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何以能够“路见不平一声吼”？——基于道德视角下的义愤情绪

How Can People “Seeing Injustice, Have a Try”?—The Emotion of Outrag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摘要: 愤怒情绪的表达在个体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活动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道德模型研究已证明道德义愤的产生受多个因素影响，尤其是道德情绪，且大多是与教育学和伦理学、社会学结合，但这些研究对于道德义愤本身的心理学视角较少。“双系统”理论路径将道德义愤的产生过程划分为自上而下的“理性”和自下而上的“情绪”两个系统，本文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义愤”在道德层面的地位，通过多个道德模型和相关系统理论集中厘清道德义愤背后的影响因素，包含客观刺激事件、第三方以及违规者等多个方面，对过程中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描述，并且第三方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关键。未来研究应在探讨道德义愤影响因素的同时着重关注宏观环境的影响。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ang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Studies on related moral models have proved that the generation of moral out-rage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especially moral emotions, and most of them are combined with pedagogy, ethics, and sociology. But these studies have littl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oral indignation itself. The “dual-system” theoretical approach divides the process of moral indignation into two systems: top-down “rationality” and bottom-up “emotional”.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ole of “outrage” in morality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multiple moral models and related system theor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moral outrage were clarified, including objective stimulus events, third parties, and violator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cro-environment whil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ral outrage.

1. 引言

“这也太不公平了，我真想站出来主持公道”，与“幸灾乐祸”相反，在面对突然发生的非道德事件时，除了包括涉及事件本身的违规者(第一方)和受害者(第二方)以外，还存在不涉及本身利益的第三方——“旁观者”。即使个人利益并未受损，但在目睹公平规则被违背的情况下，旁观者也会产生“替天行道”的公正认知进而诱发愤怒的情绪状态，其中，这种涉及道德事件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就是“道德义愤”。它产生的前提是个体感知到公正或正义的道德标准或原则被侵犯或者个体道德观受到道德违规行为的威胁。愤怒会导致个体增加风险寻求(Bachoo, Bhagwanjee, & Govender, 2013)。愤怒情绪多是由于个体面临侵犯时想获得赔偿或者自尊，倾向于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事件的发展，且事件的风险是确定的，加工方式倾向于采用启发式，较少注意细节，易于诱发高控制、高确定性的情感联结(Lerner & Tiedens, 2006)。

DADE模型(The Different Affect-Different Effect Model)认为不同的情绪体验传递不同的信息，会引导个体做出不同的决策。其认为愤怒是在人们受到拒绝、侮辱、不公平的待遇，或遇到障碍的情绪体验，从而引发个体想要获得补偿、重获自尊的内隐动机，因此愤怒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倾向于选择高收益选项，即愤怒情绪下的个体在风险决策中倾向于风险寻求(Raghunathan & Pham, 1999)。作为道德动机的有效诱因，道德义愤通常是通过补偿受害者或惩罚违反者两种途径来维护和重构道德标准(Carlsmith, Darley, & Robinson, 2002; Darley & Pittman, 2003)。由此激励旁观者代表受害群体采取行动、代替受害者指责违规者、谴责其行为(Greene & Haidt, 2003)，甚至通过第三方惩罚来表达(Nelissen & Zeelenberg, 2009)，是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情绪反应，因此也被描述为是一种促进社会积极趋向的亲社会情感(Thomas & McGarty, 2009)。部分学者认为当他人违反社会规范时，个体才会表现出道德义愤唤醒状态，其中包括特殊的认知(如：性格归因)，情感(生气、轻蔑和厌恶)以及行为(支持惩罚性赔偿) (Darley & Pittman, 2003)，所以道德义愤实际上加剧了对违反规范者的惩罚性制裁(Wilson & O’Gorman, 2003)，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于如何理解愤怒的道德地位，我国学者陶涛(2020)提出了三种理解：第一，愤怒是人类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愤怒是具有破坏性的负面情绪；第三，愤怒给予我们反抗不公正事件的勇气，并为之付诸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毫无根据的道德义愤可能会传染并扰乱所有相关方，如果不加以审视，则将会阻碍连接与合作的建立，加剧事物的分歧和分离(Rushton, 2013)。

