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以来，因其传染性强，在短时间内传播速度快，在一定时间内引起了社会恐慌(陈彦超，陈丽霞，等，2021)。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家庭关系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关注点，和疫情前作比较居家隔离使家庭成员间紧密联系，夫妻之间的育儿矛盾凸显，夫妻感情有所改变，亲子关系日趋紧张，孩子更能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直接的感受到父母的婚姻状况。另一方面，相比疫情前，家长拥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训斥行为增加，孩子焦虑感提升。并且学校通过家长来对孩子进行学习督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孩子精神紧张，焦虑感增加，抑郁倾向提升。
父母婚姻质量(即婚姻适应)是反映婚姻关系好坏的指标，主要指婚姻伴侣是否尽责及婚姻是否成功，包括婚姻的幸福和满意等方面(Spanier, 1976)。父母婚姻关系是父母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婚姻关系是否和谐，对儿童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梁宗保，张安慰，等，2013)。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质量能够直接影响儿童当前的行为问题，即婚姻质量既与子女的攻击、激进等外显行为问题负相关(Yaman et al., 2010; Li et al., 2011)，也与子女的焦虑、恐惧、退缩等内隐行为问题成负相关(Ablow et al., 2009; O’Donnell et al., 2010)。长期在父母婚姻质量差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较在父母婚姻冲突好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内化问题。而父母婚姻质量多以婚姻冲突为表现形式，婚姻冲突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压力事件，毫无疑问会对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曹雨菲，刘俊升，等，2016)。
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是指青少年所经历的一些消极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其实质是指向个体心理内部的问题(徐夫真，张玲玲，等，2015)，青少年表现出适应能力差、家庭关系不和谐、生活满意度低、应对能力差以及长期高压力感(Essau et al., 2014)。前人的研究认为焦虑、抑郁都属于问题行为中的内化问题，内化问题实质上是指向个体心理内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徐夫真，张玲玲，等，2015)，处于青少年早中期的初高中生是焦虑的高发人群(胡明，郑磊，等，2007；谢中垚，洪炜，等，2011)。
综上所述，大多研究都重视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研究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较少。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相比年幼儿童，能体验到更高的情感唤醒，也往往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如抑郁和焦虑(赵亚萍，2018)。因此，本研究围绕疫情背景下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展开，意图凸显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产生之间的关系，让更多家庭意识到父母婚姻冲突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从家庭或个体视角干预青少年内化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给青少年的父母提供建议。帮助孩子在青少年期这一关键时期正常发展，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促进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贵州省遵义市某高中高一、高二的学生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820份，收回有效问卷731份，有效率为89%；其中男生343 (47%)人，女生388 (53%)人；独生子女55 (8%)人，非独生子女675 (92%)人；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有609 (83%)人，城镇的有122 (17%)人；家庭结构为小家庭的有585 (80%)人，单亲家庭的有63 (8.6%)人，重组家庭的有35 (4.8%)人，隔代抚养家庭的有48 (6.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婚姻冲突子女感知量表
该量表由盖瑞(Grych)等人编制，2005年由赵梅修订。包括冲突程度、解决问题、涉及冲突、威胁程度、应对效果、三角关系、冲突归因七个维度，共38条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法(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冲突频率高、强度大，冲突解决较差，父母婚姻质量越差。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基本都接近或者超过0.80，在本研究中信度为0.94、效度为0.95，说明问卷信效度从整体上比较合适。
2.2.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庄(William W. K. Zung)于1971年编制用于评定焦虑病人主观感受，内含20个条目。量表计分方式分为４级：没有或者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时间，该量表总分介于0~4之间；分数越高，个体的焦虑水平越高。焦虑自评量表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率，统计指标为总分。在自评者评定结束后，将20个项目的各项得分相加，即得原始分，原始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得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为轻度焦虑，60~69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中，焦虑自评量表的信度为0.82，效度为0.92，因此，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2.2.3. 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庄(William W. K. Zung)于1965年编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抑郁自评量表之一。整个量表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为一个相关症状，反映四组特异性症状：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心理障碍。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DS标准房的分界值为53分，其中53~62为轻度抑郁，63~72为中度抑郁，73以上为重度抑郁。该量表的信度为0.82，本研究中抑郁自评量表的信度为0.78，效度为0.90，因此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SPSS20.0对收集上来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运用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父母婚姻冲突量表中的冲突程度这一维度的均值最高(31.75 ± 8.34)，应对效果这一维度均值最低(8.06 ± 2.34)，父母婚姻冲突程度得分越高，父母婚姻质量越差，研究结果中父母婚姻冲突程度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高中生抑郁平均分(40.53 ± 7.61)低于常模分界值50；高中生焦虑平均分(35.87 ± 7.57)未达到常模分界值。结果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 of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scale
