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借孟加拉国关于“数字”和“现代”的极端案例提出：“有时候所谓数字化的新东西内装的不过是旧粪便” [1]，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以“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以及“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等概念来哲学地表达了现代社会当中关于现代技术的发明，究竟是人聪明的物化证明还是“聪明的愚蠢”这一悖反的事实 [2]。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城市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观念想象早已渗入日常生活领域之中，有关“数字依赖”以及“数字鸿沟”的案例不胜枚举。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数字化与现代化作为一组强关联词汇出现在治理领域的讨论中，经由数字治理的技术手段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加速城市现代化建设俨然成为了一套既定的思路。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客观现实，2021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当中明确要求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也意味着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数字化的想象在数字适老化的实践过程中常常会遭遇来自生活领域中的“挑战”。通过民族志的客观描述性实践活动，明确当前社会治理过程中数字适老化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对当前的数字化治理进行哲学反思，理解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生境，体察人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境况。经由技术哲学与人类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分析，以期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新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数字适老化等相关问题作出建设性的思考。
2. 数字化的想象：现代化治理与数字技术的现代性
毋庸讳言，数字技术已经同“现代化”、“现代性”等词汇相互关联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对于数字技术“高效”、“便捷”、“现代”的想象亦随之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中。然而，数字技术究竟为何？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生活的数字世界可能是新的，但我们很难细致地弄清楚新的方式是什么” [3]。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更是指出“成熟的技术系统常常会隐退到自然化的背景当中，变得像树木、日光和泥土一样稀松平常，其貌不扬” [4]。所谓“大隐隐于市”，数字技术早已融入日常生活领域，不易为人所察觉，经由现代社会治理的宣传与推广，它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工具被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当中。或许通过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谓的后视镜(Rear-view mirror)与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才能够真正实现对数字化想象的认识与反思。
2.1. 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5]。自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布局经历了多次不同的探索尝试，而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政治层面明确提出。学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和可能” [6]。从社会领域的治理方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管控–管理–治理”等一系列变化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所谓社会管理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治理则是强调多元协同。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深化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7]。
国际上有关“治理”的界定认为所谓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项活动，而是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在于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牵涉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并非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8]。国内学者指出，我国的治理现代化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它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治理机制，以及具备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 [9]。在这一治理范式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成为了必然趋势和重要治理手段，十九大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显示出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兴起。学者们围绕数字治理开展探讨，分别强调政府基于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开展治理活动，也有学者提出要聚焦数字基础设施治理、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其中“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成为了数字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机制 [10]。