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宗教是研究印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不论是从信仰还是生活，宗教贯穿于印度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且，印度文化中的宗教性较之于其他民族更为源远流长，深厚广博。十九世纪，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宗教方面，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给传统印度教社会造成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先进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印度教开启了现代化改革。十九世纪的印度教宗教与社会改革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启蒙思想运动”，推动了印度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而在这场运动中，由达耶难陀创建的圣社运动基础最为广泛，时至今日，在达耶难陀宗教改革思想的指导下由圣社建立的许多教育机构、社会救济机构仍然在印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圣社也走出印度，在世界多个地方建立分社。本文以圣社的创始人达耶难陀宗教改革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的史料进行梳理，对达耶难陀宗教改革思想与圣社的组织活动进行深入探究，分析达耶难陀与圣社对印度教现代化改革的意义以及对印度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2. 达耶难陀的生平
在达耶难陀所处的时代，印度教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它体现了印度千百年来的传统秩序，面对动荡的社会，人们期待着通过信仰得救，社会最终回到平衡状态。就是宗教中一些相同的内涵与制度，使得各相迥异的印度各地区维持了一种一致性。另一方面，随着英国殖民当局的思想文化改造，基督教对印度的渗透，印度教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颓然状态。固化的种姓制度遭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冲击，受到了自由平等思想的挑战。同时，萨蒂制、童婚和贱民压迫等陈规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宗教繁冗复杂的程序也使人们苦不堪言。因此，印度教对印度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宗教改革对印度来说，也是迫切的。这激起了类似于达耶难陀的思想家的愤慨，通过宗教改革保护印度教。
1824年达耶难陀出生于距离印度半岛的西北海岸不远的古吉拉特邦的一个繁荣、富裕的小镇，他的父亲在这个国家的政府中担任受人尊敬的职位并且享有盛名。他的家族是最高等级的婆罗门，受到极大的尊重。5岁时他开始接受传统的非西方式的教育，他并不像同一时代的其他改革先驱一样学习了多门语言并且接触与掌握丰富的外国与其他宗教的知识，但是由于对印度本地与印度教的知识的系统与刻苦地学习，使得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具有无可比拟的针对更广泛群体更广阔面积的适用性。达耶难陀的父亲是娑摩吠陀婆罗门(德干地区最高的婆罗门以特定的吠陀命名，娑摩吠陀婆罗门是最高等级的婆罗门)，这决定了达耶难陀的教育是从保存和研究吠陀开始的，也为他在以后的宗教改革辩论中对于吠陀见解的权威性打下基础。在达耶难陀十四岁之前，他已经熟记四部吠陀，学习了一些梵文语法的著作。在走完身份的既定路线之后，达耶难陀继续他的研究并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但他心爱的妹妹与叔叔因为一种剧毒的犬瘟热相继去世了，悲痛促使他开始转变为悟道者，探寻生与死的区别与意义，以及如何克服死亡。朋友与学者告诉他冥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达耶难陀决定抛弃现有环境，离开家游走四方冥想与交流。他的父母认为婚姻能使他放下这种苦行僧思想，但他的决心很坚定。
从1845年到1860年间，达耶难陀几乎走遍了整个印度，发掘了最纯粹的知识，寻访了最有名的学者，造访了最著名的学术中心。之后，针对印度教的衰败与印度社会的水深火热，他用他渊博的学识、新颖的论述和大胆的言辞进行辩论、讲解与教导印度教教义，开始有了欣赏者和追随者。在又花了几年时间传播他的教义后，达耶难陀于1875年在孟买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组织——即圣社，之后又在多地建立分支，利用这些组织发起了对印度宗教与社会的改革运动。不可避免，改革受到了来自顽固派和殖民当局的阻挠，1883年，在经历了数次的威胁之后，达耶难陀被反对派毒死了。
3. 达耶难陀宗教改革思想的内容
3.1. 反对偶像崇拜
宗教的神灵观和神性观是宗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神是宗教信仰和宗教崇拜的对象，没有神，也就没有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宗教将无从谈起。决定各个宗教的相异不在于相信神的存在，而在于对神的理解以及赋予神的神性。