表1. 父母婚姻冲突量表各维度及总分的描述统计
3.1.1. 父母婚姻冲突、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为比较父母婚姻冲突、焦虑、抑郁是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焦虑、抑郁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父母婚姻冲突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62、p = 0.001)，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见表2。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xiety, depression
表2. 父母婚姻冲突、焦虑、抑郁在性别上的差异
注：*表示p < 0.05。
3.2. 父母婚姻冲突和焦虑、抑郁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冲突程度越高，婚姻质量越差，焦虑、抑郁程度就越高。父母婚姻冲突量表总分与焦虑呈正相关(r = 0.10, p < 0.005)，与抑郁呈正相关(r = 0.35, p < 0.005)；父母婚姻冲突中的涉及冲突这一因子与抑郁程度、焦虑程度相关均不显著，而父母婚姻冲突中的其他因子均与焦虑、抑郁程度均呈正相关，结果见表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marital conflict between parent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表3. 父母婚姻冲突各维度和焦虑、抑郁的相关分析
注：1冲突程度；2解决问题；3涉及冲突；4威胁程度；5应对效果；6三角关系；7冲突归因；8 SDS量表；9 SAS量表；10父母婚姻冲突总量表；***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下同。
3.3. 焦虑在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父母婚姻冲突为自变量，青少年焦虑程度为中介变量，抑郁程度为因变量，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户口所在地、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结构、家庭平均月收入水平为控制变量，考察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根据图1模型中的路径系数及显著性可以看出，父母婚姻冲突对焦虑程度产生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069, p < 0.001)；焦虑程度对抑郁程度产生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520,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后父母婚姻冲突对抑郁程度依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93, p < 0.001)，这表明焦虑程度在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程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为明确焦虑程度的中介效应量，对焦虑程度的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对抑郁程度的直接效应以及焦虑程度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均不含0 (见表4)。父母婚姻冲突对抑郁程度的直接效应为0.193，占总效应(0.229)的84.30%，父母婚姻冲突通过焦虑程度来影响个体抑郁程度的中介效应为0.036，占总效应(0.229)的15.70%。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s of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图1. 父母婚姻冲突、焦虑与抑郁的中介模型
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表4. 父母婚姻冲突对焦虑程度与抑郁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4. 讨论
4.1. 父母婚姻冲突、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焦虑与抑郁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这与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王鉴，刘念，等，2020)。可能的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性别样本量差别不大，所以差异不显著；选取的样本为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升学压力还未显现出来，尤其是男女间对于升学的应激还没有体现。父母婚姻冲突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对比三个量表发现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也就意味着，在父母冲突的过程中女生比男生对冲突的感受性更强，她们在青春期的敏锐性比同龄男生要强，更容易体验到生活中的一些负性情绪，也更容易沉浸在这种负性情绪中，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王玉红，2018；李果，金子奇，等，2019；陈慧玲，2020)。
4.2. 父母婚姻冲突量表与焦虑、抑郁的相关分析
父母婚姻冲突量表在冲突程度因子、解决问题因子和威胁程度因子上，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在家庭中父母的冲突程度越高，青少年焦虑、抑郁程度就越高，这与王超研究结果相一致(王超，2017)。根据溢出假说，父母冲突所引发的消极情感会使家长以同样消极的方式处理亲子关系，进而引发青少年抑郁等心理问题(Bradford et al., 2008; Coln et al., 2013; Kouros et al., 2014)，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解决问题的程度和感知威胁程度影响了青少年内化问题中的焦虑、抑郁。当父母解决问题的程度越高，威胁水平则会越低，从而降低了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水平。
4.3. 焦虑在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路径影响抑郁。父母婚姻冲突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程度，父母婚姻冲突得分越高，抑郁水平就越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曹雨菲，刘俊升，等，2016)，原因可能是青少年对父母婚姻冲突的感知产生了自卑自责、无助的想法，对家庭环境的压力无法缓解。另一方面，父母婚姻冲突会通过青少年的焦虑程度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程度。这个结果除了在理论上强调了良好的父母婚姻质量、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内化问题产生的重要性之外，也提示着我们青少年的焦虑如果没有得到控制会进一步发展到抑郁，焦虑和抑郁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联，这也能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一个理论支持。
总之，本研究结果发现，高中生确实存在焦虑和抑郁的情况，父母婚姻质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长期生活在父母婚姻质量较差的环境中的青少年容易出现内化问题，父母重视青少年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家庭关系的影响，而学校也应提高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视度，家庭、学校并进，共同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5. 结论
1) 高中生父母婚姻冲突属于中等偏下，高中生的焦虑、抑郁程度未达到常模水平，由此说明焦虑和抑郁程度较低。
2) 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这两种内化问题有影响。
3) 父母婚姻冲突不仅直接影响高中生的抑郁，还能通过焦虑水平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