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Fertility Intention
DOI: 10.12677/ORF.2022.123100, PDF, HTML, XML, 下载: 172  浏览: 506 
作者: 马程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关键词: 家庭资本社保满意度生育意愿Family Capital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摘要: 计划生育政策对抑制我国人口膨胀产生了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加重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人口比重越来越低。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数据,研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民族、政治面貌等一些客观因素之外,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社保满意度对志愿服务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认为社保满意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保满意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最后,为提高我国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提出几点建议。
Abstract: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curbing China’s population expan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aggravated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leading to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increasingly low proportion of the labor popul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9)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som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outlook, family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rtility willingness. People with a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have higher fertility willingness;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s higher have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procreate than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is lower.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China.
文章引用:马程雨. 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J]. 运筹与模糊学, 2022, 12(3): 947-954.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3100

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现象日益突出 [1]。“人口红利”消失、生育意愿遇冷、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将构成巨大挑战 [2]。为保持国家人力资源优势,政府逐步开放生育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政策,但全国出生人口增加率依旧不显著 [3]。2013年我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2014年人口出生率比2013年增加了0.29个千分点,2015年出生率又开始下降。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同年新出生人口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人,是2000年以后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出生率比2015年增加了0.88个千分点,但此后每年的出生人口数又不断下降。我国人口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近十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且越年轻的生育群体生育意愿越低 [4]。2014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生育率回升,但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的陷阱。 [5]。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6]。

本文将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访问数据,通过SPSS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一些建议,用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公众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研究结果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和人口政策,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了解社会公众最真实的生育意愿,二是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生育方案,三是有利于制定符合社会实际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调整我国的人口结构构成。

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外部政策和社会环境,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参与主体的一些个体特征以及个人的内在追求等。

2.1. 外部因素

学者们对于生育意愿的外部影响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外部因素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政策、社会环境等因素。关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历程,李建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再到限制生育、最后向鼓励生育转变的四次重大调整 [7]。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产生的后果,有学者测算了生育政策调整中堆积夫妇的生育释放量 [8];有研究就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人口学后果进行分析 [9];有研究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10];还有研究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生育政策调整的初期效果是明显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低生育率状况 [11]。

2.2.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有时候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内部因素往往是个体作出生育决定的最后一步,主要包括家庭因素、内在行为动机、价值追求等等。在微观层面,大多学者早已关注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2]。也有学者对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关系压力进行研究,认为这三座大山是造成育龄人群生育率未达到国家预期生育效应的主要原因 [13]。密集型教养方式在中国成为了育儿新趋势,大幅度增加了家庭育儿成本 [14],但我国生育成本分担主要由家庭承担,进一步压制了生育的自由度 [15]。而对于大多育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为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少生优育”的新思想弱化了传统生育价值观 [16]。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于志愿服务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会的政治以及政策环境,没有把更多焦点放在参与者的个人因素上。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是往往参与者自身的条件才是作出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本文将立足于生育意愿的内部因素,从参与者自身因素出发,探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家庭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3:社保满意度知在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定量分析的数据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5年发起的一项抽样调查项目,主要涵盖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主要领域,其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细和科学的数据参考。其调查结果可推论至全国年满18至69周岁的住户人口,具有较好的数据公信力与社会声誉。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从CSS2019数据中选取相应的样本,并除去缺失值,得到最终的有效样本为1017个,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

3.2. 模型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常用于数据挖掘,医学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中应用也十分广泛。该模型在实际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原因是其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也是与其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0即1。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Y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P ( Y = 1 | X 1 , X 2 , , X n ) = 1 1 + e α + i = 1 n β i X i (1)

式中:P为生育意愿发生的条件概率;X为生育意愿自变量因素;αβ分别为logistic回归模型截距和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ln = α + i = 1 n β i X i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P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odds = P / ( 1 P )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Y是生育意愿。在CSS2019调查问卷中,将因变量Y生育意愿体现为“您还打算要几个孩子?”。如果受访者选择问卷选项中的“再要一个、再要两个和再要三个及以上”,则意味着有生育意愿,将其赋值为1;如果受访者选择“可能不要了和肯定不要了”,则意味着没有生育意愿,将其赋值为0。

3.3.2. 自变量

1) 家庭资本。家庭资本概念源自社会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首度对资本概念进行了系统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藏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种体制化的持久关系网络。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书中将资本划分为3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后期又新添符号资本 [17]。科尔曼(Coleman)认为家庭资本属于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涵盖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水平等,凡是个人占有的、镶嵌在人际关系中的并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内容都属于这一范畴 [18]。本文将从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资本中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也是其他家庭资本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与经济有关的资源总和 [19]。将其测量为问卷中的“去年您的家庭总体的收支情况”,并进行操作化,“收大于支”赋值为1,说明家庭经济资本高,“收小于等于支”赋值为0,说明家庭经济资本低;家庭文化资本属于隐形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和文化背景的综合,家庭文化资本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自身所获得的学历和文凭证书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及教育期望等方面 [20]。将其测量为“受教育程度”,并进行操作化,将回答“未上学到初中”赋值为“1”,将回答“高中到职高技校”赋值为“2”,将回答“大学专科到研究生”赋值为“3”,赋值越高说明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家庭社会资本是借助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而形成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与家族、同事、朋友等之间的网络频率以及广度密切相关 [21]。将其测量为“近两年来您参加了以下哪些社交圈?”,并进行操作化,如果受访者有选择问卷选项中的一个或者某几个,则意味着参加社交圈,将其赋值为1,说明家庭社会资本高;如果受访者选择“以上都无”,则意味着没有参加过社交圈,将其赋值为0,则说明其家庭社会资本低。