但受中国传统观念“喜怒不形于色”的影响，人们也自发主张谦虚忍让、以和为贵的美德。于是，在面对非道德事件时，在道德义愤的心理机制下做出第三方公正行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也是值得探讨的。于是，本文拟梳理各类研究，从“刺激事件”、“违规者因素”和“第三方因素”三个方面对个体道德义愤水平及其背后的道德判断理论假说进行阐释。在展望部分基于其他视角深入探究其背后的产生机制，进一步挖掘道德义愤更多的社会功能。

2. 道德义愤概念的界定

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又被称为“道德愤怒”(moral anger)，是指个体在目睹某种正义或公平的道德规则被违反时，作为利益不受影响的第三方所产生的愤怒或厌恶的道德情感(Verkuyten, 2004; Salerno & Peter-Hagene, 2013)，在不道德事件中，道德义愤可以缓解个体作为第三方时的内疚感，并有助于恢复道德认同(Rothschild & Keefer, 2017)。Lind和Tyler (1989)则认为道德义愤是违反程序公正道德标准所产生的一种愤怒，它涉及一切不正当的排斥行为。基于以上观点，尽管违反道德的后果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自身，但也会间接刺激个体代表他人产生义愤和惩罚欲望。而这种违反道德标准(如公平、尊重或仁慈)所引发的义愤与正义是否得到伸张(Goldberg, Lerner, & Tetlock, 1999)以及人们是否采取负责行为有关。

其中，义愤是对伤害和违反规范或对欺骗和滥用的合理回应(Gutierrez & Giner-Sorolla, 2007)。在以往关于道德情感的研究中，义愤是最未被重视的情感之一，它与消极的道德判断密切相关(Hutcherson & Gross, 2011)。当个体判断事件为非道德范畴时，在已有客观事件刺激下唤起了愤怒情绪。因此，道德义愤也被认为是一种由不愉快或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引起的，消极且需要通过教育和文化加以抑制的不道德情感(Harmon-Jones, 2004)。它针对道德违规事件做出反应并在没有涉及个人利益的社会情境下，诱发个体产生使他人受益或维护社会秩序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即道德行为(Haidt, 2001)，尤其是第三方惩罚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Hechler和Kessler (2018)肯定了以上观点，主张道德义愤不仅反映道德事件对自我的伤害，而且反映了个体对任何不合理伤害所产生的一种合理情感。我国学者王迪、高德胜(2020)也表示道德义愤是在道德自我被侵犯、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以及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被挑战时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感反应，它既表达了对不道德行为的不满，也涵盖了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认同与维护，以及恢复纠正和改善不道德行为的意愿。

还有学者把道德违反中的厌恶(disgust)也定义为道德义愤(Jensen & Petersen, 2011)，且厌恶比愤怒更为连续，有时可以相互替代并影响彼此的效应：愤怒的增加可以导致身体本能反应的增加(厌恶)，而厌恶也可能导致道德判断时愤怒的增加。道德义愤并不是单纯的愤怒(Salerno & Peter-Hagene, 2013)。只有个体作为旁观者时产生的愤怒才可以称为道德义愤，即道德规范的违反并不涉及个体自己的利益。

综上所述，道德义愤可以理解为：一种由非道德事件(即违背公正道德标准和规则)诱发，进而使个体产生愤怒或厌恶的情感体验，指导第三方采取相应道德行为以维护或重构自身道德标准的强烈道德情感。

3. 刺激事件对道德义愤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道德义愤是由特殊事件引发的，当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有益他人时，个体便产生自豪等正性道德情绪；当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损害他人利益时，个体便会产生如羞耻、内疚等负性道德情绪(陈英和，白柳，李龙凤，2015)。因此，一旦违规者的行为违背了道德标准，第三方不需要亲自经历伤害，目睹非道德行为就会产生道德义愤。Rozin等(1999)提供证据表明，道德义愤往往是由于他人违反伦理，进而激发旁观者采取行动去纠正所观察到的不公正行为，所以具有道德作用。正如神圣价值保护模型(The Sacred Value-Protection Model, SVPM) (Tetlock, 2002)主张，道德威胁会诱发情感唤醒，可能会转化为对他人的道德义愤，所以道德义愤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的厌恶唤醒状态”的防御反应。人们将道德义愤视为应对神圣价值观遭到侵犯的应对措施。在人们面临重大决策问题时，如果需要付出更大代价去捍卫道德观，道德义愤就会作为应对策略之一被采用。而当威胁已经得到遏制或者维护错误道德观念成本过高时才会被终止。