综上所述，围绕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以及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范式的思考，数字技术与治理现代化的联系已然密不可分，可以说数字化治理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数字技术的现代性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明确指出，若要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最主要的是对于“纯化”与“转译”两种实践的割裂，然而从现代的制度框架来看很难言说我们已经“现代”了。数字技术如果作为纯粹的技术而言，它可以通过纯化的实践而被“塑造”成现代性的指向与代言，但是当其经由“治理”而被牵扯进生活领域的转译实践中，作为治理技术出现在生活领域之时，这就意味着数字技术也将陷入到现代性的风险与“泥淖”之中不可自拔。“现代人确实认为技术就是一种纯粹的器械掌控术，科学仅仅是纯粹的座驾与压模” [11]，因此当数字技术被“置于”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的时候，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就不得不面对现代世界的另一半——“杂合化”的实践。因而数字技术的现代性所呈现的依旧是在本体论层面所制造的有关现代的虚假断裂，当它游离在“纯化”与“转译”的两种实践之间时候，数字技术的诸多“悖论”也将浮现于日常生活领域之中。
前文提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对孟加拉国有关“现代”和“数字”的极端案例的批判，孟加拉政府因为过度宣传“数字化”(digital)，以至于当地俚语中所有关于“数字化”的事物都被当地人等同于“现代化”事物，甚至连免费分发的一次性大便袋(Peepoo)都被他们称为“数字”大便袋 [1]。由此观之，数字技术的实践会招致有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或者确切的可以称之为“数字化的想象”。通过孟加拉的案例来看，当前国内的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如果不能正视数字技术的现代性风险，那么孟加拉国产生的极端案例极有可能成为前车之鉴。当前国内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特别是涉及数字治理的实践案例当中已经呈现出许多值得探索和商榷的问题，数字适老化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现代化治理的进程中，数字技术手段以及数字治理已然被“包装”成现代化治理的“代言人”。从技术的纯化实践看来，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的确对社会发展有影响，有关于数字化的想象也是具有事实依据的。然而当数字技术关涉现代化治理的逻辑层面之时，它就无法摆脱同生活领域与日常实践之间的“纠葛”，数字技术不得不介入到“转译”实践来面对现实生活的“杂合”，从而揭开数字化想象的“面纱”。
现代化治理在面对“数字时代”以及国内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治理目标之中包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推动数字适老化进程的发展。2017年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强调了改善民生和建设智能社会等战略目标和路径，使数字适老化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数字治理与适老化问题的结合可以从实践层面为研究者所观察，本文以数字适老化问题为切入视角，通过对数字适老化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哲学地反思数字化治理中的相关问题。
3. 数字适老化实践中的困境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亿，已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8.7% [12]，随着老年人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数字适老化问题不仅是现实领域的实际问题，同样也是现代化治理当中所要直面的客观问题。本文通过民族志的客观性描述实践，对数字适老化实践的现状与存在的困难进行概括和阐释，从日常生活实际的层面对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困境进行介绍。
3.1. “主客错置”的实践困境
有学者指出，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 [13]。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一切技术手段当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江苏省H市的数字化治理实践中，当地社区以及众多的社会服务机构都为积极推动数字适老化服务的开展做出巨大的努力，提出了许多相关的数字适老化的服务方案，当地社区也购置了大量的电子终端设备与基础设施来推动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
笔者曾参与江苏省H市某高校与当地社会服务机构联合组织的调查活动，内容是以入户访谈的形式采集全市各个街道社区的老年人信息来完善数据库，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数字适老化服务。调查中呈现出如下问题：首先，调查人员指出老年人因为不熟悉数字终端设备，或者是因为设备老旧，所以他们无法主动更新信息，这意味着日后的数据更新可能依旧需要依赖人员的入户统计与调查；其次，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的数字化的服务形式对于老人而言并非必须，有老人表示很多时候这类数字化服务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种负担；最后，过分的重视数据资料的收集以及看重数字技术支持，有关提升老年人积极参与数字适老化实践意愿的相关问题关注不足。彼得斯指出：“近年来，各种小型智能数字设备开始流行，它们的外形如同黑匣子一样让用户对其内部技术不明就里，但其操作却需要用户动手动脑” [14]。有了全新的数字技术设备以及各类数字技术的支持，却唯独缺少了主体参与意愿。
