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画卦作《易》之由这一易学本根性问题上，宋代易家多以《大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主要文献依据，深信《河图》中自然蕴含画卦之理，天地只是借圣人之手将此理自然地呈现出来，故倡言圣人乃“则图画卦”。宋人对“则图画卦”之理的探讨，实质是为了证明先天八卦与《河图》内在理路具有相通性、一致性。在《易学启蒙》中，围绕卦、图关系，朱子以“则图画卦”之理示人，但其“析合补空”之说理路剖析尚欠周详，以致遗惑于后学。
李秋丽认为，元代易学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对程朱易学尤其是朱子易学的不同诠释 [1]。对于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探讨，元儒无论持“河十洛九”观者抑或“河九洛十”观者，都曾提出过或详或略的说解。就河十洛九一派而言，解说较详者有胡方平、熊禾、王申子等人，本文主要以胡、熊二儒为考察对象。胡方平(?~1289)，字师鲁，号玉斋，婺源梅田人。熊禾(1247~1312)，字位辛，一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福建建宁府人。二儒之学根柢于朱子一脉，置身宋元世变之际，以其遁隐心态与致思精神，缀补圣学，《易学启蒙通释》(以下简称“《通释》”)《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以下简称“《图传通义》”)分别为二儒易学体系建构集大成之作。二人接续朱子关于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之探讨，大体实现卦画阴阳与《河图》数理之融通，发朱子之蕴、广朱子之学。
2. 朱子遗留“析合补空”之惑
在朱子的易学世界中，图书之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图》《洛书》对朱子的意义，不惟是其象数思想建立的基础，大而言之，更是朱子以自然哲学、人生哲学、道德观为内核的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石。1《大传》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对于圣人所“则”，自孔安国至邵雍，多以画卦作《易》之事观解，朱子亦不外乎是。朱子尝云：“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 [2]。他对图、书的识鉴，立足于历史考据与哲学义理，从“史事”和“实理”上明确了图、书的自然性、真实性乃颠扑不破之论。此外，更著《易学启蒙》(以下简称“《启蒙》”)，于首篇极力表章图、书衍生天地万物、穷尽阴阳消长之理的至精、至变之妙用。
朱子初作《启蒙》时，对此书颇为自喜，“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 [3]。《启蒙》综罗众家之长，论象数确有精新独到之处，惜为梗概之书，言语稍逊周密。如论先天八卦与《河图》之间的联系时，朱子在《易学启蒙·本图书》中试图融通河洛之学与先天之学，认为可由《河图》推导出先天八卦，其过程是这样的：“《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 [2]。由太极至四象逻辑尚属清晰畅通，至四象生八卦一环忽而成之，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元人王申子对朱子“析合补空”之说有过一段疑问：“谓‘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坎、离’，不知如何析其合以为坎、离于西、东，而其位不可易。谓‘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不知如何惟兑可以补东南，惟艮可以补西北，而他卦不可补” [4]。王氏之惑，亦是后世之疑，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如何“析”“补”方能造成先天八卦与《河图》位、数的形态黏合，此关涉“象”之层面；其二，“析合补空”后，卦、数之间的对应如何体现合理性，即此数与此卦对应之理路为何，直指“理”之剖析。在《易学启蒙·原卦画》中朱子依旧采借先天卦画与《河图》数字简单对照的方式说明生卦次第，但依旧未能阐明《河图》如何生出先天八卦。朱子之失，在于对直观之“象”与内在之“理”缺乏具体而微的分析，这项任务其实留给了朱子后学，此议题在后学多方诠释下内涵不断丰富。