道德义愤与维护正义和惩罚违规者的行为也有关(Pagano & Huo, 2007)，其中包括支持政治行动、参与抗议行动，并希望代表无辜受害者以惩罚违反道德的人等行为(Pagano & Huo, 2007)，还包括殴打配偶、偷窃盲人(Rozin, Lowery, Imada, & Haidt, 1999)、踢狗或在性关系中滥用权力(Russell & Giner-Sorolla, 2011)，产生对个人和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看法(Mikula, Scherer, & Athenstaedt, 1998)，以及用他人的利益换取个人利益(Tetlock et al., 2000)，出于政治动机虐待或谋杀群体等(Pagano & Huo, 2007)。

值得注意的是，不公正行为对个体道德义愤水平产生影响较显著。个体在了解到不公正事件(如：分配、制度不公平等)后形成非道德判断，进而产生义愤、敌意等道德情感，表现出各种干预行为，如检举、谴责、惩罚违规者、为受害者提供帮助、情感支持(O’Reilly & Aquino, 2011)以及支持正义公平的制度(Wakslak, Jost, Tyler, & Chen, 2007)。也就是说，如果非道德事件严重侵犯个体已有的正确价值观念的权威，并且将错误观念纳入认知系统需要耗费大量认知资源时，那么道德义愤将有利于减少内部冲突带来的不适感以及对自我同一性的冲击进而维护个体自身的价值观念。

4. 违规者对道德义愤水平的影响

根据社会直觉主义者模型(The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SIM)，道德判断是一个由直觉判断、事后推理、合理说服、社会说服四个主要环节组成。在面对非道德事件时，个体往往遵循最初的判断，进行无意识的、快速的、自动的条件反射心理过程(Huebner, 2011)。于是，作为刺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个体对违规者个人能力和物理惩罚上(或至少当人们面临直接物理对抗的风险)的威慑力的直觉判断十分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事件会存在但相对只是少部分群体，因为人们在面临威胁时第一反应是维护自身利益，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有能力去阻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和持续。

跨文化的证据表明，违规者的性别也存在差异。首先表现在违规者的可信赖性上，研究表明当违规者值得信赖时，如果他将违规程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则容易被他人宽恕。但若表现较强的违规倾向，其他男性则会“群起而攻之”。以上行为在女性身上表现并不显著，她们并不会根据违规者的能力来调节自己义愤的表现(Strier, 2010; Tooby & Cosmides, 2013)。其次表现在侵犯行为的参与上，男性在侵犯行为中的参与远远超过女性，而且侵犯对象主要是其他男性(Tooby & Cosmides, 2010)。就女性群体而言，首先不会对强大的违规者表示道德义愤。其次，由于男人的上身力量平均比女人高90% (Stoll, Huber, Seifert, Michel, & Stucki, 2000)，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女性道德义愤的表达。且在表达形式上，女性更多采用间接的方式，如：交流等，较少会采取直接对抗的形式。

其次，违规者的意图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国内研究者朱莉琪(2013)研究发现，5~9岁儿童在面对不公平分配的情况时已经能够充分地考虑到对方的意图。而且，人们对故意打破规则的义愤程度高于仅出于无知而这样做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知者无罪”。人们对于违规事件的不知情者往往怀有较高的同情心，因偶然失意所造成严重后果的，往往能获得旁观者的谅解，受传统观念“人性本善”影响，我们宁愿选择相信恶性事件是无意之失，而非蓄意而为。于是个体可以通过排除故意以外的情况来减少对犯罪行为的道德义愤(Russell & Giner-Sorolla, 2011)。

