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网络欺凌是指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式欺凌方式，它具有独立性，不受时空限制。欺凌者可通过网络对受害者施以言语、视频等形式的恶意攻击(陈桂敏，2013)。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是其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蒋奖，2004)，其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包含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三个维度(蒋奖等，2010)。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场所，父母的教养方式不仅对孩子个性行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矫凤楠，2017)，也是预测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陈泳如，胡佳佳，2012)。研究发现网络欺凌者中仅有16%的人表示与父母关系亲密，而不参与网络欺凌者中有32%的人报告与父母关系较好(郑茹等，2017)。监管不力和与孩子情感联系较弱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出现更多的网络欺凌行为(Ybarra & Mitchell, 2004; Jing et al., 2009; Wong, 2010)，即采用过度保护、拒绝教养方式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对自己行为难以控制(张丽，2016)，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与他人消极的相处方式，增加了其成为欺凌者的可能性(Dehue et al., 2012)。对孩子管教严格的权威型父母，他们的孩子较少出现网络欺凌行为(何丹等，2017)。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和爱，他们也会以相似的方式对待他人，从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宋明华等，2017)。
道德推脱指的是一种认知机制，个体通过该机制说服自己接受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Meter & Bauman, 2018)。道德推脱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Paciello et al., 2008)，且对网络攻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郑清等，2016；金童林等，2017；郑清等，2017)。道德推脱水平高的个体，更多的使用道德推脱策略，更容易产生欺负行为(杨继平等，2010)，参与网络欺凌的行为也会更多(Bussey et al., 2015)。家庭环境会显著影响孩子道德推脱水平(杨继平等，2010)，父母的虐待会明显地提高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Hodgdon, 2009)，而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则会显著地降低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Pelton et al., 2004)。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对罪错行为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且对于网络欺凌行为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的影响(范翠英等，2017)。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教养模式下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和网络欺凌行为表现存在差异。但是研究对象以较发达地区大学生为主，对于民族地区的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道德推脱水平研究较少。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对攻击行为的探讨，而新时代下产生的青少年消极行为即网络欺凌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地处武陵山区的来凤县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尝试发现民族地区初中生网络欺凌现象的独特规律，并对民族地区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和网络欺凌行为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讨论。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高平实验中学初一到初三的学生作为被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61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和不合格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58份。有效率约为91.0%。其中，初一260人，初二148人，初三150人，男女学生数量均衡，男生278人，女生280人。
2.2. 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蒋奖等(2010)改编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共计42道题，分为拒绝、过度保护、情感温暖三个维度，有父亲版和母亲版。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1代表“从不”，4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父母越倾向于采用该类型的教养方式，17题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量表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0.84之间。
2.2.2. 道德推脱量表
本研究采用Meter和Bauman (2018)编制的道德推脱量表，共计8道题，分为归咎责任来诋毁受害者、重新构建正当理由，掩盖/模糊个人因果、歪曲一个人的行为的后果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被试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网络欺凌
本研究选用Meter和Bauman (2018)自编的网络参与问卷，包含网络欺凌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四点评分，让被试回忆过去一个学期网络欺凌的频率并进行打分，1表示“从未遇到”，4表示“5次以上”。分数越高代表进行网络欺凌频率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网络欺凌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2.3. 调查方法
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积极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前期经过统一培训，由他们讲解指导语，在学生理解答题要求后开始进行独立作答，大约需要20分钟完成全部施测，所有问卷当场回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共生成21个因子，解释了73.49%的变异，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13.28%，低于40%的临界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Mplus7.0软件和Java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考察网络欺凌、父母教养方式和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采用Bootstrap法对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相关性
表1结果显示，除了父母情感温暖与网络欺凌、道德推脱之间和父母过度保护与道德推脱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关系。其他变量间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 moral evasion and cyberbullying
表1. 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
注：p < 0.001为***，p < 0.01为**。
3.2. 初中生道德推脱、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欺凌的回归分析
以网络欺凌作为因变量，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父母情感温暖、道德推脱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依次是道德推脱和父母拒绝两个变量。网络欺凌模型总的解释度达到11% (F = 26.6，P < 0.001)，道德推脱和父母拒绝β = 0.31、T = 6.55，P < 0.001和β = 0.14，T = 3.07，P < 0.01。道德推脱和父母拒绝教养方式对网络欺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3.3. 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网络欺凌作为因变量，父母拒绝、父母过度保护、父母情感温暖、道德推脱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分别依次是道德推脱和父母拒绝，建立假设模型如图1。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for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图1. 预测网络欺凌的中介模型