3. 胡方平对“则图画卦”之理的深入解析
胡方平曾受学于朱子高足黄榦之弟子董梦程，是为朱子的三传弟子。其所著《易学启蒙通释》，肯认图、书为画卦作《易》之源，并绍绪朱子“河十洛九”之说。胡方平之世，“诚以去朱子才百余年，而承学浸失其真。如图、书已厘正矣，复承刘牧之谬者有之” [5]。故维护朱子易图学成为当务之急。元初朱子后学往往通过探讨朱子《河图》《洛书》的本原形态或者从《河图》《洛书》中推导出八卦卦象来证明朱子《河图》《洛书》形制的合理性。胡方平正是借接续朱子“则图画卦”之理的诠释来维护朱子易学的。
在论及具体的画卦原理时，胡方平采用的是“以卦配数”的方式。胡方平指出，“圣人之则《河图》也，亦因横图卦画之成以发圆图卦气之运耳” [6]。其对“则图画卦”过程的分析，是以横图生成为逻辑起点的，最终落脚于圆图展开及卦、图相配。在这一过程中，胡氏将《河图》之数与先天方圆图相融合，试图实现图书之学与先天之学之融通。见图1。
Figure 1. Chart of Fu Xi drawing trigrams by imitating He Tu (its one)
图1. 伏羲则《河图》作易图(其一)
如图所示，胡氏先天八卦生成之序，是由太极之“一”以加一倍之法化生阴阳，继而以卦画叠加的方式而生四象以至八卦、六十四卦，不离邵子先天之学与朱子的“一每生二”之义。朱子以一、二、三、四为分别为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之位，六、七、八、九分别为为太阴、少阳、少阴、太阳之数。胡氏则从朱子“四象者，《河图》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 [3] 汲取慧识，对“则图画卦”过程中图、卦的四象之数对应关系作出适当调整。胡氏以先天四象各配以《河图》之生成数，凡言先天四象之于《河图》，则以太阳配四九、少阴配三八、少阳配二七、太阴配一六，以此模糊位、数之界限，以数统位。如此，其实已符示了先天四象与《河图》相通之可能性。
朱子“则图画卦”说既因“析合补空”语焉不详而遗惑于后世，故胡氏在“以卦配图”时，则主要从“析合补空”字意诠释与操作路向入手，将先天八卦与《河图》统合观之，并绘制新图，以提供直观性的象数诠解。见图2。胡氏认为，“析合补空”的具体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析二、七之合，则七居南为乾，而二补东南隅之空以为兑；析三、八之合，则八居东为离，而三补东北隅之空以为震；析四、九之合，则九居西为坎，而四补西南隅之空以为巽；析一、六之合，则六居北为坤，而一补西北隅之空以为艮者。此则之以成八卦也。 [6]
Figure 2. Chart of Fu Xi drawing trigrams by imitating He Tu (its two)
图2. 伏羲则《河图》作易图(其二)
《河图》中，二合七居南、三合八居东、四合九居西、一合六居北，皆处四正之位。由图1可知，乾、兑生于太阳之四九，离、震生于少阴之三八，巽、坎生于少阳之二七，艮、坤生于少阴之一六。依胡氏“析合补空”之解说，以先天八卦配《河图》数、位，则七、八、九、六之数，分别配以乾、离、坎、坤四卦，居于四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维则分别“补”以所“析”之二、三、四、一，分别为兑、震、巽、艮四卦。如此则形成图2所示的卦、图浑然一体、规整有序的新图式。但若从四象之数的角度以图1比照图2，可见由太阳四九所生之乾、兑与少阳二七所生之巽、坎在卦位上发生了互换，笔者称之为“西南易位”。
