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启蒙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从被束缚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寻求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物质和精神领域获得满足感，求得幸福与快乐。在启蒙的第一阶段，启蒙用非强制性的力量反对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通过让主体获得洞察力并运用行为指导方式打破了集体主义力量的禁锢，从而使得人类从迷惘之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启蒙破除了神话的束缚之后，启蒙又蜕变为神话，以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力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施加了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启蒙理性的退化，启蒙倒退为神话，大众人群从理智的“理性追求”转向了狂热的“工具理性的追求”。或和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队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指向文化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双重影响，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enlightenment is to liberate people from the bound world, seek the tru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ir own existence, obtain satisfaction i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ields, and seek happiness and joy. In the first stage of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used non-coercive forces to oppose deep-rooted secular traditions, and by allowing the subject to gain insight and use behavioral guidance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collectivist forces, thus freeing human beings from confusion. But after enlightenment broke the shackles of myth, enlightenment turned into myth again, exerting a negative si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ith a more destructive force. This is the degeneration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Enlightenment has regressed to a myth, and the masses have shifted from rational “reasonable pursuit” to fanatical “instrumental rational pursuit.” Or, Heimer and Adorno made a profound critique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he squadron in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and on this basis pointed to the dual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ideas have profou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1. 引言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是19世纪著名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启蒙辩证法》是该学派的奠基之作。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内在的包含毁灭的特质，启蒙最终会倒退为神话。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18世纪风靡西方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启蒙精神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人文基础，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百年之后，备受推崇的“启蒙”为何会为哲学家所诟病？我们不否认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意义，但在随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启蒙精神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才沦落为被哲学批判的地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展示了启蒙与神话的关系，用辩证法的态度客观批判了启蒙精神的内在弊端，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予以了关切和反思。
2. 启蒙理性的退化
启蒙“enlightenment”意味着祛除蒙昧、照亮前路。启蒙的目的是使主体个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意识，用知识代替幻想，并从世俗的迷惘之中摆脱出来以获得自由与幸福。启蒙是对假象的去除，是祛魅、去除魔幻，它标志着对神话的批判过程，而不仅仅是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
2.1. 启蒙与神话的辨证关系
神话与启蒙的交锋构成了人类文明思想史，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神话和启蒙都是是其所是，也在向非是其所是中转化，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说：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神话开启了启蒙的历程，它批评一切特殊的、与其主旨相悖的理论观点。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本身也是一种信仰，最终被批评的理论观点最后以精神概念、真理观念的形式成为神话唯灵主义的内容。比起一开始的创世神话，神话中的英雄是天地万物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世界的主宰。但是在深化开启启蒙之时，纯粹理念、必然原则代替了传统的神话英雄，同时将其自身视为神谕启示得到逻辑结果。当这一原则被形式逻辑限定时，必然性原则也就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并支配着后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正如《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人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人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权力。” [1]。
