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
《孝经》反映了“孝”在传统社会中所具备的独特意义，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形态。“孝”的历史价值随着时代发展无限发挥出现代性转化的功能。
所谓道德教化，是道德先觉者主要通过道德教育、道德激励、道德榜样树立和道德情感熏陶等形式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系统的内在影响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稳定。它是塑造理想人格、造就人们内在道德品质、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道德人格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孝道，道德教化也必须从这里开始。需要注意的是，与施教者之教相对的是受教者自觉，也可以这样说，道德教化是引导人们自觉学习的一种行动，而非强制学习的活动。
2.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启蒙社会成员“孝”之德性是《孝经》的基础功能，而在经纬天下中构建社会良序则是《孝经》的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行孝是从庶人至天子道德要求，孝治天下更是符合普遍伦理认同的统治技术。
2.1. 孝道要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在《孝经》中，“孝”为至德要道。在至德与要道之间，教化是家庭和睦、顺治天下的枢纽所在。《二十四孝》和众多民间孝故事即为《孝经》对民间的深刻影响，在这众多故事的结局总结来看可以大致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孝顺，得好报；孝顺，受磨难或被误解，最终得好报；忤逆，受惩罚；不孝，受到惩罚，改过自新。总的来说，就是孝即为善，最终会得到好的回报，而不孝则相反，不孝即是恶，最终会得到不好的报应 [1]。这也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中以孝为社会最高价值标准的道德规范。这些故事的记录与传播也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形式之一。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自然接受了因血缘亲情“孝顺父母”的家庭等级制度要求，并默认了这种绝对服从，那么，当他进入社会之时，依靠这种历史惯性就更加容易接受君王的绝对性，自觉遵守政治伦理要求。通过移孝作忠的工具手段在忠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看来，个人的立身在先，亲孝行为才得以实现。而达成立身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则是事君，故而立身孝父忠君应是三位一体的。
2.2. 五等之孝：自上而下地推行道德教化
在《孝经》一书中分篇依次阐述了君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履行孝道的具体内容，其实质所讲的是君子之道、为官之道、为学之道，可见，《孝经》所要推行的是透过社会结构的逐级渗透的道德教化。据《孝经》记载，君王之孝，是爱国爱民，是代天行道以治民，是为万民作表率。诸侯是列国之“君”，君王之“臣”，执君王之统治要求来治理百姓。故诸侯居高位要不傲不骄，节俭朴实。如果卿大夫恪守卿大夫之孝，无论从衣饰、言语还是行为都要做到遵从先代圣明君王的礼法准则。如果士恪守士之孝，则要做到怀崇敬之心养亲事君。如果庶人恪守庶人之孝，必要做到行为谨慎，节省俭约 [2]。显然，这些内容所表达的是孝贯穿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德行操守，孝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得以扩展，推导出对社会生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具体范式。
2.3. 政治手段：以孝治天下
《孝经》提出了与最高统治者相应的统治法则。首先，强调天子以孝治天下。“孝”本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概念，儒家将“孝”引申为一种政治观，来指导政治行为，成为最高政治原则。其次，以孝来教化民众，以五等社会分层进行孝治。五等之孝分别论述了不同阶级所需尽孝详尽内容，在这其中，所有规范都有同一个目标，即尽个人所责以实现国家政治地正常运作及维持社会平稳地发展 [3]。再次，儒家崇圣，主张圣人来治理天下，以圣人标准要求天子。圣治思想也为维护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孝治主义要求天子尽孝，其用意正是希望君王能通过孝行表现心中对父母的尊敬与爱戴，弘扬爱敬精神，领悟到以孝治国的真正力量，深化施行孝德教化，先转化为政治效应环节，从而最终进化为社会效用。孝治思想试图充分发挥孝的政治功效以实现天下太平。
3.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历史价值
《孝经》论证完成了“家”“国”“天下”三者与孝文化的道德教化的关系，从而逐步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伦理准则。简而言之，“家”是道德教化实践基础，“国”是道德教化政治目标，“天下”是道德教化实现衡准。三者互相作用，层层递进，中国孝治的社会规制的千里奔流大河便展现在我们面前。
3.1. 孝治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个人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
教人做人一直是先秦儒家的道德宗旨与现实归宿。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孝”的理想与现实相辅相成。先秦儒家以“孝”作为根本伦理准则的合理性也被学者们反复从经济建设上效益与公平、政治生活中权利与义务以及社会层面里事实与价值等多维度给予佐证。先秦儒家孝文化的内圣追求明确了先秦儒家的道德价值范式，同时，也为树立符合新时代的科学孝文化提供借鉴。
《孝经》的“孝”不止停留在树立个人理想人格上，更是站在家庭伦理上，延申到了政治伦理，突出道德教化功能意义。《孝经》将孝道推动到忠君之孝，由修身齐家推向治国安邦，从狭隘的在家庭中以孝父母为伦理准则拓宽到在政治生活中以孝天子为政治行为纲领，尽孝是尽忠的历史前提，尽忠则是尽孝的必然结果，尽孝尽忠中“孝”被默认提升为绝对真理。忠孝并举中仁义尽现，即至高的道德境界。《孝经》统一了立身、事亲、忠君这三者，丰富了孝的内涵，同时也揭示，践行孝道不仅带来个人道德素养的提升和家庭和睦的精神实利，还能带来国家富强和社会繁荣的物质红利。
3.2. 孝是国家之精神支柱