朱子象数易学内部“西南易位”问题及其说解，其实导源于朱子《启蒙》所论及的“三同二异”的命题。所谓的“三同二异”，指《河图》主常为体，中五内含五生数之象，《洛书》主变为用，中五涵具五奇数之象。一、三、五同而二四、七九位数相异。以位观之，《河图》中五之数二、四分处南、西，《洛书》中五之数七、九却分居西、南，故《河图》《洛书》由常至变或由变至常，则有“西南易位”之象。此规律朱子概括为：“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 [2]。“阳不可易”者，一、三、五也，“阴可易”者，二、四也。七、九虽属阳，却由二、四得五而来，仍从属“可易”之范畴，故言“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朱子从数之阴阳属性角度立论，释“三同二异”，为《河图》《洛书》西、南之位数在由方至圆或由圆至方的转换过程中确立了“可易”之基调。
若说朱子只是将“三同二异”限制在《河图》生数、《洛书》奇数一隅，胡氏则根据《启蒙》所言《河图》五生数统五成数、《洛书》五奇数统四偶数之义将“三同二异”涵摄之数扩展至图、书之全数。按胡氏的观点：“图、书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东，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数皆同也。图之二七在南，而书则二七在西，图之四九在西，而书则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数皆异也” [6]。依此理，按胡氏先天四象各配以《河图》生成数之法互观卦、图，则同样会出现“三同二异”的现象，亦即是“西南易位”，这是由先天八卦圆图与《洛书》的外在形态相似与内在数理黏合所决定的。胡氏对“则图画卦”过程中所出现“西南易位”现象是这样解释的：
盖《河图》二象之居于东北者，阴之老少也，阴主静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不能他有所兼……《河图》二象之居于西南者阳之老少也，阳主动而通其变，故金火互通其象，实能两有所兼。 [6]
此处，胡氏从阴阳动静及五行属性的角度解释老阳、少阳“西南易位”的问题。按胡氏“三同二异”之说，阴之老少为六、八，二数统属于生数一、三，故不可易；老阳九、少阳七统属于生数四、九，故可易。正如李滉所言，胡氏此处释“三同二异”与朱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盖朱子主生数而言，胡氏主成数而言” [7]，意即二人互有侧重。《河图》东北之老阴、少阴所具的静与常之特性亦赋予其所属之水、木二行。阳大阴小，阴气往往承阳而动，未知变通，故在老阴则水、少阴则木，二者不可互通，其对应之卦各居本数之位。老阳、少阳则涵动与变的因子，往往伺机而动、穷变知通。图2老阳之乾居于南方火位，少阳之坎西方金位，《说卦》言乾为金、坎为赤，所以胡氏认为金、火其象可通，故其所属之卦位置可易。
胡氏对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讨论，以接续朱子“则图画卦”理路之诠释而展开，通过对“析合补空”之说的深入解读，以先天四象各配《河图》之生成数，将图、卦合而为一，“探索发展了《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是对朱熹易学的发展与完善” [7]，大抵也能自圆其说。元代以降，学者对胡氏《通释》及其“则图画卦”理路的评价褒贬不一。明人杨士奇称赞道：“朱子《易学启蒙》，惟胡方平本最善” [8]。肯定其系统注释《启蒙》，传续朱子心意的扶掖之功。蔡清在其著《易经蒙引》释“析合补空”一节时沿用胡氏说解。元代学者鲍宁则指斥胡氏“西南易位”之说“拘拘于求合，非法象之自然，故有窒塞而难通” [9]。认为胡氏牵强比附，已经违背朱子本意。朝鲜李滉则现在中间立场，对鲍宁批评胡方平之语作出表态，认为胡氏之说“虽非朱子本意，亦可备一说，而非附会无据” [7]。清人方孝标则指责胡方平混淆《河图》四象位、数，完全偏离朱子之遗教。尽管胡氏对“西南易位”问题做出巧妙的化解，但这一问题其实也暴露出《河图》之数与先天八卦之间逻辑的天然非一致性。
4. 熊禾以“阴阳相交“之法贯通卦、图
熊禾易学上承蔡渊(朱子门人)、徐几(蔡渊门人，熊禾之师)，算来亦是朱子三传弟子。熊禾对卦、图关系的探索，就其动力因来看，是当时部分学者“以先天圆图四象之位合《洛书》不合《河图》，复墨守刘牧之说” [10]。因此，证明先天圆图四象之位合《河图》，从而维护朱子图书之学，成为熊禾的首要任务。《图传通义》一书中，熊氏论及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时，在继承朱子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路。