“1) 神是所有真理和一切通过它所知事物的首要原因。2) 神是全真理、全知识、全祝福、无形的、全能的、公正的、仁慈的、自生的、无限的、不变的、无始的、无可比拟的、万物的支持主、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不灭的、不朽的、免于恐惧的、永恒的、神圣的、宇宙的起因。只有他才值得崇拜。” [1] “吠陀里是这么说的，‘他是未出生的。’‘他覆盖了所有。’‘他是纯洁的，从来没有出生，也从来没有变成人的样子。’从这些引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帝从来没有诞生过。” [2]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达耶难陀是承认神的存在的，并且认为神是完美的，是一切所知的首因，他反对化身论。但是，相信神的存在以及完美，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多神论”与偶像崇拜。
“像因陀罗这样众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神性存在，而是一个绝对存在的不同方面。” [3]、“在所有的吠陀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不止一个神，相反，许多地方都明确说，只有一个神。无论任何人，只要具有卓越的品质，就被称为神派，但没有任何地方说他是神，把‘神’一词当作神的人是大错特错的。” [4] 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才能算是根本的、严格的‘一神教’。” [5] 在达耶难陀之前甚至是之后的印度虽然存在种种“一神”倾向，但严格来说，印度教确实属于“多神”教。
“一神”相对于“多神”是一种进步。从宗教意义上来说，宗教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从何处来终将到哪去，世界是什么样的。假设每回答一个哲学问题就创造出一个神，那么神的权威性将大大减弱。达耶难陀首先将神定义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宇宙起源和真理来源，其次再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个，并且不需要偶像崇拜，只需要信仰他，一切就可以得到答案和解决。这使得印度教逻辑体系更为系统，也能更大程度地吸引更多的信徒。而由于人们崇拜的偶像名称、形式和特征不同，让“一神”进展迟缓。因此，反对偶像崇拜是达耶难陀宗教改革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达耶难陀说偶像崇拜起源于耆那教的无知，是耆那教的骗局，是类似于教皇一样的人物为了谋生诉诸于戏弄和欺骗所树立的。“灵魂拥有意识，而偶像是死亡和惰性的。你的意思是说灵魂也应该失去意识，像偶像一样变得毫无生气吗？” [6] 他说吠陀中没有一个词来支持偶像崇拜，也没有一个词支持神可以根据奉献者的意愿被召唤和命令离开的信仰。吠陀经中没有一节允许对神的祈祷和给偶像赋予活力，同样也没有任何一节表明召唤偶像、给他们沐浴、把他们安置在寺庙里、给他们涂上檀香是正确的。神是无形无所不在的，没有形象的。一个人看到世间万物都应该想到神，仅仅看见偶像才能使人想到神，这是说不通的。因为从宗教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当偶像不在视线之外时，信徒不会想到神，当独自一人时，可能会屈服于罪恶的诱惑。他相信没有人见证他的行为，他会毫不犹豫地犯下最可耻的罪行。对神灵的尊重以及信仰对人的约束应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达耶难陀反对偶像崇拜的原因还有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到近代印度宗教改革的世俗化倾向。数百万卢比用于建造崇拜偶像的寺庙，这会导致贫穷和懒惰；钱给了邪恶的祭司，他们把钱花在放荡上，捐献人丧失了他的快乐，痛苦不堪；这些人容易受到忘恩负义的指责，因为他们对父母和其他值得尊敬的人没有应有的尊重，并且当这些偶像被贼偷去或被打碎，他们就大声哀哭；偶像崇拜者放弃了一切积极的工作，把崇拜视为唯一，浪费了宝贵的生命。印度教传统的等级秩序、来世生活和个人忍受特点正随着对偶像崇拜弊端的揭露，逐渐变成以人为本、现世生活和平等理性。
“偶像崇拜是一条深沟，谁掉进去，就被砍成碎片，永远出不来，甚至死在里面。没有人通过崇拜偶像而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大多数崇拜偶像的人仍然无知，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绝望中死去。凡现在和将来拜偶像的，都至死没有享福。” [7]
3.2. “回到吠陀去”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以解释本时代为出发点的，而真正的改革家都是立志于解决时代问题的。面对失调的社会，孔子的解决方案是“克己复礼”，这是一种回到过去，但是这种回到过去，却是积极的，因为周礼只是孔子的一种借助手段，他真正希望的是有一套规则能约束社会关系从而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面对印度的危机，达耶难陀的解决方案是“回到吠陀去”。达耶难陀给吠陀确立了宗教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吠陀经是真知的书籍，每一位雅利安人的最高职责就是读或听别人读吠陀经，教别人或读给别人听。” [8] “我们相信《吠陀经》是唯一确定真正宗教的最高权威——生命的真正行为。《吠陀经》所规定的一切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而凡是被他们谴责的，我们都认为是错的。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宗教是吠陀。所有的人，特别是雅利安人，都应该相信吠陀，从而在宗教上培养统一。” [9]