孝道内核更迭为效忠国家、建功立业是《孝经》在孝道思想建构上取得的突破之一。孝的核心内容影响更为深远，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定扬名显亲是孝的最终目的也成为《孝经》在君臣忠孝问题上的最大创造。扬名后世，就要立身而行道，事君而效忠，建功而立业。孝的内核的置换背后其实质性的变化乃是对孝亲与忠君问题的重新界定。家庭之子孝养父母，过去是家庭伦理的要求，而《孝经》让子孝现在承载更多的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家族的需求划定了国家的需求，家国的利益最终取替了家族的利益。建功立业把《孝经》孝之大与孝之终统一起来，并为忠孝难两全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即以舍身取义换得显亲扬名。
3.3. 孝通过推己及人实现博爱天下
在《孝经》所构筑的五等之孝中，前四类贵族群体之孝，有相同的本质，即维护祭祀礼制的孝行。不仅体现了祭祀的重要性，同时体现守护等级地位是孝之大者。朴素的孝亲虽为孝之始，也是孝的终极境界建立与存在的基础。社会中的每一个体践行孝道最终要合理安顿家、国与天下。“孝”逐步由个人立身走向博爱天下，同儒家基本伦理思想都经历着由等差之爱到推己及人再扩展至民胞物与的递进境界的过程。
总而言之，在论证《孝经》的哲学理论根据中，“孝”取得了天地之义的绝对高度，在论证孝的核心内容中，君王超越了父母，国家超越了宗族。维护封建君权统治成为“孝”最根本的现实归宿。实质上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故极具历史意义。《孝经》首次提出通过等级渗透进行孝治，务必要以孝为工具管辖所属范围，从而把孝道治理的提升到新高度。“孝”被界定为可以顺天下之手段，达到民用和睦的政治目的，突显出以孝治天下之说。这也证明孝治思想乃《孝经》的宗旨和内核。
4.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现实意蕴
“孝”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不断发展背景下，在践行奉养父母、敬爱长辈和祭祀先辈等孝行中逐渐拓展孝道“孝”的内涵，“孝”作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明确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特性，“孝”从单纯的亲亲演变为治理家庭乃至国家利益矛盾的工具。《孝经》为社会确立了以孝为中心的义利观，明确进行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道德价值标准。孝在义利冲突下起杠杆作用，调和了家庭利益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先秦儒家的义利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由内圣开外王。
4.1. 修身：树立理想人格
孝是由先秦儒家为主体倡导的道德规范，贯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人生之路始终的伦理准则，也是应得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在个人修养上，儒家贵“孝”，将“孝”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原则。对每一个人而言，“孝”在现实生活中固有的价值倾向与历史影响不容忽视。对于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整体倾向是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利”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物质财富，“孝”是衡准取“利”的伦理要求之一，亦可言，先秦儒家对利益并非一概否定，而是主张以“孝”为谋利之道和利益衡量标准。若一旦面临“孝”与“利”冲突局面，君子应当志于孝而非谋利。无论物质财富的多少，君子都应该坚守独立人格的尊严。
取合孝道之财，是儒商始终恪守的人生信条，也是儒家义利观的真实写照。《论语》中指出要使民富之，然后教之，阐述了关于经济和德育两者关系的学说的内涵。说明儒家主张德治教化，其先富后教思想认可了物质财富是孝治的经济基础和前提，发挥道德教化功能，以孝治实现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
《孝经》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孝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论述孝乃至是道德规范的著作。其所蕴涵的伦理思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凝练为维系坚固社会关系的准绳。“孝”的作用浓烈发挥，民族道德观和文化特性沉淀下来，凝聚形成本民族特有的道德素质和文化心理。“孝”的精神实质是可继承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髓。由此可知，孝道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价值观组件，因其表现出的伦理道德的支柱性质而存在。
4.2. 齐家：依托孝文化完善养老模式
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传统养老思想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汉代以孝治天下，制定了系统的养老规制。
《孝经》所言之孝是由事亲依始的。孝是通过爱戴、尊敬、奉养父母及长辈、先辈上表现出来的敬爱之情。“孝”是可贵的道德规范之一，更是道德之本源。提供父母的物质保障是孝敬父母的基础的客观义务，同时保障父母的精神上的快乐也是奉养父母的道德要求。在养老方面更是要顺从父母的心愿与意志，但并不提倡愚孝。追求天伦之乐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向往追求，传统的家庭养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受到诸多挑战。孝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扩充内涵，传统的居家养老也转变为继承依托孝文化发展而来的新型养老模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居家养老模式。孝道的丰盈保障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当今社会，“孝”仍然可以支撑高尚的道德人格和人际义务的思想源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广对促进和谐美满家庭氛围、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等着力点拥有着根本性的维稳作用。
4.3. 治国：构建和谐社会