所谓“数字化适老”并不是简单的将“数字”与“适老”概念进行拼凑叠加。追求数字化的覆盖率以及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忽视了老年人的主观感受，造成了主体的“缺席”，凸显了“数字本位”主义的特征，进而呈现出“主客错置”的情况。数字适老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以人为本，在数字化推动适老化的过程中，若缺少“主体”的参与则数字技术的发展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3.2. “数字鸿沟”视角下的现实困境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与数字适老化方面的问题，有学者以数字技术的技术层面、使用主体层面以及监督层面三个维度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现象进行研究，指出技术层面长期忽视老年群体，缺乏建构性评估，没有真正做到对数字技术伦理编码与现实技术的负载，老年人处于被动 [15]。前文中所谓的“主客错置”表现出数字技术与老年人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而“数字鸿沟”则是有关数字化“中心——边缘”结构的建构，特别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晶态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的增长以及“液态智力”(Fluid intelligence)的降低，使得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学习能力很难与年轻人比较。
现代化治理与数字治理的逻辑下，“数字鸿沟”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被“再生产”出来。以江苏省H市以及黑龙江省B市的调查为例，可以看到所谓的“人工 + 智能”的数字适老化模式。自疫情出现以来，为了确保群众健康安全防范疫情风险，各地都在进行核酸检测工作。在B市2020年年末的核酸检测中，由于老人不能熟练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因而必须单独设置登记处填写相关信息才能进行检测，然而直到2022年的核酸检测中，依然可以看到登记处存在。无独有偶，2022年4月到5月期间，H市根据防疫要求，规定乘坐市内公交汽车的人员需要“扫码”才能乘车。公交车上面除了司机，还配有一位工作人员随行负责登记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B市的当地老年人在遭遇数字化问题之时，通常先找朋辈群体咨询，然后是求助社区工作人员。2021年B市某社区在进行退休人员数据库更新的时候，由于老人不会使用办公软件以及相关系统，最后是由社区工作人员收集资料再统一录入系统。
基于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现代化治理能够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体现出我国治理现代化的特色，而从数字化治理的视角观察，“人工 + 智能”的模式反而使得“数字鸿沟”不断地“扩大”。相较于“数字化”选项而言，“人工”的选项通常会成为老年人的第一选择。所谓的“人工 + 智能”模式，事实上在维持了数字化“体面”的同时，其代价则是现实层面通过增加人力成本来完成数字化治理的任务。其中“数字鸿沟”最直观的感受是数字化的形式与内涵的分离，老年群体在数字化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3.3. 数字适老化的文化困境
文化的定义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 [16]。技术可通过后天习得，而数字技术能否作为被老年人认同的文化却有待商榷。诚然当今世界客观上已经步入了所谓的“数字化”时代，数字科技的浪潮正快速迅猛地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展现出了数字技术的“超越性”。然而文化变迁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老年人对于数字科技的感知、接受度都直接关系到数字适老化的进程。调和数字的“超越性”与文化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是一项长期工作，数字适老化工作的开展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究竟是要老年人顺应数字化浪潮，还是数字技术服务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与“数字化”的需要？如果不能够明晰其中的关系，那么前文中提到的问题依然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不断地出现。
有学者认为，“适老”指适宜于老年人，顾及他们身心健康与发展诉求，而所谓的“适老”不是指“偏老” [17]。“数字化”与“适老化”的“貌合神离”直接折射出文化实践的困境，文化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但是数字化却不是老年人的“必需品”。B市的调查中，被访问的老年人的能够应付日常的数字化实践，但是他们表示自己认为重要的不是设备，而是对于数字技术的掌握。有学者提出希望通过利用VR虚拟仿真技术来加强异地生活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开展数字适老化的服务。对此说法，老人和子女都持否定态度，老人觉得这种设备对他们而言是浪费，子女觉得改善交流沟通问题不是仅靠现代化的数字设备就能解决。2022年4月黑龙江省的一些城市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扫码”，方便老年人出入公共场所。然而从网上的信息中了解到，这种“静态扫码”技术需要多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对于技术要求很高，因此这项数字适老化的项目显然还无法真正投入实践。
综上所述，数字科技的“超越性”在面对日常生活中文化的“稳定性”之时会产生文化实践的困境。所谓困境本身并非文化与技术之间的“背道而驰”，而是由于数字技术“反超”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显然，数字技术的“超越性”无法实现数字适老化的一蹴而就，就过程性而言，数字适老化若要摆困境则需要回归到文化实践的“步调”，循序渐进的推动数字适老化的任务目标。
4. 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
斯塔尔(Starr)和鲍克尔(Bowler)通过“基础型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来说明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事物与道理，可能经由某些事件而显现出来 [14]。数字技术的日常化使其隐蔽于生产实践之中，只有当“数字化”与“适老化”遭遇之时，关于数字化想象的“悖论”方能于生活领域当中呈现出来，人们才会意识到有关数字技术的哲学批判视角。数字适老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面向之一，为了应对数字时代与老龄化时代的双重挑战，数字适老化的实践无疑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适合选项，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也成为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学理层面还是从现实的实践层面来看，关于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都具有重要意义。