然而，达耶难陀是“托古”并非“复古”，“回到吠陀去”是其宗教改革内容，但是也可以说是手段。他所向往的是吠陀时代社会的秩序化，而非吠陀时代的秩序本身，“托古”体现了改革内容与形式的分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们仿佛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0]。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改革家，推翻旧制度后该改革成什么样比推翻旧制度难得多，基于印度时代的失序，我们看到，达耶难陀的所有改革主张与措施都表现出对稳定社会的向往。因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印度宗教与社会原有的稳态变得不平衡起来，但是建立新风貌的印度的思想条件与现实条件并未成熟，因此达耶难陀的改革就不得不从过往稳定社会中汲取灵感。吠陀时代是和谐稳定的象征，而吠陀又是那个时代制度的载体。因此，“回到吠陀去”的言下之意是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新的印度，而“托古”还是“复古”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托古”是为了确立民族自尊心，因为民族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达耶难陀在《真理之光》中，大肆赞扬古印度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并认为世界上现存的知识都起源于印度，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梵语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语言。“世界上现存的所有科学和宗教都起源于印度，并从那里传播到其他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法国人Jacolliot先生在他的《印度圣经》一书中告诉我们，印度是各种知识和良好制度的源泉。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和宗教都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来的。他这样向上帝祈祷：“主啊，愿你将我的国家提升到古代印度所达到的文明和进步的高度。”Dara Shikoh王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在其他语言中，没有比梵语更完美的知识了。他在对《奥义书》的评论中说，“他读过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但他的疑虑从未消除，他也从未如此快乐，直到他学习梵语，这消除了他所有的疑虑，使他非常快乐。” [11] 而文明这样先进的一个国家没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必要，一切的制度和真知都在吠陀里，现实世界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吠陀解答。同时他还斥责印度领土上别的宗教，认为他们“就像在欧洲一样，在印度，教皇以上千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撒下伪善和欺诈的网，换句话说，印度的教皇们阻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获得知识和与善的交往。事实上，他们一直在误导人民，什么也没做” [12]。但既然印度教如果真如他所言曾经那么先进，为什么在近代以来面临衰落的危机呢？因为在近代以来，战争这样毁灭时刻的降临，使得印度真正有学问的人已经被杀，印度的智慧已经被扭曲了，知识之光暗淡了，英国占领了这个国家。婆罗门变得缺乏知识，无知的人做了百姓的师父。因此，他认为只要真正的婆罗门或苦行僧逃脱耆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所设的陷阱，同时帮助他人保持对吠陀经的爱，并在雅利安人的头脑中，维持着阶级和秩序的制度。从而重建起达耶难陀认为印度最辉煌的时刻——吠陀时代的印度社会。基于这个伟大目标，“他需要一个杠杆让他卸下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他要激发他的自尊心，让他对自己遗产的巨大价值充满信心。这样他就会认为，为了保护遗产，为了使自己配得上拥有它，他所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达雅南达梦想着一个精神上、智慧上、高贵上的重生的印度。他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在各个方面都和它最辉煌的过去一样伟大，如果不是更伟大的话，他希望他的同胞们以信心和热情去实现这个理想。” [13]
3.3. 对宗教弱势群体的关怀
3.3.1. 对种姓制度的改革