熊禾进一步发扬了朱子的易道阴阳思想，其释横图八卦生成、《河图》之象数，首重阴阳之交。他认为：“易，交易也，变易也，非交固不能变也” [10]。“交”是先天阴阳的升降，“变”是后天阴阳的流行，卦则“交”而后“变”。这种“阴阳相交”的诠释进路，也贯穿在他对卦、图关系的考察过程。关于易有太极，熊氏与朱子并无二致。自两仪生四象始，熊氏的阴阳相交观逐渐凸显。朱子以“博易”“交易”诠“易”，故在朱子的易学理域中，卦画之生成，就其普遍性称谓乃曰“生”或“交”，即《启蒙》所引邵子的“阳上交于阴，引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 [2]。熊氏论阴阳交易不仅重视其在先天卦画生成过程中的前后一贯，亦创造性地将《河图》位、数相交纳入先天卦画交易体系中，与卦画生成分置而观，使先天卦画与《河图》的关系一目了然。见图3。
Figure 3. Chart of He Tu’s numbers matching four emblematic symbols produced the eight trigrams
图3. 《河图》数配四象生八卦图2
依熊氏之意，先天四象与《河图》四象各自的内部交易是存在对应机制的，卦、图相通之理路是建立在“交”的基础上的。由图检视，《河图》四、九居西，太阴之位交太阳之数，先天则太阴交太阳而生乾、兑，余下诸卦之生皆仿此。从先天之学来看，这种四象相交的生卦模式，可以直接推导出先天横图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八卦次序。以《河图》观之，则是五行的生成过程。横图中分展开，是为圆图。关于先天八卦与《河图》的配对问题，熊氏表达了自己异于前人的观点，并绘有先天圆图配《河图》之图式。见图4。熊氏认为：
中间太极，即是虚五与十。先天圆图第一画左一阳右一阴即是一与二，第二画阴阳之交即是一二三四，第三画阴阳老少之交即是一二三四交七八九六，其序皆自内而外，无有不同。但《河图》四象之交相依而同居其方，先天四象之交相对而各居其所。 [10]
Figure 4. Chart of prenatal round diagram matching He Tu
图4. 先天圆图配《河图》图
胡方平论卦、图关系，是采取先天八卦与《河图》浑然一体的形式，熊氏巧设卦、图分置之法，以八卦、《河图》分置互观的形式，从先天八卦第一画始，探寻二者的内在象数理路。熊氏认为八卦、《河图》的对应是先天卦画一画至三画之象与《河图》之数的隐契，即先天阴阳、阴阳老少、八卦与《河图》阴阳、四象之数、四象位数之间的暗合，而“交”近乎贯穿整个过程。可以说，“交”与是熊氏实现先天八卦与《河图》贯通的主体性媒介，非“交”无以生卦，非“交”无以统卦、图。既然生卦过程存在对应，按此理，是否成卦之后亦存卦、数对应？笔者认为，胡氏此处论说之重，集中于四象阴阳之交，意在说明卦画可由先天四象与《河图》位、数相交而来，其所绘之图，更多的是对先天圆图与《河图》内在理路的揭举，故并没有像胡方平那样混淆《河图》位数，将八卦置于《河图》内作硬性的配对。
其实熊禾的先天四象与《河图》生成数的对应与胡方平并无差异，只不过为四象阴阳相交的提法所遮蔽而已。故以熊氏相交之法，就象、数方位视之，先天阳之老少与《河图》阳之老少同样会出现“西南易位”的情况，这是时人所谓的先天圆图四象之数、位合《洛书》不合《河图》的症结所在。对此，熊禾解释道：
《河图》一六交而为七，二七交而为九，九与七老阳少阳之数也。其交也，成老阳少阳之数而不成老阴少阴，所以先天圆图视《河图》老阳少阳则相交，而老阴少阴不交也。然则《河图》之七已自变而为九，先天妙处正自相吻合。 [10]
熊氏释“西南易位”，亦参之以“交”之义。首先，从阴阳交变的角度看。如前论熊氏所言，《河图》乃常变之统一体，交是变的基础，变是交的结果。当交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数的性质则发生变化。如一、六交则六变为七，二七交则七变为九。《河图》位、数之交，只成老阳、少阳，而不成老阴、少阴，说明阳之老少自有其特殊性。其次，以阴阳动静的视域言，阳主动，阴主静，阳者通其变，阴者守其常，这点与胡氏相类。《河图》中，老阳、少阳动而太阴、少阴静，动则进，静则守常，故七可进变为九，九极则退变于七位，八、六恒而不动。七至九，九至七，是一个自变、互迁的循环过程，遵循知极而退的向度。
