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选取CGSS2018的最新数据来研究关于我国居民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化。关于教育的差异化研究，早已有许多结论产生，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化是否还像之前的那样明显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使用的是Stata14.0的系统，利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采用多个基础控制变量，包括户口(农村与非农村)、父辈教育程度、民族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来共同研究这一现象。研究发现：城乡的性别差异依旧十分明显，而家庭经济条件对于教育性别的较小。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latest data of CGSS2018 to study th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clusions abou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whether th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as obvious as before is worth studying. In this paper, Stata14.0 system is used, logit model is used f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basic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ural and non-rural),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ethnicity an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used to jointly study this phenomenon.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still very obvious, an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have little effect on educational gender.
1. 导言与研究假设
我国是倡导分配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是一种帮助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密码。而在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大数据盛行科技发展飞速，贫富差距日益缩小的今天，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否还有很大差距？
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这方面，城乡教育获取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呈现出明显的悬殊。首先，城镇居民家庭条件良好，所处环境相对优渥。城镇的居民所选择的职业不仅仅限于农活或外出打工之类的工作。而相对与农村而言，男性承担的家庭压力相对较大，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家里老人有部分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存在，因此从程度上说，农村地区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比城镇地区更严重。其次，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教育成本负担的压力较小，而且城镇家庭在经济上的优势也能转化成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优势，而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低，相比城镇居民在教育获得中处于劣势地位。第三，父母言传身教是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父母本身教育基础好，对于男女平等观念理解的相对来说也较为深刻。基于以上讨论，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非农村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群体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化较小；
假设2：家庭经济基础好的群体相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薄弱的群体，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较小；
假设3：父辈接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父辈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不明显；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根据已有的文献，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别、户籍身份(城乡)、父亲的职业地位、父母亲教育程度以及兄弟姐妹人数，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户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程度 [1] 。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2018年的问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久，文本中没有关于兄弟姐妹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把其加入自变量。与此同时，我国地幅辽阔，各地居住人口不一样，少数民族一般居住于地广人稀的内蒙古，新疆或西藏等地区，这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居民大部分经济条件和思想意识相对落后，而且由于我国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计划和教育加分政策等因素的区别。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所有的统计模型都加入民族(虚拟变量，1代表汉族，0代表少数民族)作为控制变量。
性别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因此这是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在本研究的所有统计模型中，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女性 = 0，男性 = 1)。
城乡差别：我国是二元制的结构，城乡差异较为明显。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农村居民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今城市化较为普遍，但是城乡的差异化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由于城乡户口涉及到来回转换的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的是居民14岁这个时间段的固定的户口来作为控制变量，因为根据相关教育研究分层的惯例，14岁这个年龄段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作为测量指标尤为重要。在本研究，户口是一个时变的(time-varing)虚拟变量(农村户口 = 0，非农村户口 =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经济条件也是研究高等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的发展觉得着社会的发展，这包括父母的工作的结构，家庭经济压力的因素以及生活条件的层次化。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来获取资源，由于当时还没有实施双减政策，所以很多家庭会选择比如校外补课，请家教等方式来帮孩子补习功课，从而提升孩子的学习水平，达到升学的目的，而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相对薄弱，家长选择补习功课的可能性较小，孩子升学的概率较小，早接触社会工作来分担家庭压力就比较有可能。家庭经济条件的是一个连续变量，用以衡量被访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父辈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是影响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基因确实是影响下一代特别重要的因素，而抛开这个先天因素不谈，后天因素也是影响特别大的一环。父辈接受教育的文化程度越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思想就比较先进，家庭环境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所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当今社会虽然还有较少的残余，但更多的是停留在保守的老年人思想当中。年轻的一代人思想比较先进，接受的教育程度也比较高。本文把父辈接受教育的程度分为四个等级来考虑。家庭文化程度高，争夺优秀的文化资源的意识就更强烈，对孩子的教育也不只停留在单一的方面。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全国28个省市的城市和农村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具体的模型借助统计软件Stata14.0进行拟合，把系统中适合本文研究的数据进行归纳整合，拟合成数据处理合适的分类变量。问卷分为两个部分，本文只选择了A部分的问卷来进行研究。本研究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来验证上一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该数据收集了被调查者非常详细的教育信息等，比如现阶段教育的状态等，但是本文只选择相对比较问题没有那么细化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变量。本研究选取1963年之后出生的样本纳入考虑范围，筛选之后参与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7236人，见表1，表2 [2] 。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表1. 变量选取与说明
资料来源：利用stata14软件对CGSS2018数据整理计算所得。下表同。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3. 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的是logit模型用来分析数据。之所以没有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是因为本文采用的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和定序变量，如果采用OLS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那样得出来的结果会有变动，导致误差 [3] 。本研究首先新建了一个基准模型，只保留了基础的变量，作为参考，没有做交互效应。模型1、模型2以及模型3对应的是上文的三个研究假设，用控制变量家庭经济条件、城乡户口、父辈接受教育的程度与分别与教育的性别差异化作交互效应。其中把家庭经济的十个等级做了对中化处理，把父辈接受小学阶段的教育作为参照的常数量，把初中、高中及中专和大学及以上分为了三类，分别来研究不同教育阶段对教育性别差异化的影响，见表3 [4] 。
Table 3. Logit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terms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表3. 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及交互项的logit模型
注：1)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2) ***p < 0.01, **p < 0.05, *p < 0.1。本表数据为CGSS2018中1963~2000年出生的样本，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参照项是小学及以下。
从基准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变量均呈正向显著。其中男性的高等教育是女性的1.16倍。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化是显著的。在不同的文化水平年龄段中居民的性别差异是不同的，高中及中专这个年龄段的居民性别差异显著。同样，城乡差别对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化影响十分明显，非农村人口(在14岁阶段)的入学机会是农村人口的3.89倍，这大致等同以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而家庭条件虽然对高等教育机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系数上看作用不大。基准模型已经表明家庭经济对高等教育机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模型1中，本文需要检验这种正向影响是否因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模型1显示，家庭经济条件与性别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就父辈文化程度与性别交互项假设而言，模型2显示父辈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的群体男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于女性。到高中阶段，性别与高中与中专的交互项系数呈负向显著，因此在这阶段，性别的差异化在下降。模型3中交互项显著，表明城乡差别对高等教育机会在性别间的分配存在显著性影响 [5] 。
4. 总结与讨论
基于2018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的数据分析结果，本文考察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差异化。我们可以推论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和、长久以来的教育扩张、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传统观念的变化等多项因素应该都对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化历史趋势有所贡献。高等教育机会在性别间的分配并不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职业的多样性日趋丰富，女性已不仅限于作家庭主妇，而在社会贡献的作用也比较大。女性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深造与学习，不只像过去一样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
父母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父辈文化程度最低(小学及以下)的层次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不平等。但在初中和大学高中的层次中，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开始消失。
城乡差别对于高等教育十分明显，农村人口在高等教育机会上明显处于劣势。虽然如今互联网普及，线上线下教育双线并行，但是对于不同的地区，无论是师资力量的获取还是教学资源的利用，农村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以上观察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城乡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主要贡献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贡献来自于父辈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群体，第二个贡献来自于男女权力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男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是一样的，当今社会不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