印度目前关于种姓的最早记录，是印度教的经典《梨俱吠陀》，当中提到当神创造第一个人时，由他的身体分出很多部分，“婆罗门是他的嘴，刹帝利是他的手臂，吠舍是他的大腿，首陀罗从他的脚而来”。之后，随着社会发展，种姓制度变成了一种固化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各个种姓在社会分工上，职业世袭；婚姻生活上仅允许内部通婚，不同等级通婚是大禁忌，所生子女贬为贱民；宗教祭祀上不同等级权利不一，其中婆罗门宗教特权最多。四个种姓由高到低分别是垄断祭祀与教育的婆罗门、掌握国家行政与军事的刹帝利、从事商业的吠舍和体力劳动的首陀罗，种姓制度之外，社会的最底层人物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种姓制度使非婆罗门与刹帝利之外的群体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与压迫，同时，关闭了社会阶级的上升渠道，使得社会流动性差缺少活力，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类似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宗教内核就是平等，所以在当时，改信宗教的人很多。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达耶难陀对种姓制度做出了一些新的改革。
针对“婆罗门至上”，对于《梨俱吠陀》中的那句话，达耶难陀指出之前人们的理解是错的，神是没有形状的，因此不可能有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宇宙是由无所不在的神创造和维持的，人类的领导者就像头一样，称之为婆罗门；能力与力量出众的像双手一样的，称之为刹帝利；经常为贸易奔波的人主要依靠大腿的力量的人，称之为吠舍；就像身体最低处的脚一样无知的人，称之为首陀罗” [14]。换言之，种姓只是一个称呼，人的作为决定种姓，而不是种姓决定人能做什么。对于婆罗门在宗教上的特权，我们之前就提到过达耶难陀认为印度教的经典吠陀人人都有学习的权利，男人女人高种姓低种姓都可以，并且仅靠婆罗门，国家是不能进步的。同时，他对婆罗门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和个人规范，认为种姓的高低应根据品德与能力来划分，父母不是婆罗门的人也能成为婆罗门，只要能力出众，勤奋好学，相反品德败坏的人应该成为低种姓。
针对职业划分，达耶难陀在《真理之光》中，并没有改变四个等级所对应的职业，但提出了新的等级的划分标准。即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们的资格、成就和性格被分到不同的等级。通过采用这种制度，所有人都将在各个方面取得进步，因为高等级将一直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他们的孩子会被降级到低等级。同样的恐惧也会使孩子获得知识和文化。而下层阶级则会受到激励，努力争取进入上层阶级。通过以上的划分标准，四个等级仍然在做原本的工作，但显然效率和结果令人信服得多，因为“社区的教育和宗教的宣讲应该托付给婆罗门，因为他们有渊博的学识和模范的品格，可以履行最令人满意的职责。通过将国家事务委托给刹帝利，一个国家就不会因暴政或管理不善而受苦。养牛，做生意，等等，应该托付给吠舍，因为他们可以很好地做这些工作。首陀罗是做低贱的服务，因为由于缺乏教育，他是无知的，不适合更高的职位，但可以服务于社会的物质需求” [15]。
3.3.2. 对女性地位的改革
在印度，歧视妇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着压迫妇女的种种陋习，例如童婚制、高额的嫁妆以及残忍的寡妇殉葬。印度教教义中规定了女人天生就是下等的，印度妇女长期以来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可以说女性的不平等是印度近现代化的一块绊脚石。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达耶难陀认为男女平等并且女性同样拥有接受教育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在《真理之光》第四章“结婚的处理及婚后生活”中，根据他对婚姻制度的态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女性的关怀。
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摩奴法典》中说道：“三十岁的男子应该娶他所喜爱的十二岁的女子；二十四岁的男子娶八岁的。” [16] 长期以来，童婚制度在印度十分普遍，并且对众多的印度妇女造成了极大的不可逆转的身心伤害。“1931年做过有关统计，72%以上的女子年龄都不到15岁就结婚了。” [17] 针对童婚制度，达耶难陀提出；“女子最佳出嫁的日子，是从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男子最佳结婚的日子，是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八岁。” [18] “由于居民忽视了对知识的追求开始童婚，而且是在父母的控制下的，这导致了印度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切善良而明智的人都有义务废除这种有害的制度。” [19] 达耶难陀认为女子只有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期间才是发育完全并且适合生育的年纪，童婚制度是不符合吠陀的要求的，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秩序社会中应该被废除。
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说明圣社在改革寡妇殉葬制度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效果但我们可以从一些事实中看出：几乎每过一个星期圣社的报纸都会宣布一桩或多桩印度寡妇的婚姻庆典。在这一点上，在印度社会创造了一场相当大的革命，寡妇再婚很快就失去了之前被鄙视的恐怖。