4.1. 解蔽数字技术的日常化
进行对数字治理的哲学反思，首先要对数字技术的日常化进行“解蔽”，将数字技术从日常治理实践之中暂时“抽离”。基于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有关于“违背”(breaching)的理论启发，通过聚焦于“反常”的存在，可以看到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数字技术与“适老化”的“遭遇”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违背”的体现。从亚里士多德有关技术物体本质的一般性定义来看，技术物体自身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因果性，进而在这种本体论的支配下，技术研究一直被置于目的与方法的范畴进行分析 [18]。通过对于数字技术的日常性的“解蔽”，以便于观察数字化治理当中不易察觉的相关问题。基础的数字设备，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设备已然成为了我们日常状态的一部分，丽莎·帕兹(Lisa Parts)将这种不易察觉的情况称之为“基础性遮蔽”(infrastructural concealment) [19]。从数字适老化实践的问题中可以发现在数字化治理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常以工具性的形态呈现于人们的视野当中，但是斯蒂格勒通过“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提出人的起源以及技术作为补全人类的起源缺陷的代具，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延异”(Diffêrance)的概念来解释人与技术的关系，说明人与技术互为主体和客体 [20]。
重新回到有关数字化治理的讨论当中不难发现，数字技术其实不仅扮演了治理技术和手段的工具性角色，同时在治理的过程性互动实践中作为参与者而加入其中。因为对于数字的日常化“习以为常”，对日常治理实践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析者更多关注的是“人”作为主体的互动实践。有关数字适老化实践困境当中提及的“主客错置”的现象可以成为佐证。数字适老化过程中的主体——老年人的“被动”参与，使得数字技术在作为治理技术手段出现在治理过程中时“反客为主”的成为了实践的“目标”。通过收集相关信息完善数据库，经过大数据的分析，把老年人的信息与需求进行数据化处理，数据的精细化与准确化以及数字技术手段的多样性成为了实践目的，反观本应作为服务对象主体的老年人却被置于边缘。解蔽数字技术的日常化，其目的正是为了规避数字化治理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这一潜在风险。
4.2. 反思数字化治理中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
“转译”(translation)与“纯化”(purification)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实践，现代性哲学对于“纯化”的过分追求反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杂合”现象。“转译”实现了自然与文化的混合，而“纯化”则创造出不同的本体论领域，没有“转译”的实践，则“纯化”实践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失去“纯化”实践，“转译”的工作则无足轻重 [21]。数字技术之所以被视作现代文明进步的指向，离不开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然而从数字化治理的反思视角来看，慎重审视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是有必要的。
前文中有关数字技术的现代性的讨论可以看到，只有割裂“转译”和“纯化”的两种实践类型，人们才有可能“现代”，但是拉图尔同时指出现代性的悖论恰恰在于人们越是关注“纯化”和不去思考现实的杂合，现实的情况反而越复杂。同样，对数字技术的推崇备至反而使本体论层面制造更加深层的“断裂”。与“现代化”、“现代性”、“文明”等概念相关联的数字技术伴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之中，通过对现代数字技术的不断“提纯”，不仅制造出有关数字化与数字技术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制造出“现代”的方向。通过这种“纯化”实践，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化得以成功的与“现代化”实现“绑定”。没有数字技术的现代化治理仿佛失去了有关“现代”的正当性，正如孟加拉国派发的一次性大便袋(Peepoo)只要加上“数字化”的词缀，它就成为了“现代”的。执着于“纯化”实践的代价是使得现实中“杂合”的现象更为复杂。
数字适老化的实践过程中所看到的“数字鸿沟”现象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的思考。“数字鸿沟”的相关描述中，老年人群体实际上是被动的置于所谓的数字“边缘”的位置，但是从治理的实际过程来看，出现的“人工 + 智能”处理模式却反映了数字化的纯化实践与治理实践之间的相互“妥协”。一方面，数字化继续维持着关于现代化的指向性，呈现出治理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层面，考虑到老年人对于数字化的接受程度，治理过程中会通过老年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完成所谓的“数字化”的相关工作。从前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老年人群体被视作数字的“边缘”群体，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基于治理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数字化治理中的纯化实践始终要向现实的转译实践做出“妥协”。反思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纯化实践，结合数字适老化过程中的“数字鸿沟”现象可以看到，在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不能一味地依靠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它还需要回归到治理层面有关“转译”实践的关注，方才有可能破解数字适老化以及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
4.3. 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反思