通过MPLUS 7.0构建以道德推脱为中介、父母拒绝为自变量，网络欺凌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一，如图2。
注：***p < 0.001，**p < 0.01。
Figure 2. SEM path diagram of moral evasion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parental rejection and cyberbullying
图2. 道德推脱为父母拒绝和网络欺凌之间中介的SEM路径图
为了使模型拟合指数达到标准水平，对模型一做进一步的修正，连接有关系的误差项，最后确定的道德推脱中介模型为图3。
注：***p < 0.001，**p < 0.01。
Figure 3. The final SEM path diagram of moral evasion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parental rejection and cyberbullying
图3. 道德推脱为父母拒绝和网络欺凌之间中介的最后SEM路径图
模型一各项拟合良好，χ2/df = 1.88 < 4，p < 0.001；RMSEA = 0.04 < 0.08；SRMR = 0.05 < 0.08；CFI = 0.92 > 0.90；TLI = 0.90，各指数均达到了适配的标准。父母拒绝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路径系数为0.16，β = 0.11，p < 0.05和路径系数为0.10，β = 0.40，p < 0.01。根据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路径分析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上间接效应。即直接效应等于父母拒绝到网络欺凌的路径系数 = 0.16，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0/(0.16 + 0.10) = 0.38。95%置信区间为[0.03~0.15]，置信区间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表明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欺凌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一，且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作用于网络欺凌的效应有38%是通过道德推脱起作用。
4. 讨论与分析
4.1. 父母教养方式、道德推脱、网络欺凌的关系分析
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父母情感温暖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前人的假设一致(褚晓伟等，2016)，采用温暖、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他们孩子的道德推脱水平较低，采用拒绝、消极的教养方式的父母他们孩子的道德推脱水平较高。家庭作为孩子社会化第一场所，父母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孩子对事物的判断，他们通过社会化学习，模仿父母的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把这种态度、信念带到其他事物中去。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也会使他们的网络欺凌行为增加(孙新贞，2015)。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与网络欺凌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范翠英等(2017)研究结果一致。拒绝型父母对孩子较冷漠采取放任的教养方式，孩子疏于管教，对网络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参与网络欺凌可能性高。过度保护型与拒绝型教养方式相反，这种方式的父母太注重对孩子进行保护，易出现溺爱的情况，孩子比较自我而较少考虑他人的处境和想法，更容易参与到网络欺凌中。消极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受到父母拒绝的孩子可能会产生自我否定，从而导致不自信、自卑；他们内心往往比较脆弱敏感，人际关系较差，较难与他人和谐相处，也就更容易受到他人不友好的攻击如网络欺凌行为，而这些受害者在遭受了网络欺凌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场合去表达和倾诉，以及想出正确的应对对策，可能会一直陷入被网络欺凌的循环中。
前人(Meter & Bauman, 2018)研究发现，在网络环境下认同道德推脱策略的年轻人更可能参与网络欺凌，与本研究结果一致，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网络欺凌行为越多，且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道德推脱水平高的个体，在实施了网络欺凌行为后，会采用各种道德推脱机制，如把结果归因于受害者、群体，对有害行为进行重新解释使自己能够接受等，来减少自己的罪恶感、不道德感。从而使网络欺凌行为增加，反过来网络欺凌行为越多，经常使用道德推脱，也会使道德推脱水平增加，从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模式。
4.2. 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对网络欺凌的中介作用分析
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发现，父母拒绝不仅与道德推脱、网络欺凌存在相关(何丹等，2017)，并且父母拒绝和道德推脱对网络欺凌有非常显著预测作用。进行路径分析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三种类型中只有父母拒绝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中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道德推脱在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和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的39%。即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作用于网络欺凌的效应有38%是通过道德推脱起作用。这与Pelton et al. (2004)和张丽(2016)的研究的结果有相似之处，他们发现大学生道德推脱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拒绝的教养方式除了可以直接影响网络欺凌行为，还可以通过道德推脱间接影响。对这一结果进行讨论，采用拒绝教养方式的父母，对于子女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既不对孩子错误的行为提出批评指正，也不对子女们正确的行为给予鼓励和表扬，导致初中生们社交能力较差。当他们在与他人和社会交往过场中也就更容易产生欺凌的行为。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初中生，更容易说服自己产生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道德标准的降低，道德推脱水平随之增高，使初中生们在网络社交中攻击他人的行为更容易产生。其他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影响下其中介效应均不显著。但是父母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他们孩子也容易产生较高的道德推脱，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概率就增加。
通过对本研究结果的讨论分析，对于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是减少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有必要向父母普及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危害性，并积极宣传正确的、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包括其概念、类型、以及对孩子身心发展的益处等。二是：不管是父母教养还是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文化影响，除了关注孩子学业成绩外更应该注意培养孩子正确的道德观，让其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面对存在网络欺凌行为的初中生，可以通过改变其不良道德认知，降低其道德推脱水平来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的概率。三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家庭、学校和社会要教导孩子们正确的使用网络。
基金项目
本文系武汉体育学院中青年科研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21KT0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