4. 宗教改革思想的双重影响
4.1. 积极影响
民族国家的产生方式是“‘异质’成分不断缩小，‘同质’成分逐渐增加。同质性社会使民众的交往日益扩大，逐渐认识到自己本身的共同特质，形成了以新的共同体为认同对象的民族意识。在此期间产生了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 [20]。而宗教特性可以说是印度最“同质”的因素，以梵社、圣社等团体为代表的印度近代改革是印度民族主义诞生的根源，激起了广大印度人民共同建设统一独立印度国家的热情。同时，印度教教义内在的哲学原理形成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内涵，间接决定了印度的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再也分割不开。而在这场运动中，达耶难陀的改革思想影响最为广泛，与印度教传统相结合的改革方式给了之后的民族主义运动者与政治精英巨大的启发。
印度国大党之中的激进派代表提拉克，斥责认为英国殖民有其积极因素的温和派，要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斗争。提拉克从达耶难陀思想中汲取灵感，借助印度教传统来团结人民。首先，提拉克认识到政治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民与政治的最好粘合剂；其次，就像达耶难陀选择吠陀一样，提拉克选择了《薄伽梵歌》，并大力宣传《薄伽梵歌》的至高无上性，认为《薄伽梵歌》是印度“吠陀宗教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接着，他论述道，《薄伽梵歌》的四种瑜伽流派只是四种形式，本质都是“梵我合一”；最后，他通过强调“业”即行为在瑜伽中的突出作用，号召印度教徒为建立与神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积极作为 [21]。借助经典是宗教改革内容，但是也可以说是手段。印度与中国一样，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改革中应当处理好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通过印度传统典籍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印度教教徒，让他们为建设印度教国家贡献热情与力量。
达耶难陀逝世后的圣社领导人们，仍然在其基础上，对印度民族主义做出巨大贡献，比如圣社古鲁库拉派首领斯拉达南达和学院派首领拉杰帕特·拉伊，二者皆为最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大斋会的重要领导人，前者积极带领圣社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22]。甘地之所以能得到圣社以及广大的印度教徒的支持，是因为甘地是一个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政治家。甘地主张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其思想论述逻辑与达耶难陀一致。首先，他把追求真理当作是人最高准则；其次，把真理与神结合起来；最后，信神的人等同于信真理，本质上都应该为当时不符合真理的印度社会做贡献。但甘地与达耶难陀不同之处在于其淡化了各宗教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反罗拉特法斗争(反对英国殖民当局任意拘捕被怀疑为反政府的嫌疑犯)中，被国大党嗤之以鼻并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甘地却引发了群众斗争高潮。之后，甘地渐渐成为了印度民族运动中不容置疑的领导人，这也间接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强大威力。
圣社对萨瓦卡尔，即印度首位提出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人的影响也很大 [23]。萨瓦卡尔的著作《Hindurva》中许多观点直接来自拉杰帕特·拉伊；萨瓦卡尔与拉尔·钱德在种姓方面的主张一致，认为种姓制度是一个和谐的秩序系统，所有组成部分都有合法和有价值的作用，它强调改善而不是改革是促进系统内和谐的关键，像许多其他大斋会领导人，萨瓦卡尔积极从事这种工作；萨瓦卡尔虽然认为种姓制度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对于种姓制度中的婚姻制度和不可接触制予以猛烈抨击，其中许多论点与达耶难陀一致，比如在看待婚姻制度方面，都从现代医学与遗传学的角度谈童婚与近亲结婚的危害和血液之间没有不同。
综上，印度许多民族运动领导人通过印度教这个“同质”，结合印度教传统，将民族问题宗教化，团结起广大印度群众加入反英国殖民斗争，为印度民族独立提供了巨大力量。然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印度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之时，也埋下了许多隐患。
4.2. 消极影响