儒家认为，“孝”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的尺度。“孝”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其他的准则只有由此延展出来才是合理的，任何满足渴望需求的行动只有以“孝”为实现手段才有其正当性，所以有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必须受到孝的制约。此时，“孝”成为制约统治者与民众利益关系的准则。为政当以富民为先，儒家要求君主正确处理生财与用财、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则需施行道德教化。“孝”已成为合理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原则，遵循孝道与否决定了所处社会生活的好坏，如果失去“孝”，人类发展也终将陷入价值迷失的漩涡。
在政治思想上，先秦儒家强调“义”为利本，反对以利害义。政治之“利”与任一利益都相同，有公利与私利之分，而政治利益可细化为国家大利与为政者个人小利。先秦儒家主张以仁义谋利，民贵君轻，由内圣开外王。先秦儒家根据五等主体将利益划分为公利与私利，以一个国家为例，国家之君主之利属于私利，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则归于公利。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理念以作君主利益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相冲突的解决方案。君主应把国家和民众的大利放首位，否则，为不义。先秦儒家确定了以基本的仁义——孝为国君求利的标准与方式。在近代以来，孝文化在应对西方文化巨大冲击下去构建自身之时，要共同注重私德与公德，孝文化在道德教化下既符合中国文化道路的特殊性，又力求超越历史与地域限制，实现由家天下向公天下的转化。
4.4. 平天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要求。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当代社会的“孝”的展现，也可以说，“孝”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和理论基石。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创新的理论演化所形成的在现实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一种具体德目。孝的道德教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细化落实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核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孝文化结合现实要求进行古为今用，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意义重大。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 [4]。《孝经》认为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的行为是侵犯礼制和违反道德的，但家庭伦理并非止步不前反对推广爱敬之意的，而是赞成由家庭而及他人、民族、国家，推而及于万事万物，逐步扩大，最后达到博爱境界。
今天，当我们重新剖析《孝经》的道德教化功能思想时，毋庸置疑的是，构成儒家孝文化体系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当代社会匮乏的道德精华，急需提倡与弘扬。
5.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评析
《孝经》的道德教化思想拥有着广泛的含义与清晰的外围界限。
“孝”被包含在“道义”中去，先秦儒家以义统利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科学正确性也经现代学者们从经济上责任与效益、政治中权利与义务以及文化层面内在要求与外在价值等维度反复考验。然而，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念理论开端，即《孝经》自身固有的价值取向及其历史影响更需格外重视。《孝经》的“孝”的伦理意义展现在多个层面，其一，孝能够有效维护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孝为最根本的社会准则；其二，孝能够切实强化道德情感，有力提升道德品质；其三，孝能够有助于培育道德情怀，实现内圣外王，增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
与之同时，《孝经》中“孝”的道德教化思想中也有着腐朽、糟粕的一面。第一，劝孝的目的不纯，劝孝是为了劝忠，忠孝合一，移孝于忠，从而最终实现家庭伦理与封建政治相通，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第二，突出强调服从等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导致了唯父母、君王是从的愚孝、愚忠。第三，表达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方面，它提出先天具有善质孝质的人，应该接受后天的教化，这种说法旨在为王道政治提供理论空间；另一方面，教化也是天人关系下的重要一环，是有别具目的的结果，它利用天的权威，促使人们因顺从天意安排而接受王教。更有甚者将其提升至宗教性，夸张神圣性功能。这为丰富孝文化的道德教化思想内涵，最终达成维护封建统治目的找到了伟岸的理论支撑的同时“孝”的道德教化功能也被极度夸大。“孝”趋向神秘化使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现象频发，社会稳定性堪忧，走向教化极端负作用。第四，《礼记·王制》中对官员归养有所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礼制以“孝”为中介被代入伦理主体 [5]。国丧制度、家丧制度及官员归养制度的规定，根本上都是为了适应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的需要。制度的制约及强化，使得孝治思想得以落实。但也不乏极端礼制化发展终将致使孝文化走向形式化，并背离了善与道义。认识到《孝经》的道德教化思想的思想弊端对于孝文化的深入发展与落实到社会方方面面，以孝为基本底色的价值观的树立都有着重要意义。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的研究是在结合实际背景的情况下，是在肯定《孝经》道德教化思想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对其的未来给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