5. 第三方生理、心理因素对道德义愤水平的影响

第三方(the third-party)，指在面对不公平事件时，知晓违规者侵害第二方利益，但自身利益不受直接影响的旁观者，且自愿损失个人利益去惩罚违规者的群体。

5.1. 神经生理基础

认知控制系统的主要神经功能区为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区域，涉及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扣带前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以及与两者联系的顶叶(Hayes et al., 2011)。建立在对脑受损的人的研究基础上，Damasio (1994)发现腹膜前额叶皮层(PFC)对于正常的社会和道德功能至关重要。当面对特定类别的道德事件时，受损腹侧PFC的个体会做出异常判断。同时，对于道德和非道德陈述，观察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C)内的激活，包括左内侧眶额叶皮层和内侧布罗德曼区域(BA) 10。道德与非道德场景也引发了VMPC区域的更多激活，特别是右内侧眶额皮质和内侧额回(BA10和11)和较低的BA10。由此可见，前额叶所具有的判断、分析、思考功能对于道德情感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跨研究的道德刺激在大脑区域引发了更多的活动，以进行情感加工和社会认知。这些区域不仅包括125个VMPC，还包括杏仁核、颞上沟(STS)、双侧颞顶交界处(TPJ)和扣带后部(PC)。在道德判断上颞顶接合部(RTPJ)支持精神状态进行道德判断的不同认知成分，包括行为者精神状态的初始编码(Young & Saxe, 2008)，将该信息用于道德判断，自发性精神状态推断(Young & Saxe, 2009)，甚至是事后精神状态推理，以使道德判断合理化(Kliemann, Young, Scholz, & Saxe, 2008; Young, Nichols, & Saxe, 2010)。RTPJ活动具有个体差异(Young & Saxe, 2009)：活动高的参与者对意外伤害的道德判断更为宽容，从而赋予无辜意图而不是有害后果更大的权重。同时，反应低的参与者则倾向于对事故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例如幼儿(Baird & Astington, 2010)，以及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Moran et al., 2011)。为此，颞叶顶叶也为道德判断提供了生理证据。

5.2. 年龄因素

道德情绪的发展晚于基本情绪，在3岁左右才开始萌芽(Tracy & Robins, 2004)，并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根据Lewis (2008)的情绪发展模型，特定情绪的出现需要个体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道德情绪的产生是以道德判断为基础，儿童需要判断出当前事件是否符合道德准则，才有可能产生相应的道德情绪。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更为深入，而违背道德规则的行为更容易引发儿童的愤怒情绪。Rakoczy等(2016)证明儿童已经理解和遵守公平原则。且相较于价值不公平分配，由数目不公平分配引发的道德义愤得分更高(丁芳等，2020)。

5.3. 道德判断

道德义愤的产生过程会受到道德判断、个体心理特质以及道德评价等心理因素的共同影响。道德信念整合理论认为，个体产生道德义愤并做出利他性惩罚的根本原因是出于道德信念(胡金生等，2014)。也就是说，即便是针对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或行为，人们所产生的道德判断可能不同，这与个体的公正认知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个体越看重公平，那么一旦违背者做出不公平规范行为，使他们承受不公平待遇时，在进行归因推理时就会诱发道德义愤以及不公平厌恶，所以产生公正行为对违背者做出更多的惩罚。

“双系统理论”(dual system approach)试图融合社会决策中的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这个理论认为，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反应相对较慢的、自上而下的、自动化的理性系统，与抑制控制相关；另一个则是反应较快的、自下而上的情绪系统，与自动化的过程相关(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4)。道德功利主义理论就强调道德推理在形成过程中利用有意识、缓慢和费力的过程，道德判断由受控的认知过程驱动的(Greene, 2007)，且它需要额外的认知资源(Wegener & Petty, 1997)，这与理智系统相关。社会直觉主义模型则强调即使感知者很难提供任何与规则相关的理由(Cushman, Young, & Hauser, 2006)，道德判断也可以立即出现(在四分之一秒内) (Decety et al., 2012)，这与社会决策“双系统理论”中的情绪系统相关，利用自动、快速和轻松的直觉反应过程，并且受到相似性和喜好的影响(Haidt, 2001)，与“举一反三”的同化类似，面对相似情景为了节省认知资源以及在最短时间做出自身利益最大维护的行为，人们较多使用直觉去判断，因此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失误”的道德判断。

对评估趋势框架(Assessment Trend Framework, ATF)的研究表明，某些情感是由与特定道德主题相关的评估所激发的，不同的情感会根据其独特的认知评估和功能(进化)理论来解释其如何影响判断和决策的(Horberg, Oveis, & Keltner, 2011)。积极的情感引起积极的判断，消极的情感引起消极的判断(Haidt & Graham, 2007)。例如“升米恩，斗米仇”的故事，即使同样处于穷困的状态，对待他人给予的帮助也是会有不同道德判断的。一旦让他人产生依附心态，感激之情变为理所应当，反而给予更多帮助的人却获得了更低的道德评价。

公正认知对第三方惩罚具有预测作用，即其越强烈，第三方则越有可能做出惩罚行为(Johnson, Dawes, Fowler, Mcelreath, & Smirnov, 2009)。另外，道义模型还指出，道德认同和公正敏感性可以通过影响道德愤怒继而影响第三方公正(谢雪贤，刘毅，吴伟炯，2012)。陈勃等(2013)研究也发现，公正敏感性越高，说明个体越能感受到不公正，则越倾向于对违背者做出更多的利他惩罚行为。由此可见，个体在行为决策之前，凭借公正敏感性判断道德事件是否公平，进而产生基本的公正认知。一旦发现违背道德自我的规范，则会通过表达道德义愤甚至利他惩罚进行情感宣泄，进而维护自身已有的公正认知。