2) 社会保障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指的是人们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否满意的一种个人认知和判断。选自CSS2019调查问卷中“您认为政府在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做得好不好?”,并进行操作化,将其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将选择“很不好”赋值为1,社保满意度为“很不满意”;将选择“不太好”赋值为2,社保满意度为“不太满意”;将选择“比较好”赋值为3,社保满意度为“比较满意”;将选择“很好”赋值为4,社保满意度为“很满意”。

3.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一些变量提取作为本次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具体包括:1) 政治面貌,选自CSS2019调查问卷中“您的政治面貌是?”,并对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非党员 = 0;党员 = 1);2) 民族,将民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汉族 = 1;其它 = 0);3) 户口,将户口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4) 宗教信仰,将宗教信仰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无神论者 = 0;有宗教信仰 = 1)。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017)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17)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2所示)。1) 政治面貌,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所以不同政治面貌的人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党员比非党员的生育意愿更高;2) 户口,结果显示户口对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3) 宗教信仰,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对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4) 民族,结果显示民族对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

4.2. 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2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家庭资本一起放入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相比于收小于支的家庭来说,收大于支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p < 0.05),具有更好的家庭经济资本来抚养孩子;相比于没有参加社交圈的人来说,参加过社交圈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p < 0.05),可以为以后抚养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社会资本;受教育程度 = 2(学历水平在高中–职高技校之间)的系数为0.618,市场能力 = 3(学历水平在大学专科到研究生之间)的系数为1.052,假设1成立。分析结果可得,学历水平在高中至职高技校之间的人的生育意愿相比于学历水平较低的(未上学到初中)人高,但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文化资本。

4.3. 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2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社保满意度一起放入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p < 0.05),社保满意度 = 2、3、4的系数明显比社保满意度 = 1的系数要高,因此假设2成立。分析结果可得,认为社保满意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保满意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ling variables, 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o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2. 控制变量、家庭资本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注:家庭经济资本参照组为收小于等于支;政治面貌参照组为非党员;家庭社会资本参照组为未参加社交圈;民族参照组为非汉族;户口参照组为非农业户口;宗教参照组为有宗教信仰;家庭文化资本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社会保障满意度参照组为很不满意。

4.4. 家庭资本、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模型四显示了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如表2所示)。将控制变量、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三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依然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社保满意度在模型四中系数显著,且在以社保满意度为因变量、家庭资本为自变量的放入到模型中,家庭资本的p值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判断社保满意度知在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的作用。为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本文进行了sobel检验,Z = 1.954,p < 0.05,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假设3成立。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民族、户口、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下,从居民自身因素出发,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家庭资本与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家庭资本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相比于收小于支的家庭来说,收大于支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相比于没有参加社交圈的人来说,参加过社交圈的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当前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前家庭生存成本太高,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匀,导致家庭生存和养育压力过大,如果再生育孩子会降低原有生活水平和增加生活压力。尤其在疫情环境下,普遍就业压力过大,家庭经济来源不稳定。因此要完善生育福利制度,对有积极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等补贴,完善产假和陪产假以及各种相关配套措施,对生育三孩的家庭可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以鼓励生育。

第二,社保满意度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的人比社保满意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普通家庭由于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成员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兼顾子女和自己,显然会降低生育意愿。因此要多层次调整医疗保险的缴费档次,增加家庭生育成本的预算空间;关注农村养老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反向调节作用,应优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并将补贴力度与生孩多寡相联系;保障城乡教育均等化,适当减轻三孩教育成本。

第三,户口、民族和宗教信仰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政治面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党员的生育意愿比非党员的生育意愿高。因此要发扬党员模范的先锋作用,鼓励党员带头生育三孩,从而带动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人口数量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不利于我国未来的长期发展规划。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来更好地促进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和改善。但本文的出发点主要从参与主体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出发,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生育意愿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钟晓华.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与优化策略——基于城市“双非”夫妇再生育意愿的调查[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7): 127-131.
[2] 朱明宝, 杨云彦. 幸福感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7(3): 52-61.
[3] 朱兰. 生育政策、机会成本与生育需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证据[J]. 西北人口, 2020(2): 90-101.
[4] 王军, 王广州.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J]. 人口学刊, 2016(2): 5-17.
[5] 刘金菊, 陈卫. 中国的生育率低在何处? [J]. 人口与经济, 2019(6): 70-81.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1-06-01(01).
[7] 李建伟, 周灵灵. 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 经济学动态, 2018(12): 17-36.
[8] 姚引妹, 李芬, 尹文耀.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中堆积夫妇及其生育释放分[J]. 人口研究, 2014(4): 3-18.
[9]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 2014(2): 3-17.
[10] 石人炳, 胡波, 宁文苑. 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四省市妇女生育变动分析[J]. 人口研究, 2019(2): 45-60.
[11] 石人炳, 陈宁, 郑淇予.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J]. 社会科学文摘, 2018(10): 53-55.
[12] 阳义南. 初婚年龄推迟、婚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J]. 南方人口, 2020(3): 20-32
[13] 李志, 兰庆庆. 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压力与生育倾向的调查研究[J]. 科学决策, 2017(4): 18-37.
[14] 德普克, 齐利博蒂. 爱、金钱和孩子: 育儿经济学[M]. 吴娴, 鲁敏儿,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1-10.
[15] 夏志强, 杨再苹. 我国生育成本分担的公平性研究——基于生育成本收益非均衡状态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9(1): 47-57.
[16] 何秀玲, 林丽梅.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3): 98-108.
[17]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326-327.
[18] 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https://doi.org/10.1086/228943
[19] 薛晓源, 曹荣湘. 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1): 43-49.
[20] 郭丛斌, 闵维方. 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J]. 高等教育研究, 2006(11): 24-31.
[21] Bourdieu, P. and Kant, H. (2004)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A Reflection of Sociology Guidanc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Beijing, 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