理性的思维视为自己的理性表现。神话孕育了启蒙，启蒙精神是新教伦理的象征，它利用不同的事物被同化，神话在一开始的发展中就孕育了理性的萌芽，虽然是以超理性的形式出现，但神话所孕育了理性精神真是人们对世界本质和真理的探寻起点。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大自然的惊奇……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超脱愚蠢。”在原始社会，较低的世界认知使得原初人类并不能对自然现象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只能诉诸非理性的思维解释，故而人们往往会将不能通过经验来认知的事物视为超验的存在。灵魂观念、神灵观念、神性观念等精神概念因此就具有了超自然、超经验和超理性的意义。虽然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在现代文明时代开来无异于天马行空，但在当期的社会生存条件下，此类社会意识往往会带领人民追寻事情的真相，探究事物的本质。不断地思想洗礼使得人们逐渐开始相信自己的认知，将非拒斥事物既有的极端属性，在思想上摒弃了一切质的属性，迫使人与现实的相一致 [2]。在这个意义上，神话就是启蒙。但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并不是非理性、超理性的神话，“现代启蒙主体与超验神灵是冲突的” [3]。启蒙和神话从来都是对立的双方，但是他们总是是其所是，又在向非是其所是转化，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是对立的又是相似的。启蒙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无非是启蒙用非强制性的力量反对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启蒙让主体获得洞察力并运用行为指导方式打破了集体主义力量的禁锢；启蒙最后又倒退回了神话，是因为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粉碎神话的同时，也在合理吸收和借鉴神话的内涵，把自己当做第三者来批判神话。
2.2. 异化的启蒙理性
启蒙是人类理性的开端，思想的进步带来了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佐证了理性主义的光辉。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共同体，被奉为镐臬的理性也不能例外。在理性发展到顶端的时候，其必然会逐步走向其对理性。启蒙倒退为神话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启蒙以一种理性的外衣，将人类自身对欲望的追求推扩极致，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众人群逐渐总理智的理性追求逐渐转变为工具性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其行事标准，多了更多的功利性要求，这是与原本理性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化了的工具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以工具理性为标准，在高度理性化的行政机构、组织机构中，无异于理性的牢笼。由此个人的价值逐渐被削弱，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侵占。“他者”进一步“工具化”，合理性的效益至上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人的主体价值异化，资本进一步地“贬损灵魂”。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构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观，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特征笃信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可以带来经济利。以精确计算为目标，一定程度上道德伦理也弃如敝履。在这一体系之中，个体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个体成为了资本的附庸而不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存在，丧失了个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这“同一”体系之中，“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 [4]。
3. 阻碍社会进步的自我持存与工具理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本体论层面揭示了启蒙理性走向毁灭的主体性哲学基础，但仅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思考人的存在、自由和价值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启蒙所造就的现代性难题，因为以主体自我意识的确立为基础的启蒙理性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历史、牺牲原则和交换原则相互内在并融为一体的。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中，启蒙理性才彻底异化为工具理性，并使之内置和固化于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启蒙精神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资产阶级得以确立自我的过程。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产生的，是使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力量，这也是工具理性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工具理性使人的经验主体丧失，自身成为了自我持存的机器，导致人的自由想象力全面萎缩和退化 [5]。
3.1. 自我持存的束缚
斯宾诺莎曾说：“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整个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但是阿多诺对自我持存的原则是抱持怀疑的态度的。在人类原初阶段，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界的束缚还受制于自身的束缚，也即外在于内在的限制。但此时的双重束缚是源自于个体本质力量的孱弱，个体在自然的崇高感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人类为了能在自然皆生存下去，只能依附自然、顺从自然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但当主体的本质力量提高时，主体对自然的依附与顺从就不再只是局限于物质生存了，而是获得获得自由与幸福。阻碍个体获得自由与幸福的障碍也是双重的，即外在的自然与自己的内在自然。康德在谈到主体自由的时候，用善良意志和道德律来实现自由的定在。自由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场域，按照马克思的矛盾学说来理解自由，则自由的存在与意义是相对于不自由而言的，脱离了不自由则无所谓自由与否，因此康德认为个体要通过自我约束获得的不自由来真正拥有自由，这就是主体的道德律令对自身的约束，人在自我约束的时候，是以自己为目的的，是把“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都是作为目的，这是康德对启蒙的理解。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此的意见与康德是相左的。就自由的获取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人为自己立法”并没有使自己获得自由，通过为自己立法的自律形式来获得自由，不仅不以自身和他人身中的人性作为目的而且还进一步地伤害了自己。这种自律不仅没有使主体获得自由，还进行了自我伤害，这也即阿多诺所说地“自由轻松且愉快地束缚自己”，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在自我持存中进行了自我牺牲。
主体顺从和依附自然的初衷是为了获得自由与幸福，摆脱了远处人类群体本质力量的薄弱之后，人类在更高层次上以获得自由与幸福。当主体自身通过束缚自我来获得幸福与自由时，其过程已经损坏了主体意愿获得自由，虽然这种束缚是为了获得长久的自由和幸福。一旦这种束缚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未来的自由和幸福时，这种由束缚而幸福就会成为一种启蒙式的欺骗。人为了自我生存而把自己束缚起来并无问题，问题就在于当这种自我持存的方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本趋势的时候，自我持存变成了自我牺牲 [6]。
3.2. 工具理性的影响