5.4. 内疚感

在个体产生道德行为之前，除了个体认知参与这个过程之外，情感在公平感知和惩罚行为之间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Weiss, Suckow, & Cropanzano, 1999)。研究证明人们通常对有交往的人产生同情，例如朋友或群体成员(Hoffman, 1990)。

在不道德事件中，道德义愤可以缓解个体作为第三方的内疚感，并有助于恢复道德认同(Rothschild & Keefer, 2017)。原因在于参与者试图将群体内的过错转移到第三方的外部群体，通过对“替罪羊”的惩罚进而减少群体内部冲突，维护集体关系。然而，当没有“替罪羊”出现时，冲突就会影响到他们所处的内部集体，此时就会产生集体内疚感以及更大的补救行动支持(Iyer et al., 2003)。研究还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集体内疚感和道德义愤可能受保护内群体道德认同一致性动力所驱动(Sullivan et al., 2013)。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内疚感和自私自利的道德义愤表达之间存在另一种联系，即“道德伪善”(Batson et al., 1999)——不以维护正确的道德观念为出发点，对他人进行道德推脱以达到增强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其推理缺乏逻辑性和思辨性，违背了表达义愤的初衷。由此证明，并非所有的道德义愤情感的表达都是因为违背了客观公正规范，个体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道德判断，为了维护个人或所处的集体利益，会适度采取一些非完全公正的行动。

5.5. 移情–利他因素

人们往往有帮助他人的动机，其中涉及的情感性机制包括移情以及反射性的痛苦、悲伤、内疚和羞耻(Cialdini, 1991)。于是，“感同身受”、“善解人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道德义愤的产生。进一步来讲，个体可以通过角色扮演(Selman, 1971)，即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会立刻感到痛苦、同情或其他替代性的情感反应，通过消除伤害，补偿受害者和惩罚伤害者来激励观察者保护受害者的利益(Darley & Pittman, 2003; Vitaglione & Barnett, 2003)。例如，Batson提出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就指出，感知某人的痛苦所引发的移情唤起了一种利他主义动机，这种动机以减少痛苦为最终目标。移情义愤是对他人痛苦的一种回应，出于对他人福祉的关注，这种情感需要对方经历的感知和假定的理解(Cuff, Brown, Taylor, & Howat, 2016)。

因此，在针对非道德事件做出反应时，有原则的道德义愤是基于智慧和同情心的双重考虑，对于道德价值观或标准的重新建立以及诚信的维护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度的移情能力是否会阻碍对道德事件本身的客观看法仍然有待进一步验证。

5.6. 道德评价

生活史理论认为，牺牲短期代价做出道德行为可以使个体获得良好的道德名声，从而吸引他人与自己合作，获得长期利益(Sheskin, Chevallier, Lambert, & Baumard, 2014)。道德现实主义可能会使自己的道德地位更加突出，而打破道德地位的代价则更高(Haley & Fessler, 2005)，甚至包括自我。日常生活中，受自我主义动机驱使，人们往往重视拥有道德的自我形象(Monin & Jordan, 2009)，避免感到羞耻，体验移情的喜悦，并希望将自己视为道德行为者(Mazar, Amir, & Ariely, 2008)。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们有较大动力去增强自己做出正确的道德决定并以符合其道德信念的方式行事的主体认识(Young, Chakroff, & Tom, 2012)。于是，道德义愤有时并非出于对正义的渴望，而是对于受威胁的自身道德地位而做出的反应(Rothschild & Keefer, 2017)。道德现实主义甚至可能导致人们将内心的动机集中在做正确的事情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做正确事情的人(Mazar et al., 2008)。从现实角度出发，为了维护个体形象、捍卫自身道德地位，在面对非道德事件时，即使没有采取道德行为的心向，也会通过适度表达道德义愤来显示个体本身的道德观念，展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表现。