熊氏“说法在本质上与胡方平以数配卦之说，实际并无差异” [11]，就证成理路而言，自有其新意，大抵亦能实现卦、图之融通，且能体现出先天阴阳、《河图》数位相交而生八卦之义。但从卦、图二者理与象之黏合效果看来，似乎不及胡方平。时人曾质疑熊氏论先天八卦与《河图》异于《启蒙》“析合补空”之说，熊氏则自解道：“‘析合补空’，《启蒙》论圆图也，余之说论横图也。况余论横图，皆不过即朱子之蒙以补《启蒙》中之所未言耳，非敢求异于朱子也” [10]。熊氏严格区分《河图》位、数之阴阳属性以及阴阳交易思想，确是“即朱子之蒙”，但其何尝不论圆图？其论圆图确与朱子“析合补空”无涉，这或许正是其说不为人所知的钤键所在，其《河图》位、数相交之法以及脱离“析合补空”之说的卦、图之分立、模糊对应，虽皆朱子所未言，但在元代朱子易学独尊话语体系下，这种过度发明往往显得大胆而无根，其湮没于后学视野亦属情理之中。当然，对卦、图关系的探索，本身就是多元开放的，熊氏之法虽偏离朱子本意，但并非全无义理，适可备为一说。
5. 结语
胡方平、熊禾对先天八卦与《河图》关系的探讨，于朱子易学而言，非止于补苴罅漏，亦有张皇幽眇处。二人都是在继承朱子“穷理”精神的基础上，将画卦、布卦过程分解为先天横图和先天圆图两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继而通过对八卦、《河图》内在数理分析以及脱胎于“三同二异”说的“西南易位”自洽性开解，探寻二者契合所在，以补朱子“析合补空”未明晓、欠圆融处。胡方平重构“析合补空”之说，以先天四象各配《河图》之生成数，在变动图式的基础上将卦、图合而观之，其卦、图对应相对直观、有序，使人一目了然。熊禾则越过“析合补空”说，尊重《启蒙》中《河图》的既定图式，其“以卦配数”之义通过由太极至八卦统摄性的“阴阳相交”之法最终以八卦、《河图》分置互观却理路暗合的形式呈现。就诠释进路而言，二者宗朱与创新并行不悖，虽有不足，但大体亦能自圆其说，是时代反思的凸显与圆融朱说的实践，从朱子易学内部演进、多元面向处着眼，洵有补益。
以今人视角观之，正如朱伯崑所言：“卦象同河洛之数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 [12]。张克宾亦言：“从《河图》《洛书》的数目形式推演出卦爻画和《洪范》九畴，乃是‘过度诠释’，两者意义难以圆满黏合” [13]。就直观之“象”而言，八卦与《河图》在形态、位数上天然地具有不可重合性，由数字推出卦爻画，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难免带有穿凿附会之意味。当然，对卦、图关系孜孜不倦的探寻，是朱子一脉建构其易学发生论的前提，亦是易家由人道逆推天道，穷理尽性之自觉，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自有其重要的形上学意涵，其重要成就在于为当时开辟和拓展数百年的易学奠定基础” [14]。所以，我们似乎也无需站在今人的视野下苛责古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易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2018VJX003)。
NOTES
1余敦康认为：“在朱熹的易学思想中，《河图》《洛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他的一整套象数之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参见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页。陈超从自然哲学、人生哲学、道德观阐述了《河图》《洛书》对朱子哲学体系产生的影响。参见陈超：《河图、洛书与朱熹哲学》，载《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
2“四太阳之位”中“阳”字误，应为“阴”。《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为抄本，或为抄写错误。