理性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得幸福与自由，抱持目的性的初衷，人的自律就不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为了享受自由，进而采取一切理性的手段来压制自己的，理性越强，快乐的享受与幸福的获得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不啻于南辕北辙。这一理性不是人文理性而是工具理性，被工具理性原则束缚着的感性感官，使得人们否认了自我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同时也否认了自我意识的存在价值。这一代价就是，人为了获得自我持存，丧失了本我的独特本质、扭曲了人性。所以阿多诺说：“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一句话，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7] 当人的自然生命意义被否定的时候，自我持存就变成了自我牺牲。人为了自我持存，需要进行自我控制和约束，从而来实现未来的幸福和长久的快乐。这种约束虽然是短暂且必须的，但毕竟对于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进行了损害，他必须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按照同一性的逻辑来处理自然、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此来进行自我的规训和控制。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8]。自我为了获得自我持存来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同时又要排斥这种需要，这矛盾的心态使其在自我控制和规训中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其在自我压迫中形成了自我憎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者的矛盾心态：“他们只有在极权主义肆虐横行的国家里只有依靠粗鄙丑陋和自暴自弃才能获得解脱” [9]。本来⼈是要保证自我持存的，但是为了自我持存，人又反过来不得不自我控制，甚至自我憎恨。究竟应该自我持存还是自我控制、自我憎恨呢?人们无法进⾏理性的选择，或许只能自暴自弃 [10]。
4. 工具理性批判的时代意义
《启蒙辩证法》对当时时代和现代社会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重要成果。《启蒙辩证法》问世以来虽然存在一些争论指出，但不可否认它的价值意义。《启蒙辩证法》之“启蒙精神”对中国道路发展也多有裨益之处，我们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联系中国国情，反思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4.1. 辩证看工具理性附着的科技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科技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进步标准，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高标准是生产力标准。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本质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和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阶段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进步。同时，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与人的本质力量相联系的，生产力的提高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所变革的社会关系，最后都要放之于人类自身的需求中。按照这一思路，生产力标准最后要归结于人的自身发展，因此马克思最后告知我们，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或根本标准应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也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发展和进步，最后都要在全体人类身上得到长足的、积极的一面时，这种进步和发展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异化的科技、异化的生产在抹杀了主体的独特性和人格尊严时，我们应当反思和修正社会中的弊端和问题，吸收科学技术对工业文明推进的具体生产力量，同时还要注重工具理性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实现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真正进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积极意义，但也需要对生产力标准予以正面的全面评价。文明的进步在生产力的影响之下存在着滞后性，生产力作为基本的物质需求，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所本应带来的社会进步与其带来的社会负面效益的对抗有一定的过程，在矛盾的重端必将超越异化的劳动，在彼时生产力必然会带来无穷的积极能量。
4.2. 警惕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劳动
要正确对待工具理性，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警惕其消极的银杏果。“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某种和解的历史哲学，需要某种乌托邦的态度，因为这种批判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就是批判。如果为了能从工具理性的蒙蔽中解脱出来，历史必须变为历史之外的什么东西，那么对历史在场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批判——对尘世苦海的神学批判的最终形式。”我们看到，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固然为世界的公平正义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但同时机器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需要依附于“物”的存在物。人的一切价值和地位都取决于自身所创造出的商品价值的多少，而非与其才智相关。概言之，即手握机器的社会集团是支配了社会的发展，个人不名一文，个体的价值不如机器的价值，个体作为商品人被量化并在财富的诱导之下逐渐失去了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上升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人的文明程度同步提升，很明显的表现就人类精神的媚俗化，幸福的因素最后成为了不幸的源泉。不能再科学技术的控制之下，在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丧失了个体的真正自由，一切的劳动、一切的发展，最后的目标都应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4.3. 警惕工具理性潜藏的思想暴力
启蒙精神在思想上消除了质的同一性，并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这类强制性的平等理想正是现代西方普遍主义政治的正义制度，只是这种强制性平等占据主动之时，政治的制度成为了非正义，因为平等的理想剔除了所有人格的特征，代之以物的抽象平等，造就了统一的、普适的道德观，从而为文化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等级制度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在启蒙的抽象同一和工业的双重支配之下，自由的人成为“群氓”，黑格尔说这正是启蒙的结果。思想暴力是如何而来的？“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表达出来了；支离破碎的语言无法独立完成的一切，社会机器一点不落地都给补上了。” [11] 但为了维持统治而去压制不和主流的思想，代价则是被压迫的理论想象力以更加猖獗的政治幻想的形式出现。因为政治幻想的存在，因为内在和外在为手段成为一种绝地反击的手段予以剥削。否定性思维是一种与主流相悖的禁忌，因此为了政治正确的目标，“明确性的概念”把精神控制在一种盲目、模糊的状态之中。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想法，这一认知于其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相关。但这一层次的主观思维并不能等同于思想。思想的本质是批判，如果其丧失了批判的本质而去屈从于政治制度，那思想本身的异化后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