基于整体性社会事实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尽管在本体论层面制造了“断裂”，但就现实层面而言，这种“断裂”会不断地被其他现实的“杂合”所填充。“技术比文化进化的更快。这就产生了超前和落后，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是构成时间的伸展的典型特征” [22]。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在遭遇数字技术之时，数字技术将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而独立存在，犹如文本失去了读者，其价值与意义就不复存在。回到有关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的探讨也同样如此，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与创新离不开特有的社会文化与在地化的情境。一旦失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以及在地化的实践领域，治理模式也就等同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治理模式亦是如此，一味追求“数字化”的超越性而忽视了在地化的情境实践，也会陷入同样境地。
不可否认，当前的现代化治理过程中，特别是有关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中，对于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已成为研究者们反思批判的焦点。数字化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和创新很多时候呈现出的是“数字化 + 治理”的组合模式，在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嵌入数字技术手段，而“数字化”俨然成为了治理创新与现代化的“万能灵药”。前文的个案中可以看到，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适老化的实践当中，数字技术的“超越性”与文化实践的脱节会影响到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工作，同时亦会对数字化治理制造许多困境。案例当中将VR的仿真技术与所谓的“反向扫码”运用到适老化的服务当中不失为一个有益尝试，然而从治理的效度与目的而言，这种尝试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群体的接受度，忽视了老年人的日常文化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数字本位主义”及其“超越性”强调了对于现代化与创新性的塑造，却并未重视治理本身所强调的互动性与过程性。
基于对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反思视角并结合相关适老化的案例可以看到，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应当立足于社会文化实践与在地化，将“数字化”约化为“创新”和“现代”并将其与传统治理模式加以拼凑的做法反而会影响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实现数字化治理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对数字技术在治理活动中的角色有清楚的认知，数字技术究竟是作为技术手段来辅助治理活动的开展，还是将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实践的主体之一？若是作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数字化治理的模式应从实际出发，基于日常治理中的文化实践，通过“搁置”数字技术手段中的“超越性”，实现社会治理的现实目标。如果将数字技术作为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则需考虑“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实践，统筹协调多边关系来促进数字化治理的过程创新，这种动态思考与组织过程所呈现出的正是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
5. 结论
“数字化时代”与“老龄化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主题，因而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数字适老化成为了其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文本描述可以看到当前数字适老化的诸多实践困境，包括了老年人在数字化治理的活动中呈现出对于数字化治理的参与意愿不高，数字化资源的占有不均以及数字技术的“超越性”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分歧等问题。基于数字适老化的实践困境的观察分析，能够对数字化治理提出哲学的反思。首先，由于数字技术的日常化，使得数字技术得以“隐蔽”于日常语境当中。数字化治理过程中，对于数字技术存在本身的忽视会招致实际的风险；其次，过分追求数字化治理中数字技术的“纯化”实践而忽视“转译”实践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会造成数字化治理中形式与内涵的分离；最后，数字化治理并非是“数字化”与“治理”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回归治理内涵本身对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关照，重新思考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定位，实现数字化治理的现代化与创新。
通过对“数字化”与“适老化”在实践层面的“遭遇”所呈现出的关于数字化“悖论”的关注，借由加芬克尔所述的有关“违背”(breaching)的聚焦，本文得以提出关于数字化治理的哲学反思。面对数字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治理面对重重挑战。唯有直面当代人的实际生存境况，理解数字时代老年人的现实处境，才有可能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与实践创新。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需摆脱对数字技术“纯化”实践的执著，致力于强化治理与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系，正视数字技术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方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数字化治理的创新，推动数字适老化实践的发展。
致谢
本文由“中国田野调查基金·中大–美团互联网人类学新知计划”项目资助，感谢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和美团社会责任委员会对于田野调查的资助和支持。
基金项目
中国田野调查基金·中大–美团互联网人类学新知计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