月萍等人(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心理韧性可以正向预测PTG (蒲廷娅，2017)。心理韧性是指个体经历消极事件的有效应对方式和灵活适应不良环境的能力，可以帮助个体在不幸经历中对自我的恢复和调整。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得分越低，心理韧性发展水平越高(张晶晶，许远理，2011)。这解释了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创伤后心理成长成负相关的原因。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个人力量，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个人力量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个人力量2.8%的变异量。这表明在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重，个体的个人力量成长越弱。有关PTG的研究表明创伤后个人力量有所增强(丁月萍，2020)，但成长的强度会受到创伤事件的严重程度和个人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经历不良事件后个人力量方面成长减弱现象是存在的。已有研究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我概念(陆凤英等，2015)。童年期不良经历给大学生留下心理阴影，对自我的理解与认知存在消极方面，使得其自尊自信心不足，容易发展成退缩、胆小的性格，导致自我调节能力较低，遇到问题缺少独立解决的能力。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个体存在低自尊、消极情感和低生活满意度(安芹等，2009)。因此，在遭遇过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帮助他们去整合修复有关的创伤经验，建立积极情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个体自尊自信心，从而使个人力量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新的可能性，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新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新的可能性1.7%的变异量。这表明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重，个体的个人力量维度成长越弱。已有研究表明创伤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蒲廷娅，2017)。机遇的出现需要我们去挖掘自身的潜力，但因为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性质不同，大学生对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影响的看法也不同，其应对方式也有所差异，所以对于不良经历事件中自我成长的潜在资源需要更长时间亦或是某个契机点去挖掘，因此未能在短期内培养新的生活乐趣和生活方式，其新的可能性方面成长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他人关系，相关分析得出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他人关系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童年期不良经历能负向预测与他人关系5.9%的变异量。这表明不良经历发生后，其影响程度越严重，个体的与他人关系维度成长越弱。从依恋理论视角上看，早期的依恋关系是个人今后人际关系的蓝本，遭遇过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儿童容易产生回避型的不安全依恋，这种不安全依恋经验使其在后期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表现出退缩、攻击行为和分离体验(于增艳等，2016)。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的大学生因为情感和联结的脆弱性，易产生不安全依恋，所以他们与他人关系的改善可能还需要留有充足的时间去调和成长。此外，共情反应对于个体正常的社会交往、良好的人际互动发挥着关键作用(薛娇美，2016)，而童年期不良经历与认知共情呈负相关关系(韩凤师，邵淑红，2019)。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由于缺少爱与支持，使得其共情反应能力较弱，不利于良好的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因而在与他人关系维度上的成长相对较弱。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对生活的欣赏，本研究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其对生活的欣赏维度得分均高于理论中值，且两者无明显差异。这表明不管是否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其对生活的欣赏都有成长。国内学者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535名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与核心信念挑战的研究发现童年期不良经历事件会撼动个体的原有信念体系，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认识和假设，因此会有更多的人生感悟(王燕云，2018)。欣赏并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让人从中得到反思与自救，重新思考自己与生活的关系，转变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和感悟，进而得到自然而然的成长。
聚焦童年期不良经历与精神改变，本研究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其精神改变维度无明显差异，两者得分均低于理论中值，相对于其它维度，都处于最低水平的成长。这说明不管是否经历童年期不良事件，个体都有精神改变的成长。没有童年经历的大学生，其精神会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得到改变。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经过不良事件后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有了更多的对话与反思，有了更坚定的精神信仰。占据心里重要地位的人的情感支持或是有特殊意义的物品的情感寄托，都能给予自己精神上转变的力量，从而得到积极的成长。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中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学生比率较高，在有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中，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发生的比例最大，情感虐待和忽视在短期内不易发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但对后期心理成长方面有重大影响。通过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和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方面进行差异比较，发现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要显著低于无童年期不良经历者的心理成长。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心理成长存在负相关。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成长。以上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成长，但具体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还未深入了解，有待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讨。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 (2020JKDY030)；2017年度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