为了团结下层群众，宗教改革势必要在种姓制度上给他们合理的待遇。确实，一代代的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也都是这么做的。改革可以赢得更多地支持，但是废除却会带来更大地损失。因为在印度，种姓制度就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即使在现代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广大地区，种姓与种姓之间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位印度学者说过：“在印度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放弃不了种姓。”一位聪明的印度改革家是不会冒险尝试废除种姓制度的。出身婆罗门的达耶难陀提倡应该改革种姓制度，根据品德与能力而不是出身来重新划分等级。抨击“婆罗门至上”主义，认为没有道德与学识的婆罗门与最底层人民无异。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对传统印度教十分有勇气的挑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培养出众的能力与品行，是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的，这对众多生活在种姓底层的苦难的印度人民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为反对种姓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却不能撼动千百年来让印度维持社会稳定的种姓制度。当时的印度是为了获得民族独立而改革种姓制度，并非是为了废除种姓制度而改革种姓制度。因此，不得不对其做出妥协与让步，尽管大部分领导人都意识到了种姓制度的危害。正如积极反对种姓制度的尼赫鲁也曾说过；“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条件之下，印度终归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那个光荣的半岛就将要沦落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凄惨的‘伦敦东区’了。” [24] 因此，在印度宗教民族主义中，种姓制度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存在。即使在印度独立后，有相当多的法案要废除种姓制度，但是无意识中，仍然在坚持继续利用它，使得今天要对废除种姓制度更为困难。
民族主义也常因为其极端的本质遭人诟病。对同质的最大程度地聚合也导致了对异质的过分排斥，今天印度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紧张，来源就是宗教民族主义的扩大化。
或许达耶难陀处理好了传统与改革的关系，但是对于印度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却十分恶劣，这导致了他最后被自己的穆斯林敌手毒死。达耶难陀认为如果任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印度发展，而不采取进攻的措施的话，那么印度教将被取代，因此，他对这些宗教的态度是敌视且激进的，并在著作中痛批这些宗教。圣社又叫雅利安社，从名字上看，这确实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团结了印度教徒，但是占印度人口相当一部分的穆斯林却被排除在外 [25]。达耶难陀之后的圣社对待穆斯林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日益发展的改信运动使得二者关系更加紧张。可以说，圣社对印穆关系的紧张应该负有一部分的责任。二教代表性政党出现后，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两个民族”理论萌芽与成熟1。加上英国对印度的这种教派冲突的别有用心的引导与利用，最后造成了印巴分治的悲剧。印巴分治后，冲突规模上升为国家层面，暴力冲突时有发生，造成不可估计的人员与财产损失。而在今天，随着印度人民党在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得势，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崛起成为主流，这将使得南亚地区的地区安全问题发生变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达耶难陀的改革思想包括反对偶像崇拜、主张“回到吠陀去”以及对宗教弱势群体的同情等。总的来说，达耶难陀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思维缜密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心系国家的改革家。其宗教改革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并且以其改革思想创立的组织圣社，以及圣社创办的学校社会组织等，今天在印度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其思想有时代局限性，但对当时社会因素复杂的印度来说，一种可能性趋势，远比其实际意义更重大，从这个角度，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因此，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仍不妨碍达耶难陀是近现代印度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NOTES
1“两个民族”理论是指在印度境内的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穆斯林不是一个民族，可分别独立建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