所以，从道德角度评估一项行动会增加人们做出更简单、极端、非黑即白的绝对性判断的倾向。Skitka研究表明，对一个问题的道德(或不道德)评估随个体而变化，基于评价的动态模型，人们可以迅速对同一行为的道德和非道德评价之间来回转换，在短时间内产生不同的道德评价。Horberg及其同事(2011)认为，每种情感的道德评估主题在整个情感状态中都保持突出，并通过优先考虑与情感道德评估主题在语义相关的特定社会道德关注点(或道德领域)，为随后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提供依据。实际上，道德判断极易受到自我中心的偏见的影响，从而导致道德分歧。人们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如果发现他人与自己认知冲突，则会更加倾向于归结为他人自身的原因，其关键也在于是否对自身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由此可见，道德评价是客观判断与主观感受的统一结合，详见图1。

注：单向箭头表示单向作用，双箭头表示相互作用。

Figure 1. Application of the “Dual System” theor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 hypothesis of moral outrage

图1. “双系统”理论路径图应用：道德义愤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假设整合框架

6. 未来研究

在“双系统”理论下，将道德义愤的产生分为两个路径后，“刺激事件”、“违规者”、“第三方”都发挥了作用。非道德事件的产生实则离不开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因此本文也以此来梳理道德义愤的产生机制。与此同时，为探究其潜在机制提供了新思路，不仅局限于违规者，对于旁观者的心理过程也进行了探讨。因此，未来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进一步探究。

首先，在以往实证研究中可以得知，道德义愤的产生由直觉和理性加工共同参与进行。且受个体因素以及客观刺激影响，进而使两条路径难以在短时间同时发挥作用。那么，探究刺激事件的性质以及发生的时效性是否会成为第三方旁观或者采取道德行为的关键十分有必要。比如，刺激事件分为触犯法律法规和破坏社会道德，那么二者的区别是否会导致个体道德义愤的表达呢？加之道德本身就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规则，并不完全受法律约束，那么第三方即使表达了道德义愤，又应当怎样维护个人权利呢？

其次，未来可以探究道德义愤与个体道德认同以及道德推脱的相关性。与“理性系统”自上而下相似，道德认同即个体自上而下地将道德视为自我意识的中心或重要特征(Aquino & Reed II, 2002)；而“情绪系统”自下而上与道德推脱相似，是个体重新定义不道德行为，进而最大程度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利益受损一方的共情程度(Osofsky & Zimbardo, 2005)。且已有研究发现，道德认同能够预防不道德行为，而道德推脱则会促进不道德行为(李铭泽等，2017)。因此，探究个体道德义愤的表达是否更多受道德认同的影响，较少受道德推脱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道德义愤的产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同时，可能也具有反社会效应。第三方为树立良好道德形象，在不合时宜的道德事件中强行出头进而增加了激化恶性事件的可能性。道德义愤的表达是否有受到其他第三方的赞同和支持，即第三方群体的数量也会大大影响事件的发展。未来可通过具体实验探究第三方数量与道德义愤表达的相关性。以上还有研究表明性别是违规者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是否也存在于第三方因素中？由于女性在威胁环境中所感受到的压迫性以及自身力量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真实情绪的表达，如目睹“猥亵”等。即使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是否证明一定产生了道德义愤，反推是否成立，以及亲社会行为产生后个体的心理机制是否会受到影响。

然后，探究影响道德义愤的其他个体因素。我们普遍认为，越是拥有更多社会经验的个体，越应该受到良好的素养教育和符合认知水平的道德判断，会较少产生非道德行为。而特殊年龄群体——儿童——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即使产生非道德行为，也能存在合理化解释，如上文提到的是否存在真实意图。因此，是否存在年龄这一变量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持续关注。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优化测量方法。道德义愤作为一种由不公正事件诱发的特殊的道德情绪，如何有效测量其水平也会对相关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目前有研究通过播放采访视频的方式向被试展示一个道德规则违反事件，然后让被试开放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继而对被试的言语反应进行编码(Van de Vyver & Abrams, 2015)。也有通过情境故事法——给儿童讲道德故事的方法——来测量被试情绪的发展状况。先给幼儿讲一个道德故事，然后让幼儿对故事中人物的情绪进行预期和归因，以此来测量幼儿道德情绪的发展状况(孙媛媛，徐海东，2017)。被试的真实道德情绪难以通过研究者故事叙述法真正被激发，实验室道德情境的设置难以模拟现实道德事件的发生，为被试道德情绪唤起增添了难度。未来可以通过图文并茂或者视频演绎去刺激视听觉等多种感官，进而控制实验室存在的局限性。

基金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2021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cxcy202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